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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
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
桑德拉·哈丁
自1970年以来，发展独特的女权主义知识理论的尝试起源于几个领域。
正如我在第二章提到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是社会科学家和生物学家在试图将妇女与性别议题纳入他们既有的知识结构时遇到了困难。
社会科学与生物学领域中的概念图式、以及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方法等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体系，在分析性别议题时往往显得非常软弱无力，或者说，在某些方面过分扭曲，乃至它无法辨别出性别歧视的现象和男性中心主义的臆断与信念，更不必说清除它们了。
如果既有的概念图式和研究模型是如此系统地扭曲着这些问题，人们如何能够以此来描述和解释女性生物学或女性的生活呢？
受性别歧视与男性中心主义臆断的影响，男性生物学和男人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也显示出被扭曲的迹象。
此外，由于女权主义的立场导致它对性别歧视和大男子主义的审视与批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它是一种政治运动（作为理智与观察的对立面）；因此，科学家们认为女权主义观点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声称要为自然与社会关系中的规律及一些潜在的因果关系提供“纯粹的”描述和解释。
自然科学导致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方法的范例的产生，而这些范例在生物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正因为这样，人们怀疑在生物学及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男性中心主义也玷污了自然科学领域。
在第四章，我指出了一些流行的、但又是错误的关于自然科学的信念，这些信念使得女权主义对这个领域所作的中肯的批判变得难以理解。
因而，人们能够轻易地从不同角度得出结论：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关于女性和知识的概念――那些在社会上享有合法地位的知识――是在彼此对立中构建而成的。
女性从未被赋予权威的发言权来陈述她们自己或其他人的社会处境，也不能说明应如何改变这些处境。
那些从各种提问而产生的一般性社会知识，从来都与女性对生存的看法无关。
为了说明和改善这一状况，女权主义认识论已经形成了几种相互交锋的理论。
这几种认识论既源于“前女权主义”认识论，又与之形成理论的冲突，因此有必要认真进行区分，明确哪些是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主张，哪些不是。
在新的认识论产生的过程中，呈现出三种主要的女权主义倾向：
女权主义经验论、女权主义立场理论（standpointtheory）及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有时，最后这个倾向在女权主义思潮中被认为带有反启蒙、或反人文主义的倾向）。
本章讨论的重点在前二种倾向，虽然在本章以及下面的部分中，我将逐步展开女权主义的立场理论的逻辑，使之更积极地与现代主义起源剥离，并使之能更明确地趋向于某些后现代主义的目标。
[1]
女权主义与传统认识论
对许多读者而言，女权主义认识论这一术语也许会给人一种自相矛盾的印象。
作为同一个术语，“认识论”真的既能用于女权主义观点、又可用作近几十年来主流的英美哲学思考认识问题的标准方法吗？
下面摘录1967年《哲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Philosophy）中的“认识论”定义，它比较能够反映英美哲学的观点：
认识论，或称知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所关心的是知识的本质与范围，知识的前提（presupposition）与基础，以及知识的基本可靠性……
认识论与心理学的不同在于，它并不关注为什么人持有信念，也不关注人何以变得持有信念。
原则上，心理学家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持有信念，但他们未必能够说清（这也不是他们的任务）人们的信念是否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以及这些基础是否坚实可靠。
上述问题的答案必须从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那儿寻求，因为人们的信念正是从这些知识领域中提炼而来。
数学家能够为毕达哥拉斯定理的有效性提供论证，物理学家能够为测不准原理（indeterminacyprinciple）之类的原则提供论证，一个普通但可靠的证人能够证明一起偶然事故的发生。
通常，当信念正确且基础充分时，知识就能够得以产生，并且一个特定的真理是否可以被言说和理解，是由它可能涉及的原由所决定，而其原由又是与这项真理所发源的某领域相对应的。
然而，认识论专家却并不关心我们是否或如何能够被告知某种特定的真理，他关心的是我们所宣称的关于真理的知识的正当性是否可以证明，或者知识究竟是否可能。
因此，认识论专家所问的问题具有普遍性，而在知识的某一分支领域内，所问的问题常常并不带有这种普遍性。
[2]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西方认识论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多种怀疑论问题阐述的一连串的回应。
西方经典哲学包括：
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奥古斯丁（Augustine）、阿奎那（Aquinas）、奥克海姆（Ockham）、笛卡尔（Descartes）、斯宾诺莎（Spinoza）、莱布尼茨（Leibniz）、洛克（Locke）、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布兰德里（Bradley）、叔本华（Schopenhauer）、胡塞尔（Husserl）、密尔（Mill）、皮尔斯（Pierce）、杜威（Dewey）、摩尔（Moore）、罗素（Russell）、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维特根施坦（Wittgenstein），以及“日常语言”哲学，这些经典总体上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主流倾向，并不仅仅适合于认识论。
跟这些包括进来的经典一样，未纳入其中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因为这些经典形成于以下这一假定为根本性的人文关怀的问题之外，即：
人是否可能认识一切事物？
在传统认识论中，研究领域及研究的问题都已限定。
那么，一种与众不同的女权主义认识论能够在上述特定的传统认识论中找到位置吗？
乍一看，答案可能是否。
对社会及自然科学进行思考的女权主义者似乎并不关心人是否可能认识任何事物，那么，为什么还要设立一个特殊的女权主义认识论的分支呢？
反对女权主义认识论的人会争辩说，即使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女权主义研究宣称发现了一些新的事实，是与女性、男性、社会性别，以及不同性别之间的社会联系的事实，这是新的“真理”，或者至少是为廓清虚伪的信念提供了好的思路，但是，这些研究所提供的恰恰是一些旧经验主义的证据，这类证据已经足以表明它具有似真性与可证性，比其他相抗衡的学说具有更少的虚伪性和更强的可确证性。
简言之，他们完全可以争辩说，女权主义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用，并且的确正在用常规的、无争议的方法来证明其正当性。
而且，虽然女权主义可以较好地解释为什么性别歧视者或性别歧视的社会有某些信念存在，但其解释（依照传统认识论）将是心理学的，或者也许是社会学的与历史学的（英美认识论故意绕过社会学与历史学对信念的解释与哲学的相关性，它倾向于把对“为什么人持有信念或者……他们持有信念的方式”的解释简化为心理学的解释――就像《哲学百科全书》词条所指明的。
）。
因此，像“女权主义认识论”这样的思想――一种特定的女权主义知识理论――应该是不必要的。
或者，在此思路上的某个地方出了点错误？
问题是，有些证据被用来支持非女权主义的主张时没有引起任何争议，而当它们被用来支持女权主义主张时，就惹来争议了。
批评者们质疑道：
“难道这些真是事实吗？
而且，被当作事实的根据真的是合理的吗？
在仓促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之前，难道我们不应等待更严格的调查研究，以及更客观的观察者吗？
或者，至少应由那些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客观的研究者来进行考察？
”这些批评者也许会认为，女性在严密观察及推理方面的能力较差，而且更糟的是女权主义是一种政治运动。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呈现的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客观的、冷静的、价值自由的事实，妇女和政治运动又怎么能够提出对上述事实构成严肃挑战的事实？
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发现独特的女权主义认识论发展的空间。
确实，这些质问者并不怀疑任何知识的可能性。
但他们也不仅仅要求显示更进一步的证据，以作为信念的基础，这正是生物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之中惯用的批评模式的特点。
质问者们的问题所表达的，不只是对某些特定信念的怀疑――“有合理的证据表明女性为人类历史作出过与众不同的重要贡献吗？
”，或者“证据是否显示女性的道德推理和学习模式有别于男性并且具有同等的价值？
”――而且还有关于女权主义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达到非女权主义研究成果的科学地位的普遍怀疑。
由女性所提出的主张，或在女权主义启发之下所作的研究，真的可以称为“知识”而不是“看法”甚至“意识形态”吗？
难道从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生活选择研究问题的后果不是偏见――尤其当这一社会群体正好是女性？
既然女权主义在根本上是一项政治运动，难道它所主张的就不会被其政治观点而扭曲？
如果男性不同意女性的主张，为什么应该认为女性的主张甚至比男性的更加可取的？
这些更普遍的怀疑论问题正是传统认识论询问的特定形式。
谁能够在社会合法性知识中担任主体、行动者？
（只有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和阶级的男性能够吗？
）信念必须通过哪些方面的检验才能合法化为知识？
（只是那些针对统治群体的经验与观察的检验吗？
只是针对那些居于统治集团的男性认为可靠的经验与观察的检验吗？
）哪一些事物是能够认识的？
“历史的真理”、基于某种社会立场真理，能被当作是知识吗？
所有带有某种立场的知识都应该被视为具有同等的可信度或有效性吗？
什么是客观性的本质？
它所需的是“无（任何）观念的立场（point-of-viewlessness）”吗？
如果客观性并不需要价值中立，我们又如何可能在“我们想要世界怎样”与“世界是怎样的”之间作出区分？
在研究者与她的（或他的）研究对象之间，怎样的联系才是合适的？
研究者必须公正、冷静、并且在社会上隐形才能达到客观性吗？
追求知识的目的应当是什么？
在以性别、种族、阶级作分层的社会之中，会存在“公正的知识”吗？
正如这些疑问所显示的，在女权主义研究之中，那些得以断言为知识的所有类目的根基都是成问题的，而不仅仅是“这些真理所发源的相应领域的根基”。
因此，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女权主义研究引发了特殊的认识论问题，这些问题对占居统治地位的英美认识论提出了挑战，即对其道德、政治、以及形而上学等设定的概念框架提出了质疑。
女权主义并不是惟一对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英美认识论传统提出质疑的思潮。
正如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所指出的，要证实许多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说法的合理性，英美认识论传统也将遇到困难。
许多说法未被相应领域专家的证明是合理的，如以太阳为中心的行星系统、DNA结构、贫困与劳动过程控制之间的关系等；就专家体系而言，这样的领域根本不存在。
有人甚至可能假定，正是处于这些领域之外的的观察者（就像下文所要定义的那样），有可能对批评的观点作出分析，并且提出对相关现象的新的思维方法。
新的科学史表明，正是那些最终成功的证明这些主张合理的努力开创了新的知识分支、造就了后来的“专家”的发展。
的确，无论是哪一种知识理论，一旦被视为是最佳的，它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科学史上最受支持的说法能够汇聚合理性（accumulatelegitimacy），并且也应能够如此。
我所讨论的知识理论，不是女权主义知识理论试图从中占有概念空间、取得合法性的惟一的认识论传统，而是这一当代英美认识论标志了重要的疆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研究计划都是在其中产生的。
它的概念框架及各种假设非常接近于反映科学的“自发意识（spontaneousconsciousness）”的实证主义。
[3]第3章简要描述了思考科学与知识的两种不同途径：
女权主义经验论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
下面我们将更详细地考察这两种认识论。
女权主义经验论
说明
女权主义经验论是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女权主义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它是一种认识论策略，其目的是要论证女权主义挑战传统设定的合理性。
在研究报告中常常有一个发现，性别歧视、男性中心的说法遭到研究者反对，因为这些说法是“伪科学”（badscience）的结果，是由社会偏见与成见引起的。
这些成见产生于敌对态度、虚假信念，而虚假信念则源于迷信、无知或误导，然而却常常受到习俗的保护（有时甚至受法律保护）。
当科学问题被确认并定义时，这些偏见被纳入了研究过程。
当然，偏见也会渗透到研究方案的设计、数据的收集和数据的解析之中。
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宣称，只要更严格地坚持现有的科学调查的方法准则，歧视女性的、性别歧视者的偏见是能完全被消除的；只有“伪科学”、或者“伪社会学”（badsociology）才是造成研究结果带有偏见的罪魁祸首。
但是科学（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界怎样才能发现其工作竟然是由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所主导呢？
这一点体现出社会解放运动的重要性。
正如玛西娅·米尔曼（MarciaMillman）和罗莎伯伊·莫斯·坎特（RosabethMossKanter）所指出的，妇女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因为清除了使知识和观察变得模糊的掩盖与遮蔽，从而使人们能够以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
”此外，女权主义经验论者经常指出，妇女运动为更多的女性和女权主义者（不论男女）创造了成为研究者的机会，并且他们比性别歧视者更容易注意到男性中心主义偏见的存在。
虽然我把这种认识论的策略称为“女权主义经验论”，但它的实践者通常并不给它贴上标签，他们认为自己在根本上仍恪守着现有的科学规则与原理，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认识方式有任何值得特别注意的。
确实，直到女权主义立场理论作为它的替代物开始出现之前，这一关于“伪科学”以及更认真进行数据收集的看法，还未真正促成一种明显的认识论的转型。
因为下文中我将引用对女权主义经验论的批评及列举其中的问题，因而对不是哲学家的人而言，有必要说明一下，这不是对“进行经验主义研究”的批评（像一些科学家在阅读了前面的说明部分之后所认为的那样）。
在我们的讨论中，有待争论的经验主义是一个科学哲学问题，这一问题至少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是通常与洛克、贝克莱、休谟以及其他一些17、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经验主义更多地将经验而不是把观念当作知识的来源，并由此与理性主义形成对照。
很少当代科学家或哲学家像上述经验主义的定义所暗示的那样把理性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今天已没有那样类型的经验主义者了――但许多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仍然坚持认为经验主义哲学的残余在观察资料与“纯粹数据”中居于首位。
有必要认识到人们之所以掌握事实是因为这一方法得到了理论传统的保证，这种传统可以一直回溯到英国经验主义者那儿。
因此，尽管每个人都在揭示自然与社会生活是怎样组织起来的这一问题上，经验主义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仍然可以把经验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经验主义）当作一种关于如何开展研究及证明其结果合理的理论来进行评判。
优点
为女权主义的经验论进行辩护的策略一定会引发争论；然而，它经常被认为对科学实践及其认识论的威胁要小于对立场策略的威胁。
在某几个方面，这个辩护策略是保守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构成了它的长处与弱点。
首先，它明显迎合某些标准。
许多源自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女权主义研究的论断的确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比它们所反对的论断更少虚假性（我建议读者记住一些新近的女权主义研究提出的具体主张，包括：
“女性采集者”（WomantheGatherer）、女性不同的道德声音，社会生活中妇女行为的意义，等等）。
在由传统的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界定的关于人类理解的广阔领域内，希望对女性的本质、角色以及性别的社会维度进行重估的研究，无疑会面对一些有关“好的研究”的公开标准――或者，至少是某些（性别歧视的或男性中心的）研究的标准，那些研究的结果正是他们所要反驳的。
问题不是女权主义的主张因为是女权主义自然而然就是可取的，而是在于这些可取的主张能够用传统的科学美德进行解释。
其次，女权主义经验论似乎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关于进行充分的科学研究原则的传统理解。
女权主义经验论似乎主要是对科学方法不完善的实践、而不是对科学规范本身的一种挑战。
事实上，它认为，主流的调查研究没有严格坚持其自身的规范。
换句话说，许多科学家承认女权主义的社会价值和政治议程提出一些的问题拓宽了调查研究空间，并显示出对研究行为予以更大关注的必要。
他们可以相信，女权主义研究中，研究进程和科学解释的逻辑仍然合乎在最优秀的“前女权主义”科学研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的原则。
关于客观性和真理/谬误的话语古老而有力量。
对女权主义的经验主义而言，能够进入并使用这些得到广泛尊重的语言与概念图式，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作为一种辩护策略，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女权主义经验论无愧于“保守的”称号：
它保存、保护、保全了对具有智能及政治力量的科学质询的理解；使女权主义研究的结果能够进入传统的知识结构，并且，当传统认识论已经校少被用于证明知识的正当性时，它也会减少这一过程中的障碍。
然而，一旦女权主义研究的结果被认为看似可信时，女权主义的主张就常常在传统信念的框架内造成巨大的破坏。
人们不能简单地把女权主义主张“加”到女权主义所挑战的主张上，正如不能把哥白尼天文学加到托勒密天文学（Ptolemaicastronomy）之中：
这两套信念系统中包含着冲突与矛盾。
但是，这一发现会在将来会对那些传统的研究者与学者展现，他们是最先支持女权主义研究成果的人，并且必定常常听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女权主义研究报告。
对于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传统的科学哲学家来说，女权主义经验论是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而且――在其他一切事物同等的条件下（例如人们的主张与谎言之间的距离）――有说服力的论点确实是最好的一种！
知识理论的关键，并不在于它以某些多数人不接受的标准判断是正确的，而在于它对理性的、有思想的、见多识广的读者具有说服力。
当传统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充当读者时，女权主义经验论常常是最好的遵循这一评判标准的辩护策略。
这些读者并不是女权主义研究者提交其研究结果的仅有对象。
其他一些人――例如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处在知识与政治理论社会学中的特定群体――已经对科学家们理解人类活动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因此，他们并不认为经验论者所持观点完全令人信服。
但是，其他辩护策略却能用于说服这些读者。
当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合理性（plausibility），而不是寻求神秘的跨越历史的认识论时，为什么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策略限制在仅有的对象之中呢？
在这一方面，认识论就像是模型、类推以及隐喻，在科学解释中显得至关重要。
当我们的目标是增进我们对自然的理解时，就没有必要运用很少有才人懂得的隐喻方法。
只是当人们对机械设备开始变得熟悉时，“自然是部机器”才成为影响深广的一个隐喻。
与此类似，如果某人想解释为什么女权主义能够为熟悉的事物提供新鲜的视角，或者为什么妇女运动是一种颇有价值的科学资源（除了它的道德与政治功效之外），采用一个人们不理解的、有争议的策略没有意义。
我并不是向女权主义的经验主义知识理论推荐一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尽管就像我将要澄清的，这不是人们理解女权主义研究的最令人满意的方式。
实际上，我还要向这本著作的某些重要读者说明，许多它（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假设与主张并非错误，对于解释在女权主义启发下的研究如何在取得成功时也是非常有效的。
第三，女权主义经验论中的保守主义还具有一个相关的优势。
科学的社会结构对女性科学家保持着敌意，尤其是那些以反性别歧视理论为指导、致力于了解妇女与性别的研究者更是如此。
一个保守的辩护策略是最有活力的，这些科学家中的许多人能够驾驭并仍然保持着在学科中的威望，而这种威望对于她们继续取得资助、教职和实验室职位是必须的。
正如科学史家提醒我们的，为了给女性带来这些男性很容易就能享有的“特权”，人们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奋斗。
[5]哲学家以及其他科学观测者不必卷入实验室和社会科学项目中日复一日的竞争，他们当然会显得傲慢自大，这样也避免了他们把女权主义者为了继续进行研究而成功地运用的那些辩护策略判断为不充分、不适合、有深刻缺陷或者幼稚。
第四个女权主义经验论的保守主义的优点是它可以借助“古代”来强化自身――这是面对怀疑时经常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策略。
人们可以借助左右着现代科学起源的那些影响力，也可以借助获得广泛认可的科学发展来提高这一类论断的可信度。
毕竟，难道不是15－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使早期的现代思想家们能够以一种拓展了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吗？
很多人声称，从封建主义到现代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对于消除在早期探求知识、观察世界中的掩饰与遮蔽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19世纪晚期发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还为知识客观性的另一飞跃提供了动力，第一次使得人们可以理解基于社会关系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影响。
最后，人们还可以看到，20世纪欧洲与北美殖民主义的解体及其对科学知识发展的明显的积极作用。
正如生物学家、科学史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JayGould）所指出的，“科学，既然人们必须实行它，是一种深深嵌入社会的行动……随着时间发展进行的科学变革，记录的并不是更加接近绝对真理的方法，而是记录对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语境的变更。
”[6]从这样的历史视角看，当代发生在国际范围的妇女运动，恰是上述革命最新近的延续，每一次革命都把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向现代科学创建者的目标。
超越父权制的话语
对女权主义经验论的进一步思考揭示出，尽管它具有保守性，但它的女权主义成分以三种方式削弱了对传统经验主义的主观看法，女权主义经验论将展现激进的未来。
[7]首先，它似乎在强烈暗示，在消除导致片面、扭曲的解释与理解的社会偏见方面，“发现的语境”（contextofdiscovery）与“辩护的语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是同样重要的。
女权运动“之前”或“之后”的社会语境对研究结果的“益处”（goodness）产生了不同的作用。
在一次妇女运动之后，每个人都能发现前所未见的事物（有些人能够比其他人看得更为透彻）。
这样，经验论的个人主义及其父权制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将受到女权主义认识论的挑战。
我们所能见到的外在世界是一种函数，它并不只是把外在世界与我们个人的天分与技能进行简单相加，而且描述了我们的社会如何设计文化的过滤器（culturalfilter）――通过这种过滤，我们观察外在和内在于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社会如何将那些过滤器制度化而不被个人发现。
主观看法中的个人偏见与差异可以通过常规的科学方法来识别并消除，而文化范畴内的偏见与差异却需要以不同的方法来探求。
代表着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就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而有价值的“科学方法”。
其次，女权主义经验论宣称，在消除某些社会偏见时（例如男性中心主义，尤其当它经过研究问题中的鉴别与定义，到达质询阶段时），仅有科学方法的作用是不够的。
传统经验主义认为，当一种假设通过科学方法的严格测试，任何社会偏见都会被消除。
但女权主义经验论者则指出，关于自然与社会生活的男性中心主义图景就是源自于忽视对女性关怀的科学。
（这个问题，如同之前的观点，可以通过女性研究者与男性研究者的差异解释：
男性中心主义的解释源于由男性进行的对假定的检测，这些假定产生于男性对其外部世界的疑问。
但是，如果把这个问题用女权主义政治与科学研究的关系解释，它将会显得更清晰。
）当女权主义思想缺席时，有一系列替代性的假设可以考虑，但问题是不仅那些对男性中心主义信念提出深刻挑战的假设从这些替代性假设中消失，而且传统经验主义也没有为研究者们指明，如何在同等的批判程度上把他们的科学方案当作其研究主旨（我将继续探讨这一主题）。
因此，当非女权主义的研究搜集支持或反对假定的证据时，由于缺少这一指引，“科学方法”在清查和消除男性中心主义时往往显得软弱无力，正是这一男性中心主义构建了研究的进程以及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图景。
最后，虽然女权主义经验论者一方面常常劝诫社会科学家更加严格地遵循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规范，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被理解为，正是沿用这些规范才促成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研究结果。
从根本看，这些规范本身的构建是为了回答在自然与社会生活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问题；此外，信念几乎或者完全渗入文化后，事实上不能从根据这些规范发现的研究结果中消除，因此这些规范的构建可以防止严格审视为什么这些信念无法消除。
一幅关于女性世界以及两性社会关系的图景，常常需要不同的询问方法挑战传统的研究习惯。
不仅科学方法潜在的普遍性原则不足以发现文化范畴内歧视女性与男性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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