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客家围屋刻不容缓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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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客家围屋刻不容缓精

保护客家围屋刻不容缓

袁治平

客家围屋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向我们讲述着客家人千百年来的故事

大约在1600年前，为避战乱，客家先民一步三回头，淌着热泪，恋恋不舍离开了中原故土，开始了艰难而遥远的南迁之路。

在向来蛮荒的南方山地，多了一批勤劳的拓荒者——客家人。

客家人就是在中原一带经过5次大迁徙，从而进入江西、福建、广东，而广东的梅州、河源和惠州的惠城区、惠阳、博罗、惠东、龙门一带也成了客家人聚居地。

正是因为客家人客居他乡，为了保护自己和族人，他们建造了一种奇特的建筑——围屋。

几度南迁的经验告诉他们，保障安全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聚族而居。

因此，围屋里常常住着几百甚至上千人，他们同姓同宗，有的还是同一祖先的直系血缘后代。

古人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也许正因为这种“异客”的特殊身分，他们绝少与外界来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族的风俗和语言，自成一家，并在颠沛流离的艰苦环境中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客家围屋正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客家围屋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向我们讲述着客家人千百年来的故事。

相传，一直以“皇帝身边人”自居的客家先民，初到南粤这山岭蛮夷之地，远离皇土，难朝龙颜。

为让后代子孙永远记住自己是皇帝的子孙，就依地势将屋子建于山的斜坡上，正面望去，象一把龙椅，周围的围屋形成龙椅的圆形椅背，中间正屋就是椅座，而中间的花阶就是那龙椅上的小靠垫了。

龙椅是将皇帝这真龙天子围在中间的，所以这种客家围屋也被形象地称为“围龙屋”。

这种设计本身就蕴含着对家乡的眷恋和无法回到故土的无奈。

客家村落多按宗族姓氏关系组合而成，聚族而居的习俗使村落的布局既有统一的考虑，又以宗族辈份排列，把几十户甚至上百户同宗同族的人家组成一个村落。

有的一个客家围屋或几个客家围屋都是一个姓氏。

客家的村头或村落间都种有风水林兼做村界，各村都有自己的生产生活范围和小环境。

各个村寨前，都有一条溪水弯弯绕绕从屋前后流过，溪边种植树木、果林，村寨前则是阡陌纵横的田野，客家围屋掩映于葱茏的绿树间，充满田园韵味。

据史学家考察，客家围屋的屋村形式带有明显的中原贵族屋村形式的遗制，布局十分讲究。

鸟瞰客家围屋，池塘、禾坪和客家围屋恰好组成一个以南北子午线为中轴、左右对称的“太极圈”。

正面看去，围屋占据最高点，其次是上堂、中堂、下堂依次排列。

正堂处于正中，一般由屋长或辈份最高的人居住。

这也正体现了中国自古崇尚中庸的文化色彩，其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合族聚居性，则是客家传统民居突出的共同特点。

客家人的远祖多为中原封建大族世家，属魏晋以来的衣冠望族，乃当时封建王朝的精英支柱。

虽然因战乱、灾害等原因被迫南迁，但其上层文化意识始终情结于心，极力保存和延续其族谱、家谱，记录祖先家世、官职、人品等。

每个客家围屋不论规模大小，都设有神屋或祠堂供奉祖宗牌位祭拜祖先，同时为纪念先祖各姓，都有自己的堂号，有的将堂号刻于大门上方，每年过节还要贴堂联。

谁也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转眼间几百年过去了，但是，客家人就在客家围屋的庇护下，一代代繁衍至今，客家围屋就成了客家精神的集中体现。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客家精神借助这客家围屋一代代传承下来。

保存较完好的客家围屋典范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海外华侨、港澳台胞的支持和当地村民的努力，惠阳区相当一部分客家围屋得到较好的保护和维修。

惠阳的客家围屋以方形围居多，目前保存100多座，以围屋数量之多，风格之全，保存之完好，居惠州市各县区客家围屋之首。

保存较好的主要有镇隆镇的崇林世居、秋长街道办事处的会龙楼、碧滟楼和良井镇霞角村的客家围屋建筑群。

崇林世居位于惠阳区镇隆镇大山脚下，是一座方形围屋，以前是当地叶氏家族聚居地。

围屋依山而建，前低后高，由池塘、禾场、首围、祠堂、望楼5部分组成，总面积13824平方米，建于清嘉庆三年（1798），已有200多年历史。

创建者叶文昭，号崇林，本是一个普通农夫，农闲时卖盐，开始时走村串户，后来就走南闯北，盐业生意越做越大，遂成当地巨富。

发达时的叶文昭已近晚年，抱着一个朴素的念头，希望为子孙后代留下产业，以振家声，于是建了这座巨大的围屋。

围屋建成后200年的风雨中，这座巨宅所获得的声望，远远超过了当年的盐商叶文昭。

围屋远看像一座城堡，实际上更像一座城池，墙高9米，厚近1米，长宽均超过百米，墙上本来没有窗户，而是散布着数百个枪眼，围墙上设有“走马道”，宽可驰马，其防御功能不言自明。

会龙楼位于惠阳区秋长街道办事处官山村，建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建筑面积约6000平方米，建筑四周为二层高、厚80厘米的土墙围合，土墙上有两层枪眼，平面中对称，中轴线上排列着层层厅堂，结构严谨，前有半圆形池塘。

会龙楼规模宏大，屋顶四周有走道，内部为院落式布局，壁画清晰可见，异常精美，是一座典型的清代客家聚居大型围屋。

会龙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作为东江革命学校旧址，惠阳区委、东江特委曾在此办公。

黄埔军校学生叶含辱、叶佛佑、叶伯积、叶树屏、叶杰送、叶建儒、叶儒煌等7人出自此围屋。

碧滟楼位于惠阳区秋长街道办事处周田村，是清代著名华侨领袖“吉隆坡王”叶亚莱的故居。

叶亚莱于咸丰四年（1854）前往马来西亚谋生，而后因抗匪有功，被当地政府授予甲必丹行政长官，成为“吉隆坡王”，是著名的华侨首领。

后来，他因开发和建设吉隆坡成为富翁，始终不忘乡梓，不但捐巨款在家乡修建了挺秀书院，还于光绪十五年（1889）在周田村修建了碧滟楼。

碧滟楼按传统客家建筑工艺建成，平面呈长方形，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

内部有形状各异的院落，结构布局得体实用，是一幢典型的客家传统围屋。

良井镇霞角村客家围屋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距今约有200多年历史。

当时，作为供人们生存和生活的栖身之所，霞角客家围屋在建筑形式、建设结构和建筑工艺方面均具特色。

2003年10月，霞角客家围屋成功申报市一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地方党委、政府和村民的悉心保护下保存至今。

该围屋主要包括堂屋、坐栏式围屋、四角楼堂屋等等。

而霞角围屋又分为大福地、城内、中心屋、乌洋福片和水尾仔5处。

大福地片客家围屋建于清乾隆年间（1785至1795），坐落在霞角宏基小学西侧，属四进堂屋类型，坐北朝南，两层结构，楼角3层，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共有4进2横9厅18个天井150多间房间。

中心屋片围屋坐落在霞角城内与乌洋福之间，原名“九福堂”，因该屋祖先杨潜公排行第九而得名，后更名“中心屋”。

祖屋建于清乾隆末期，建筑面积5658平方米，占地面积2829平方米，建筑形式为三堂组合，属三进两横客家民居。

整座建筑坐北朝南，四周围墙为灰沙夯造。

城内片围屋座落于霞角村中部、中心屋东侧的城内村小组，建于乾隆年间，属堂屋、围屋兼而有之的“坐栏式”建筑，属客家建筑体系中的一种。

它在民居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成，前半部分三进二横，后半部分是围屋。

整个围屋占地约4096平方米，建筑面积约8192平方米，围屋内有一半月形花园，面积约1200平方米。

建筑造型宏伟，气势壮丽。

乌洋福片客家围屋建于清嘉庆年间，座落于霞角村西部中心区，属三进两横堂屋。

南墙建一大门，两侧门。

两侧门与两个后门相呼对应。

整个建筑坐南向北，平衡美观。

地势由低到高分池塘、天坪、堂屋、后山4部分，总面积4600多平方米。

破落的客家围屋

在惠阳区，笔者发现不少客家围屋由于得不到抢救、保护和维修而成为危房，房屋塌损，瓦砾满地，杂草丛生。

大塘世居客家围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大塘世居客家围屋位于惠阳区新圩镇新丰村塘口村民小组，是曾姓民居,一座位于半山腰上的围屋建筑，后面是山，山上种满荔枝树，前面是水塘。

据曾家族谱记载，围屋建成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集传统客家建筑工艺建成，内部有形状各异的院落，结构布局得体实用，是一幢惠州地区典型的客家传统四阁楼客家围屋。

正门接开阔的禾坪，前方开一半月形水塘，水塘两端对称矗立多对旗杆夹（功名碑），功名碑有“进士甲”及进士芳名。

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有200多间房子，清代已居住近400多人，到建国初期居住人数逾600人。

大塘世居客家围屋气势恢宏，屋顶层层叠叠，外檐装饰华丽，引梁、瓦唇、挡板都饰以精美的雕刻，屋内墙壁都装饰精美的壁画。

正门上方镶嵌“大塘世居”4字，石刻门额是清道光年间进士曾冠全所书。

两旁有石刻大字对联：

“东鲁传经府；南丰修史家。

”说的是大塘世居曾氏先祖生于山东嘉祥县曾子故里，后发源于江苏南丰的历史渊源。

其上置一牌楼，墙体上端塑正脊两卷纹翘角，碉楼正脊两端饰博古纹灰塑，垂脊亦为卷纹翘角。

一进门楼则紧接横向相连三内门的庭院，围屋内纵向分三路，正内门通深三进的传统式祠堂建筑，其余两边内门通向二路的居室，居室中以宽阔的庭院间隔，居室区又细分各设置“天井”的单元；围房有内外两重围墙，外墙很厚，用泥沙、石灰的和大石夯建而成，墙未设窗，仅留射击枪眼，围墙上可行走，形成“四阁走马楼，九天十八井”之佳构。

门楼、祠堂、居室、碉楼皆以廊房、廊道和回廊连接和相通，庭院错落有致，其空间布局十分合理和实用。

大塘世居围屋艺术装饰侧重于外围及祠堂内部建筑，居室建筑则于实用性为主。

外墙和四角碉楼上设飞檐，除保护墙体外更增层次感。

中心祠堂建筑为抬梁式结构，格调高雅、装饰细致考究。

前厅和中堂各置门屏。

前院左右厢廊、中堂及前檐两侧置雕花屏风，梁柱、檐板、柁椁、雀替等构件均饰以花鸟走兽为主题的浮雕、通雕，加以金漆彩绘，更显得富丽堂皇，内则配以传统题材的书画，在富于观赏的同时，更添几分清雅。

大塘世居客家围屋曾氏家族现在海内外有3000余人，曾氏族人秉承先祖重文、重农、重商的家训，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人文荟萃。

清朝年间共出了18位秀才、举人和进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大塘世居客家围屋成为红色堡垒。

1938年，曾生在此建立抗日联络点，一大批曾氏族人参加共产党和游击队，投身革命。

曾尧1938年入党，1946年卖掉家中的田地到香港创办书社，成为共产党的地下交通联络站，解放后任两广军需部后勤部部长，妻子叶霞是当时游击队著名“双枪女将”；曾强于1940年参加共产党，参与编辑出版《前进报》；曾联芳1944年担任民主政权的第一任村长，组建农抗会；曾少辉任中国驻埃及大使、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经贸部部长；曾仕光任省计委政治处党组书记；曾尧任东江税务局第一任局长；曾达明任惠州市政协副主席。

大塘世居后人在东南亚和美国、日本、欧洲经商有300余人，曾庆云于1963年在新加坡开设第一家冷气公司。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生活在大塘世居客家围屋的曾姓村民陆续搬离围屋，大塘世居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早几年还租给外地人居住，但近10余年来由于房屋破烂不堪，连外地人也不敢在此居住了。

近年来，风雨侵蚀，大塘世居客家围屋内部分房屋已经倒塌，部分墙体出现裂缝，部分瓦面倾覆；围屋内蛇鼠出没，污水横流，瓦砾满地，杂草丛生，历尽170多年风雨的大塘世居,如今大部分是危房,如不及时保护，古老的围屋很可能在三两年内倒塌殆尽，成为一片废墟。

部分村民曾提出各人出钱修缮自己的房子，但围屋均是一墙连两户，户户相连，只有部分人修根本不起作用，邻居不修照样影响别户。

村干部曾经提议动员所有人出钱修，但由于一些残疾人户或孤儿寡母、孤寡老人、疾病缠身的贫困户无法出钱，因而此议无法落实。

由于许多围屋长年失修，一些文物被盗或散失。

例如镇隆镇水尾村杨氏客家围屋有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就是厅堂前挂着的红漆金字的牌匾，镌有“恩荣三锡”4字。

据史料记载，杨氏族人的先祖杨电昌自幼习武，光绪年间参加武举科考，进入殿试时，单脚踢开数百斤的铁球数丈远，落地旋转许久才停下。

皇帝见杨电昌武功过人，当场定其为举人，赏黄马褂、蓝花翎，钦点为营用守备，并下圣旨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3代为武功将军。

为了彰显家族的荣耀，杨氏族人把“恩荣三锡”的圣旨刻成牌匾，悬挂于围屋大厅门口的正上方。

但在2008年7月29日晚，一伙文物偷盗团伙趁风雨之夜将“恩荣三锡”牌匾、雕花木屏风和托梁木桩等全部偷走，给杨氏族人留下了锥心之痛。

时间可以抹杀一切，包括对历史的记忆。

看着这残垣断瓦，我们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再过一百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些历史的载体是否还会存在于世。

如果我们不再对这些客家围屋加以保护，几年后，在高楼大厦的夹缝中，渐渐难以寻找到客家围屋的踪迹。

过去的历史和那些历史赋予客家人的故事也将慢慢消失殆尽。

再回首时，已经找不到我们来时的路。

抢救和保护客家围屋刻不容缓

抢救和保护客家围屋意义重大，既可以通过客家围屋这一平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通过缅怀先祖先烈艰苦奋斗的业绩而激励后人，更加奋发图强建设美好的家乡；又可以把客家围屋建设成旅游景区，像开平碉楼、永定土楼、龙门功武古堡一样吸引海内外游客观光，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此，抢救和保护客家围屋刻不容缓。

如何卓有成效而又切合实际做好抢救和保护客家围屋工作？

笔者以为，首先要市、区人大、政府和文联、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建设规划局、财政局等部门牵头，成立保护客家围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组织专业人士对惠阳区现有的客家围屋进行调查，划分为3类：

基本完好、部分破损有待小修、完全破损急需抢救。

然后造册登记，做到心中有数。

在调查的基础上，做出《惠阳区客家围屋抢救与保护规划》，分轻重缓急，用10年时间分期分批进行维修保护。

要争取国家、省、市文联，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办公室以及省民协的支持，申报一批客家围屋列入国家级、省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广东省古村落”，争取有更多的客家围屋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提升它的保护级别，由市、区、街道形成一个保护、管理网络，相互配合和支持，才能使得客家围得以保存，成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历史遗产，成为客家民俗旅游的重要资源，甚至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这样可以一方面通过命名、挂牌、授匾等形式提高客家围屋的知名度，另方面争取国家、省、市对客家围屋、古村落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由市、区财政每年拨出客家围屋抢救与保护专项资金，对有悠久历史并有一定社会地位及知名度但目前已濒临倒塌急需抢救维修的客家围屋进行抢救性维修，力争在一两年内修复主要建筑，避免倒塌损毁。

其次，要发动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和当地的民营企业家以及有识之士为客家围屋抢救与保护捐款捐物，做到政府出一点，海外侨胞捐一点，当地村民集一点，采取多管齐下，八仙过海的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以解决资金问题。

要加大围屋的保护力度。

对确定为保护单位的围屋予以公布，竖立标志说明，制定保护措施；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保护范围、竖立保护界桩；成立客家围屋文化保护中心，建立围屋文化资料库。

积极筹建客家民俗陈列馆、客家文化博物馆，邀请各地知名专家，举办客家围屋文化学术研讨会。

再次，市、区文管部门和旅游部门积极合作，在客家围屋的保护性开发问题上，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文物旅游资源，在合理保护的前提下，在对它的旅游产品属性科学定位后，进行必要的包装、宣传、推介，然后再利用经营利润进一步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通过报纸、电视、电台、互联网等媒体对客家围屋进行大力宣传推介，使惠阳区客家围屋的知名度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保护客家围屋的意义和措施深入人心，化为群众性的自觉行动，才能够使保护客家围屋持之以恒，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