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书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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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书学

《履园丛话》丛话十一上·书学

◎钟鼎文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传，所传者惟《大禹岣嵝山碑》、《比干铜?

铭》、《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坛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诅楚文》之类，前人有信之，有疑之。

即如薛尚功《钟鼎款识》刻本载有夏雕戈钩带铭及商器各种款识，余亦未敢信也。

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卣鬲?

觯觚敦?

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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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

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

◎小篆学篆书者当以秦相李斯为正宗，所谓小篆是也。

惜所传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台刻石》十二行而已。

自程邈一变小篆而为隶书，篆学渐废。

盖篆体圆，有转无折，隶体方，有折无转，绝然相反。

今人有认汉器款识印章及五凤题字、《三公山碑》为篆书者，误矣。

观徐鼎臣所模《绎山》、《会稽》、《碣石》诸刻，尚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温、宋之梦瑛、张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赵宦光，愈写愈远矣。

本朝王虚舟吏部颇负篆书之名，既非秦非汉，亦非唐非宋，且既写篆书，而不用《说文》，学者讥之。

近时钱献之别驾亦通是学，其书本宗少温，实可突过吏部。

老年病废，以左手作书，难于宛转，遂将钟鼎文、石鼓文及秦汉铜器款识、汉碑题额各体参杂其中，忽圆忽方，似篆似隶，亦如郑板桥将篆、隶、行、草铸成一炉，不可以为训也。

惟孙渊如观察守定旧法，当为善学者，微嫌取则不高，为梦瑛所囿耳。

献之之后若洪稚存编修、万廉山司马、严铁桥孝廉及邓石如、吴山子俱称善手，然不能过观察、别驾两公中年书矣。

◎隶书隶书之名，见《前后汉书》，又曰八分，见《晋书·卫恒传》。

八分者，即隶书也。

盖隶从篆生，程邈所作，秦时已有，亦谓之佐书，起于官狱事繁，用隶人以佐书之，故曰隶书，取简易也。

篆用圆笔，隶用方笔，破圆为方，而为隶书。

故两汉金石器物俱用秦隶，至东京汉安以后渐有戈法波势，各立面目，陈遵、蔡邕，自成一体，又谓之汉隶。

其中有减篆者，有添篆者，有篆、隶同文者，有全违篆体者，鲁鱼之惑，泾渭难分。

真书祖源，实基于此，迨钟傅一出，又将汉隶变为转折，画平竖直，间用钩?

，渐成楷法，谓之真书，篆、隶之道，发泄尽矣。

自此两晋六朝，从事真书。

真书一行，随有行草，行草纷杂，隶学自掩。

唐人习者虽多，实与汉法愈远，何也？

唐人用楷法作隶书，非如汉人用篆法作隶书也。

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为宗，隶书之学，亦渐泯没。

虽有欧、赵、洪氏诸家著录以发扬之，而学者殊少。

至元之郝经、吾衍、赵子昂、虞伯生辈，亦未尝不讲论隶书，然郝经有云：

“汉之隶法，蔡中郎已不可得而见矣，存者惟钟太傅。

”又吾衍云：

“挑拨乎硬如折刀头”；又云：

“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方称能事。

”则所论者，皆钟法耳，非汉隶也。

至文待诏祖孙父子及王百谷、赵凡夫之流，犹剿袭元人之言，而为钟法，似生平未见汉隶者，是犹执曾玄而问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

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

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然谷口学汉碑之剥蚀，而妄自挑?

，竹?

学汉碑之神韵，亦擅自增损，识者病之。

惟长洲顾南原《隶辨》一作，能以诸碑参究，其法已开，又有吴江陆虔实赠公、吴县徐友竹处士为昌其学，而终未纯耳。

盖古碑虽在，用笔不传，无有授受渊源，亲承指画，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备，栽培既久，群艳争芳，其势然也。

今北平有翁覃溪阁学，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吴门有钱竹汀宫詹，扬州有江秋史诗御，闽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隽堂中翰，浙江有黄小松司马及江?

香孝廉，皆能以汉法自命者，而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

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

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

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

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隶书者，六书之蟊贼。

余亦曰，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

盖生民之初，本无文字，文字一出，篆、隶生焉。

余以为自汉至今，人人胸中原有篆、隶，第为真、行汨没，而人自不知耳。

何以言之？

试以四五岁童子，令之握管，则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是其天真，本具古法，则篆、隶固未尝绝也。

惟一习真、行，便违篆、隶，真、行之学日深，篆、隶之道日远，欲求古法，岂可得乎？

故世之学者虽多，鲜有得其要领，至视为绝学，有以也夫！

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

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

若唐人则反是，无论玄宗、徐浩、张廷?

、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梁?

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

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

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顾南原作《隶辨》，实有功于隶书，近人所学，赖为圭臬。

惟所引汉碑，半用《字原》、《隶韵》，或无原碑可考，其中亦有沿误；而翁覃溪先生排击之，几至身无完肤，未免过当。

许叔重云：

“秦灭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余亦曰，三国既分，图籍无征，钟法一变，遂有真书，流为行草，而隶书由此绝矣。

◎书法分南北宗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

嘉庆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阴谒阮云台先生。

时先生为七省漕务总督，款留者竟日，论及书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书派论》一篇，其略曰：

“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

盖由篆变为隶，隶变为真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之间；而真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

南派由钟繇、卫?

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钟繇、卫?

、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

南派不显于齐、隋，至贞观初乃大显。

太宗独喜羲、献之书，至欧阳、虞、褚皆习《兰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

然此时王派虽显，缣楮无多，世间所习，犹为北派。

及赵宋阁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

故窦Н《述书赋》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晋、宋、齐、梁、陈一百四十五人，于北朝不列一人，其风迁派别，可想见矣。

不知南北两派，判若江湖，不相通习。

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

宋以后学者，昧于书有南北两派之分，而以唐初书家举而尽属羲、献，岂知欧、褚生长齐、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渊源，不可合而一之也。

”真为确论。

余以为如蔡、苏、黄、米及赵松雪、董思翁辈亦昧于此，皆以启牍之书作碑榜者，已历千年，则近人有以碑榜之书作启牍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书晋、宋、南北齐、梁、陈、隋之间，工书者林立。

两晋称二王之妙，南北重崔、卢之书，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隐居、姚元标、丁道护等，皆其选也。

据《金石萃编》所载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余种；近阮宫保、孙渊如、黄小松、赵晋斋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种。

其间如刁遵、高湛、郑昭道、元太仆、《启法寺》、《龙藏寺》诸碑，实欧、虞、褚、薛所祖。

惟时值乱离，未遑讲论文翰，甚至破体杂出，错落不检，而刻工之恶劣，若生平未尝识字者，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书有唐一代之书，今所传者惟碑刻耳。

欧、虞、褚、薛，各自成家，颜、柳、李、徐，不相沿袭。

如诗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谓唐人诸碑尽可宗法也。

大都大历以前宗欧、褚者多，大历以后宗颜、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间，则皆习徐浩、苏灵芝及集王《圣教》一派，而流为院体，去欧、虞渐远矣。

然亦有刻手之优劣，一时之好尚，气息之相通，支分派别，难以一概而论。

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

及，亦时代使然耳。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

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释氏，观其奉佛念经，俱承梁、隋旧习，非高祖、太宗辈始为作俑也。

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观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

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宋四家书董思翁尝论宋四家书皆学颜鲁公，余谓不然，宋四家皆学唐人耳，思翁之言误也。

如东坡学李北海，而参之以参寥。

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元章学褚河南，又兼得驰骤纵横之势。

学鲁公者，惟君谟一人而已。

盖君谟人品醇正，字画端方，今所传《万安桥碑》，直是鲁公《中兴颂》，《相州昼锦堂记》，直是鲁公《家庙碑》；独行、草书，又宗王大令，不宗《争坐帖》一派。

乃知古人所学，人各异途，变化莫测，不可以臆见论定。

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

坡公书，昔人比之飞鸿戏海，而丰腴悦泽，殊有禅机。

余谓坡公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并无意为书家，是其不可及处。

其论书诗曰：

“我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谓不学可。

”又曰：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阿娜。

”真能得书家玄妙者。

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锋，如书《表忠观碑》、《醉翁亭记》、《柳州罗池庙碑》之类，虽天趣横溢，终不是碑版之书。

今类帖中所收及陈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迹，有伪迹，夹杂其中。

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孔氏《玉虹楼》所刻之小字《表忠观碑》，全是恶札，何尝是坡公真迹耶？

故友蒋艺萱中进士后酷喜苏书，余劝之不可学，艺萱不以为然。

余问之曰：

“君自学苏书后，每书一幅，心中可得意否？

”曰：

“实自得意。

”余告之曰：

“此即受病处也。

”艺萱深服余言。

余年过五十，自分无有进境，亦不能成家，拟以苏书终其身，孰知写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复去之，乃知坡公之书未易学也。

余弱冠时，辄喜学山谷书，虽老学见之，亦为称赏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于林蠡槎先生。

先生一见泳书，便云：

“子错走路头矣！

”因问曰：

“将奈何？

”先生曰：

“必学松雪翁书，方能退转也。

”后见冯定远论山谷诗，以为江西粗俗槎桠之病，一入笔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义山《西昆》诸体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

由此观之，山谷之诗与书皆不可沾染一点。

余谓文衡翁老年书亦染山谷之病，终逊于思翁，沈石田无论矣。

米书不可学者过于纵，蔡书不可学者过于拘。

米书笔笔飞舞，笔笔跳跃，秀骨天然，不善学者不失之放，即失之俗。

如国朝书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义门、张得天诸公，皆一时之选。

余谓西溟拘谨少变化，退谷书能大而不能小，义门书能小而不能大。

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学之殊令人俗，何也？

以学米之功太深也。

至老年则全用米法，至不成字。

即如查二瞻本学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终不能成家也。

◎赵松雪或问余：

“宋四家书既不可学，当学何书为得？

”余曰，其惟松雪乎。

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

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从松雪出来，学之而无弊也。

惟碑版之书则不然，碑版之书，必学唐人，如欧、褚、颜、柳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点松雪，便不是碑版体裁矣。

譬如清庙明堂，林居野馆，截然两途，岂可浑而一之哉？

或曰：

“然则何不径学唐人而必学松雪，何也？

”余曰，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须得兼备。

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

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

◎总论余尝论工画者不善山水，不能称画家，工书者不精小楷，不能称书家。

书画虽小道，其理则一。

昔人谓右军《乐毅论》为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确有理据。

盖《黄庭》、《曹娥》、《像讠赞》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乐毅》冲融大雅，方圆适中，实开后世馆阁试策之端，斯为上乘。

如唐之虞、褚，元之赵，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事，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

董思翁云：

“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

”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

古来书碑者在汉、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