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研究回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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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1987年中国的深度报道为研究对象,从主题、文本、报道思维等角度总结了当年深度报道的主要特征,进而考察作为内部因素的职业意识与作为外部因素的社会环境对新闻生产的复杂影响。

文章以媒介社会学为研究视角,采用个案研究法、文本分析法,在对"深度报道年"特征及动因进行描述的基础上,试图揭示职业意识、新闻生产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复杂交错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新闻生产;职业意识;社会环境;深度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2【文献标识码】A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是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年,又是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3.14"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事件到"5.12"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等大事的发生年,这些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使2008年的新闻学研究结合现实问题热点,体现出学术研究与现实焦点的良性互动。

2008年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施行,在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方面带来深刻影响。

胡锦涛2008年6月20日在人民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发表的关于党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并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同时胡锦涛视察人民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进程。

[1]现代民主政治的两大表征,是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参与,这两大表征在2008年都有所进展,并直接反映在新闻学研究上。

　　本文在梳理去年新闻学部分核心期刊的基础上,试图对该年度新闻学研究的特点、一些重要研究议题的主要观点以及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做一简要勾勒。

　　
　　一、研究概述及特点
　　
　　1、总结与反思中国30年新闻改革。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与此相关的新闻改革30年成为该年度新闻学研究关注的一大热点议题,新闻学各大核心期刊均策划、刊登了相关主题的文章或特别栏目,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回顾和反思了新闻改革30年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改革面临的瓶颈及问题。

学者们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间新闻报道、新闻评论以及新闻编辑业务等方面的变化[2],总结了新闻传播业30年来的三次反思及三次学术讨论引发的三次思想解放[3],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未来新闻改革的发展方向。

　　
　　2、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与落实以及领导人的重视成为新闻学研究的重要推动
　　力。

　　1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6部委联合署名的《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1号文）。

这意味着数字电视发展由部门战略升级为国家战略,并给数字电视产业的融资带来了利好消息。

[4]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报刊、广播、电视的政府报道与信息披露将有法可依,在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方面带来深刻影响。

[5]
　　5月6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柳斌杰在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中心组理论学习会的讲话说,国有企事业单位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在第一阶段完成改革,第二阶段是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主办的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第三阶段是部委所办的报刊改革。

力争三年建立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塑市场主体和培育战略投资者、实现科学发展的任务。

这推动中国报刊改革进一步落实为三步走,为新闻出版业改革确定路线图及时间表。

[6]
　　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并发表重要讲话,使用了很多新闻传播学的概念,强调我们的新闻和宣传工作要按新闻传播的规律办事。

总书记站在总揽全局的高度,要求新闻传播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到五个"创新",把握三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研究现状和受众心理,舆论分析,设置议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第一时间,权威发布,等等,这些新闻传播学界现在经常使用的概念,已经变成了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话语。

胡锦涛总书记还在人民网通过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表明了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在现代执政中的作用,也提出了积极运用网络媒体,正确引导、创新引导网络舆论、不断提高执政水平的要求。

[7]6月26日《南方周末》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直面公众的提问,彰显最高领导层对网络强大影响力的首肯","同时亦显示官方对网络这块'阵地'的重视与管理进入到新阶段"。

[8]
　　这一系列的政策与法规的完善与落实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成为2008年新闻学研究的推动力,有关信息公开、网络舆论引导、新闻出版业改革、新媒体发展等论题的探讨在此助力下掀起新一轮研究高潮。

　　
　　3、重大新闻事件的层出不穷推进新闻学研究的现实关注度,新闻学研究由新闻
　　事件而聚焦。

　　2008年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3.14"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事件到震惊中外的"5.12"汶川大地震和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神七飞天,以及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等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着眼点,推动了新闻学研究一轮又一轮的高潮。

　　新话题引起人们对新现象的深层思考,丰富了原有研究领域的内涵,如网络舆论监督、危机传播、信息公开、国家形象等;老话题则由于有了新角度或新的切入点,加深了人们对原有问题的认识,如新闻自由、新闻价值、舆论监督、传媒改革等。

　　
　　二、2008年新闻学重要研究议题
　　
　　1、中国新闻改革三十年
　　对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发展及规律,有学者总结了新闻传播业经过改革开放30年发展,在五个方面的长足发展和进步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新课题。

[9]有学者认为中国新闻界经历了三次反思。

这三次反思确立了中国的新闻改革和新闻工作必须坚守的三条底线:

新闻真实性是最基本要求,党性原则是最基本原则,"公共利益至上"是最基本理念。

[10]并总结了中国新闻界在新闻改革30年过程中,有过三次学术讨论,带来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的积极探索,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双重属性的确认以及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加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

[11]
　　有学者提出认知由"增量改革"到"语法革命"是当前中国传媒业基本发展逻辑的深刻转型,必须改变过去所谓的在过去"存量"现实基础上对于社会发展要求做一种有限的调适的"增量改革",而把已经极大扩张了的、处于散乱无序和不合理约束中的媒介"单词"借助"语法"改变的这根红线串成表达时代要求的传播"语句"。

[12]有学者通过对媒体受众覆盖率、受众媒介接触时间、媒体经营收入分布和媒体发展空间等方面的统计分析,指出是传媒竞争促进了媒体格局的变化;媒体格局的变化是技术、市场、制度三股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媒体格局的变化始终遵循满足受众与市场需要的目标;媒介融合是当前媒体发展的主流与趋势。

[13]
　　对于亟需深入探讨的传媒体制改革目前面临的困境,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新闻观念更新和新闻实务改革发展到一定深度,往往会遇到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设置的种种障碍。

[14]有研究者认为直至今天,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依然坚冰难破。

一年多来,前些年出现频率很高的"新闻体制改革",也在官方文件中悄然消失。

中国报纸的产业化发展在到达"报业集团"这个高点之后,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报业集团只有在完成对自己身份的真正确认后,才可能找到突破方向。

[15]有研究者基于传媒"双重属性论"的"混合型体制",认为作为政府与传媒之间"合意"的产物,曾经成功地舒展了传媒的产业发展,但却使传媒产业性张大成为事实性的单一属性,使政府主导的传媒体制改革陷入困境。

因此,摆脱传媒属性的"二元思维",基于公共性的多元属性结构观,制度性地导入公共利益,重建我国传媒系统结构,是传媒体制改革的合理性路径。

[16]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和探索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闻业务方面的发展及成就。

有学者从考察报道选题的拓展、报道时效的提高、选题禁区的突破、报道模式的更新和记者工作方式的变化五个方面,回顾三十年来新闻报道的演进历史,并试图从中透视新闻业的功能的转变的轨迹。

[17]有学者从微观业务创新、宏观业务拓展和业务融合发展三个方面总结并分析了新闻编辑业务的改革成就与发展趋势。

[18]
　　2、灾难报道与危机传播
　　2008年以来,从年初的南方冰雪灾害、"3.14"拉萨等地的打砸抢烧事件到"5.12"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等突发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使灾难报道与危机传播再一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在对冰雪灾害、地震、毒奶粉等危机事件的处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研究领域之一。

如果说,前几年的危机传播理论还停留在"谣言止于公开"的呼吁上,那么2008年的危机传播进一步从不同方面深入分析和总结了危机传播基本准则与尺度和危机管理、危机事件中的舆论动员、政府如何建立危机传播机制的阶段等具体问题,尤其结合全球化和风险社会等理论背景,探讨危机传播与国家形象的确立等。

（1）灾难新闻报道理念
　　有研究者梳理了新中国建立59年来新闻媒体在灾难新闻报道理念上发生的一些转变,并以1978年、2003年的两个转折点为界对这些转变进行了时间上的划分。

最后就导致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发生转变的深层原因进行了分析。

[19]有学者认为我国灾害报道的话语体系是宣传理念和事实理念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宣传理念据主导地位,事实理念具有局域呈现的特征。

灾害报道强有力地体现了主旋律,传媒交流信息和监督行政权力的功能体现不足。

面对风险社会,管理者应当给予传媒更大的政策空间,使之按照事实理念来报道灾害事件,履行监测环境的职能,以降低社会风险。

[20]
　　

（2）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与技巧、尺度
　　有研究者探讨了危机传播的基本准则与尺度,认为"危机传播"这一范畴比"灾害报道"或"灾难新闻"或"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更具有理论的概括力与解释力。

开放是危机传播的首要原则,必要而适当的控制则是危机传播的内在要求,是危机传播的重要原则。

危机传播的控制性原则必须建立在开放性原则的基础之上。

[21]有学者指出,在灾难性时间中,政府、新闻传媒和公众三者之间,围绕信息的发布、传播和接受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较之正常情况下更凸现出其重要性和紧迫性。

[22]有学者认为要坚持以大局为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把握好危机传播的时机,控制好危机传播的度,增强危机传播的策划意识。

[23]
　　有学者认为歪曲真相、杜撰口碑、操控舆论是无良网络公关的"三宗罪"。

当下刻不容缓之举是亡羊补牢,尽快整治无良网络公关,阻断其发展势头,还网络世界一个洁净的环境。

对此,相关政府监管机构和行业管理组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4]有学者在探讨了具体危机公关技巧的操作边界之后,提出其实还应该关注危机公关的伦理底线。

[25]还有论者认为公共关系作为一种商业学问,当下成为了企业与媒体问的行业潜规则,通过"三鹿事件"的文本,探究"危机公关"的职业底线,引入公关5S原则（即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ingtheMatter、速度第一原则speed、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系统运行原则System）。

[26]有学者则认为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发的公关合法性的讨论,根源于公关"元理由"及其承载的价值前提的缺失。

批判了国内学界长久以来操持的所谓管理说、关系说和传播说等虚设的争论,从逻辑层面提出公关的"元理由"为对话。

[27]
　　有研究者从《南方周末》震灾报道引发的争议谈起,认为争议焦点凸现灾难报道理智与情感的冲突;激烈的争论折射社会对新闻多元化的不适应。

[28]
　　（3）危机传播中媒体的责任
　　学者们结合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探讨了危机传播中媒体的责任问题。

　　有研究者以南方雨雪灾害报道为例,对大众传媒在社会发展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应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探讨,认为社会风险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大众传媒在应对社会风险时担负着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整合功能,为社会公众搭建完善的传播渠道,同时要培养受众的风险意识,完善媒介自身的体制。

只有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达到完美的融合,才能构建和谐的媒介文化,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29]
　　有论者从三鹿事件看媒体的社会责任,发现身处"三鹿奶粉"风暴中心的媒体曾遭遇社会责任、经济利益和行业道德等多重的现实考量和尴尬选择。

[30]有学者则从汶川地震后"母爱短信"报道看媒体的转载核实责任,认为在失实报道乃至虚假新闻屡禁不止的现实形势下,我们不应减轻、而是应强化转载媒体的核实责任,以此力争杜绝以讹传讹现象的出现。

[31]
　　有研究者从风险社会的角度,说明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会变成了食品安全的报道问题,指出把责任全归之于媒体是不公平的。

[32]
　　有研究者则从汶川地震报道入手,认为从"集体失语"到"媒体盛宴",中国新闻灾难报道完成了一个美丽的转身,有关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验证了这一点。

不过,转身背后依然存在许多"次生灾害",危及着新闻业的健康发展。

[33]有研究者指出在汶川大地震中,我国记者和新闻媒体的良好表现有目共睹,但是也存在一些不顾及灾难当事人内心感受、忽视人文关怀等有违新闻职业伦理的行为。

提出加强新闻职业伦理教育,修订《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建立灾难事件报道资源共享机制,使新闻职业伦理成为我国新闻工作者和媒体的一种自觉意识和自律行为。

[34]
　　（4）危机传播与国家形象
　　有研究者从危机管理的视角,考察其中的舆论动员现象,并从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战略高度,来深入分析这一事件背后体现出的舆论动员机制和内在规律,认为民间力量在舆论作用下具有了某种自组织特性。

民间力量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受到进一步关注。

民间声音在舆论动员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或许会在未来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在应对突发事件过程中的一种发展趋势。

[35]有研究者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关策略,以及媒体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加以分析。

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包括危机预防、处置、测评等在内的危机传播机制。

内地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在应对危机事件时,发挥信息传播、舆论缓释和引导功能,促进危机事件的妥善解决,维护政府形象,真正担当起危机传播中心的角色。

[36]
　　而面对全球化传播时代以及拉萨事件、奥运火炬传递等一系列国际传播事件,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在国家形象塑造中起到重要作用。

奥运会被认为是在国外塑造一国正面形象的最有利的时机之一。

并总结了奥运会期间俄罗斯大众传媒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特点既取决于现阶段中俄关系的发展,也取决于俄罗斯社会本身的特点和俄罗斯人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37]有学者认为西方传媒竭力捕捉北京奥运会中的政治性信息,并把负面新闻作为报道的突出内容,归根结底,是其意识形态、新闻思维双重作用的结果。

西方传媒、记者的新闻价值观决定了西方主流传媒,尤其是美国传媒对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必然以负面报道为主。

[38]有学者认为北京奥运开幕式这场由中国主导的国际议程设置,在其传播效果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主动。

但我们也不应忽视西方媒体的"刻板成见",需要借助有效的对外传播去攻破那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堡垒。

[39]
　　3、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
　　基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5月1日起正式施行,学者们进一步以此为中心话语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

有学者认为应根据服务"四权"保障的高标准来设计传媒的新布局、新格调、新形式。

为了新时期的"四权"保障,新闻传播界在理念、体制、机制和方法上要有更多的思想解放,更多的思路创新,更多的求真务实的努力。

[40]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新闻媒体应该借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在体制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真正地为公众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其他民主权利的实现搭建一个坚实、广阔的平台。

[41]研究者们论述了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对新闻报道的影响[42],认为汶川地震报道践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43],并进一步提出充分公开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和制度性安排。

[44]
　　有学者指出知情权（权利）与保密权（权力）是现代信息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

随着中国进一步推动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实施,重构中国保密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科学界定政务信息的公开与保密,协调公开与保密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矛盾,需要在知情权与保守国家秘密之间取得一种平衡,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障公民知情权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损害。

[45]
　　还有一些学者结合2008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考察信息公开带来的影响,一方面从华南虎照事件中总结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沉痛教训,同时通过条例实施后的一次严峻大考――汶川地震灾害信息披露工作中的较好表现及尚存在的问题,探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中国传媒业带来的影响。

[46]
　　有研究者认为20世纪信息不对称是危机产生及危机过程中常见的表现形式。

信息完全对称只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在危机事件中,无论是信息的稀缺,还是信息的过度传播,都会引起社会公众的过激反应。

媒体在消解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中往往会制造和强化另一种信息不对称。

因此,危机主体通过寻求"精确制导"式的媒体公关,使得其自身与新闻媒体及公众之间实现充分、及时的沟通,以最大限度地消减信息的不对称状态,实现效用最大化,最终化解危机,甚至化"危"为"机"。

[47]
　　有学者提出重大的灾难性事件发生,媒介、受众、政府间最理想的关系是互信。

互信关系的形成是三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

在危机关头,互信的达成只能建立在政府、媒介、受众对危机事物取得共识的基础之上,而共识的达成只能建立在信息最大限度透明化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点上媒介和政府应该各司其责。

[48]
　　
　　4、网络舆论引导
　　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首次增加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认为,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平台已十分发达,正在成为舆论形成的新型重要大众媒介,成为民意表达的新的重要平台,成为社情民意中最活跃的部分。

"网上舆论开始形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影响着社会关注点的变化与一些事件的发展动向,并且影响政府的决策"。

[49]
　　6月20日,《胡锦涛同网友在线交流》成为各大媒体头条新闻。

显然,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社时通过人民网与广大网友交流,表明了他对网上民意的关注,网络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载体。

网络正在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改变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式和理念。

胡锦涛用自己的行动向各级党政官员表示:

要懂得这条沟通渠道的重要性,重视网络民意。

胡锦涛在这种背景下来到人民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这次胡锦涛给予互联网的解读是:

"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50]
　　而今年"人肉搜索"在一次次围剿事件中愈演愈烈的道德"审判官"角色,也显示着网络舆论在中国成为一种力量冲击着现实社会,而这种力量是一把"双刃剑",其剑锋所指亟待引导和加强。

但我们的网络舆论还处在幼年期,人们在看到网络舆论的优势时,也不得不看到,不成熟的网民喜好及有待加强的网络监管都有可能使网络舆论走向另一个方向,严重影响着网络舆论的质量。

[51]
　　随着对于网络舆论研究的重视及进一步深入,有学者开始关注网络舆论的本体概念澄清及研究取向,指出多数研究仍然停留在对网络表达的现象描述上,而对隐藏在其背后的复杂社会背景缺乏分析,概念的含糊和批判研究的缺失制约了研究的深入进行。

[52]而有论者提出以现实的目光审视虚拟的世界,透视虚拟空间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实,应该是网络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53]
　　对于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及其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方面,有学者梳理了新舆论格局下新媒体与传统主流媒体各自扮演的角色,并总结了新舆论格局机制的背后动力与诉求。

[54]有学者认为网络传播中的"马太效应"提升了网络传播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这对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形成挑战,提出传统媒体必须正视网络传播的这种力量并加以积极利用。

[55]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网络媒体具备议程设置功能,能够引导网络公众舆论。

但是网络舆论只被少数网民所信任,所以迄今为止网络舆论还不够构成主流舆论。

[56]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人民网强国论坛《中日论坛》舆论领袖2006年半年期间领袖地位变更及其规律,剖析影响领袖地位稳定性的因素[57],并研究了网络舆论领袖测量,指出其存在两个取向:

一是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沿用到网络的移植取向,另一个则是根据新媒体特点而开发出来的新方法即革新取向。

[58]
　　对于网络舆论的引导与管理问题,有研究者指出,"让真相走在谣言的前面",成为网络媒体集中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59]有学者认为Web2.0鼓励用户创造内容给网络舆论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提出Web2.0时代的网络舆论管理对策,包括法规管理、加强网络道德规范、技术控制,并且可以培养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60]有论者从新浪播客的五大战役看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指出如何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是网络媒体必须时时思考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则与宏观网络环境、网络自律和具体网站运营有着密切的关系。

[61]还有学者研究了网络社会的网民素养问题,认为网民的素养需要将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结合起来,提出网络社会的网民素养应该包括:

网络基本应用素养、网络信息消费素养、网络信息生产素养、网络交往素养、社会协作素养、社会参与素养。

[62]
　　
　　三、其它问题研究
　　
　　1、新闻学基础研究及新闻学科建设
　　基于今年发生的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奥运火炬传递事件一系列事件,学者们结合时代特征进一步探讨了新闻自由、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等新闻学基本概念。

　　有学者认为在西方国家,新闻自由的主体是传媒的所有者,言论自由的主体是个人。

当传媒的工作者发出的观点或报道与传媒所有人发生分歧时,传媒工作者个人的言论自由不得不服从所有人的观点,否则面临解雇。

这是西方国家新闻体制中难以解决的固有矛盾。

[63]
　　有学者以中外华语媒体和华语传播学界就西方媒体对中国西藏问题的报道的批评和抗争为切入点,以自身在北美求学及从事传播领域教学和研究的切身经历为依托,强调指出,即使在西方,新闻客观性也不是超历史和超媒体的"普世价值"。

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并构建我们对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的新的学术想象。

[64]
　　有学者提出与事实符合是新闻真实的基本要求。

弄清事实与真相的关系,是实现真实报道的核心。

与真相符合是新闻真实的最高境界。

与真相符合,要求新闻是对报道对象实际情况的反映、呈现既是全面的、客观的,同时也是正确的。

这不仅是对具体新闻报道的要求,也是对整个新闻报道的一种价值诉求。

[65]有学者提出需要重构新闻价值观中的真实性原则。

[66]
　　在新闻理论研究方面,有研究者从改革开放30年新闻学学术研究的进步、经验和问题入手,总结了近两年来理论研究的亮点:

重大灾难报道、北京奥运会报道、境外记者的独立采访、学术界的活跃,并展望未来中国新闻学研究呼唤标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