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讲座江怡现代后现代与启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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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座江怡现代后现代与启蒙
[学术讲座]江怡：
现代、后现代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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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3-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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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音乐学院 来源:
中央音乐学院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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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拓宽音乐学的学术视野，增进对当前人文学科发展的理解，切实促进学科的交叉与渗透，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办、研究生部协办的“当代人文思潮系列学术讲座”在本学期拉开帷幕。
值得一提的是，它既是一个“人文”学术讲座系列，同时也作为一门课程被纳入本学期的研究生选修课。
此次系列邀请的均是国内一流学者，分别来自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外文所、文学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社会学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讲：
《现代、后现代与启蒙》
时间：
2010-3-19
主讲人：
江怡（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长，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中方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讲座主要内容记录：
我们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充满了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元素。
那么，什么是后现代主义?
我来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20世纪曾出现了未来主义绘画流派，它们主要强调的色彩的无限放大，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视觉的冲击，而不仅仅是美的享受。
还有抽象表现主义，波洛克的作品中，它们把所有的染料在画布上随意的图洒，带来的依然是视觉的冲击。
杜巴菲特的作品中，也是杂乱无章的线条。
从这些杂乱无章之中，我们感受不到符合传统美的标准的那些东西。
多尔迪的大地艺术是上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它强调的是与自然相关的艺术创造。
还有我们的鸟巢。
虽然一开始引来很多困惑，但鸟巢的设计师赫尔佐格和德穆隆认为鸟巢是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的，因为其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思想，因此他们坚持了这个方案。
事实上，鸟巢体现了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
（之后，江怡先生还举了国家大剧院“巨蛋”和埃菲尔铁塔的例子。
）
我们看到的上述例子，都围绕着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词：
后现代。
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现象都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
其实，“后现代”一词在我们哲学研究中，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悖论。
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主义基础上生发和衍化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
因此，要了解后现代是什么，我们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现代性。
什么是现代性？
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什么是现代性。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早在18世纪，哲学家们就已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他们认为所谓现代性是指以人类的理性为标准，以人类的理智能力为活动动力的一种思维方式。
因此，它体现的是理性的一种规矩和推理方式。
18世纪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即我们要把理性的方式放在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并且以理性为标准作为我们生活的基本前提。
（再往前追溯），这种理性的标准是与文艺复兴有密切关系的。
因而，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终结，或者说，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结果。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从15世纪、或者更早的13世纪开始，启蒙运动就告诉我们，要打破传统的神学思维，不再按照神的意志行为，而是按照人的自然本能。
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表现得很明显。
请大家看文艺复兴三杰的作品，表面上是绘画作品，实际上包含了严谨的数学计算，包含了一种严谨的逻辑推理方式。
今天再看这些作品，它们仍然冲击着我们的心灵。
对理性的张扬和反叛
这样一种变化确立了一种基本观念：
人是靠理性活着的。
正如贺拉斯所说：
“利用你的理性能力吧!
我们所有的活动都需要靠理性来支配!
”但是我们又要想，宗教神学给人的禁锢恰恰就在于它过分强调了人的逻辑性——以神学方式规定下来的逻辑性。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是为了反叛宗教神学给人类的桎梏。
神学桎梏解放的结果是理性的张扬，使人类认识到如何运用理性来指导人的行为。
对理性的弘扬和反叛
这个过程中有两位重要的哲学家。
一位是孔多塞（1743-1794），这位法国思想家提出的《人类精神思想纲领》，他不仅给出了精神生活的理智标准，也给出了社会生活的理智标准。
孔多塞本人很强调以理智来规划人类的行为。
把孔多塞看作以启蒙运动为指导的重建的乌托邦。
这一时期的法国包含了大量的乌托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19世纪初的欧洲社会面临着一个大的社会经济的大的发展时期。
这个发展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弥漫于社会的一种堕落的情绪。
我们读波德莱尔（1821-1867）的时候会发现，他不是在张扬理性，而是在对理性提出反叛。
我们来听一听波德莱尔的诗句，看他怎么描绘社会：
《恶之花》
读者们啊，谬误、罪孽、吝啬、愚昧，
占据人的精神，折磨人的肉体，
就好像乞丐喂养他们的虱子，
我们喂养我们可爱的痛悔。
我们的罪顽固，我们的悔怯懦，
我们为坦白要求巨大的酬劳，
我们高兴的走上泥泞的大道，
以为不值钱的泪能洗掉污浊。
在恶的枕上，三倍伟大的撒旦，
久久抚慰我们受蛊惑的精神，
我们的意志是快纯净的黄金，
却被这位大化学家化作轻烟。
是魔鬼牵着使我们活动的线!
腐败恶臭，我们觉得魅力十足;
每天我们都向地狱迈进一步，
穿过恶浊的黑夜却并无反感。
在上面的诗句里，作者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18-19世纪欧洲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不满，因为所有的社会生活都被一种规矩所遮蔽。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波德莱尔对理性的反叛。
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哲学家，美国的皮尔士（1839-1914）和德国的尼采是从两种不同但又相关的思想传统中对现代理性发起了挑战。
作为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皮尔士所强调的是一种实验的精神，强调的是实验的方法。
这种实验精神和方法是通过逻辑的手段完成的。
换句话说，实用主义确立之时是建立在一种逻辑的基础之上，来告诉认为我们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
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皮尔士特别强调要以一种“信念”的方式。
因为我们关于世界所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是以信念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当我们相信某个事物为“真”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检验这种信念，进而相信它为“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信念的方式表达。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信念都化为一种逻辑的方式。
必须注意到的是，（皮尔士的哲学）是一种强理性主义的方式。
之所以把他看作是张扬理性主义的代表，是因为他完全站在理性主义的维度上，打着经验主义的旗号来告诉人们，我们所有的活动都要遵守这样的理性原则。
在实用主义原则中，这样一个“皮尔士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
在今人的心目当中，尼采不仅仅是一个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他更重要被看作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他的很多观念对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都有深远的影响。
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观念是：
我们不要相信理性给我们做出的任何判断，要打破理性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禁锢。
（现在来看，）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
后面专门谈论后现代主义时，我们还会回到尼采。
对现代性的重新反思
前面我们谈到对理性的认识，这里面就涉及到对现代性的认识。
因为在现代性的观念里，理性是现代性的核心。
按照康德的理解，所谓的现代性是遵从理性活动的一种范式。
但这样一种理解到了现代，就遭到了韦伯和索绪尔的批评。
这二位一个是社会学家，一个是语言学家，但在哲学领域，他们常常被看作是对当代哲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哲学家。
韦伯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传统对理性的认识是片面的。
当我们把所有的理性活动都归结为某种必须要做的事情时，人就已经陷入了非常矛盾的境地。
因为人的心灵活动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则来完成的，人的行为恰恰是按照人当下的自主意识来完成的。
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指出了现代人的两难境地：
要么，如果我们想要遵从当代的理性规则，那么我们必须要放弃或不顾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要回到过去，而使得我们遵守前人给我们做出的约定;或者我们不管前人，完全按自己的方式行事。
这种悖论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一种浮躁状态：
既寄托于过去，又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
对此，韦伯给出的方案是：
我们要放弃过去对理性的认识，直接面对当下社会的现实。
（有了韦伯的这一观点），这样，哲学的启蒙意识就出来了。
因为它告诉我们，不要追随前人的样板，而应该根据当下的自主意识行事。
这是一种新的思路，对现代性反思。
而索绪尔所提出的思路则是关于人类语言的。
所有的语言都是有所指的。
以往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辅助系统，用以表达人类的思想……在传统的观念里，语言被看作是一种媒介。
但索绪尔第一次告诉我们，语言不仅仅是用来指向对象的。
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它自身有着独立于指向对象的功能——这就是“能指”。
当我们把语言看作是一个符号的时候，它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概念”，另一部分是音响形象。
这个音响形象本身反映在语言系统中时，它与我们用语言所指的对象即是“概念”。
（他认为，）概念与对象本身并不是完全匹配的，因为我们可以用不用的音响形象表达相同的概念。
这本身不难理解。
为什么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自我完善的系统呢?
就是因为在这能指与所指中，能指的功能远远大于所指，而且，是能指决定所指。
它告诉我们，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重要的不在于对象，而在于我们到底想用语言做什么，这比语言所指的对象更重要。
这样的话，语言使用者的意图就出来了。
这种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来语言学、哲学和文学艺术的发展。
因为这里所包含的关系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以往我们总认为内容是决定形式的。
但在当代哲学中，内容不是决定形式的关键部分;相反，形式决定了内容的生成。
有什么样的形式决定有什么样的内容。
当代观念与传统的区别在于，过去我们常常会拿一种二元对立来限制我们的思想，比如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反映与被反映，再比如当找到一个正面时也一定认为有一个反面。
这样一种思维很容易导致我们认识的简单化。
这种思维给我们产生的影响一直到20世纪初。
现代哲学的重大突破在于，打破二元对立，更多地强调以主体的方式构造我们所看见的外在事物。
这种主体构造并非不承认外在对象，而在于我们如何把在意识活动中呈现出来。
比如音乐表演，不同的演奏家演奏同一首作品，主体的每一次诠释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差异不是作品的差异，而是演奏者对作品理解的差异。
当代哲学所提供的最重要的思维方式是，我们往往是以认识者的角度来把握我们所认识的对象。
而索绪尔的语言学则帮助我们进入了这个思路。
我们用语言来把握对象，但不同的人对语言的使用不同，因而把握对象的程度和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同样，理性的活动并不是要求人们按照一种方式来看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索绪尔对语言学研究的思路直接看作是现代社会对理性认识的重新构架。
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思路。
当然，在当时，这种颠覆还不足以为学界之外的人所认识。
事实上，对理性本身进行颠覆的是另外一些人。
理性的颠覆过程：
未来主义
未来主义的代表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Marinetti，1876-1944）1909年发表了《未来主义的建立和宣言》。
在此文中，他明确表示，我们要抛弃一切传统。
他甚至叫嚣：
我们要把人类所有已获得的知识全部放弃!
我们要砸烂图书馆!
……这样一种表面极端化的思想，实质表达的是一种（颠覆传统的）策略。
实质是要把传统所接受的关于理性的所有说法做重新思考。
我们来看未来主义的作品，它没有中心，从中看不出任何明确的意图。
不仅仅马里内蒂，在建筑领域也有一些在当时还不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艺术家，比如柯布西耶。
这是一位瑞士建筑师，他的理念是：
建筑应该放弃豪华的装饰性，而应该采用最简单的方式。
他在20世纪20年代明确提出反对包豪斯那种过于矫揉造作的建筑方式，提出“简单即美”，他要用一种钢筋水泥的方式来构造我们的生活空间。
这是柯布西耶的代表作。
我们可以体会他的理念，这种理念被很多后来的建筑师所接受。
对理性的矫枉过正：
大众的反叛
下面我们要谈论一个对理性的矫枉过正的任务。
加塞特，西班牙的一位作家，他写过一本《大众的反叛》。
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变成了社会这个大机器中的零件。
（传统的观念使）每个人都不希望标新立异，都希望被社会所承认，在时代的车轮中亦步亦趋。
当个人与社会不合拍时，个人往往不会去抱怨社会，而只会认为自身出了问题。
加塞特所提供的思路是，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满足于社会现实给我们提供的物质需要，大众的反叛恰恰是要表明，我们要敢于对这个时代说“不”。
这种观点不符合传统。
今天我们在教导学生时都说“我们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不会说“要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人”，连大学的课程设置都是按社会的需要来安排。
这是一种人对社会的趋从。
但人的理性深处恰恰隐藏了一种骚动：
我们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我们总是想突破现有的小条件。
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这叫做人的求知的欲望。
但另一方面，人又有一种惰性。
人往往满足于社会提供的现有物质条件。
这种惰性与人的内在欲望是矛盾的。
加塞特认为，要克服这种矛盾，就需要来一场革命。
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意识形态革命，一场政治革命。
要通过革命来打破现有社会制度给个体带来的限制，使人原本具有的个体欲望得到张扬。
当然，这样一种革命毕竟只是一种乌托邦思想。
连加塞特本人也只是终身周游各国宣传思想，最终默默无闻。
不过，能够引起现代人对人类意识的思考，才是这样一种对理性矫枉过正的思想家的真正作用。
“后现代”的出现
后现代主义出现在西方最初是作为文学、建筑和艺术思潮出现的，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哲学。
我们来看看“后现代”出现的历史背景。
需要插一句的是，“现代性”或者“现代主义”一词，在西方比较早出现于波德莱尔的诗句之中。
波德莱尔所理解的“现代性”，实际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后现代性”，即是指对社会生活产生厌倦的、浮躁的心理状态，他把它理解为一种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
这种对现代性的说法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性”是有所区别的。
刚才我们说过，“后现代性”是针对“现代性”提出的。
当我们谈论后现代时，千万不要忘记它的前身词“现代性”。
“后现代性”中的“POST”一词既包含了时间上的后，也包含了观念产生秩序上的后。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后现代在说什么。
帕瑞克斯最早使用“后现代”一词（《欧洲文化的危机》），是揭示欧洲文化所出现的危机状态。
这种危机有点类似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现象学》中所提出的危机，即以工具理性的方式来支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
（危机在于，）包括社会、艺术、人文在内的这些与科学无关的领域，都被扣上了实验科学的帽子。
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要按照自然科学的规范。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本身是相当危险的，也是给欧洲思想带来危机的重要根源。
他把这样一种（反思过去的）思路叫做“后现代”。
之后，在奥利斯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诗歌选》的前言中也谈到“后现代”。
拉美文化是完全不同于欧洲主流文化的非主流。
在拉美文化中，更多看到的是个性的张扬和无秩序的表现。
在奥利斯们看来，这种形式属于后现代。
40年代时，有了两种意义的后现代。
一种是神学意义的后现代，指承认了世俗现代化的失败和对宗教的回归。
它认为现代化没有带来人性的完善和发展，相反，是人性的丧失。
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充分意识到，科学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这个时候，需要回归神学。
他们把回归神学的路径叫做“后现代”路径。
第二章是历史学意义的后现代。
主要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众社会的兴起和工人运动对资本家的反抗。
后现代实际上就是“一战”后欧洲社会动荡的结果。
后来的“二战”则强化了这一结果。
具体而言，很多国家在二战后纷纷独立，也就是说，殖民化是在二战之后结束的，但去殖民化的意识在二战之前就已形成。
去殖民化的意义在于去中心化。
在此之前，拥有最多殖民地的英国被看作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在欧洲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但从20世纪开始，这种观念开始发生变化。
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强调后现代主义，就是为了反抗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角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恰恰是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
对此，哈桑（IhabHassan，1925—）给出了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比：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浪漫主义╱象征主义
虚构解决说╱达达主义
形式（联系的，封闭的）
反形式（相互脱节的，开放的）
目的
游戏
预谋性
偶然性
等级序列
无序
控制╱逻各斯
枯竭╱静寂
艺术客体╱完成的作品
过程╱演示╱发生着
距离
参与
创作╱整体化
阻遏创作╱结构解体
综合
对比
此在
缺失
围绕中心的
扩散的
体裁╱疆界分明
文本╱互涉文本
语义
修辞
范式
系统性体系
附属结构
并列结构
隐喻
转喻
选择
组合
独根╱深度
散须根╱表面
阐释╱阅读
反阐释╱误读
所指
能指
Lisible（供阅读的）
Seriptible（供写作的）
叙述╱宏观历史
反叙述╱微观历史
总体代码
独特用语
征兆
欲望
类型
变体
生殖器╱阳物
同质异形╱雌雄同体
偏执狂
精神分裂
本源╱原因
差异-延宕╱印痕
上帝、圣父
圣灵
形而上学
反讽
确定性
不确定性
超验性
内在性
这一对比不完全贴切，但大体反映了现代与后现代思维方式的对立。
这一对比中最重要的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超验性与内在性。
因为哲学家告诉我们的基本观念是：
我们所有关于逻辑、理性的说法都建立在人类要追求确定性这一思维基础之上的。
人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毫无确定性的生活之中，因而追求确定性就成了人类理性活动的最终目的。
而这样的最终目的恰恰是跟神学相关联的。
因为神学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的就是对一种终极事物的确定。
当然，他们的终极事物是神。
哲学与之不同的是，我们不能最终找到这个确定性，但我们不断在这个追问确定性的过程中——虽然它可能是并不可及的。
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就是理性的思维方式，它一直支配着整个西方文化和科学。
比如，科学要追问的就是事物是什么。
这种思维方式被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是现代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它代表了确定性）。
与确定性相反的，则是不确定性。
不确定的思路强调的是我们不要去追问有没有可确定的东西，不要把我们追问真理的过程看作是对某个可以确定东西的发问。
相反，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以确定的东西。
现代的历史主义学派有一句话叫“anythinggoes”，翻译成中文是“怎样都行”。
这种没有标准的判断，使得我们很难确认所作的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接受为真理。
面对这种情况，科学家的办法是建立一个community（“共同体”）。
虽然没有可确定的东西，但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共同体的标准。
在共同体中，只要某一种认识活动符合共同体的要求，符合共同体给出的约定的标准，那么就可以说，你得到的知识是可靠的。
听到这样的观点，我们会大吃一惊。
难过我们过去对崇高、对真理的追求都是虚无缥缈的?
难道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让我们去追求?
当然，如果我们放下追求远大理想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不同世界中，当我们看待一个世界时，我们不希望得到一个冷冰冰的真理。
特别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我们恰恰得到的都是一种在一个社会群体当中我们都认同的知识。
注意!
真理和知识是不一样的概念。
真理是可以普遍有效的东西，而知识不一定是真理。
知识是可以传授的，但真理不是一个可以传授的对象。
也许有人会问，1+1=2是不是真理?
我会说，不是，这是知识。
因为在现有的数学体系中它成立，所以它是知识。
超出现有的数学体系，它就不成立。
所以，所有我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一套知识体系。
这些知识体系都是只有在我们现有的文化共同体中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那么，这种认识很容易产生相对主义的危险。
不同的文化体中，我们怎样获得普遍的知识?
这一疑问给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真因此，20世纪的哲学家很少有人直接称自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因为他们并不认同他们所做的工作叫后现代主义。
据我所知，哲学上公开承认的只有理查德·罗蒂。
当然，虽然不承认，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方式不是后现代。
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工作，使后现代这一概念不仅仅变成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重要成为一种哲学理念。
社会文化现象会随着时间消失，而作为哲学的理念会永远存留下来。
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只有凝练成一种哲学理念时，才会为后人所接受。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们的理念被我们后人不断地、反复地讨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下面介绍几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拉康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法国哲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具有绝对的颠覆性。
他把弗洛伊德的思想直接接受并重新改造，形成一种全新的“精神分析学”。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已经内在进入到人的潜意识的多层结构。
弗洛伊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潜意识分析模式，告诉我们人类心理的本我、自我、超我这个过程。
实际上在拉康眼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
其实背后有很多深层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人类早期思维活动的镜像阶段。
所以，很多人把它用在儿童心理的分析上。
他认为，因为早期镜像阶段发生在6—18个月，每个人都曾有过这个阶段。
人对事物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叫实在世界，指通过感官可触及的世界;第二叫想象的视界，人类虚构的世界，文学艺术均属此类;第三个世界叫象征的世界，它不仅是非实在的，同时又是超越了想象的世界。
三个阶段中，拉康更强调第三个阶段。
拉康在他的论文集中，都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作用。
因为只有语言才被看作是人类最主要的象征符号。
在拉康看来，语言就是世界本身。
这一点我们在下一次谈论维特根斯坦时会再谈。
第二位是福柯。
福柯是继拉康之后有一位重要的法国哲学家。
他最重要的观念他要给人类知识谱系一个重新的定位。
尼采给人类知识谱系定位时，是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把人类观念连在一起。
这样一种观念是以逻辑的方式完成的。
而福柯认为，如果以这样一种方式理解现实生活，我们永远无法发现生活的细微方面。
因为我们总是看到那些宏大叙事，看到符合逻辑谱系规则的事件，而看不见谱系之外的事物。
福柯强调的是，从细微入手，来把握现实生活中通常不被人们理会的方面。
比如，他研究监狱史。
他把监狱归结于人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应对人性中反叛社会的方面。
在人性反叛社会的维度上，我们是通过一种制度——法律来约束的。
法律规范人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它束缚了人可以不服从社会的那种欲望。
通过福柯的研究，我们发现，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已不再关注于宏大的事情，而更加细微，更加琐碎。
在我看来，不论宏大细微，它所反映的世界都是丰富多彩的。
最后一个哲学家是德里达。
德里达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学者必读的一个人，他号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写了一本《马克思的幽灵》，并认为马克思未解决的事情都在他那里得到了解决。
德里达最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观念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论文字学》当中，他提出，几乎所有的西方文化都是以声音为中心的。
西方文字是以语音为核心转移，而不是以字形。
德里达认为，西方以音位的方式来建构的逻辑实际抹去了我们对事物的直观判断。
因为人对世界的理解首先不是通过耳听，而是通过眼看。
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idea”今天有时翻译成“像”。
它是通过眼睛看出来的，而不是听出来的。
但亚里士多德以后则改变了这一点，认为我们通过逻辑来把握世界。
而逻辑不是看，而是听出来的。
所以，德里达试图回到古希腊，使用看的方式理解世界，恢复视觉第一位的观念。
他认为，如果我们能达到看到这个世界的境地，那我们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层面，把人的存在融入了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之中。
因为看不是被动关系，而是一个主动的投入关系。
这也正是后现代哲学所强调的，即任何思想的参与性比任何思想的思考本身更重要。
所以，后现代哲学的思路给我们提炼出来的思维方式对后来的人类也会有影响。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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