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税收基本概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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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税收基本概念
第一章－-税收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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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税收基本概念
在详细讨论税收的理论之前,必须先讨论两个问题：
什么是税收?
为什么要征税?
第二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也就解释了第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税收。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一系列税收理论的基础。
第一节税收的必要性
一、征税依据理论
税收是个古老的财政范畴。
有关征税的必要性,一直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
“公需说”、“交换说”、“保险说”、“义务说”、“社会政策说”及“经济调节说”。
1.“公需说”。
“公需说”产生于１7世纪,主要代表人物为重商学派及德国旧官房学派的学者,如法国的丁·波丹、德国的柏左尔德和克洛克等。
这种观点认为：
国家的职责在于增长公共福利，国家履行职责必须要有各种物质条件,由此产生了公共需要。
税收是满足公共需要的物质条件。
克洛克曾指出:
“租税倘非出于公共福利需要者，即不得征收。
如果征收，即不能认为是正当租税。
所以，征收租税必须以公共福利需要为理由。
”①故此，后人亦称此学说为“公共福利说”。
2.“交换说”。
该学说萌芽于1７世纪,盛行于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时期。
主要代表人物为重商主义学者霍鲁东、卢梭等人。
该学说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应向国家纳税作交换,税收是国家保护人民利益的一种交换代价。
如霍布斯在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一书中指出：
“主权者向人民征收的税不过是公家给予保护平民各安生业的带甲者的薪饷。
”蒲鲁东认为：
“赋税是交换的代价，国家以一定成本产生勤劳，卖之于人民,故人民应以交税来偿付代价。
”②亚当·斯密也曾指出，国家应以每个人所得利益数量确定纳税标准。
因此,后人也把这种学说称为“利益说”、“代价说”。
3．“保险说”。
保险说产生于18世纪，主要代表人物为法国的梯埃尔。
这是由交换说引申出来的一种税收依据理论。
主要观点认为：
国家犹如一个保险公司，国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人民获得安全的保障,人民纳税犹如缴纳保险费一样。
梯埃尔指出:
“国民各依其在社会所受的利益为比例而纳税，与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各依其风险分摊比例所交纳的保险费相类同。
”③
４.“义务说”。
该学说产生于１9世纪末期。
19世纪欧洲盛行国家主义,在“国家至上”的思潮影响下,这种学说认为国家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
个人依国家而存在,人们应牺牲个人的自由、幸福效忠国家。
义务学说反对交换说、保险说,认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当然要有课税权，人民为分担国家经费,必然负有纳税义务。
如法国的劳吾指出:
“租税是根据一般市民的义务，按一定标准向市民征收的公课。
”④
在义务说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了一种理论,认为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应对人民强制征税，人民对国家负有纳税义务,但对税负的分配应实行量能负担的原则。
人们把这种理论称为“能力说”。
５.“牺牲说”。
牺牲说产生于19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萨伊、英国的穆勒及巴斯泰布尔等。
这种学说强调国家的权利,认为国家有权向人民征税,因为国家的职责在于保护和谋求全体人民的利益,其经费开支必须取自于全体人民。
这种经费的分担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以税收形式规定的，无论个人是否从国家方面受到利益,都必须纳税。
这在国家是一种强制征收,对人民则是一种牺牲。
这种学说与交换说相反,它明确提出了国家征税权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
6．“社会政策说”。
该学说产生于19世纪末，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学家瓦格纳和美国财政学家塞里格曼、汉森等。
这种学说认为:
现代国家的所得和财富分配极不公平，应当实行社会政策加以矫正。
税收是实行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可以运用税收矫正所得和财富不公的现象。
瓦格纳说：
“从社会政策意义上说，赋税就是在满足财政需要的同时，或者说不论财政上有无需要，规定对国民收入和国民财产进行分配,借此矫正个人所得和个人财产的消费所征收的赋课物”。
⑤
7.“经济调节说”。
经济调节说亦称市场失灵说,产生于20世纪３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
上述的几种课税依据理论主要是从征纳双方的关系角度提出来的。
进入20世纪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国家垄断阶段，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从市场机制失灵的角度来重新研究、阐明税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为自发的市场经济失灵,“无形之手”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富的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与增长，因而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而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是修补市场机制，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
这种观点在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公共部门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学”的理论中得到充分阐述。
二、市场失灵与税收
（一）资源利用的两种机制
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是把人们所掌握的稀缺资源用于生产各种物品和劳务，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自己的需要。
如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指出：
“经济学家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
”⑥这里，基本的问题是资源的稀缺性问题。
如果资源是无限的，可以无限量地生产一种物品,那么每个人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资源使用的是否恰当就变得无关紧要，物品和收入如何在不同的个人之间进行分配也就同样是无关紧要的了。
正因为人类社会中的资源是稀缺的，所以才引发出了社会经济中的两个根本问题：
稀缺的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
假如资源充分利用程度一定，被使用的资源是否就使用的恰到好处？
这两个问题,前者是宏观经济问题,后者是资源配置问题。
这两个问题的综合,就是人们所关注的“经济效率”问题。
如何达到“最佳的经济效率”？
经济学家认为有两种机制,一是计划机制,二是市场经济。
计划机制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既然社会资源是稀缺的而人们的需求无论从总量上还是结构上说都是无限“贪婪”的,那么可以设想由一个“大管家”来组织资源的使用——组织生产、分配产品。
由此,即可以避免资源使用的闲置、浪费,又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需求,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这个大管家的角色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担当。
政府以计划或行政的手段直接地对资源进支配，一切资源的使用都在政府的不同程度地管制之下，政府决定资源使用的状态和结果。
但是,要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实现资源使用的最佳效率,至少要求几个方面的条件：
1．作为计划制定和实施主体的政府，必须具备充分健全的信息系统，保证信息的全面、准确、及时,包括资源的供给状况及变化、不同产品的生产技术及各种可行的要素组合方式、社会中不同个人的偏好、等等;
2.政府拥有庞大的和素质、效率极高的管理决策队伍;
３．政府的计划能体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要求，并能符合每个个体（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偏好;
４．完善的管理，保证计划的实施和落实。
在现实的生活中,政府部门并不具备这些理想化的条件，通过计划方式来达到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已被实践证明了其不可行性。
而市场机制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是一种以价格为基础来做出资源配置和生产决策的机制。
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市场机制是能够达到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结果的。
因为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在竞争中形成的市场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进行,这种价格能充分反映消费者个人的偏好与约束。
通过市场体系的自发作用,使所有市场最终在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情况下实现市场出清,由此达到理想的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
此时,政府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不应有什么作为,或者说政府对经济体系的干预效果是有限的，甚至是有害的。
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同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些条件包括:
1．每种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上都有众多的生产者和购买者；
2．每一种产品或要素市场上所有的产品或要素都是同质的；
３.生产要素可以自由地、无耗费地、瞬时地在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之间、不同厂商之间、
不同地点之间流动而无任何阻滞;
4．不同的产品、不同的生产要素之间具有可替代性；
5．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具有完全信息;
6．所有产品或服务的成本和效益都是内在化的；
7．所有产品的边际成本递增;
8．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具有利益的可分性和所有权的确定性。
⑦
而当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能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时,市场在资源的配置方面是低效或
无效的,即产生了“市场的失灵”（mａｒｋｅtｆaiｌuｒes）。
（二）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的状态主要表现为：
公共物品、外溢性、垄断、风险与不确定性、分配不公、宏观经济失衡等。
1．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的。
在市场机制中,私人物品具有经济利益的可分性和所有权的确定性及效用的排他性,这使得私人物品可通过市场价格的竞争机制来提供。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还存在大量不具备上述性质的物品，称为公共物品。
所谓公共物品,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中将其定义为:
“是所有人共同享用的物品。
对于这种物品，一个人对他进行消费时并不会导致另外其他任何人对该物品消费量的减少”。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纯粹的公共物品具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消费的非排他性（ｎoｎ－eｘcｌuｄabiｌitｙ）。
公共物品必须是向集体而不是向个人提供的。
所以,它在效用上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受益上是不可拒绝的，一旦公共物品被提供，在其效应覆盖的范围或区域内，不管愿意与否,任何人都得接受。
它也无法阻止拒绝付款的人参与消费，某些物品即使是在技术上可以阻止他人参与消费，但阻止的代价昂贵。
也就是说，“一旦它被提供给某些社会成员,就使得排除他人的消费成为不可能或无效率。
”⑧二是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ａlｎｅss）。
由于消费的非排他性,所以，纯粹的公共物品的生产成本是固定的，参与消费人数与公共物品的数量和成本变化无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即增加新的消费者不会影响原有消费者对既定公共物品数量所享有的消费量和效用程度,换句话说，增加一个新的消费者无需额外再增加新的公共物品的数量。
因此这种消费是非对抗性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消费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可分的，在所有权上是不确定的，所以它无法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提供。
2.外溢性（ｅxｔeｒnalｉties）。
外溢性又称外部效应,是指人们的行为（个人消费或企业生产活动）对他人（另一个人的效用或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产生的原非本意的影响。
⑨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如果人们的行为对他人产生的影响是有益的,如植树造林、科学发明等，则是正的外溢性（poｓiｔiｖe externatｉty）,亦称为外部经济（externａl economy）。
如果对他人或社会的影响是不利的，则是负的外溢性（negatiｖe exｔｅrnalｉｔy），亦称为外部不经济（extornａldiseconomｙ），典型的例子是工厂的污染。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价格取决于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均衡，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的价格和产量能真实地反映资源和要素的稀缺程度，生产者按市场价格调整生产，直到边际成本与价格相等,就可获得最大收益,消费者按市场价格调整消费，直到边际收益和价格相等，就可获得最大效用。
但是,在存在外溢性的情况下,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发生偏离,这样形成的价格和产量不能符合效率要求,这就意味着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
在存在正的外溢性的情况下，物品和劳务的提供,不仅使直接消费者得到利益,还会使其他人间接得到利益，而这种利益并没有反映在这种物品的价格中，使得这种价格不能反映该物品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此时，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收益＋外部边际收益=社会边际收益（假定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
在私人收益小于其成本的情况下,具有正的外溢性的物品的提供者将不愿生产和提供。
而对于具有负外溢性的物品来说,它在生产和提供过程中，除了生产者耗费的资源外，还使其他人可能使用的资源受到一定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在生产者计算的成本之外,是一种外在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该物品的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成本＋外部边际成本=社会边际收益，生产者或提供者只承担了物品成本的一部分却获得了全部的收益。
这样，会使该物品生产过度,资源配置产生无效或低效。
外溢性和公共物品虽然属于市场失灵的两种表现,两种却有很大的共同性。
当某种外溢性物品所提供的利益绝大部分为外部化的利益，而内在化利益极小时,也就存在共同消费性。
所以,纯粹的公共物品可以看作是极端化的外溢性物品。
但纯粹的公共物品与外溢性之间还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公共物品本身是正产品，而外溢性则是个人或企业行为的一种副产品；其次,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有意识的行为，而外溢性的产生则是一种“原非本意的影响”;第三，“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下，所有社会成员消费的都是相同的物品，而在外溢性条件下，第二方面所消费的也许是坏的物品,不同于直接购买者消费的物品；第四,公共物品仅有共同消费性和社会利益，而外溢性则具有个人消费和共同消费、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混杂的特点。
⑩
正是由于外溢性和公共物品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市场失效状态的不同,前者为市场低效状态，后者为市场无效的状态。
3.自然垄断。
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每一个市场都有众多的买者和卖者,每个行为主体都不具有控制市场供求和价格的能力。
然而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很多因素影响了市场的竞争性,自然垄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一般竞争部门中,产品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增,而且边际成本总是高于平均成本。
但在某些产业中,产品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
成本递减体现了生产效率的客观要求,它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由一个大企业集中经营会比由众多小企业分散经营更有效率。
但在另一方面，成本递减使得成本递减企业的净收益也不断增加,从而把较小的企业排斥出竞争，形成经济学中所称的自然垄断（naｔural mｏnopoly）。
这类行业一般有两个特征，一是产品成本中固定成本所占比重很大，可变成本的比重很小，一旦投资形成,在既定的需求水平上,产量的增加并不会使边际成本呈现上升,从而使得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不断下降。
二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
城市公共事业就是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如自来水、煤气、电力、公共交通、邮电通讯等。
这类行业通常需要大量资本投资，一旦设备形成,在既定的需求水平上,增加单位产品或服务所需的追加成本并不大,所以，产量越大，其平均成本就越小。
此外,由于这类产品或服务是难以在地区之间流动的，所以异地的同类企业也就难以进入该产品的竞争。
成本递减必然带来企业规模收益的递增，但经济学所指的规模收益递增（ｉｎｃreasｉngretｕrn to scale）或规模经济（econoｍｉcalｏf scａlｅ）并不等同于自然垄断的成本递减。
规模经济是指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促进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时而导致的成本下降，而自然垄断则是在既定的企业投资规模基础上增加产量所引起的成本下降。
而且规模经济也并不排除异地企业之间的竞争。
最后，规模经济有一定条件限制，当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规模经济会转化为规模不经济,从而出现规模收益递减（diminｉlｉngrｅｔuｒｎto scaｌe）.在整个社会对某种物品或服务需要量未满足的条件下,规模经济并不完全排斥竞争,而且规模经济造成的成本下降也是符合效率要求的。
4．信息失灵。
市场竞争机制要求公平、公开、公正、自由、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些条件环境要求的前提是信息，要求竞争市场中的所有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拥有充分的信息，准确的信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具备这一前提条件的。
每个生产者或消费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生产者不能准确地知道社会需要什么及需要多少，而消费者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产品作出正确的评价,从而不能正确地决定所能接受的价格及本身的消费。
在这样的情况下，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不能以真实的边际效用和边际成本相等的原则来决定生产和消费,竞争产生失效。
5.风险和不确定性（risｋanｄunceｒtainｔy）。
市场竞争是价格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建立在生产者和消费者都知道现行和未来所有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有效的价格竞争是建立在完全的确定性基础之上的。
生产者和消费的生产决策要依靠理性的预期，市场价格信号通过预期价格来传递,预期价格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市场机制能否正确引导资源的配置。
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包括现在的和未来的,都是难以预料的，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各种的偶然事件。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能按不确定的预期价格来作出决策。
由于预期与实际结果的不一致性，就使得市场具有风险性。
从市场行为主体的个体利益出发，人们必须把这种风险进行估值,并把它计入价格。
风险溢价的出现就使市场价格信号无法始终保持正确，而一旦预期价格与市场价格发生背离,其结果就是资源配置的无效或低效。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可以采用“或有市场”（contｉnｇencyｍaｒkｅｔ）的方式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如保险单、期货市场等,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完全的或有市场是不存在的,而且,这种市场本身也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风险和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竞争失效仍然存在。
要指出的是,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信息才有了价值,使得信息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信息的有限和不对称又加剧了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市场的失效。
６.社会分配不公。
分配不公是市场失效的又一种表现。
前面所分析的市场失效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无效或低效,对收入分配不公来说，这是假定在承认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基础上产生的另一种类型的失效。
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要求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高效性，这样的效率性是通过价格竞争来实现的。
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定价除了依据要素的供给外，还要依据竞争过程。
由于生产要素的分布不可能是均等的,有时甚至是极不均等,竞争过程本身也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所以，对应于可能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收入分配就可能是不公平的。
一旦收入分配状况不符合公平准则要求，市场本身是无法解决的，而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状况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贫困、财富浪费、社会冲突等，使得竞争环境遭到破坏或趋于恶化,反过来危害市场的有效运行。
7．宏观经济不稳定。
宏观经济不稳定是指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现象。
它主要是从有限资源的利用程度来衡量经济效率的，与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效率无关,即使是在充分竞争的状况下,也可能产生这些现象,因此，是最典型的、最严重的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决定了必须依靠政府的介入,通过非市场的力量来弥补市场的失效，保证经济运行的效率。
（三）政府干预的税收成本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主导力量,只有当市场失灵危害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时，政府才能作为一种外生的力量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包括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外溢性、制定竞争规则,引导市场经济行为主体活动、进行收入再分配、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这种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决定了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带有“非市场性”的特点。
政府不直接介入经济过程，而政府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税收的方式来进行。
１．公共物品提供的税收成本
前面已分析过，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的所有权和消费数量都是不明确的,因此，无法通过市场体系，采取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选择和市场买卖的方式来提供。
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消费的非排他性,只要别人提供了公共物品,他就能无一例外的地参与消费,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别人提供物品而自己坐享其成,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称之为“免费搭车者”（freerider）和“囚徒困境”（Priｓon'sｄilemma）。
每个个体都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但又坐享其成地享受公共物品的效用，如果社会的每个个体都同时成为免费搭车者，则最后的结果是谁都不能得到公共物品或劳务的益处，导致资源配置的失效，产生“公共的悲剧”。
公共物品和劳务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只能由政府通过“非市场价格”的方式提供——通过税收来取得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所需的经费。
公共物和劳务由社会成员共同消费和享受，它实际上是私人消费需要的集合,政府为提供公共物品而付出的费用也就必须由每个社会成员纳税来补偿。
税收可以看作是社会成员“购买”公共物品而支付的“价格”,具有非市场性的“等价交换”的性质。
征税过程实质上是通过政治程序把个人的需求转化为政府对公共物品和劳务的提供。
布坎南说:
“捐税也是一种由个人或个人团体为以集体方式提供的公共劳务所支付的价格。
……而且,不同于市场选择的是,个人不能够选择他最喜欢的支付方式。
一般来讲,他必须按为所有人规定的方式履行财政义务。
”
当然，作为“购买”公共物品和劳务的价格，税收与一般市场价格不一样。
市场交换要求有独立的经济主体,这样，在经济利益上、在所有权属上才能界定清楚，才可能实行等价交换。
而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则否认了经济利益和所有权的明确划分,成为一种不同于市场交换的“交换关系”。
首先,每个公共物品和劳务的消费者是“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
其次,由于公共物品的消费的非排他性，导致“免费搭车”的“公共悲剧”，由此决定它不能完全贯彻市场的自愿性原则，必须采取强制的方式，否则，谁也不会纳税。
而且，在征税过程中，政府与私人也不同于一般商品买卖双方那样处于平等关系。
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府,在“税收价格”关系中，能够并且必须以其政治权力凌驾于私人之上，以主体身份保证纳税的进行。
所以,它所具有的是一种非市场性的“等价交换”性质。
第三，作为公共物品的购买价格，它不像一般购买价格那样，“与特定的商品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在私人产品市场,各人按同一个价格购买不同数量的产品。
而在公共物品的情况下,各人享受相同数量的产品,但却用纳税的方式支付不同的“价格”——缴纳的税收与他们从公共物品中能得到的效用没有直接对应关系。
它是所有消费者一起购买公共物品并分担成本的做法。
第四,在一般商品交换中,每个人的购买是个人的选择,是个主动的价格接受者，而在“税收价格”关系中,税收的购买是一种集体的选择，“在集体的选择过程中，个人自身的行为或其他人的行为对他所面对的公共商品的单位税收—价格没有影响”。
即每个人都必须按法律规定的标准纳税,不能有任何选择。
2．税与费
公共物品和性质决定了它必须由政府通过税收价格的方式来提供，对政府部门来说,税收是取得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手段。
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大量的物品的性质并非象理论上所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介于纯粹的私人物品和纯粹的公共物品之间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兼有二者的性质，这种物品称为混合物品（miｘedgooｄs）.混合物品有两类,一类是具有非竞争性而且同时又具有排他性的，如桥梁，在不拥挤的情况下，多通行一辆车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即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所以，具有非竞争性。
但是要使某一辆车不通过在技术上则是可行的,只要设一个卡就行了。
这一类的例子还有公园、电影院等。
另一类是具有不充分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
它或者是由拥挤所引起的,如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它的消费是非排他的，谁都可以去。
当它的座位未满时,它也是非竞争性的。
但随着进入图书馆的消费者的增加，它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竞争性。
又如学校,在一定的学生人数内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但是当学生人数达到一定饱和程度后，增加一个学生,就要增加新的班级,配置新的老师和设备,这就意味着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不再是零。
又如具有正外溢的产品，从内部效益讲,它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但是从外部效益讲，它的受益又具有非排他性，它不可能排除社会上的其他人不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好处，也不增加这类产品提供的成本。
所以，这类产品就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言是模糊的，不充分的。
混合物品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既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由政府通过征税来弥补其成本,也可以采取私人的市场提供或采取政府收费的有偿提供方式。
而采取交税还是收费,则取决于两者的效率分析及收费的难易程度。
在收费问题的确定上，亦可采用公共定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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