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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解冻下
文学的“解冻”（下）
12月5日，丘科夫斯基同费定会见了文化部长波诺马连科后，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波诺马连科向他们叙述了自己朴实的自由主义新纲领，并告诉他们，他给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的导演和演员说了，今后演出从首长的监督下解放了。
12月6日，马雅可夫斯基的《澡堂》被停演了1/4世纪之后，经过重新排练，在莫斯科讽刺剧院上演。
不过，就在1954年初，波诺马连科却被调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文化部长改由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担任。
这里已经包含某种玄机。
（注：
这里和上面所提到的丘科夫斯基的日记转引自阿克秀金《赫鲁晓夫的“解冻”和1953-1964年苏联的社会情绪》，莫斯科РОССПЭН2004，81.л.）
《新世界》杂志在1954年的3月号上发表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的一部分。
这是诗人对时代的感受、体验和思考的叙事诗，表达了“人的自我独立——是他伟大的保证”495。
“解冻”文学的典型特征就是强烈要求表现过去被压制了的人的个性、内在自由、尊严、责任感。
在这首长诗中有“伟大列宁从不是神/也没有叫人造神”的诗句。
4月号刊登了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Ф·阿布拉莫夫《战后散文中的集体农村人》的评论文章。
作者大胆触及了“最神圣的东西”——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的作品，批评了巴巴耶夫斯基、马尔采夫、尼古拉耶娃及其他作家的“模范作品”，说他们不惜用粉红色油彩把平日集体农庄生活描绘成光辉灿烂的节日景象，嘲笑了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千篇一律的主人公、互相雷同的俊男俊女。
这一年，阿勃拉莫夫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兄弟姐妹》。
这是“解冻”时期头一部比较成功的描写北方农村生活的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在《旗》5月号与读者见面。
这部小说打破了苏联文学的“常规”，没有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问题上，没有着力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而是把眼光移到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普通人及其道德伦理冲突上，即普通人的爱情、对职业的态度和个人幸福等问题上。
作者告诉人们要真诚对待一切。
这部小说不算杰作，但它却打动了成千上万的人竞相阅读。
9月23日在莫斯科发行单行本，当晚就销售一空。
也就在这个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把自己的新诗《焦尔金在阴曹》交给《新世界》编辑部征求意见。
K·西蒙诺夫从《阴曹》的话语中看到对政治局明显的暗示，正式反映到党中央。
赫鲁晓夫被其中一节——“山鼠”士兵压迫国王——激怒，开始对文学家采取行动。
作家协会的实际首脑、理事会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A·苏尔科夫在苏共中央所属社会科学院讲话时指责了《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
5月25日，《真理报》刊登了苏尔科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旗帜下》的文章，首先把打击的矛头指向波梅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指责该文“有害”，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文学原则”。
他还批评了其他杂志和作家。
批评佐林的剧本《客人》攻击党的传统，结果这出戏在耶尔莫罗夫剧院公演的第二天就被文化部勒令停演。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最后的遗言》里写道：
“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
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
”“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在内是赞成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
“我们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
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所有堤坝的浪潮。
”[16]赫鲁晓夫的话表明，新领导集团对于知识分子的“解冻”要求虽然赞成但又害怕它变成冲破一切堤坝的洪水，因此便采取批判的态度。
6月6日，《共青团真理报》发了一篇《肯定生活——这是我们文学的力量所在》的专论。
文章说：
“共产党对我们的作家关怀备至”，希望他们用“鲜明的艺术形式”把“先进的思想灌输到广大读者中间”。
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作家“匆匆忙忙制造了不少作品，其中的主人公是些骗子、无赖、政治上道德上蜕化分子”。
文章对于爱伦堡的《解冻》的评论是：
“乍一看来，好像如实地描绘了生活，勇敢地激烈地提出了当代许多尖锐问题。
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由于主要强调了生活的阴暗面，这样就歪曲了生活的真实。
”[10]143苏尔科夫在6月15日《文学报》刊登的《改进对作家思想教育工作》一文中，也有一段专门说到爱伦堡及其小说《解冻》的文字。
其中说道：
“我们必须严肃地、有原则地批评他的中篇小说的一些缺点。
”[10]147
7月17日和20日《文学报》发表了主编西蒙诺夫的《伊·爱伦堡新的中篇小说》长篇评论文章。
这位作协负责人之一继续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政治原则，对小说的内容和所描写的人物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小说中的人物是苏联社会中“少见的”，“在他们的生活里看见的坏事多，好事少”，把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小说中就造成一幅阴暗的背景”。
西蒙诺夫用了多半篇幅通过对小说中的几个艺术家形象的分析和批评，指责作家歪曲了苏联文艺界的状况。
他分析说，由于作者“观察的草率和肤浅”不仅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性”，而且“对作品的艺术性也有不良影响”。
在他看来，“这篇小说比起伊利亚·爱伦堡最近十五年来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坏”。
他的结论是：
“这篇小说虽然有好的篇页，但整个小说，对我们文学来说，却是作者的一个令人痛心的失败。
”[10]148-179
7月17日，特瓦尔多夫斯基给赫鲁晓夫写信，为讨论《新世界》杂志工作的相关问题和自己未发表的长诗，请求接见。
赫鲁晓夫在党中央讨论这个问题时，指责《新世界》发表了有争论的作品及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在阴曹》。
他认为应当从这样的立场来批评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缺点：
“敌人指望，斯大林死后党的路线将修正。
但是他们错了。
”赫鲁晓夫承认，这类“偏向”的部分责任应当由党的领导来负。
“我本人有过错，对个人崇拜阐明不够，使知识分子产生幻想。
”他明确表示：
“现在，我们实行的和将要实行的是此前党的工作所创造的所有经验的路线。
我们是列宁主义者，我们是斯大林主义者。
”[13]868月3日，决定解除特瓦尔多夫斯基《新世界》杂志主编的职务。
尽管赫鲁晓夫和文学界的领导人对爱伦堡等的“解冻”和《新世界》杂志采取了一些“纠偏”措施，但是，这些作家的行动却引起了相当大的共鸣。
爱伦堡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西蒙诺夫等所进行的批评和评论反而引发了“要不要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文学如何表现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以及正面人物该不该有缺点?
”等问题的广泛讨论。
普罗托波波娃在《共青真理报》发表文章，坚持日丹诺夫“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人物”的观点，认为“塑造理想人物的形象目前已成为当代苏联文学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10]288。
多数作家不同意这种意见。
别里阿什维利在《文学报》上发表的《现实人物和臆想人物》一文中指出，普罗托波波娃等主张写理想中正面人物的人，实际上对社会“阴暗面视而不见”，“硬要把主人公内心斗争抹煞掉”。
他们所谓的正面人物是“某种特殊类型的人”，是“无罪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
他认为，正是主张写理想人物的人把作家拖进“无冲突论”的泥坑。
[10]290-291凯特琳斯卡娅说，醉心于塑造“理想”人物，势必导致说教气味。
“最糟糕的莫过于编写那些早在自己脑袋里构思好的纯属正面人物了。
”这些人物“完全成熟”，“无所不知”，“一贯正确”，可惜缺少了生命力。
[10]296留里科夫说，这一争论是与蛮横的简单化和公式主义的争论。
塑造正面的理想人物是强迫文学接受一种“伪善要求”。
作家塑造自己的形象不是从配方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
用玫瑰色来描绘天使的圣像，这些圣像绝不能代替生动的形象。
“假如引向无冲突、引向粉饰现实、引向歪曲生活真实性的‘理想人物’这一概念占了优势，那么文学就将遭到毁灭。
”[10]300-301
为了把文学界出现的这种要求“解冻”的情绪和行为及时控制在党的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作协决定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统一思想。
但在会前，卡维林、卡扎凯维奇等7名作家发表了《致同事们的公开信》，表达了作家对作协组织的不满和改组作协的具体建议。
信中说：
在各种刊物、各种座谈会和代表会议上，“年年可以听到对作协的责备”。
“它的工作徒劳无益”，“这一庞大臃肿的机构无法弄清我们文学中的复杂现象”，“作协领导很少了解作家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很少考虑他们的真正的创作兴趣”。
“作协已经由创作组织变为某种管理文化事业的行政机构。
”[10]302公开信建议，撤销作协的各种委员会，由一些着名作家通过杂志、出版社、报刊组织创作，培养青年作家，把作协变为集体的创作组织。
[10]304
在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协书记苏尔科夫作了《苏联文学的现状与任务》的主旨报告。
他仍然认为，在党的路线指导下，20年来文学的发展状况是：
“好”或甚至比“好”还多一些。
他说：
“一个作家如果陷入了狭小的‘心灵状态’，就必然要遭受失败。
”“一些很有经验的作家，如伊·爱伦堡在中篇小说《解冻》中和维·潘诺娃在长篇小说《一年四季》中的失败，完全不是这些作者集中注意去批评生活中黑暗的现象而造成的。
批评是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
糟糕的是在于他们违反了方法上的客观法则，站在抽象的‘心灵状态’的不牢固的基础上，将作者对于苏联人的任意的主观的看法与社会的人之个性发展的规律对立起来。
”[10]203西蒙诺夫比苏尔科夫要实际一些，他在《散文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报告中，不得不从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来检查苏联文学中之所以存在“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等现象。
他认为，该定义的第二句，即“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会使人们产生“并不是任何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的服务”的错觉。
因此，战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常常随心所欲地解释这个公式”，“他们竭力‘改善’现实，其借口就是要在发展的趋势中表现现实”。
他又说：
“最近几十年来在我们各个艺术领域滋长起来的热衷于伟大人物和宏伟事件的倾向，无论怎么说都是和‘个人崇拜’和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任务有关的。
”[10]22-25他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
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
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
他说：
“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
[10]306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
肖洛霍夫也说：
“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
”[10]310-313虽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
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力，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
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
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
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
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
“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
”[10]34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
“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
[10]36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
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被迫害者的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
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
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345。
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
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
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他把苏联自三四十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
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
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
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
“在近二十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
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
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
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
另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
“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
”[17]法捷耶夫没有得到在大会上发言的殊荣，而且从原来的中央委员被降为候补委员。
苏共20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
法捷耶夫在信中说：
“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
”“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
“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
”“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
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
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14]108-109。
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
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
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
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
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
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
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大镇压情况的揭露。
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
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
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
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的官僚制度。
苏共20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
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
1957年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
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
他说：
“《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
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
”[18]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
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惟一方法。
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10]125-126。
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
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
《新世界》退回小说。
1956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一份。
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
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
这部小说受到西方着名作家的称赞。
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457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的提名）。
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
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阻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
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
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
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
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
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
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
（注：
杨存堂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编选了有关苏共中央因《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处治帕斯捷尔纳克的档案文件。
）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了人世。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
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
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制度的不严肃和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
同帕斯捷尔的命运相比，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境遇要幸运得多。
索尔仁尼琴生于1918年，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
1941年10月，他参加了卫国战争，担任炮兵上尉，曾获得过二级勋章和红星勋章，因在通信中同战友交流自己心中的疑虑，被捕、判刑8年，后来又流放哈萨克斯坦。
在服刑期间，深入思考了国家悲惨命运的根源，后来就走上了文学道路。
在创作大型史诗作品的同时，1959年完成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小说中的一天浓缩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这篇小说能够在《新世界》1962年11期发表，是因为特瓦尔多夫斯基通过第一书记的助手请示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读了以后坚持发表。
这篇小说开拓了斯大林时期的又一个主题——劳改营生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文学奇才，他还写了《第一圈》和《癌病房》等着名小说，后来还写了揭露苏联镇压和集中营实情的《古拉格群岛》和描写1916-1917年二月俄罗斯历史史诗的《红轮》。
有的学者把苏联文学的“解冻”仅仅看作一种“思潮”，甚或是赫鲁晓夫等导向下的“自由化的思潮”，对于文学“解冻”的作用和意义因而也作了不恰当的估计。
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文学“解冻”是斯大林之后苏联作家们自发地要求改变文学政策，先是少数作家勇敢地站出来说话，发表创新的作品，逐渐地相当多的作家参加进来。
如果把作家们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集中起来，那就是，要求独立地自由地从文学的角度反映和描绘社会生活的权利，反对政治对文学的粗暴干预，反对通过作家协会对作家进行严厉的行政管理，反对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作为政治标准的所谓“根本审美方法”，反对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不容许再对作家滥施镇压。
这些针对斯大林时期文学现实的要求，对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并不过分，对苏联也是保证其文学跨越险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斯大林的继承者却害怕文学“解冻”成为“泛滥的洪水”，因而对这一运动不是因势利导，而是采取堵截、控制、有时甚至谴责与反对的态度。
而苏联的作家不怕威胁利诱，再接再励，坚持斗争。
因此，文学“解冻”成为一场连续不断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文学“解冻”代表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趋势，是俄罗斯文学发展规律的反映。
虽然，赫鲁晓夫没有完全放弃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和路线，使文学“解冻”运动反反复复、拖泥带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发生过驱逐索尔仁尼琴和审判一些作家的严重事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文学“解冻”在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发展史上以及在苏联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
第一，文学“解冻”实际上是苏联时期又一次文学复兴运动。
文学“解冻”运动冲击和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学政策，对被镇压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解除或放宽了某些禁令，推动了作家自身的解放。
国内作家开始思考革命以来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种种苦难，许多作家扭转了自己的创作方向，开阔了题材，吸纳了多种美学思维和方法。
在文学“解冻”时期，苏联文学出现了新的复兴高潮，从而产生了一批美学价值很高的作品。
第二，文学“解冻”开了斯大林之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文学家最先站出来批评文学领域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受到广大读者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后来，“解冻”也逐渐波及其他思想理论领域。
这样，在苏联就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
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了苏联改革。
第三，文学“解冻”使俄罗斯文学逐渐又恢复了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随着对斯大林文学路线的清理与批判，国内崭新的作品不断出现，被镇压作家的作品逐渐同读者见面，藏于抽斗的作品逐渐开禁，就使苏联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对苏联时期的文学有了新的认识，除了官方原来推崇和传布的作品外，原来还有不少更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存在，苏联文学并非一片灰色。
加上侨民文学家作品的“回归”，被人为分割的三支队伍又逐渐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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