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在先锋的道路上继续前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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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先锋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余华在先锋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摘要】一直一来有不少人认为余华九十年代以来创作抛弃了先锋的精神，堕入“世俗”的层面，其实，通过《活者》、《许三观卖血记》以及新近出版的《兄弟》，我们可以看出余华的创作是在柔化内心的情感、采用超越道德的新的评判标准之后通过重建具有现代品格的新的父子关系等方式在精神上沿着先锋的道路继续向前。
【关键词】余华 先锋
余华新作《兄弟》下册推出，成为中国文坛和出版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
余华最初是作为一个先锋作家被读者和评论家所认识。
到了20世纪90年代。
他的创作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也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各执一词的言说。
认为余华的变化背离了先锋精神的人不在少数。
事实上，余华的变化通过柔化内心的情感、采用超越道德的新的评判标准之后通过重建具有现代品格的新的父子关系等方式在精神上沿着先锋的道路继续向前。
一．柔化情感
1986年余华凭着《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先锋姿态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之路。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18岁的少年初次出门去“认识外面的世界”，结果认识的是一个荒唐混乱的世界，“我”拼命帮司机抢救苹果，司机却“哈哈大笑”地只在一旁观看。
小说具有成人礼的寓意。
接下来的《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中，主人公遭遇了同样的荒诞。
象征着强权的“彪形大汉”把“余华”莫名其妙地拉去认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当朋友，为他买花圈、为他守灵、甚至不得不替死去的他当人家的儿子。
《死亡叙述》叙述的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两难。
司机第一次撞死人后选择了逃跑。
结果受到了良心的谴责，第二次撞死人后他不愿忍受前次相同的精神折磨，便主动承认责任。
良心是少了自我谴责，身体却要承受更大的磨难，等待他的是死于死者家属愤怒的刀斧之下的结局。
让身体受难还是让良心受难，这一选择的两难存在于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故事昭示的是人类生活本质的非理性和荒诞。
陷入同样两难处境的还有《河边的错误》中的刑警队长马哲。
疯子连杀三人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马哲击毙了凶手疯子却要受到惩罚，为了逃避惩罚，只好装成疯子；不愿意装成疯子，却在再三盘问下精神真的失常了，最终只能被关进疯人院。
两难是由于常识的荒谬。
《现实一种》中山岗、山峰兄弟的相互仇恨和杀戮撕毁了亲情温情脉脉的假面，邪恶之花疯狂开放如失控的火车，绝望地奔向共同毁灭的终点《往事与刑罚》宣布了历史血腥的罪不可恕《难逃劫数》、《命中注定》、《世事如烟》是欲望导演的噩梦以及人在这场噩梦的演出中无法逃脱的死亡宿命。
在这一时期，余华的世界在虚伪的面纱之下是混乱而怪诞的，常识即是荒谬，人的欲望是苦难的根源，人被欲望支配着无可救药地成为摆在解剖台上冷冰冰的尸体。
面对尸体。
余华别无选择地拿起了解剖刀。
手术的意义已经消失，那么只剩下解剖的价值。
当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思想与文革人生经验、历史记忆相遇之后，余华从暴力和血腥中提炼出“荒谬”、“苦难”、“死亡”等关键词来统领他的写作。
“那时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有一种愤怒，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童年和少年整个被愚弄了，所以我写作时非常愤怒，有大量的杀人事件出现”。
通过一系列这样的非常态的故事，让被遮蔽的生活本质浮显到故事表面上来。
接受宣判。
海德格尔说：
“真理意味着存在者的被揭示状态”。
对既有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解构是先锋时期余华小说创作的基本姿态。
从1990年开始创作了对他来说具有界碑意义的第一个长篇《在细雨中呼喊》，从“血管里流着冰碴子”的冷酷、残忍走向温情、悲悯。
余华的这一次转型吸引了众多的批评目光。
有人称之为从“先锋”向“通俗”或“传统”回归。
这一评价未能探测到转型后文本的精神内核，对形式的言说草率地强加给了精神。
陈思和把余华的转型看成是由精英向“民间”的转变。
事实上，在转向“民间”的时候作家并没有抛弃其精英的立场，精英与“民间”是以相互渗透的方式握手言欢的。
还有人说余华只是用传统的形式替换了先锋的形式。
先锋的精神和新的形式完美结合，在更高的层次上保持了先锋。
其实。
欲望的陷阱、生存的荒谬与苦难仍然是他小说表现的主题。
转型是在将先锋的形式与精神剥离，“妥协”后的传统是经过现代阐释的传统，精神则超越20世纪开满鲜花的思想泥沼，被经典引领向前，抵达超越时空的人类普遍命运的终极之点。
《活着》是余华转型后的一个重要作品。
死亡和苦难虽然还是余华小说的主题，但它们不再是人类罪孽的必然结果。
尽管福贵早年生活很荒唐，但是作家显然没有在他的荒唐和苦难之间建立起因果联系。
苦难可以将福贵的亲人一一带走，却不能将他击倒。
晚霞中福贵从容淡定的微笑表明了渺小的个人对苦难的超越。
“当一个外界的规定性已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是从绝望中寻求希望，从苦难中超越。
《许三观卖血记》通过许三观一生中的12次卖血经验，展示了一个看似卑微其实伟大的生命不断战胜苦难的过程。
故事内核虽然还是“血”，但这里的血标志的不再是暴力。
不再散发出冰冷的腥臭味；它是温暖的，是许三观战胜苦难的武器，是亲人们在寒冷中相互取暖的凭据。
威廉?
巴雷特在研究存在主义哲学时说：
“一个正在经历一场混乱和大动乱和大动荡的社会。
必然会使每个人遭受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本身却能导致一个人更接近自己的存在。
在这篇小说里，余华对人越来越充满了信心，苦难不能压倒人了，人不但可以藐视苦难甚至还能一次次地战胜它，虽然战胜它的方式不免极端。
如果说在先锋时期，余华的小说展示的是一个热血青年的愤怒，刚性十足，那么转型后的余华就如同他自己所说的被文学“软化”了内心，变得沉着、优柔、温情了。
因为他领悟到宽容与同情比愤怒的抗争更有力量。
如果说《活着》中福贵的善实现了自我救赎，但他救赎的只是他自己，因为亲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了，他没有能挽救住他们的生命，那么许三观用自己的血不仅拯救了亲生儿子，还挽救了使他蒙受耻辱的一乐的生命。
在许三观一生的12次卖血中，都是为别人而卖血的：
为了赔偿儿子给人家造成的损失，他卖过血；为了一家人能度过难捱的饥饿，他卖过血；为了让生病的儿子得到好一点的照顾，他卖过血；但他卖得最多的是为明知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耻辱的一乐。
用许玉兰的话说，儿子们是他的血喂大的。
到了晚年，终于想到要为自己卖一次血时，他的血已经被人讥笑为“猪血”卖不出去了
比起在承认一乐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激烈思想斗争的许三观来。
《兄弟》里宋凡平、宋刚父子则有着与生俱来的宽阔的胸怀和无私。
在宋凡平出场较多的《兄弟》上册中，宋凡平对李光头母子细致入微的关心。
尤其是对李兰敏感心灵的那份精心呵护十分罕见；他对李光头视为己出，与亲生儿子宋刚一视同仁；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宋刚对这个不是兄弟的兄弟也是奉献了无私的关爱；在李兰到上海住院、宋凡平被关的日子里，他不仅学会了做饭、洗衣服，照顾自己还照顾了李光头；即使因为李光头的过失导致了宋凡平悲惨的结局。
宋刚和他的兄弟之情从未有隙。
这是以功利为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中十分珍稀的宽厚品质，余华没有寄希望于建立理想的大同世界，但他确实希望人的这种宝贵的品质能得到宏扬。
因为在《兄弟》的上部记录的“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
余华发现既有层出不穷的夫妻反目、子女出卖父母的故事，也有更多的家庭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成员间的忠诚。
二．超越道德
先锋时期，余华的批判多停留在社会历史层面，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从道德意义上进行评判。
《十八岁出门远行》里农民哄抢苹果、《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彪形大汉”的恃强凌弱、《死亡叙述》里死者家属丧失理性的暴力、《现实一种》里亲人之间冷酷仇杀，都多多少少包含了道德的愤怒。
即使到了转型之后。
这种道德的评判还能在余华的小说中见到。
《活着》中有一个次要人物叫有庆，是福贵唯一的儿子，善良、天真、很有运动天赋。
他在小说中很早就死了，但是他的死非常的偶然，死于献血。
他们学校的校长，也就是县长的夫人难产需要有人献血。
学校的老师哄骗有庆他们去了。
为了全力挽救校长母子的生命，医生们不顾有庆的死活，终于把他的血抽干了。
他的死非常意外。
因而发人深省。
他平民身份的无辜死亡换取了官员身份校长的生存，在这场生死交易中，从事着医生这种从身体上拯救人的职业的人。
恰好自觉地积极地充当了夺取有庆年轻生命的凶手。
余华对官本位思想的痛恨之情掩饰不住。
惟恐读者不能理解他的一番苦心，他不惜设置一个蹩脚的巧合：
县长春生是福贵当年帮助过的亲密战友，福贵儿子的死换来了春生妻儿的生。
事情发生时。
福贵夫妇悲痛至极拒绝与春生来往。
但几年之后的文革中，春生遭到批斗，妻儿与他反目，只有福贵不顾自身的安危，在大街上出手保护正在挨斗的春生，而福贵的妻子也终于舍弃前嫌，鼓励春生活下去。
福贵夫妇表现出了宽阔的胸怀。
相形之下，为官的春生表现得就苍白无力多了。
他客观上夺人性命之后，也曾内疚，想以200元作为补偿。
他的愧疚也仅止于此。
最终也未能听从福贵夫妇的劝告努力活下去，选择了自裁。
《活着》中还有个小人物是福贵的外孙苦根，因为家穷，他吃豆子撑死了。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个小孩的生命，可见余华对贫困及原因痛恨程度有多深。
所以他要用小说告诉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许三观卖血记》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故事发生在49年之后，主人公的命运和这一段中国社会历史紧紧相连：
58年的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这些历史事件串成一线，成为许三观一生活动的主要背景，造成了许家人的命运沉浮。
余华没有声嘶力竭的愤怒，除尽了火气之后，用冷冷的反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为什么毛主席一说话，就有人把他的话编成了歌，就有人把他的话刷到了墙上、刷到了地上、刷到了汽车上和轮船上、床单上和枕巾上、杯子上和锅上，连厕所的墙上和痰盂上都有?
毛主席的名字为什么会这么长?
你听着：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余华的不满针对的是因为高度集中的权力而被神化的领导者。
他平静地让被当成金科玉律的领导人的“话”充斥着世界的时候，一不小心滑过“度”的底线，自我完成了从神圣向滑稽的转换。
因为虚张声势的神圣与厕所的墙和痰盂联系起来，便应验了物极必反那句老话，一举而沦为可笑。
只是轻轻的一笔，余华已经具有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老辣。
还有那名字前长长的定语，其实也是“银枪蜡样儿”，透出的是装腔作势的苍白。
而让这不容亵渎的神圣称谓在一个理解能力有限的人那里遭到质疑，反显出了真理被一语道破时的轻松和深刻。
余华下笔很轻，嘴角的那一抹笑谈不上讥诮，淡淡的不易觉察，却是黄庭坚所说的淡得“山高水深”。
尽管如此，整体上看余华转型后的作品这种道德的评价越来越少，他往往能让书中的主要人物超越道德的善恶和爱憎，表现出“比天空还要宽阔的是人的心灵”（维克多?
雨果语）。
因为生活安定并且已为人父的余华发现了宽容是比愤怒更加高尚的品质，因为每个生命都不容易。
他说“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
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
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
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
因此转型后的作品不再有对虚伪现实的愤怒，只有面对生命事实的担当。
超越道德的批判，余华让福贵夫妇不仅原谅了春生。
而且还帮助逆境中的他。
即使一直受到李血头的剥削，许三观还是感激在血液供大于求的时期，他毕竟使自己多次成功地卖出了血从而度过了人生的一个个危机。
对于何小勇这个欺负过自己妻子的男人，许三观一直心怀怨恨，可是当他生命垂危之时，许三观为了挽救他的性命，还是按风俗让一乐为他喊魂，这等于是主动公开了自己蒙受的做男人的最大羞辱。
许玉兰也原谅了许三观对林芬芳的勾引。
许三观养活了何小勇的儿子，一生中几次拼着性命去卖血也是为了这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
三．重建父法
父亲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当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传统的父权制度中，父亲意味着无庸质疑的绝对权威，儿子则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父子伦理关系倘若存在一个可讨论的基础，一定是这个时代的道德理性遭到了质疑”。
对父子伦理关系的颠覆，即陈晓明所说的“胜过父法”是余华等先锋作家摧毁旧有秩序的重要使命。
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父亲的形象一直非常阴暗，“父法”显然不是给子女们关心、教育、培养等，更经常的威胁和迫害。
《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父亲把“我”推向了明知的险恶；《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奸淫少女、杀死自己的五个儿子以夺取他们的阳寿《在细雨中呼喊》祖父孙有元因为丧失了劳动力不得不依靠儿子孙广才生活，曾经有过的作为父亲的尊严不复存在；而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孙广才却是懒惰的无赖。
他把年老的祖父当成只会浪费粮食的“蛔虫”，日夜期盼的是他早些死去，祖父没有死他感到十分失望，终于死去时他感到如释重负，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
“总算死了，我的娘呵，总算死了”。
他把儿子绑在树上暴打又把儿子送给别人，他欺侮逆来顺受的妻子，把“大部分精力消耗在寡妇那张已经毫无诗意的床上，他的主要功绩是把贫困的家庭搞得一塌糊涂”。
当先锋时期的余华遵循着牙医的惯性，把他认为的是坏牙的所有的父法统统拔除之后，那么面对空荡荡的口腔，他必然要肩负起植入新牙的任务。
以《在细雨中呼喊》作为过渡。
孙广才后来的良心稍有发现，在祖父和自己的妻子死后他竟然感到了些许后悔。
在这篇小说中。
养父王立强的形象稍微有了点亮色．他“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我、打骂过我”。
真正的父亲形象的建立是在《活着》等作品中完成的。
福贵热爱自己的儿女。
当有庆因为输血死在医院当中时，一向驯良温顺的福贵承受不了这意外的丧子之痛，有了一生中最异常的举动。
在医院里。
他对医生又是吼又是踢。
当得知儿子是为县长夫人而死时，他叫喊着“我要杀的就是县长”，“抬脚就朝县长肚子上蹬了一脚”，直蹬得“县长哼了一声坐到了地上”。
在余华以往的作品中，看不到父亲对儿子这样深重的爱。
晚年福贵形象还具有另外一层含义，是一个智慧的象征，“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懂得真正的沉默，任何惊喜和忧伤都不会打动他。
他知道一切，可是他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看着日出和日落。
看着四季的转换。
看着我们的出生和死去。
我们之间的相爱和勾心斗角，对他来说都是一回事”。
早已是参透人生后的豁达和洒脱，是厚德载物般的包容。
与福贵相比，许三观的父亲形象则能突破血缘这一狭隘而坚固的传统壁垒。
许三观为了自己亲生的儿子二乐卖过血，而他卖血次数多得险些失掉性命的那几次，却是为了一乐、这个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
这个儿子的存在实际上是在提醒他曾经蒙受过的耻辱。
从福贵到许三观。
余华塑造的父亲形象更加具有理想的品质。
无私、伟大。
其实许三观对一乐的态度有一个转变发展变化的过程，一开始发现一乐是妻子被何小勇欺负后留下的证据，许三观的态度是粗暴和坚决的，拒不接受这个野孩子，是一乐自己把他作为父亲执着地寻找感动了他，双方的努力，终于使这对不是父子的父子之间建立起了更为亲密的亲情。
这一转变。
显示了许三观作为一个世俗生活中的男性的可感、可信和可爱。
与许三观相比，《兄弟》中的宋凡平的形象就格外高大而不平凡了。
他的人格如圣人一样的白璧无暇，伟岸、英勇、善良、无私、宽厚、睿智、幽默，几乎好丈夫、好父亲应有的品质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他的经历如圣徒一样的坎坷，充满了磨难，可他具有钢铁般坚强的意志，身陷圈圄还能护佑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支撑着病中的妻子活下去。
在小说中宋凡平的性格一开始就近于完美，只是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步鲜明，并没有如许三观一样的变化。
他是一个天生的圣人。
这是余华构建的理想父亲形象，完美得有些失真、不近人情。
牙医种植的牙齿即使再漂亮也是假的，不是牙床上自然生长的。
就是义齿，而假的便是假的。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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