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铆两位数的增长不可持续Ceibs.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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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铆两位数的增长不可持续Ceibs
王建铆：
两位数的增长不可持续
【中国两位数高增长不可持续】
《新京报》：
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率先从危机中复苏。
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源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都很看重仰仗中国经济的增长。
但是你说，不能指望中国拉动世界经济，为什么你会持和大家不同的观点？
王建铆：
在这次危机中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周期同步的现象。
中国经济内部的问题是很多的，有些问题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前几年的超高速增长，增长的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增长的速度也是不可持续的。
因此，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必然要经历几年的向下调整，而正在向下调整的中国经济是不可能对拉动世界经济起很大的作用的。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一个新的顶点，但是当时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出口用人民币不变价格计算的话，增长速度已经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出口已经在拉GDP的后腿了，当然之后的2008年、2009年更是负增长。
从内部条件看，中国经济经过前几年超高速的粗放增长以后，经济总量已经很大，而且很多行业已经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
中国人口占全世界20%，但是中国很多行业的产量占全球份额都超过了40%，不可能再继续大幅度提高，不可能其他国家都不生产、都由中国生产。
产能过剩必然导致效率下降。
从经济学上的多种指标来看，比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相对资本深化率、增量资本产出比等，中国前几年超高速的粗放发展导致发展质量显著下降，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根据我对相对资本深化率的估算，如果中国继续超高速的粗放发展的话，几年之内就会爆发像十几年前南朝鲜那样的危机。
根据我在2005年参加的世界经济论坛关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的预测，如果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不过来的话，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就会在十几年后大幅减速，像日本那样进入“失去的十年”。
1987年的十三大就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用相对资本深化率来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的粗放程度比23年前高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了“愚公移山”。
《新京报》：
中国从2003年到2007年，GDP的增长都是两位数，这种增长是不是可以持续的？
这种增长是不是由出口直接推动的？
因为中国从2001年底正式加入WTO。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增速非常快。
王建铆：
的确是这样。
中国这一轮超高速增长，和加入WTO有密切的关系，加入WTO暂时缓解了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病症，但是也延误了根治内部失衡的体制改革，延误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1992年到1996年期间发生过，但是那时中国经济的规模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而且那时的潜在增长率也比现在高。
据我所知，连续5年两位数增长在人口超千万的国家中也没有前例。
问题是增长的方式有很大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超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无论从内部条件还是外部条件看都没有办法再维持了。
我认为以后在中国，像这种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出现了。
《新京报》：
你觉得金融危机之后，什么样的增长率对中国经济是合适的？
经过之前两位数的增长之后。
王建铆：
我认为处于调整时期的中国，增长率应该低于潜在增长率，或者叫做趋势增长率。
根据我的估算，目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9%到9.5%之间，应该说只要低于这个水平，经济就不会很快出很大的问题。
但是今后几年最理想的增长率是7-8%。
中国在2007年的潜在增长率不到9.5%，但是实际增长率超过了14%，这是一个明显的偏离，表明经济过热。
2010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将再一次超过潜在增长率，这是过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
2011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再一次减速。
【行政权力不受约束是最大问题】
《新京报》：
你刚才提到低于潜在增长率，更有利于持续的发展，中国一直在强调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你觉得这样一个增速，对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不是也有帮助？
或者说最决定性的条件？
王建铆：
我认为7-8%的增长率对于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是最有利的。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经济在2005-2007年处于一个明显过热的状态，还必须承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了这么多年，但是一直转变不过来，主要原因就是片面追求增长率的观念和体制。
光提口号，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有具体的措施，具体的配套的体制改革的措施。
现在转不过来，就是因为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吴敬琏吴老指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四大体制性障碍，这四大障碍都是和政府有关的。
我们需要看到这次全球危机的冲击来了以后，体制性障碍实际上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实际上出现了失控的现象，未来几年恐怕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个很大的拖累。
《新京报》：
那你觉得我们目前要加速转变的话，要从哪里入手呢？
王建铆：
还是要搞法治化、市场化，推进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法治的话，既不可能真正做到市场化，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行政权力不受约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
实际上，各种内部外部制衡的机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肯定是太弱了。
《新京报》：
这个要靠政治改革方面来实现？
王建铆：
肯定是这样，政治改革可以在现有的框架里面推进。
比如说人大的改革，就是要把政府和人大分开，真正的分开，这样人大才能对政府进行真正的监督。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应该全职做人大的工作，而现在绝大多数都是兼职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每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都应该有预算，有办公室，有一批助手。
全国人大应该有独立的审计机构、政策研究机构等等。
现在的情况是很不完备。
另外就是要把政府和法院分开，真正的分开，实现司法独立，这是法治的基础条件之一。
《新京报》：
所以说如果在这些方面有些改善的话，从政治体制上有一些改革，那么我们建立市场化就会更顺畅一些？
王建铆：
是的。
要减少行政干预，就必须加强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主要靠制度而不是靠政策来解决问题。
政策是一种软的约束，因为政策是短期的，可以变来变去的。
制度则是硬的约束。
中国现在就是用调控代替改革，用政策代替制度，用人治代替法治，这样下去早晚要出大问题。
【经济增长还是偏快了一点】
《新京报》：
从当前三季度的指标看看当前的经济形势。
近日，统计局公布了GDP增速在下降，这样一个趋势你觉得值不值得担心？
王建铆：
我不认为这个趋势值得担心。
目前来讲，发生经济过冷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不发生二次过热的话，二次探底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是如果发生二次过热的话，二次探底是必然的。
所以我认为政府没有必要过度担心经济增长太慢了。
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还是偏快了一点。
今年的增长速度估计比去年要高一个百分点，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新京报》：
是不是有过热的迹象？
又要落入过热的模式？
王建铆：
对，所以需要担心的仍然是过热而不是过冷。
今年理想的增长率应该是比去年再低一点，就是继续平稳地进行软着陆。
经济过热以后就必然会有一个着陆的过程，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最好的着陆是软着陆，最好的调整是主动调整。
《新京报》：
但有人担心经济增速继续下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失业的问题，认为中国就要保持这么一个增速，才能够解决失业。
你怎么理解？
王建铆：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就业问题的解决，不但取决于增长的速度，更取决于增长的质量。
有的时候质量和速度不能兼顾，就只能选择质量。
只要中国的增长率能够稳定在7%到8%，而且增长的质量是好的，应该就有足够的就业。
而且以往的数据表明，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不一定是正相关的。
1981-1990这十年，我国的GDP增长率每年平均是9.3%，就业增长率每年平均是3.7%；但是到了1991-2000这十年，GDP增长率升到了10.4%，就业增长率降到了1.8%；到了2001-2009这九年，GDP增长率升到了10.5%，就业增长率更是降到了0.9%。
显然，就业增长和经济增长不一定是正相关的，如果发展方式错误的话，两者还会是负相关。
我们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创造就业的能力是每况愈下。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强调，发展的质量要比发展的速度更重要，一个国家发展成功的首要标志就是强大的创造就业的能力。
此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必须主要靠创造就业，扩大对劳动的需求，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提高工资。
必须要把发展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样的话地方政府才有进行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性。
老是强调速度的话，发展方式肯定转变不过来。
而且为了达到速度的指标，就必然要牺牲效率、牺牲质量、牺牲民生。
我们必须意识到牺牲效率、牺牲质量、牺牲民生的发展速度很不实惠，而且很危险。
十多年前南朝鲜的危机就是盲目追求速度、牺牲效率和质量的结果。
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十多年前的南朝鲜是很相似的，所以必须高度警惕。
《新京报》：
17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没有再提对GDP的增速有明确的目标，而且四川也改变了单一对GDP的考核，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王建铆：
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实际上2009年提“保八”的口号就欠推敲，因为在我们现在这种GDP竞赛的体制下，如果中央提8%的增长率，到省一级就会加码到8.5%，到市一级就会再加码到9%，最后全国就是9%了。
“保八”不但在2009年保出了9.1%的增长率，而且在2010年看来还会保出10%左右的增长率，保出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通胀压力会持续增加】
《新京报》：
GDP的增速是逐季下降，同时CPI再创23个月以来的新高，通胀问题是否值得担忧？
之后通胀的压力还会不会持续的增加？
王建铆：
通胀压力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
从内部因素看，首先，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天量的政府投资“挤出”私人投资，泛滥的游资必然推高某些商品的价格。
其次，2009年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23.5%的增长率，必然会抬高房租，正在准备出台的房产税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房价上涨，但是对房租上涨只会是火上浇油。
再次，五中全会公报提到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意味着要素价格要向上调，要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资源一直到环境，现在基本上所有这些要素的价格在中国都是偏低的。
另外，五中全会公报还特别提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会导致通货膨胀。
因此，我认为现在3%的通货膨胀率（CPI）目标，一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二是在未来几年内外环境变化的背景下也不可能实现。
《新京报》：
最近很多专家都提议，把CPI的容忍度提高一些。
王建铆：
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应该提高，实际上这个3%是照搬欧盟国家定的通胀控制目标，并没有考虑到中国和欧盟这样一个成熟经济体在经济基本面上的巨大差异，也没有考虑到未来几年内外环境的变化趋势。
成熟经济体的人均GDP增长率从长期来看就是2%，而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未来几年的平均水平应该不会低于7%，如果欧盟2%的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容忍3%的通货膨胀率，中国当然可以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新京报》：
你刚才提到成本型的通胀压力，另外一方面最近美国启动了新一轮的数量宽松政策，弱势美元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你觉得这种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是不是也会持续的增大？
王建铆：
会的。
未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可能会持续上升，但是以美元计算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速度很可能会更快，因为美元处于一个向下调整的过程中。
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使美元在不会永久性地丧失强势地位的前提下尽快贬值，而数量宽松政策很可能是美国通过制造全球通胀来逼迫其他国家货币升值的撒手锏。
当然美国政府也要控制这个过程，防止失控。
如果贬的太厉害太快就会变成极端弱势美元，引爆美元危机，美元就会永久性地丧失强势地位，这就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我曾经提出过，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在这次以房地产泡沫为主要特征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很可能会经历一个L形的调整过程，也就是说，它们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如果美国的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真的是永久性的，新一轮的数量宽松政策就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接着就会有更新一轮的数量宽松政策。
即使不会引爆美元危机，一轮接一轮的数量宽松政策也必然会导致持续的全球通货膨胀，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滞胀”。
此外，即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一些，中国以外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会加速，这就是我提出的“发展世纪”的概念，在21世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会像中国一样成功地实现经济起飞，这必然将导致资源需求的增长和资源价格的上涨。
《新京报》：
通胀压力持续增加，一般的消费者会有什么代价？
他们的生活成本会持续的增加吗？
王建铆：
生活成本必然会持续提高。
但是，只要名义工资的增长比通货膨胀快，实际生活水平并不会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是无法实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就是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这就要求劳动报酬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
因为目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GDP的增长要慢约0.7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就意味着劳动报酬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这必然会降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提法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提法是相互矛盾的。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劳动报酬（compensationofemployees或者returntolabor）”在一般情况下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包括单位社保缴费、福利等）乘以单位就业人口。
因此，一般而言，只有平均工资的实际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报酬的增长才能快于GDP的增长，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提高。
因此，“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可以考虑改成“平均工资的实际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在通货膨胀较快（5-6%）的条件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必然要求名义平均工资在5-6年内翻一番。
但是所谓的“收入倍增”只能通过改革体制，改善城市化、创新、创业以及服务业和小企业发展的环境，从而大量创造就业岗位特别是高薪就业岗位来实现。
必须认识到，只有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增长方式或者转变发展方式的口号已经提了二十几年，为什么说的和做的一直是南辕北辙，主要原因就是政府没有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具体反映在统计数据上，就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过去二十几年基本上一直是下降的。
目前中国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比正常情况低了十几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应该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具体指标。
【基本进入加息周期】
《新京报》：
三季度数据公布之前，央行进行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一次利率调整——加息，他们加息的初衷是什么？
但是即使调了之后我们还在负利率状态，之后还会加息么？
王建铆：
我认为这次加息应该是所谓的加息周期的开始，加息有多方面的原因。
加息的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经济早在2009年就已经进入软着陆的轨道，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向下的压力已经没有了，早就需要退出原来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货币政策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对于预定于今年年底退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自然应该先行退出。
这次提高利率我一点不觉得意外，央行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但这一步迈得太晚。
这一步迈得比较小则是因为央行需要看看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反应。
第二个原因是近来节节上升的通货膨胀和未来可能再次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而且投机泡沫不仅可能出现在资产市场，主要是股市和房市，而且可能出现在一些商品市场。
一般人认为，这次加息比较晚、比较小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加息吸引热钱流入，加重人民币升值压力。
因为一方面美国、日本、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都在继续“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利率都处在接近于零的低水平上，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是采取渐进升值的做法，升值加上利率差，就会造成无风险套利的机会，可能吸引热钱涌入。
所以这次加息带有试探性。
如果加息以后出现热钱加速流入，恐怕加息就会暂时停止；如果没有出现热钱加速流入，就会继续加息，因为实际利率现在仍然是负的。
内有通胀的压力，外有热钱的压力，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现在处于两难的境地。
但是我认为，吸引热钱的主要是资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因为目前利率差一年只有几个百分点，而资产价格上涨一年可以有十几甚至几十个百分点。
加息可以抑制资产价格上涨，因而能降低热钱流入的规模，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目前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威胁是巨额热钱流入房地产，而不是少量热钱流入银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加息不仅是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需要，而且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深化要素市场改革的需要，也就是说，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
中国现行的以过度资本深化为主要标志的粗放发展方式，其主要的体制基础之一就是以压低利率为主要标志的金融压制。
1985至2009年的25年，1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平均为-0.62%。
在1984年年底存入的100元人民币在2009年年底的本息实际购买力只相当于原来的85.54元人民币。
存款的低利率还间接压低了债券和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导致居民家庭每年损失上万亿元的财产性收入。
存款的低利率还增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例如，新增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在1988年、2000年和2007年分别出现了-22.4%、-25.7%和-50.5%的负实际增长率，导致商品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严重过热，而在每一次过热中损失最大的都是低收入家庭。
因此，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解除金融压制，把负的实际利率转为正的。
假设解除金融压制意味着在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上把贷款的实际利率提高3个百分点，以每次加息0.25个百分点的步伐，将需要加息12次。
如果通货膨胀率从目前的3-4%提高到5-6%，还要再加上8次。
显然，如果我们真的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轮加息周期的总的加息幅度和时间跨度就会相当大。
当然，在主要西方国家继续维持零利率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断提高利率的话，利率差最终将放大到对热钱产生足够吸引力的程度。
因此，我建议央行及早开始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存款利率的非对称加息，同时对由此扩大的存贷利差开征税率为100%的超额利差税，并发行居民限额保值债券。
如果有了超额利差税和居民限额保值债券，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就不会互相牵制，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就会大大增强，例如，央行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同时上调贷款利率和下调存款利率，这样汇率升值快一点也不会导致热钱流入。
实际利率为3%的居民限额保值债券加上5-6%的通货膨胀率，其名义利率就可以跑赢大部分城市的房价，有利于稳定房市。
居民限额保值债券还可以把一部分小股民从股市解放出来，有利于解决股市的散户比重过大等问题。
《新京报》：
明年的经济增速，会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通胀的压力会大概是什么的情况？
王建铆：
经济增长的速度和通货膨胀压力是相关的。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快，通货膨胀压力就会大一些，增长慢的话，通货膨胀压力就会小一些。
当然，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通货膨胀也是相关的。
我认为在未来5年内，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8%比较合适，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为平稳较快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通货膨胀压力在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会持续存在，但是只要体制改革能够足够快地推进，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转化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
我认为在未来5年内，平均每年通货膨胀5-6%比较合适，有利于平稳较快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
我在十几年前做过实证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为5-6%的国家经济增长最快。
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就是适度的通货膨胀可以加快比例关系和相对价格的调整，从而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发展越快的国家也越需要调整经济结构。
关键在于要善于控制通胀压力，善于把通胀压力化为调结构和转方式的动力。
当然，把通胀压力化为调结构和转方式的动力的先决条件是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干预。
否则通胀率再高，比例关系和相对价格还是会继续扭曲，发展方式还是会转变不过来。
我认为在未来5年内，平均每年本币升值3-4%比较合适，有利于平稳较快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也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
实际上，造成本币升值压力的两大因素就是相对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太快，通货膨胀太慢。
因此，如果中国平均每年经济增长7-8%，通货膨胀5-6%，那么本币升值3-4%就足够了。
未来5年内，平均每年本币升值3-4%，通货膨胀5-6%，经济增长7-8%，组合起来就可以叫做“345678”。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年都一样，这三个指标可以今年这个高一点、那个低一点，明年这个低一点、那个高一点。
当然，目的是平稳较快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
当然，也可以搞另外一种“345678”的组合，就是平均每年通货膨胀3-4%，本币升值5-6%，经济增长7-8%。
但是，过快的本币升值是利少弊多，例如它不能解决金融压制的问题，不能降低房价收入比和房价房租比，反而会提高热钱投机的收益、降低其风险。
【治理房地产投机要征收益税】
《新京报》：
关于当前热点问题房地产，你曾经说，中国经济的头号威胁就是房地产的投机？
你认为目前两轮调控，能不能让房地产平稳的运行？
王建铆：
从长远来看不行，因为目前已经出台的调控政策我们以前都用过，每次都只是暂时压住，例如。
2006年房价上涨比较慢，2008年房价上涨也比较慢，但是下一年马上就反弹。
千万不能低估房地产投机对中国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
可以说，房地产投机对于中国经济，就是《左传》里的一句话：
“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炒房不止，国无宁日。
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投机的问题，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早在一个世纪前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社会主义纲领。
否则的话，就像孙中山先生当年预言的那样，“及今不平均地权，则将来实业发达之后，大资本家必争先恐后，投资于土地投机业，一二十年间，举国一致，经济界必生大恐慌。
”这里的“恐慌”就是危机的意思。
所以，解决房地产投机的问题必须主要靠平均地权的制度创新，不能光靠政策调控，不应该扬汤止沸，而应该釜底抽薪。
我建议开征房产收益税，就是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在持有环节，而是在交易环节。
持有环节的房产税对抑制投机只能起辅助的作用，因为投机者持有的时间不会很长，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房价上去了，他就赚到钱了。
只有通过在交易环节征收的收益税，把投机者原来可以不劳而获的土地增值收益的大部分收归公有，才能有效地抑制投机，政府才有钱去进行城市建设，包括廉租房的建设，实现让创造土地增值收益的全体人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的目标，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涵义。
必须在交易环节解决问题，世界上比较能够较好地解决房地产投机问题的国家，基本上都是这个做法，最成功的例子大概就是德国。
这就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德国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般的规律是，越大越成熟的经济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问题越严重，恢复越慢。
因此，中国房地产的问题，越拖，问题越大。
我在三年前就发表过文章，建议进行税收体制、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配套体制改革来解决房地产市场的问题，具体措施包括土地批租制改为年租制，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开征抵免个人所得税的房地产收益税等，从而达到抑制投机、降低房价、促进消费的目的。
遗憾的是，我的建议没有引起重视，接下来2009年的房地产市场就出了大问题。
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到，中国很有可能重蹈当年日本的覆辙。
现在美国等国家已经重蹈了当年日本的覆辙，中国实在没有理由再重蹈它们的覆辙。
【同题问答】
1、你认为明年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情况？
从你自身的角度看，如果明年出现明显的通胀，觉得应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出现？
王建铆：
肯定有，如果是拿3%做标准的话明年肯定是超3%的。
接下来年年要超3%，也就是前面我说的3%这个指标是不合理的。
2、此前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启动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你认为这经济刺激在2011年是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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