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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周期兴衰律与现代信息社会

王朝周期兴衰律与现代信息科技

黄炎培先生曾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过王朝兴衰周期律,问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这个封建王朝的历史魔咒。

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本人,为了人民江山的长治久安,不惜耗时十年发动文革,以图打碎一切旧社会套在人民脖子上的精神的和社会的枷锁。

悲壮的文革之后,社会似乎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轨道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比过去所有封建王朝,从开初的明君贤相励精图治,接下来的子孙后代懈怠享乐,直到后来的整个上层社会黑暗贪腐,终至最后倾覆灭亡,我们该如何避开王朝兴衰周期律?

毛泽东以后的领导者对这个王朝兴亡周期律曾有过什么样的研究?

可能作为国家机密不会公开,韬光养晦之下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社会知识人士的笔下窥见一斑。

好在历史上的王朝盛衰已经演绎十分清楚,我们也可以大概分析略知一二。

一、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

纵观历代中国封建王朝,强盛且持久的,莫过汉唐。

大家都知道,汉与唐之所以成为两个颠峰朝代,与其建立之前长达几百年的长期战乱有关,为什么呢?

恐怕不单单是分久必合或长期战乱后的人心思治所能说明的。

下面先从阶级社会的阶级予盾说起。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当然是以皇帝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窃取了国家政权后剥削压迫人民,榨取人民的利益据为己有,供自己挥霍享受而引起的。

即使是每个王朝初期励精图治的明君贤相,也未尝不以天下之财富为皇家私有。

由此看来,其后世子孙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其根源就在其励精图治的太祖太宗那儿,并非是那些不肖子孙自己的发明专利,明君与昏君所不同的只是治理社会的能力不同,利用强权攫取私利根本相同。

以国家为私有,这是国家覆亡的根本原因。

王朝必然灭亡,但统治阶级是如何逐步加重农民赋税,使社会矛盾激化,最后积重难返,从而导致王朝走向必然灭亡的道路的呢,这个的问题需要认真分析一下。

排除象秦朝那样暴亡的例子不说,一个寿终正寝的封建王朝从其初期建功立业直至王朝的鼎盛时期,是其借助人民的支持,力量逐步上升的时期,此时王朝的代表——皇帝对其朝中各方利益集团和各地方势力在力量对比上占有绝对领先的优势,权力资源高度集中,而土地等社会生产资源相对分散,这段时间属于君主专制时期,各种体制内政治力量不敢轻易挑战中央权威。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权本身是建立在逐利基础之上,它无法阻止它执政所依赖的执政基础官僚体系内士大夫阶层的利益诉求,于是形成各种利益集团逐步趁机发展壮大,朝中渐渐有外戚等势力集团干政,此时皇帝的权力有一部分逐渐被这些利益集团分亨,这些坐大的利益集团由于非法窃取了太多的利益,往往难以稳定,经常会被其它的政治势力推翻,然后是另外的利益集团坐大。

皇帝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时去除了一时的心头之患,但终究无法阻挡层出不穷的利益集团,有时皇帝会任用没有继承人的宦官干政,可是宦官同样结成利益集团,到此时王朝中央基本已是国库空虚,而奸臣权贵富可敌国,皇帝的执政力量已大不如前,此时王朝逐渐步入外戚宦官专政时期,整个上层统治集团逐渐堕向腐朽没落的深渊。

最后终于整个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力,于是,地方豪强乘机坐大,王朝陷入方镇纷争,此时早已经是民不聊生,王朝已经走向混乱崩溃的边缘。

在这中间或有中兴帝王厉行变革,如北宋神宗用王安石,明朝用张居正等,但是利益集团遍布朝野,盘根错节,势力强大,改革失败后的利益集团卷土重来,更加重了社会负担,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

在此过程中,农民赋税逐步加重,社会生产资源和财富逐步集中,中央权威逐步丧失,社会矛盾逐步加深积重难返。

唯有商鞅变法是个例外,虽然身被车裂,但变法成功成就了强秦统一六国。

在这个王朝兴衰的过程中,从初期的君主专制,到后来的外戚宦官专权,再到后来的地方豪强纷乱,皇帝逐渐丧失其对朝中各利益集团的控制力,继而发展到中央失去对地方权力的控制。

而作为皇帝执政基础的官僚体制及封建士绅阶级,从初期的大多能忠君报国尽力为国家服务,到后来通过谋取私利发展自我成为利益集团,从而逐步具备抗衡中央的能力。

失去政权控制的利益集团为了更快更大的发展,无限制地从人民手中掠夺利益,各个阶层的食利集团竟相发展壮大自己,于是形成恶性竞争,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的深渊。

有鉴于此,各朝代英明的统治者,从刚取得政权起,皇帝就开始了从其内部清除坐大的政治集团,不惜屠戮功臣,至王朝稳定后,大约五十到一百年的时间内,王朝又需要再次对利益集团进行清洗,方能维持其正常的统治,能成功者便可以步入相对稳定的王朝中期,否则便有灭亡之虞。

其后的继承者大多不能成功地进行第三次清洗,王朝便走向衰落的不归路。

因此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为什么汉唐二代能够持久强盛,是因为之前数百年间不断战乱所形成的各大军事集团早已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集团洗劫一空,最后聚集成少数几个军事集团,在王朝建立前被最后胜利者从整体上全部消灭,中央集权高度集中。

而统治阶级内部所产生的新的权贵利益集团,基本从零开始白手起家,发展到根基雄厚能够威胁中央政权需要更长久的时间,从而让中央可以游刃有余轻松治理各种社会矛盾,从客观上为社会稳定发展赢得更多资源和更长的时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最坚固的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作为皇帝推行其统治的基础----封建官僚体系和士绅阶级内部利益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窃取了国家权力,最终导致统治阶级的政权覆灭。

各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倾轧弱肉强食,或主动或被迫竞相从人民那里搜刮盘剥壮大自身势力以求获得最终胜利,直到最后形成恶性竞争导致民不聊生揭竿而起。

而在此过程中,中央政权被逐步削弱从而失去对各利益集团的控制力,是导致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国家为皇帝私有,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国家不是一人或一家私有,而是人民所有,那就有可能长期维持稳定不亡(阶级社会条件下)。

但是国家为全体人民所有,这只是国家不灭亡的一个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如上所说那样,中央政权如果失去了对官僚体系和各利益集团的控制力,那么,人民的国家也还是会被利益集团最终窃取或推翻。

有了国家为人民所有的这个先决条件,为了维持国家的政令畅通长治久安,剩下的就是该如何加强对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的控制力。

封建社会皇帝尚且知道维持政权需要一次次的对坐大的利益集团进行清洗,不同的只是清洗的成功与否而已。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打破了国家政权私有的观念,但这样的政权事实上依旧被少数大资产阶级掌握利用,成为剥削人民的工具,这是不争的事实。

他们在如何维持其国家的控制力方面自有他的一套成熟的体系。

掌握政权的大资产阶级客观上利用经济危机这种方式,对处在上升状态的中小资产阶级进行动态的周期性清洗,每次经济危机过后,社会危机都不同程度的得到缓和,正是这样动态的升降循环过程,是西方高出中国社会相对固定不变的社会关系高明的地方。

在我们国家这一切该如何实现?

前面说黄炎培曾向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而毛泽东回答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民主。

后来有的人批评说,毛泽东是知行不合一,明知道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通过民主的方式,可是他却拒绝民主。

不说各人对实现民主的方式理解各不相同,其实国家和个人一样,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相当不易。

二、知己知彼与知行合一

《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知己知彼对于军事行动的极端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如果一个军事指挥员对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以及战场环境缺乏最基本的感知能力,或者得到的情报信息是错误的,摸不清敌人的兵力状况,其盲目行动的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从古至今各位军事理论家,对知己知彼作为军事行动决定性的前提都有十分深刻的认识。

可是如何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呢?

《孙子兵法》的用间篇同样给出了明确答案,“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里所说的先知,不仅用之于先知敌之情,更重要的要先知己之情,己彼虽不同,知则无分别。

而承载这一“知”的任务的,是一个专业的军事情报系统。

上面只是从军事方面来讲的,然而扩展开来,“知”在人类社会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人们行动指南,无论如何推崇知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作为与军事关系最密切的政治领域,知己知彼这个先决条件同样重要。

前面说到,导致一个封建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是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

原本一个由政府、法律、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组成的强大的官僚体系,是中央政权执政的有力辅佐。

官僚体系本身需要具备两方面的作用,一个作用是耳目,另一个作用是爪牙。

正常的官僚体系,基本上能够完成这样上传下达的任务,下面有什么情况,就及时向上反映,上面下达什么任务,就尽力的执行。

但是,国家权力一旦被利益集团窃据,它所起的作用立刻从根本上发生转变,由原来尽职尽责的上传下达变为欺下瞒上中饱私囊,它再也不会把下面所发生的百姓疾苦等真实情况往上汇报,更不会把自己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的阴暗行为公之于世。

这就让上层决策者变成了聋子瞎子,以致施政过程中昏招连连。

利益集团更不会把上面的误国政策纠正,只会趁机牟利让百姓叫苦不迭。

因此如果皇帝对自己的执政工具内部运转情况一无所知,就只能被这些贪赃枉法的大小官僚和封建士绅阶层愚弄蒙蔽,到最后终成“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

不过到了明朝,朱元璋似乎看透了官僚体系的累世积弊。

于是专门建立起一套厂卫侦察机构用来重点侦察贪腐盛行的官僚体系。

这样,皇帝就可以越过这个官僚体系直接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运转情况,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知己知彼。

但是,知与行是两件事情,光是知道真实情况恐怕还是不能做到知行合一。

国家和人十分相似,一个人,一心不可二用,行动的时候往往不能静下心来沉思,凝神思考的时候经常连走路都会撞到树上,能把事情做好需要聚精会神,一分心往往一件事也做不好,知和行本身就是两件事。

小事如此,大事也不例外。

如此说来知行就不能合一了吗?

也并不是,有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就可以做到知行合一,就像跳水运动员,或者战斗机飞行员,他们在做跳水动作时,还能同时审察自己的身体姿态,随时调整,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完美的姿态,战斗机飞行员在战斗时也可以同时驾驶飞机同时攻击敌机。

为什么呢?

其实一般人之所以难以知行合一,在于大家都把知行混沌为一,知与行都在使用同一个体系,你知的时候,行就中断了,反之也一样。

真正知行合一的前提不是知行混沌为一,而是知行分离。

没有知行各自分离的两个体系作为基础,不可能做到知行合一。

知与行各自在自己独立的体系内完成,然后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

上面说的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可能就已经在自己的大脑神经系统内分化出两套独立的系统,各司其职,然后相互协调,才能做到如此完美。

那么,国家如何做到知行合一呢?

同样也不外乎需要两套体系各自独立,知与行不再在同一体系之内混沌为一。

至于如何知,前面说过《用间篇》已经给出军事上的知己知彼宝贵的理论指导,这理论同样适用于政治。

明朝的统治者基本上已经这样做了,已经把用间专业化、系统化、制度化,只是他们把厂卫侦察机构赋予了太大的权力。

可惜,他们还没有明白知行必须分离,知的体系必须只做知的事情,执行层面上的事,必须交给行的体系去处理,否则,知的体系又演化成一套新的知行混沌为一的官僚体系了。

而我们都知道,情报系统的根本的生命力,在于它的隐蔽性,隐于敌我之中,无人知其为间者。

由此可以推断,当身处知的体系中的一个分子,即使他是为了执行最高层的命令,如果不慎暴露,触犯了行的层面上的法律,也必须由行的层面来处理,否则,引起的知行混乱对两个体系都会是毁灭性的。

当然犯此错误者不止明朝统治者,蒋介石先生也是如此,把一个军统特务机构搞得天下闻名,生怕有人不知道。

至于那十多位被暗杀或得怪病的美国总统,应该也是这种错误的牺牲品。

由此可以见,美国所谓先进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它的优点在于知行分离是很成功的,然而要它做到知行合一恐怕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三、物质的进化

世界上的哲学基本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体系,唯心主义皆是妄想,唯物主义也是无源之水,真正深刻的只有辩证唯物主义。

我们先从物质最基础的构造单元原子说起。

最初人们误认为原子是物质的最小结构,后来才发现原子内部也有构造,于是发现电子、质子、中子,还有光子,这四种粒子成为在原子层次构造这个可见世界的基本单位。

这四种粒子内部也有结构,不过我们先不深入分析它的内部,只看这四种粒子如何构造这个世界的。

首先一个电子和一个质子相遇,结合成为一个氢原子。

而在他们相遇结合之前,本来是没有这颗氢原子存在的,有的只是一个电子和一个质子。

如果再把这颗结合为氢原子的电子和质子分开,那么这颗氢原子又没有了,这么说来,这颗氢原子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

电子和质子在这个过程的前后,一直都是有实体的存在,没有产生和消失。

而在电子和质子的实体之外,并没另外有一个叫原子的实体存在,离开电子和质子的实体,原子本身没有实体。

而有实体的真实存在的物质本身是不会平白产生和消失的。

由此可见,原子并非真实存在的物质,真实存在的物质只有电子、质子、中子和光子这几种可见世界的构造原料。

原子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那么原子它是什么呢?

其实原子只是物质由低级粒子聚集在一起向高级结构演化的被人类认识到的一种组织形式。

人们把不同结构的组织形式分为不同的种类,于是便有了根据人的认识而有的不同名称的原子。

如果把这样的分析过程应用在电子、质子、中子和光子身上,也会得到相似的结论。

因为这些粒子同样是由更下一级的基本粒子组合在一起构成的组织结构形式。

而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把这样的分解过程无限分解下去,便可发现所有的物质都没有了实体,都不过是由人认识并命名的一种组织形式。

因此唯物学说并站不住脚。

然而是否可以就此得出结论,世界上没有真实存在的物质,只有人根据自己的认识命名的对象了呢?

那样便陷入唯心主义。

按照我们刚才的理解,在每个构造层次上面,本层粒子相对于更高级别的组织结构,本层粒子便是实有,而相对于更低层次的粒子,本层粒子便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并非实有。

这样的理解方式本身就是物质的实有与非实有的一对矛盾逐渐深入的过程。

另外,对于一个存在物,它只会在各种不同存在形式之间转化,却并不会产生或消失,当一颗原子分为一个电子和一个质子之后,它只是由一种存在形式变为另一种存在形式,并非真有原子产生或消失。

而物质的存在方式可能有非常多种组织结构形式,而我们的意识只能认识自己经验中已经认识到的的几种而已,当某物的存在形式超出人所认识的经验范围之外,人便认为某物消失了。

产生或消失的只是人大脑对外物认识而生成的概念,而物质不会产生或消失,物质只会有存在形式的变化。

物质存在的本身是辩证唯物的。

而我们知道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就必然具有能量,因此构造世界的要素还有能量。

电子和质子结合成原子,是要有能量转化参与其中的,如此,便有了物质、能量和组织形式这三个要素参与物质世界的构造之中。

老子说三生万物,物质通过吸收或释放能量形成某种结构的组织形式,便构成了物质世界。

开初先构造出原子,然后原子聚集构造成分子,然后分子间相互聚集构成看得见的物体。

或者由简单的分子渐渐演化出结构复杂的分子,物质世界就是这样一步步相互聚集慢慢演化。

聚集则万物生成,分离则万物消失,万物本身皆不是实体都不过是一种物质和能量的组织形式。

以至于后来进化成复杂蛋白质分子的物质相互聚集构成细胞,形成生命。

生命体和物体都只是物质的不同组织形式,但生命体和物体有什么区别呢?

物体我们知道,是有相对固定数量的分子聚集而成,构成物体的分子基本上不会有多少变化,只有物体本身所有的热能、动能、势能、电磁能等与外界交换。

而生命体则不同,构成生命体本身的各种分子是不停地新陈代谢进进出出的,生命体本身具备驱动物质进行交换的内在能量。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生命体是物质进化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组织形式。

相比于构成物体本身的物质只存在于物体内部固定不变,构成生命体的物质是动态的,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生命体比没有生命的物体高级在哪儿,就是一个以物质为中心的,是静态的,一个是不断运动的,以能量运动为核心。

到后来物质进化成高等生物,出现了人类。

由此可见,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是物质和能量结合后生成的组织形式。

那么作为国家,当然也是一种物质和能量的组织形式。

既然国家,人,物质,万物皆是组织形式,而不同的组织形式是有低级和高级区别的,例如一个人的组织体,就远比一只猪高级的多。

而我们同样可以拿国家这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由人体细胞形成的人体的组织形式相比较,如此一比,发现国家这种庞大的组织体系,远比人体的组织体系落后的多,低级的多,如果想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就要好好参考一下人体的组织体系,慢慢把国家的组织体系提升到类似人体的高级组织形式才是正路。

前面说过的王朝周期兴衰律,最好的王朝大概只能维持十多代人左右的时间就结束了,还不说中间兴盛的时间一般只有几十年,大多数时间底层百姓根本只是被奴役的对象,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而人体的组织结构却基本已经十分完美了,一般情况身体都处在健康的状态,生命体为每个细胞都提供平等的生存空间,可能细胞之间不会存在剥削和压迫之类的怪事。

而人体的细胞寿命一般都是几天到几周几月不等,相比于国家,细胞可以在人的生命过程中稳定生存几百代时间,直到整个生命结束。

拿国家相比相当于中国从有历史到现在就是一个国家政权,中间或许会生几场病,却不会死,而且现在只是到了壮年时期。

人体是如何进化成这样高级的组织形式,是如何保持这种稳定的呢?

这需要从人体的组织结构说起。

人体的细胞,一般寿命几天、几周,也有少数达到几月几年的,可是唯有神经细胞(包括眼睛)的寿命与人体相同,从幼年到老年,大脑神经细胞死一个少一个。

这也许是人体能够维持长期稳定的秘密机制所在。

人体神经系统所担当的任务,相当于国家的政府机关,从神经末梢的信息向大脑传递,到大脑发出指令通过神经系统传遍全身得到执行,和政府的职能完全相似。

而神经系统会不会像官僚体系那样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呢?

应该不会的,为什么呢?

因为神经细胞本身与人体寿命相同,相比于那些只能生存几周几天的细胞,短期的利益行为对它没多大意义,它本身超越了普通细胞的利益格局,它以全体细胞的最大利益为自己的利益。

而构成国家的政府机关的主要要素,还有由人来执行,而人的寿命都差不多,他和一般人处在完全相同的利益格局之中,因此,绝大多数官员根本不能超越自身的利益去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因为自己不能与国家同寿命。

并且前辈执政者的优秀传统与能力难以继承,基本上只会让执政能力逐步退化,官僚弊端只会越积越深。

这是国家的神经系统逐步退化的过程。

因此,如何构造一个如同人体一样的神经系统,成为由低级向高级提升国家组织体系的决定性要素。

然而,人的寿命有限,所有人的寿命都不可能与人类社会寿命相同,用人构造执政的神经系统迟早还要堕入一般利益格局之中。

如何才能构造一个超越普通个体利益格局的神经体系呢?

四、生产力的发展与信息社会

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其决定性的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发展的步骤一般是生产力首先发生变革,然后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后生产关系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

上层建筑的反应经常大大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况且,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关系才能影响到上层建筑,生产力不能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柔性的而非刚性的。

如此说来,上层建筑必定要大大落后于生产力,非到被迫上层建筑不会响应生产力的变化。

但这样的情况也未必一成不变,现代科技和信息社会的发展,为生产力要素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领域打开了应用之门。

以前分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引申到官场劣官驱逐良官的现象,当时讲到,现代机器人的发展让拥有智能的电脑代替了很多人类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目前许多现代化工厂,资本家都喜欢用机器人或自动化,而不愿意用工人,因为机器人效率又高又不会闹事。

既然机器人可以代替绝大部分人类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甚至有许多方面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远远超乎人类之上,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用于行政管理领域建立一套神经中枢系统以代替官僚体系,让全社会以这套神经中枢为中心,官员只能通过这个中枢管理全社会。

执政党如同证监会一样逐步建立完善这个中枢,各种利益团体都作为神经中枢的外围客户,中枢本身形同一个巨大的服务器网络,这样构造出来的政府真是变成服务型政府了。

不但它的运行效率高,更重要的是由电脑和网络构造的主干神经系统已经超越了一般利益格局,不会中饱私囊与民争利。

其实目前社会上已经有许多领域已经发挥了这方面的重要应用成果。

比如全国公安信息联网系统,增值税发票联网系统,银行联网系统,建设工程的预算定额编制系统等等。

最具代表性的,是资本市场的应用,由电脑服务器和现代互联网络所构造的股票市场已经初具这样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雏形,这个资本市场是一个自动化运行的机构,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以这个市场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个人或证监会这样的机构为中心,即使是证监会也在为这个市场服务。

虽然这个市场还有非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它的许多方面是可以渐进积累的,某些政策一旦行之有效便由电脑系统来执行且保存下来,不会因为提出这项政策的人离去而失去作用,它能够象生物中枢神经系统一样逐步完善,是一步步功能丰富的、上升的、积累的、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即使有某些监管者无所作为,这个系统也不会象官僚体系那样很快退化、变质、崩溃。

这样的中枢神经系统,首先的优势在于“知”的方面。

许多社会问题就像小沈阳和赵本山说的小品,“股市这么熊样,这问题我都看到了,但是人生最遗憾的是,尽管问题你都看到了,但是你却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

赵本山说,你知道人生最最遗憾的事儿是什么吗?

是我虽然有解决问题的权力,但是我丝毫看不到问题在哪儿。

”在高位者往往因为被下层的利益集团蒙蔽而看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面对问题时无处下手甚至倒行逆施。

信息化的社会可以把社会所有层面的原始数据原本不变的记录下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在这个数据库之上,可以运用软件技术对不同方面的资料分析提取,甚至重新组合找到数据之间更深层次的各种关系,却可以排除许多利益掺杂的人为因素。

很早就已出现的数据挖掘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甚至现在已经出现的决策支持系统,为决策者提供各方面的数据和案例参考。

其次,在政策执行方面,它的优势相比以人的执政能力为中心的官僚体系,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各方面的社会管理,首先由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和官员研究出一套可行的体系,然后由程序员编程输入中枢执行系统,就像已经研制出来的医疗方面的专家系统一样。

这套程序对于政策运行的大部分常见情况都已经做了分类处理,现实中出现什么情况,系统便有相应的对策与之对应,对于超出程序经验以外的情况,当然还是需要官员来补充执行,但这样例外的情况已经很少,且每执行一次便有了记录,渐渐系统便可以把开初许多遗漏的问题补充进去,而中枢系统的最终源代码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

这是一个渐进的、积累的、进化的过程,系统不会因为有部分官员损公肥私而受到损害,最多只是积累脚步放慢而已。

这样政府真正需要应对的基本只剩下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和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例如社会治安案件、群体事件、自然灾害事件、战争或者中枢系统故障等,已经和一个自动化的工厂没有太大区别了,在工厂里,只需要很少的人员进行管理操作,除非自动化系统出现故障,不需要人的介入。

如此一来,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就是大量的各行各业的有经验的专家学者以及高级的程序员,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将一代代地被逐步积累,相比于官僚社会执政者只会黄鼠狼生耗子般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过程必将是积累的、上升的、逐步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

并且这样的政府管理,必定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真正的政治是高层提出施政纲领和路线以及保证这样积累进化的过程不被中断,那关键点就是如何保持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另外,法治必定也离不开民主。

何为民主呢?

实现民主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西方社会的民主发展当然比目前我们国家的民主现状要先进一些,他们的一人一票的选举政治,也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但它的弊端也很多,有好多社会问题不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可以解决的。

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

古代孟子曾说过一句让人十分窝火的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话很反动,但却道出了实情。

劳力者之所以不能自己当家作主,而一定要“治于人”,是因为自己不能“自治”。

由此可见,要真正的实现民主,核心问题乃是“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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