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先进性的丧失与苏联剧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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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先进性的丧失与苏联剧变

苏共先进性的丧失与苏联剧变

——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对苏联剧变原因再认识

潘德礼

2011-3-2621:

22:

57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6期

　　[内容提要]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在理论创新、突破某些原有结论和框框之后走向胜利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创新同样重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这首先是由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苏共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在思想建设方面，长期墨守成规，缺乏理论创新，苏共及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理解，凡事从教条和本本出发，以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解释世界和苏联社会现实，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共同规律看得过于简单，忽视吸取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

这使得苏共历史上“左”的倾向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右”的倾向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在组织建设方面，戈尔巴乔夫以前各个时期，苏共党的建设方面最大的缺陷是党内缺乏民主，党的上层“垄断”权力和真理，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甚至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逐渐改变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否定、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走过了一条从党内意见分歧、频繁的思想政治斗争、思想分裂直至组织分裂的演化道路。

苏共瓦解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丧失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失去了民心，被人民所抛弃。

今天，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学习江泽民“七一”讲话，回顾苏联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三个代表”，苏联剧变，思想理论创新，组织建设

　　[作者简介] 潘德礼，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北京100007）

　　“三个代表”思想是江泽民总书记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根据我们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自身建设实际，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精辟论断和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将苏联社会主义由“兴”到“亡”的整个历史过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相对照，最清楚不过地显示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思想是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理论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新贡献。

今天，我们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学习江泽民总书记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研究总结苏联的历史教训，以吏为鉴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

”1

　　纵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革命政党保持思想上的先进性至关重要，而这种先进性首先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列宁精辟地指出：

“一一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

毛泽东同志也曾教导全党：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们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3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思想路线的基石和核心。

正是这种思想路线保证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先进性，使之能够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时刻把握时代的脉搏，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为革命斗争指出正确的方向，审时度势，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领导人民大众为实现党的战略目标而奋斗。

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只能导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只能使革命斗争遭受挫折。

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总是在理论创新、突破某些原有结论和框框之后走向胜利的。

　　无产阶级政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必须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又必须始终如一地反映、代表人民的利益，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唤起俄国广大劳动群众，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它的思想理论正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正确地回答了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首先是从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上的胜利开始的。

革命导师列宁指出：

“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

这是痴想。

我们只知道这条道路的方向，我们只知道引导走这条道路的是什么样的阶级力量；至于在实践中具体如何走，那只能在干百万人开始行动以后由干百万人的经验来表明。

”4正是依据这种思想路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要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的经典理论束缚住手脚，在列宁领导下，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上依靠工人阶级在中心城市发起革命暴动，成功地夺得了国家政权，随后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在一国首先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进行革命斗争之初也曾试图套用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做法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发起革命暴动。

结果，在中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不多、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这种“经典”使革命斗争遭受了一次次挫折，付出了血的代价。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通过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社会各阶级的深入分析，突破了俄国革命的框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牢固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团结广大劳动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三座大山，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创新的理论指导下，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迄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正是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无产阶级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并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着争取解放全人类的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决不是教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刻板公式，而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

“人民总是在社会矛盾的运动中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人民也总是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

”5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同样是这样。

　　20世纪90年代，苏联共产党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中在党内外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势力、民族主义势力的共同攻击下，经历了“派别化”、“联邦化”过程最终导致自行瓦解，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联盟国家解体。

这一事件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损失，同时也教育了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

可以说，虽然苏联共产党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众多的遗憾，但也以悲壮的形式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认真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是十分有益的。

苏联剧变和解体、苏共丧失政权和自行瓦解的事实从反面证实，在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自身建设问题直接关系到其执政地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二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苏共丧失思想先进性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政治地位的重要保证。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

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政权的教训。

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

”6苏共曾经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共产党，它丧失政权的教训尤其值得重视，也最能说明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苏联剧变是各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执政党——苏共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失误、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是导致这一结果的要害所在。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这首先是由共产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而党的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它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苏共正是由于丧失了这种先进性而逐渐脱离人民群众，在反对派的打击下变得不堪一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保持其思想先进性，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前进的前提条件。

恰恰是在这方面，苏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思想僵化、惟上、惟书倾向严重，党内缺乏追求真理的气氛。

苏共及其领导人不断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在具体条件下作出的具体结论，为一些框框束缚住手脚。

同时，又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制约了全党和社会对真理的追求，党的理论思想不能满足时代和现实的需要，逐渐丧失了思想上的先进性。

　　第一，苏共及其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理解，凡事从教条和本本出发。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列宁以后的苏共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教条化，把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得过于简单，急于求成，盲目乐观，急躁冒进。

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苏联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的空想目标，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

在这种脱离实际、超越发展阶段的理想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取消私有制和商品生产等观点固守教条式的理解，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排斥商品和市场作用，抑制了不同劳动阶层的生产积极性，客观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以静止的、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待和解释世界和苏联社会现实，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共同规律看得过于简单。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苏共几代领导人都坚持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忽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忽视新科学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影响。

直到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大，苏共领导人还在重复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总危机”的过时论点7。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两个平行市场的论断也始终影响着苏共，使苏联及东欧国家长期与外部世界相隔绝。

在此背景下，苏共只强调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斗争和取代资本主义，而忽视吸取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更谈不上思想理论创新，灵活调整战略、策略。

与此同时，苏共领导人对苏联社会现实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和解释，长期忽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否认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强调苏联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完全适合。

认为苏联没有也不会有经济危机，没有生产力破坏的情形。

苏共历届领导人都不同程度地忽视苏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

形而上学、想当然地认为，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压迫之后，苏联民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恰恰是这个“一劳永逸”解决了的问题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第三，苏共党内生活缺乏民主，党内斗争持续不断，为进行党内斗争，压制“对手”，苏共领导人时常将思想政治工作当作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党内斗争的工具，在固守马列主义“老”教条的同时，自己又在制造“新”教条。

在一个时期，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领导人的论断成为评判是非、划分敌我的惟一标准和根据。

这不仅限于党内斗争，而且还扩展到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文艺界：

不同学术流派、艺术流派的争论被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一些新兴学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正常的思想文化活动、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干扰；许多学者、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知识界、理论界就已经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一些东欧国家也曾出现了摆脱苏联控制、探求改变苏联模式的尝试，这说明现实已经提出了理论创新的任务。

然而，苏共领导人自己不探索、不创新，也不允许别人探索、创新，各种不同意见和改革尝试都在苏联领导人的压力下半途而废，使苏联和东欧国家丧失了改革的时机，使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

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实际上被中断，形成领导人一言堂的局面。

而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8。

事实的确如此，苏联长期以来缺乏学术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从而使得被苏共领导人解释的“马列主义”日趋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生活。

由于缺少自由空气，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

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结论、论断经过苏共领导人的解释，被奉为神圣，成为教条，不允许人们有丝毫怀疑，同时还常常被用来作为攻击自己政治对手的工具。

　　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必然导致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生活。

显然，共产党的先进性是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这里，落后于时代显然不是先进，而超前、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也不是先进，惟有实事求是才是先进。

苏共在更多的场合是表现为超前、超越发展阶段的倾向，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不能根据时代、现实的变化探索、创新，因而又是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的，这使得苏共历史上“左”的倾向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为戈尔巴乔夫时期“右”的倾向的出现埋下了祸根。

苏共思想路线方面的错误和失误，从反面证实了无产阶级政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9

三脱离群众、组织涣散——苏共丧失领导地位

　　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所以有能力领导国家和社会，是由于它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反映和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苏共曾经在苏联各个历史时期发挥过先锋作用，曾经拥有强大的战斗力。

然而，由于苏共一直没能明确划分党和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权限，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勤于”插手行政和具体的经济工作，疏于党的自身建设，党的各级机关逐渐沾染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风气，苏共不仅在思想上逐渐落伍，而且在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苏共党内长期缺乏民主，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另一种倾向——强调民主，取消组织纪律的倾向开始泛滥，党内上层争斗不已，基层组织纪律涣散。

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共领导人的一系列错误加速了苏共退化、领导层蜕化变质的过程。

一直处于渐变、量变过程中的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完成了突变、质变，最终丧失国家领导权，自行瓦解。

第一，对于共产党来说，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十分重要。

苏联剧变的教训之一就是苏共党的阶级基础发生动摇，苏联演变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苏共逐渐脱离劳动群众、逐渐丧失社会影响力的过程。

　　作为执政党，苏共曾经领导苏联人民创造了无数奇迹，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同样这个党在20世纪90年代初顷刻之间无声无息地垮掉了，其原因多种多样，然而最根本的在于它丧失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失去了民心，被人民所抛弃。

　　在这方面，苏共的问题很多，其中主要有：

1．长期奉行一条“左”的路线，惯用行政手段和强制手段，在取得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同时，对社会和人民造成严重的伤害，特别是斯大林时期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肃反扩大化，滥用专政，给社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

2．党包揽国家和社会事务，使党陷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忽视党的自身建设。

3．长期执政使苏共及其领导人产生了盲目乐观、骄傲自满的情绪，缺乏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党的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4．党内民主欠缺，组织纪律涣散，党的领导干部不受或很少受党的组织纪律约束，不能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

5，党的领导干部不能始终如一地履行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职责，干部生活待遇特殊化严重，腐败现象日益普遍，逐渐形成特殊的“官僚阶层”。

所有这些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损害了苏共在群众中的威信。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人认识到苏联存在的问题，也注意到苏共党内生活中的问题。

然而，由于改革的战略、策略、方法措施失当，由于某些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怀疑，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改革、实现国家振兴失去信心，引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

作为执政党的苏共成为“罪人”，被反对派煽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运动搞得疲惫不堪，党的基本群众纷纷离它而去，投入反对派阵营，苏共对国家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

这时，苏联国内形势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不断“激进化”，各种政治设置重新结构、反复变动，各种政治势力争斗不已；另一方面，苏共偏离了经济工作的主线，改革未能给人民带来任何经济实惠，还造成他们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国民经济状况不断恶化，食品、消费品供应更加紧张。

公开性、民主化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不受约束地表示自己的不满，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使得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

工人罢工浪潮此起彼伏，1989年夏秋季爆发了大规模的矿工罢工浪潮。

这不仅给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政治上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它标志着过去那种由共产党领导的苏共一政府一社会团体（工会、共青团等）一劳动集体一整套组织体系发生动摇。

在这场罢工运动中，苏共的威信迅速下降；舆论工具逐渐摆脱苏共的控制，开始作为“独立”力量推波助澜，对苏共施加压力；随着原有的工会组织威信的下降，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成立独立工会的要求，脱离苏共领导的独立的工人运动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随着苏共在工人队伍中影响的急剧下降，苏共的各种反对派，特别是当时还栖身于苏共党内的“激进民主派”敏锐地抓住时机，扩大工人群众对苏共的不信任感，离间苏共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借机扩大自己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

1989年7月29日叶利钦在跨地区议员团成立大会上声称：

“党这个贵族阶层已构成一个阶级。

这次工人运动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个阶级的，尽管工人们尚未认识到这一事实。

”以此为开端，苏共逐渐失去了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的支持，脱离子自己阶级基础的苏共便丧失了生存的基础。

　　第二，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不论是进行革命和建设，还是进行改革，苏共队伍的团结是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团结则事业成，分裂则事业败。

而党的团结是依靠党内民主、组织纪律保证的，其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尤为重要。

在这方面，苏共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

　　在戈尔巴乔夫以前各个时期，苏共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个最大的缺陷是党内缺乏民主，党的上层“垄断”权力和真理，压制党内不同意见，甚至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

党的基层组织和普通党员群众无法对党的上层、党的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无法影响党的决策。

苏共党内思想沉寂、缺乏自由讨论、认真探索的空气，党内生活缺少作为一个先锋队应有的活力。

　　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失败的过程，是苏共从上层开始到各个地方组织从分歧到分裂的过程。

这无疑是由于苏共领导人在改革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所造成的，其中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错误也是十分明显的。

在苏共领导人“革新”党的过程中，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逐渐丧失。

片面强调党的民主化，取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使苏共组织进一步涣散。

苏共领导人一再强调：

“坚决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10。

“党的革新要求对党进行深入、包罗万象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党员群众的权利上面”。

并认为，“这将有助于苏共这一完整组织的巩固，提高它在人民当中的威信”11。

然而，事与愿违。

片面强调党内“民主”，不讲党的组织纪律，否定、取消民主集中制，把任何要求加强党的组织纪律的呼声都视为“保守”、斯大林“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残余，所有这些使得苏共越来越失去工人阶级先锋队、社会先进部队的特性，而变成一般性的社会团体和“争论俱乐部”。

　　改革时期，国家和社会面临着为数众多的问题，社会上和党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看法、不同观点，这不足为奇。

问题在于苏共党内长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同意见和观点没有表达的渠道和机会，甚至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

在此背景下，苏共及其领导人忽视了民主是一个逐渐的发展过程，民主必须有法制作保障。

实际上不仅苏共领导人，而且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什么是民主、如何运用民主权利以及实行民主所应遵守的规则缺乏正确的认识，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民主误区”，不少人认为“民主”就是“为所欲为”d苏共的教训在于长期缺乏党内民主，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而对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民主制度的政党来说，实现民主化要有一个过程，不仅领导要学习民主，普通党员也要学习民主。

贸然地用“民主化”和“公开性”把闸门打开，不可避免会对党造成巨大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压力下，苏共开始滑向“争论俱乐部”、一般群众组织，错误理解的“民主”成为党的活动准则，放松甚至放弃对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组织纪律要求，任由党内“自由”争论、“自由”结派。

苏共领导人虽然在口头上也反对党内派别活动，但始终未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一味地迁就、退让，致使苏共党内派别化倾向不断发展并提出了各自的纲领。

到后来，苏共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也同中央闹起了“独立”，严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并助长了各加盟共和国脱离联盟独立的倾向，实际上为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帮了大忙。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走过了一条从党内意见分歧、频繁的思想政治斗争、思想分裂直至组织分裂的演化道路。

　　第三，苏共瓦解、苏联剧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苏共干部政策的失败，苏共高级干部的转向、改弦更张对此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共掌握着制定干部政策，培养、选拔各级干部的权力。

这种干部制度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始终如一地体现人民的愿望和意志。

由于党内缺乏民主，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事实上实行的是委任制、最高领导人的终身制。

长期以来苏联各级干部的任何一次任免都是由上级内定的，苏共党的任命制度、实际上存在的“官名录”造就了一批批唯唯诺诺、听命于上级、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

这种社会结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本质、核心和社会基础。

苏联整个国家机器正是依靠着这种从上到下、从国家最高权力直至植根于社会最基层的一般生产单位的一整套“钦定官员阶层”来维持和运作的。

当然，这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