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兴化市城东镇李亚平回忆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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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兴化市城东镇李亚平回忆录

前言

一个人的一生总会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我也不例外。

六十年的人生之旅，往事不堪回首，可就是挥之不去，特别是近期总是象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夜间常常因此而失眠，一股强烈的意识激励着我写一部回忆录。

现已通过我的拙笔，据实载述了我学生时代的单纯，部队生活的艰辛，走上社会的坎坷，政治生涯的波折。

也清淅的印证了我数年来的恩恩怨怨，沧桑沉浮，山穷水复，苦尽甘来的人生历程。

我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人，没有惊人的壮举，也没有显贵的声名。

工作中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生活上艰苦朴素，洁身自好，做人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我的政治生涯是纯洁的。

我很快将要退休了，遗憾的是我没有积攒出丰厚的物质财富，但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妻子很贤惠，两个儿子、儿媳奋发努力、前程似锦，三个孙子女聪明伶俐、如花似玉。

全家人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今后我将和妻子一道尽情的享受天伦之乐，希望得到“老天爷”的眷顾，顺利安康的度过自己的余生，这辈子足唉！

目录

1、成长…………………………………1

2、当兵…………………………………4

3、务农…………………………………8

4、恩师…………………………………10

5、建房…………………………………13

6、仕途…………………………………16

7、进修…………………………………19

8、片长…………………………………22

9、返乡…………………………………25

10、调岗…………………………………30

11、企改…………………………………31

12、心结…………………………………35

13、借钱…………………………………38

14、支书…………………………………41

15、院长…………………………………45

16、国考…………………………………48

17、停职…………………………………51

18、荣誉…………………………………54

成长

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过着节衣缩食的困难生活。

七岁那年，村里老少都在食堂吃饭，人人都唱着人民公社好，“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十年。

”有一次我姐姐用勺子从缸里捞到了个采子疙瘩，高兴得不得了，但她自己舍不得吃，送给了我。

大食堂没吃几天散伙了，后来我们就经常饿肚子，以野菜充饥、胡萝卜当饭，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更加艰难，就在那样的年代，我上小学的成绩还是很好的。

13岁那年，我以十分优秀的成绩考取了兴化市东风初级中学，确实不容易，湖北庄那么大的学校，几十名学生没有一个人能考上，我们周蛮小学13名同学也只考了2人，我算是幸运的，全家人很高兴。

可是后来才知道读初中是多么的不容易，家里很穷，要吃、要住、要学费，真的供不起，可是父母对我抱着很大的期望，再穷再苦也要保障我在学校的生活费用。

我十分理解父母的苦心，学习上我刻苦认真，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

生活上节俭，经常是早餐的稀粥留一点当中饭，吃饭时5分钱菜汤，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就这样的生活，我读完了初中。

其实真正的初中课我只读了一年，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地造反派都在斗走资派，学校也不例外，我也参加了学校成立的“解放军战斗队”，队长是陈红星，他后来当了兴化检察院副检察长。

当时我才14岁，根本不知道什么回事，整天跟在别人后边跑，数学老师王尧臣被剪了十字头，戴着几尺高的纸糊帽游街示众，学校停课了，校长、老师人人自危。

后来复课闹革命，实际上也就没有真正上过什么课，初中也就算是毕业了。

1969年东风中学组建高中班，在老师的建议下，我又以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高中。

在那样的时代，我能够拿到一张高中毕业文凭是非常不容易的，对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

我忘不了父母为我所付出的艰辛，我能有今天，能成为一名国家公务员，都是父母的汗水泪水换来的，想起这一切，我的内心十分的内疚。

父亲在我当兵时因病去世了，临死前抱着我从部队寄回来还未来得及织成衣服的毛线闭上了眼睛。

我母亲劳苦一生，本应到了享福的时候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我们做儿女的都没有能够很好的孝敬她，也离开了人世。

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儿女们总是无私的奉献，而我们对父母的关爱往往是不够的。

我想在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今天，为人子女者应该多关心关心身边的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过上幸福平静的生活，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敬一点孝心，好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当兵

一九七○年底，公社党委张鉴元书记要求应届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报名参军，可我从学校回村报名时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阻挠。

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一口回绝“要当兵明年再说”。

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的回答是体检的名额已满，再怎么求他们也无济于事，我当时突然想到了张书记，“也许他能帮忙”。

听说他在湖北庄检查工作，我立即赶往湖北庄，由于途中有几个圩口子要趟水而过，我当时赤着脚就闯进了书记的会场，在说明来意之后，张书记很支持，当即电话指示要优先安排我去体检。

村支书不敢违背党委书记的意见，但给我出了不少的难题，先是在体检政审材料上做文章，胡乱编写我父亲以及伯叔们的政历问题，造成政审材料无法通过，后在公社征兵负责人叶科长亲自主持下重新完善了政审材料。

临去体检时民兵营长又提出来要我下一批去体检，我说今天一定要去，不顾他们的竭力反对，随船到了大垛。

可是到了大垛后，我却成了炊事员，帮助买菜烧饭，直到中午，同去的3名小青年体检回来时才知道体检站带兵的解放军一直在找我，这时候民兵营长知道无法阻挠，便叫我去体检，我虽然非常气愤，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我一个人赶到体检站，报了姓名之后，带兵的解放军一直赔着我体检结束，后来我才知道接兵人员专门到我的学校了解了我的情况，发现我是个人才，特别是能写一手好字，所以早就在我的姓名前打了一个五角星，必须要带到部队去。

可怜的是我体检结束回去吃饭时，他们没有给我留一点饭菜，我只好铲了一点锅巴，喝了几口菜汤充饥。

他们问我体检情况怎样，我说没有合格，中途涮下来了，他们很高兴。

当我的入伍通知书到村之后，周支书、李营长忙起来了，如果我入伍的话，村支书的侄子就不能去，因为名额有限，所以他们要绞尽脑汁、千方百计阻止我入伍，但不论他们怎么费尽心机也无法影响接兵部队的决心。

特别残忍的是我随桂松、志亮两个干部的公差船去学校拿行礼，他们尽然不带我回家，我站在粮站码头上求他们也没有用，我只好背着包袱跑了几个小时才到家。

我终于成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他们还是在我的关键时刻给了我一次沉痛的打击。

在我入伍的第三年初，我的入党材料在营党委已经讨论通过的当天中午，收到了周蛮村寄给营党委负责同志的信，信中胡说我家的政历不清，结果我入党的批复被压了下来，当时我已任连队文书。

当我收到其他同志的入党批复而没有我的批复时，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我请指导员到营部打听后才知道一封人民来信出了问题。

怎么会这么巧呢？

这封人民来信如果迟一天到的话，我的入党批复也就下来了。

原来是周蛮村的干部偷拆了我写给家里的书信，知道我即将入党的情况，所以那么及时的给了我“当头一棒”。

我的入党被搁置了一年多时间，在这一年里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要知道在部队当兵要求入党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为此事我还跟指导员发生了口角，从而使我完全丧失了继续在部队干下去的信念，只想着早点解甲归田、退伍回家，哪怕是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也躲过了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后来听说我们的团政委和许多战友们不幸遇难了。

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当年还在部队的话，恐怕也在劫难逃。

务农

五年多时间的部队生活使我增长了许多在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方方面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退伍回乡后，我抱定决心要将自己的知识才华贡献给家乡人民，在生产队长的带动下，我和一同退伍的战友万四成了生产队的积极分子，下地劳动做到三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下田上船我们俩总是主动拿篙子撑船。

有一次下地种棉花，在一条水泥船上，队长要求将棉花籽和大粪、草木灰进行搅拌，船上许多社员都嫌臭，我和万四毫不退缩，主动接受任务，将棉籽和草木灰倒进两只粪桶里搅拌后，再用手将棉籽拾出来。

虽然很脏很臭，但总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行为受到了队长及许多社员的好评，我也得到了生产队长的信任。

记得有一次生产队里长的瓜要外出销售，队长一定要我去，他对其他人不太放心，我不好推辞，一共三个人，我们装了一船的瓜，沿途向北不停的叫卖，可就是卖不掉，船上的瓜经过高温暴晒有可能要烂掉，我们三个人商量后，只有降价销售。

当时我们的船已经到了钓鱼公社，那里的老百姓听说我们的瓜降价销售，都拥到了船上，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时间，船上所有的瓜都卖掉了。

一船瓜卖了三天，回到家后，向生产队长汇报了卖瓜的情况，队长夸我们做的对，俗话说“青货无等价”，总不能让一船瓜烂在船上。

但有个情况我始终没有泄漏，就是我们船上的瓜数量是过秤的，但在凌晨出发后，我们船经过瓜地时，又偷摘了集体300多斤瓜，他们俩告诉我，外出要伙食开支，要想吃得好一点，只有这么办，我没有反对。

外出几天几夜，行船五、六十里，可谓是又苦又累，日无蹲，夜无宿，下雨无处躲，洗澡在河里，睡觉在船上，蚊子咬，虫子叮，简直是活遭罪，但是伙食好，每天都吃鱼吃肉。

说实在话那时候每天能够吃上肉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即使苦一点也就无所谓了。

恩师

我的恩师叶广新，是我这辈子难以忘怀的人，他将我带上了仕途，教会了我如何工作，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应该怎样做人。

我从部队退伍回乡仅半年时间就被他请示公社党委同意后安排到他的身边工作，他是公安特派员，公社治保科长。

我成了他的得意门生，治保科办事员，一开始只是借用，公社每月只发给10多元的生活补助费，村里每年按照正常劳动力记工分，由于我出色的工作和较高的才华，很快得到公社党委领导的赏识。

叶科长对我关怀备至，但要求很严，在办案中，我负责记录，从不允许有一个错别字，只要写错一个字，整页都撕掉重写，所记录的内容不能有一点错误，必须完全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我们的工作很忙，也很苦，一个公社45个村子，就我们两个人承担着全部的治安保卫、民事纠纷的调处，也就是现在公安、司法所有的工作任务，哪里发生刑事案件，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哪里发生群体性事件，我们也必须及时到位调控，社会矛盾、民间纠纷、夫妻离婚，我们都得管。

我俩正常吃住在外，风里来，雨里去，那时候交通很不发达，除了乘船就是走路，我们经常一天要去几个村庄，跑几十里地。

我十分佩服叶科长，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对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当时在全市的公安战线上很有名气，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也很有威望。

在他言传身教、关心帮助下，我也逐步成长起来了，我开始单独办案，哪里发生案件，发生纠纷，即使叶科长不到场，我也能较好的完成任务。

那时每办一个案件都要写出综合调查报告，向党委汇报，并提出调查人的处理意见。

想当年，我们所办的案件都是相当有质量的，公安局的领导对我这个材料员非常有好感。

正当我的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上级领导也开始对我器重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林湖公社，西鲍公社划出一部分村新建立一个东鲍公社，我的家乡周蛮村也划到了新公社，叶科长被调到东鲍公社担任治保科长，而我却被留了下来。

负责政法的仇春才书记找我谈话，林湖治保科不能没有人，要我临时负责治保科的工作，并表示会对我的前途负责。

我接受了，我离开了老科长，单独挑起了林湖治保科的重任，事实上我并没有辜负领导对我的期望，我这个临时负责人，工作干得很出色，不久党委就开始酝酿对我的正式任命，虽然叶科长不能决定我提干，但知遇之恩，我终身难忘。

建房

我一生中建过两次房，现在想起来，第一次建房太难了，原来的房子实在不能再住了，还是在父亲手上砌的，真正的是方垡根脚，土墼墙，毛草盖的水泥梁，可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建房似梦想，既无钱又无料，但穷则思变，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经过几年的努力，还是把当时在村里上数的房子建起来了。

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为了购买建房材料，我跟着别人赶往上海郊区好多天，运回来一批废旧的木材、橡子料。

在朋友的帮助下利用紧张的计划煤碳和一船稻草，送到轮窑换大瓦。

砖头太紧张了，也是朋友帮的忙，在戴窑砖瓦厂定购了两万计划砖，并约定了装砖的时间，可是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四五条船一夜开到戴窑砖瓦厂，厂方说砖头太紧张，今天难安排，时间要往后推，怎么办？

第二天就是建房开工的日子，情急之下只有请人帮忙，我想到了在公安局工作的姓朱的朋友，他的父亲是永合区委书记，戴窑砖瓦厂是他的管辖范围。

我直接找到了区委朱书记，说明了我的特殊情况，他说他儿子给他打过电话，随后跟戴窑砖瓦厂的厂长联系，还真管用，窑厂优先安排我装砖，保证了第二天的正常开工。

建房的速度是快的，从开工到结束只有三天时间。

四班瓦匠，三班木匠，全部是义务工，没有要我一分钱工钱，纯属朋友帮的忙，我真是难以想像那时候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这份情，我是欠了一辈子，至今难以回报。

建起来的房子是砖墙瓦盖，当时在周蛮村已是较好的房子了，就是当时的村支书周永寿都说，我做干部这么多年也没有你的房子好。

房子建好后，我又在前边打了一口井，并取名“龙泉井”，在那所房子里，我一家四口人度过了十多年的光阴，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后来以9600元卖给人家，远不够为大儿子买一台“四通”打字机。

第二次建房是在1995年，当时我在献基村担任支部书记，工作很忙，但这次建房还是比较轻松的，自己只负责建筑材料，瓦木工是承包建筑，但建筑材料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我当时经济实力仍然比较差，也多亏朋友帮忙。

荡朱乡司法助理张以春，因他分管负责本乡的砖瓦厂，利用他的特权，以每块砖低于市场6分的价格将7万砖直接运送到我家，为我省下4000余元，所有封顶的水泥楼板也都是朋友帮的忙，绝对的优惠价，同时我必须感谢当时的副乡长王永善，他优先照顾安排了我宅基地，我知道当时有很多人争这块地都被他回绝了。

后来他又在党委韦雁国书记的同意下将本属于东鲍影剧院的一块地皮批给我建了安居房，而且是无偿的。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关系虽然不是很好，但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曾经给予我的帮助，我从心里感激他。

仕途

我算是幸运的，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器重，在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经党委主要领导研究，拟任我为林湖公社治保科副科长，同时被拟任的还有步淦，为宣传科副科长。

拟任报告由瞿书记亲自送往竹泓区委讨论批复，可是时间过去五个多月了，我们听不到任何消息，我们俩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后经过打听才知道，缺少一份考察报告，当时区委组织科长收到我俩的拟任报告时，要瞿书记回公社再补一份考察报告，结果是瞿书记把这个事给忘了。

公社组织科姚科长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俩的拟任报告作废了，因为接到上级人事部门通知，部队大批干部转业地方，农村不再培养公安干部，我任公社治保科长的希望没有了。

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眼看着提干的事渺茫了，时间对别人来说也许过得很快，可对我们俩来说，就是一种煎熬，一种期待。

意想着找书记谈一谈，可我们不敢，后来还是我冒昧，先后找了仇书记、姚书记、窦书记，反映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如果在林湖没有什么希望，我想回东鲍工作，几位书记对我的印象都不错，他们都表态没有问题，要我好好工作，提干肯定是有希望的。

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可笑，那时候我们俩太老实，只求领导关心，从未想过给书记们送点什么礼物，要是现在简直就寸步难行，那时候的领导干部大部分还是很纯洁的。

我们的拟任报告考察报告又被送到了区委，很快批复下来了，陆步淦为宣传科副科长，我为公社办公室文书，从此之后，我正式进入了公社干部的行列。

办公室的工作很忙、很辛苦，每个月只有30几元钱工资，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很羡慕的。

工作中我也非常努力，严格要求自己，做事一丝不苟，但也经常会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因为官场上是很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

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仕途，会不择手段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甚至制造一些假象，故意损坏你在领导心目中的印象，不过身正不怕影子歪，我始终保持良好的工作心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但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或者是年轻气甚，无论做什么事都很认真。

认真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但对人、对工作过于“顶真”，甚至有点得理不饶人的话，就容易得罪人了，尤其体现在我担任片长期间，对个别村的支部书记、主任工作中马马虎虎、不顾大局的言行批评得较多，而造成他们心理上不平衡。

我才体会到，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容人之量、豁达、大度，才是治人的“良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胸怀也越来越宽了。

进修

一九八四年春天，我被乡党委推荐参加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哲学进修班，培训时间半年，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

我好像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但又有很大的区别，学生时期单纯、幼稚，无杂念，成年时期的学习，虽然也离岗培训，但心理负担是很重的，自己的工作也不能完全放弃，家庭负担也难以割舍，人虽然在教室里，但精力却很难集中。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应该说是受益匪浅，特别是哲学唯物主义观念意识，使我终身受用，对后来考取国家公务员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进修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使我终身遗憾，也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错误决策，因为乡政府人武部老部长退位，经党委主要领导商量决定，拟任我为人武部部长，并要我去参加市人武部的文化和军事测试，测试过程中，我顺利通过了。

改任乡人武部长，我想也是能够胜任的，可我却对人武部长这个职务一点不感兴趣，那时我担任乡政府司法助理，由于多年来在治保科工作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干起来得心应手，公安上各乡建立派出所，派出所长转了国干，司法上也发服装，觉得也蛮有前途的，可能还有转国干的希望，因此我决定继续干司法助理。

拿定主意后，我向老师请假回乡找到党委陈书记，陈书记要我认真考虑一下，我说我主意已定，现在想起来，这个决定是多么的幼稚。

人武部长是党委委员，我当时那么年青，那么有才华，如果当上人武部长很快就能提拔重用，可我就这样放弃了。

司法助理这个职务很平凡，职能也很弱势，你的工作再好也得不到领导的重视，然而我干了一辈子的司法助理，始终是个乡镇机关中层干部。

不过我也想通了，职务的高低并不能衡量一个人的全部，要看你在这个岗位上是否称职，在人民群众的心中有没有位置。

我想我这个司法助理还是当之无愧的，虽然权力小一点，但我为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难事、烦事、忧心事，为全乡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片长

一九八五年，我担任林湖乡西丁片片长，西丁片共有六个村，都是年青的支部书记。

步淦担任副片长，是我的好帮手，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各村的工作在全乡都是一流的。

那时候的片长权力是比较大的，片部设在西丁庄老医院内。

有专门的食堂，有专人烧饭，有专门的司机、挂桨船。

那时候农业生产资料都按计划分配，各片片长有很多的计划物资，但片长的责任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片里去工作，正常的吃住在片部。

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大农业，各村首先要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粮食定购和经济上交任务，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任务。

老百姓的粮食不肯卖，不能如期完成经济上交，我们就要组织村、组干部一户一户的催要，村干部们与老百姓经常发生冈吵，甚至纠缠。

其实老百姓是很可怜的，一年苦到头，所有的粮食卖掉都难以完成国家的任务，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宁可自己穷，不能穷国家”，由于我们片村干部的共同努力，连续几年都能在全乡率先完成任务。

就在我们片的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为了配合乡政府在我们片即将召开的农业生产积肥现场会，我们组织各村支部书记、村主任开了一个督查鼓劲会，中午在刘陆村就餐，饭后休息时，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要去兴化看李炳淑京剧团演出，几个村的支书、主任都很赞同，并表示工作上我们不含糊，今天下午就给我们放松放松。

我作为片长也不想扫大家的兴，就同意了大家的要求，本人也与他们一起开着片里的挂将船去了兴化，晚上每人吃了一碗馄饨，还是生铁村的陈支书个人付的钱，可就这件事却惊动了市委丁解明书记，有人给丁“青天”写了一封信，把我们的几个人告到了市委。

乡党委收到市委丁书记亲自签署意见的人民来信后，立即要求纪委窦书记调查处理，窦书记十分重视，通过了解了真实情况后，认为我们西丁片借会议之名，兴吃喝之风，更不应该在繁忙之中将村里主要干部带到兴化去看戏。

后召开全乡机关干部和各村支部书记会议，要我在会上做检讨，并组织几名支部书记对我们进行批判式的帮助，真是小题大做，吃了一顿饭，看了一场戏，就好象是犯了多大的错误。

党委陈书记要我正确对待，今后引以为戒。

其实许多人也为我们感到不平，在那个时候，开会在村里就餐是很正常的事，但我想纪委书记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给“丁青天”一个好的交待吧！

或者说借机整我一下，刹刹我的傲气，通过这件事，我也深深的感觉到，做任何事都应该掌握分寸，要掌握“度”，也许我们真的是错了。

返乡

我在西丁片做片长时结织了一位十分友好的朋友，原西丁精神病院院长徐天熙，他为人正直，乐于助人，是一位难得的好人，当他知道我的家乡在东鲍乡周蛮村时，就问我为什么不回本乡工作，我说当然想，但是回不去呀，他说他可以帮忙。

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也没有在意，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他说已经找过东鲍乡的党委单书记了，并说单书记同意我回家乡去工作。

后来我知道徐院长在单书记面前把我夸得天花乱坠，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等等，更重要的是说我是他的好朋友。

徐院长原来也在西鲍乡工作过，与单书记私交相当好，所以我能回东鲍乡工作主要是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什么能力、水平都是假的。

一九八七年六月，我辞去了林湖乡的工作，正式到东鲍乡报到上班，仍然从事司法行政工作，担任司法副助理。

原司法科长李万余是我同族兄长，与他一起工作我也很满意，因为我对东鲍的情况不熟悉，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事实上李科长对我很关心，带着我跑遍了全乡各村，局面很快打开了。

单书记对我也很器重，我虽然被安排在司法科，实际工作主要是党委调用，哪儿有困难，我就到那里去。

先是带领工作组到长安村清理计生外孕，王永善任副组长，没想到处理计外孕那么难，外孕户不见踪影，做了几天的工作仍不见效。

为了完成党委交待的任务，我们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拆掉了二个外孕户的房子，正所谓杀鸡吓猴，其他几户很快回村去兴化引了产。

献基村刨光厂倒闭，造成了严重的亏损，欠下了许多债务，职工的工资也无法兑现，老百姓起哄拒绝完成经济上交任务，党委决定由我带工作组进驻。

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努力，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解决了所有难题，但是我重重的得罪了老支书吴学礼，因为他的工作最难做，影响也最大。

湖五村发生群体性事件，村里闹得鸡犬不宁，村干部无法工作，蹲点乡干部遭到多名老干部的围攻指责。

为了平息事端，我又替换那个乡干部，派到湖五村蹲点，这一去就是两年半，这个期间我组织村组干部对存在着严重遗留问题的责任田进行全面的调整，工作量之大，矛盾之多，为该村后来的工作常规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为了使这个村的各项工作真正走上正道，我根据党委的意图，对在职村干部的职务进行了调整，两名主要干部因此而离职，其中一位还是我的战友，虽然他们工作能力差一点，但我为什么不能照顾一点，宽容宽容他们呢！

现在想起来，我还真感有点对不起他们。

离开了湖五村，我又被分配到东鲍南村蹲点。

那是在1991年，碰上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连续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雨，河水涨到了3.3米。

我和该村的干部群众没日没夜的保圩保坝，但还是没有保得住，几千亩的良田被淹没了，我们受了很多苦。

我一个人睡在法服所的宿舍里，有一天，我夜里回宿舍，外边窗台上有几条蛇，突然往水里一跳，我被吓得魂不附体。

我睡在铺上，床下边有30多公分的水，我的衣服每天都是湿的，鞋子都是潮的，我自己的家也被淹了，但我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说实话，那时候年青，身体也结实，不论吃多少苦也无所谓，心里想的都是如何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调岗

一九八九年，党委研究决定，对我职务进行调整，担任科技助理。

领导谈话时，我表示没有意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