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学概论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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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概论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论

文学概论第4讲：

文学的本质论（三）：

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论

关于文学的本质，历史上还曾经有一些理论家提出：

文学的本质即历史。

在中国，比较自觉的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观是在唐代开始出现的。

唐代大诗人、中国诗歌史上的诗圣杜甫自觉地创作具有史著功能的诗，自觉地充当时代的书记。

他在《雨二首》之二中写道：

“留滞一老翁，书时记朝夕”；又在《八哀诗》中写道：

“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

”[箧，qie4，小箱子]由于杜甫自觉地以诗史为自己的诗歌创作的目标，因而，唐代天宝至大历年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在他的诗中得到了真实反映，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幅幅真实、简洁、生动的图画。

除杜甫的诗外，韩愈等人的诗文、传奇等也被当时的一些文学家（如白居易）和史学家（如李肇）看作一种历史著作。

唐以后，历代都有人以杜甫为榜样创作具有“诗史”性质的作品，历代也都有一些理论家（如黄庭坚、洪迈等）对这种作品持赞赏态度。

明清时，文学的历史本质观虽在诗歌领域受到攻击，但却在小说理论中充分地发展起来。

李贽和叶昼认为：

《水浒》、《西厢》等均与《史记》一样，都是“天下之至文”，都可“与天地相终始也”。

明清时代的小说理论家们并不完全将小说与历史等量齐观，他们知道小说与历史的不同之处，即：

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是虚构的或具有虚构成分的，但真正的历史则必须实事实记。

但无论怎么虚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所创作的小说总是有“现实寓意”，总是以一定方式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相的，由此，小说与历史总是具有一定的共性的。

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和金圣叹提出了相当明确的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观。

钱谦益说：

“孟子曰：

‘《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

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

曹（植）之《赠白马》，阮（籍）之《咏怀》，刘（琨）之《扶风》，张（载）之《七哀》，千古之希望升降，感欢悲愤，皆于诗发之。

驯至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

”（钱谦益《胡致果诗序》，《有学集》卷十八）在此，钱谦益认为：

《春秋》之前的诗作都具有历史著作的性质和价值，孔子就是按照历史著作的标准来整理《诗经》的。

由此，据钱谦益看来，在孔子等思想家、理论家眼里：

诗歌的要义（即本质）不能不说是“本于史”的。

从曹植到杜甫的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他还认为“千古之希望升降，感欢悲愤，皆于诗发之”，这就是说，在他看来：

即使抒情诗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人类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历史的）属性。

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也深化了明代以来的历史论文学本质观。

他认为：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即虚构），两者是有区别的，但皆为“史”，他说：

“记一百八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

从来庶人之议[指民众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看法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虚构]，皆史也。

”钱谦益和金圣叹的上述观点表明：

在明清之际，中国已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历史论的文学（主要指小说）本质观。

之后，这种文学本质观虽然受到王夫之等人的批评，但仍然被黄宗羲、龚自珍、黄遵宪等人坚持着。

中国的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观虽有一定深度和影响，但总的说来，有关的理论家们对于这种文学本质论的讨论是不够充分的。

相比之下，西方关于文学的历史本质的讨论则要充分得多。

由于西方文艺理论长期以来都以模仿论为中心，而真实地反映现实事物或现实生活正是模仿论指导下的西方文学创作的一贯追求，因而，在西方，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观都处于主流地位。

在文艺理论史上看，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就开始了关于诗与史的关系的讨论。

他说：

“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应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亚里斯多德《诗学》p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亚里斯多德说这番话的时代，古希腊的历史著作还处于比较简单、粗疏的编年史状态，那时的历史还仅仅是“记载一个时期……内所发生的涉及一个人或一些人的一切事件，它们之间只有偶然的联系”，还不能像后来的历史（科）学那样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而“诗”（这里的诗其实泛指文学）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写人物事件，因而就可以反映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

诗的这种追求正好与后来的历史学相一致。

因此，亚里斯多德的文学本质观实际上是包含着历史论文学本质观的内核的。

18世纪早期，意大利哲学家维柯也讨论过诗与史的关系。

在《新科学》（1725年初版）中，维柯说：

“诗人当然比普通的历史家出现在前，最初的历史一定具有诗的性质。

”（见《西方文论选》上卷p5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又说：

“所以诗人们必然是各民族的最初的历史家。

”（见维柯《新科学》下册p45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维柯的这种观点与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见解类似，强调了诗与史在历史上的源流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也讨论过诗与史的关系。

在《论戏剧》中，他说：

“戏剧艺术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历史的艺术’。

没有比这更合理的了。

人们把诗和画相比拟；这做得很对；但是把历史和诗相比拟可能更有益、更富有真实性。

”（见《西方文论选》上卷p35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狄德罗在此所表达的已经是十分自觉的历史论文学本质观。

后来，更有一部分人从狭义的历史的意义上去理解文学的本质。

英国第一位诗史学家华顿宣称：

诗“具有忠实地记录各个时代的特色和保留最生动的含义深远的世态人情的特殊优越性。

”（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p102，三联书店1984年版）他认为：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人类文明史的资料库和社会风俗的宝库。

黑格尔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历史论文学本质观，提出了“维持历史忠实[真实]”的创作原则。

他不仅要求文学艺术在反映社会生活时要在“时代、场所、习俗、服装、武器”等人类生活的外在形态上保持“历史的精确和忠实”，而且要在人类生活的内在精神上追求“真正的客观性”，即“把一种情境的实体性内容（意蕴）以及心灵的实体性因素所借以具有生气并且表现为实在事物的那种丰富的强有力的个性揭示出来。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全集》第13卷，p340,328,329,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可见，黑格尔的文学本质观明显具有以真实反映现实为特征的历史写实主义特征。

在黑格尔之后，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又发展了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观。

他认为：

艺术反映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性格，这种人物性格是“种族、环境、时机”三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艺术在反映人物性格时虽可虚构一定的人物事件，但它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物性格的反映则必须是真实的。

为了判断历史论文学本质论的合理性，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人类历史上的相关文学事实。

具有历史性质的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以现实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作品。

如杜甫的那些“诗史”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吏三别”即《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请看他的《石壕吏》：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永远完了]!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吞声而哭]，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首诗是对史实的实录。

唐代乾元元年（758）冬，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等九位节度使率兵二十万围攻安庆绪所占的邺郡（即诗中说的邺城，今河南安阳县境内），指日可下。

但到次年（759）春，史思明援军至，唐军全线溃败，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诗中说的“河阳”即此处），四处抽丁以补充军力。

杜甫这时恰从洛阳回华州任所，就途中所见，写成了一组新乐府诗，称“三吏”、“三别”。

若不是杜甫以极大的同情心为这段历史留下珍贵的写真，后世的人就恐怕就缺少了具体了解安史之乱时期人民所遭受的灾难的资料。

因此，仅就这个意义来说，杜甫以诗为史的做法也是应该受到肯定的。

文学史上曾经出现的历史小说、历史剧、报告文学、纪实小说等也同样有着它们的存在价值。

第二种具有历史性质的文学作品是以虚构但在存在形态上显得逼真的社会生活图景来反映历史真实的作品。

这种作品可以以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为代表。

他说：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而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见《西方文论选》下卷p1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可见：

巴尔扎克的文学观是一种十分自觉的历史本质观。

与一般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巴尔扎克写小说时所采用的方法是根据生活真实进行虚构的方法，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写历史——社会“风俗史”。

为了完成风俗史学家的任务，巴尔扎克付出了巨大努力，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的创作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称巴尔扎克为“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p462-463,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的小说通过艺术虚构所反映的历史真实、甚至经济细节上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正是巴尔扎克的伟大和成功之处。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用一种极严格的历史尺度来衡量巴尔扎克的小说的。

这一方面说明，巴尔扎克的创作中所反映出的文学本质观是一种狭义的历史本质观；另一方面也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狭义的历史论文学本质观与相应的文学创作都是持一种十分鲜明的赞赏和支持的态度的。

由上述分析可见：

历史论的文学本质论也是受一定的文学事实的支持的，因而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