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下的古典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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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野下的古典学研究
后现代视野下的古典学研究
R.B.奥尼安斯：
《欧洲思想起源》（TheOriginsofEuropeanThought，byRichardBroxtionOnians，Cambridge：
TheSyndicsofth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R.B.奥尼安斯（1899～1986）生前为英国伦敦大学拉丁语讲座教授、古典学家。
《欧洲思想起源：
身体、思想、灵魂、世界、时间和命运研究》（以下简称《欧》），是他生平最为出彩的著作。
与以往有关思想史著作不同，《欧》不再以时间、人物或学派作为线索探究问题发展的脉络，而是从文学作品中的词语演变、哲学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以及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方面追溯原初理念和意识形态。
荷马笔下的古希腊人被认为是目前人们所知最早的欧洲人，《荷马史诗》可以算是最早描述欧洲思想与生活的著作。
它蕴含着古希腊人较为原始的精神文化风貌，也展现了他们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的理解与思考。
本书根据《荷马史诗》的希腊文原版，依靠作者娴熟的翻译功底和扎实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对《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文本的熟悉程度，较为翔实地为读者呈现了关于生命、思维、命运等问题的思考，以另一种角度打开读者思考这些问题的新天地。
在所论的若干领域中，奥尼安斯努力发掘隐藏在大量文献后的原初思想。
健美的身躯（Body）在古希腊人看来是最完美的自然形象，而体魄强健则是他们作为城邦公民的首要素质。
好的身体势必与好的灵魂相互关联。
精神之美在外彰显为身体之美。
据说人的思考和情感感知来源于心脏，但是其中大部分存在于膈肌之中。
“膈肌”是由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的希波克拉底学派命名的。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ofCos）是古希腊著名的医师，被西方尊为“医学之父”。
他提出的“体液学说”中，血液质为最好的一种体液，也是人生存的基本物质。
它红色味甜，源于骨髓，位于肝脏。
因为与“空气”相似，所以被认为是“空气”在体内的象征。
血液质通过血管循环于全身，将营养物和从肺部吸取的血气，存于“肺”这一器官之中。
与之相对的则是黑胆质。
这是一种颜色暗黑、味臭而酸的液体。
它位于脾脏，属性为干寒。
黑胆质容易沉淀，不但有保持各器官形状的作用，还是心理过程的物质基础。
此外，将心脏与胸部认作意识的器官这一看法，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持有相似的观点。
在其英雄史诗《贝奥武夫》中就曾提到过灵魂居于器官之中。
古希腊人注重形体美，追求强健的体魄。
他们崇尚发达的肌肉、匀称的体型和优异的身体素质，乃至在这健美之躯中蕴含的巨大的能量。
同时，他们也极为推崇神与人同形同性。
人们所喜爱的，神灵们必定也会青睐有加。
所以人们才会在奥林匹亚举行奥林匹克竞技会，甚至包括裸体竞技，以此向诸神展示健美的身躯和超凡的技艺，获取神的喜爱。
古希腊人认为，人的肉体与灵魂是紧密相连的。
他们所提倡的“身心俱美”就是精神上的美在身体上的美的极致体现和认证。
身体之美又与精神之善不可分割，所以体育竞技不再是一种纯粹的锻炼和健身活动，更是一种道德乃至灵魂的培养，是一种身心和谐的追求。
在古希腊时代，血气（thymos）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希腊人认为，血气位于膈肌中，即胸部与腹部之间，并且与心脏和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它的最初含义与人生理上的血和气息息相关。
血与气又是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利亚特》中呈现的野蛮战争式的生活方式也许正是由“血气”所导致。
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察觉到了血气对于人乃至城邦都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柏拉图曾将血气纳入他的灵魂学说之中。
他主张利用理性压制血气，统治者利用理性统治城邦。
亚里士多德不看重血气，并且怀疑血气并不等同于勇敢。
他认为血气太过于强调肉身，而不关注灵魂。
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城邦的统一和人类的健康，血气在他们这里受到节制。
灵魂（Ψυχ
）源于动词Ψ
χω（“吹气”“呼气”），引申出“生命”的意思，进而演变为“灵魂”。
《荷马史诗》中头部被视为生命或生命的坐席，神圣且荣耀。
古时候，作为印欧种族的旁系，波斯人在死后将头颅献给Haoma，来换取不朽的灵魂。
他们期待由此产生的信念使其头颅永存。
日耳曼部落的人将头绑在树上，如果死后的灵魂被认定是有罪的，那么就砍下尸体的头进行焚烧。
在现代印度，如果楼上有人来回走动，势必就会引起楼下人们的强烈不满。
因为人们有着共同的信仰：
人的头被赋予最崇高的敬意。
同样，对scale-lock（美洲印第安人剃光的头顶上的一缕头发）的尊敬，就展现了生命和力量之所在，如果将它替换了，就意味着生命结束。
人类是观念动物，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产生相对应的行为。
奥尼安斯在《欧洲思想起源》一书中将古典学与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相互关联。
从神话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入手，力争还原史前信仰和意识形态的石器时代背景，进而探寻欧洲思想乃至世界思想的起源问题。
尽管奥尼安斯在书中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示早期凯尔特文学、盎格鲁-撒克逊文学、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和俄罗斯文学都曾共享过这些相近的原初思想，而后才变得相对独立，但是本书却被古典主义者、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所忽视，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学者的世界里是如此。
但对于对欧洲思想的起源和整个人类早期观念都感兴趣的人来说，他的书可以算是一个实用的知识宝库。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重新解读《荷马史诗》，比如以时间为线索整理出同一个词在诗中出现的频率及含义，以此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词意的转变和铺垫。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词语的翻译部分，是作者根据自身理解而进行翻译创作的。
在某些问题上，奥尼安斯给出的解释和提供的线索证据未必十分清楚明了。
为此，我们仍需要结合其他相关文本来寻找答案。
（编译者：
郭安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美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
多兹：
《希腊人与非理性》（TheGreeksandtheIrrational，ed.E.R.Dodds，Oakland：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
柏拉图最早在他的人生之路选择中提出这个问题：
畅怀抒臆的诗人与宣扬理性的圣哲，究竟何者更胜一筹？
这是依然萦绕于现代人心中的“关于人本身的问题”。
成为一个诗酒常伴的注重感情、欲望的艺术者，还是作为一个头脑冷静、客观的理性思考者，最终的选择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人生目标与生活方式。
自古希腊至近现代，虽几经跌宕，总体趋势上人们对于非理性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叔本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更为其中翘楚。
当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物质文明创造，被创造出来的物质文明反过来剥蚀人的存在，使人成了失去青春活力的焦虑的“幽灵”，为了解决这种病态社会造成的新型“异化”现象，达到理性与非理性比重调和，多兹（Dodds）的作品《希腊人与非理性》（TheGreeksandtheIrrational）（1951年）大量内容来自他1949年在伯克利任客座教授时的教案，致力于描绘柏拉图时期希腊文化中非理性力量的影响，尤其是处于马库斯·奥勒留到康斯坦丁一世这个焦虑时代的异教徒和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冲突。
作者多兹1912年在牛津大学学院攻读古典文学与人类学，进行拉丁文和希腊文以及古代历史研究和古代哲学研究。
毕业后，他在基尔肯尼学院短暂讲授，后被任命为雷丁大学的古典专业讲师。
1924年，多兹被任命为伯明翰大学古希腊学教授，1936年，多兹成为牛津大学的古希腊学教授。
多兹还对神秘主义和心理学研究有着终生兴趣，是1927年心理研究学会理事会成员，1961年至1963年任会长。
在非理性主义崛起而理性主义衰败的当今，非理性主义渗透到现代哲学和伦理学，形成一批理性主义的反叛者，他们强调人之为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关注并张扬个体情感、个体欲望、个体意志。
反对将人的本质平面化，即“过度强调理性主义使人变成一个抽象的类”。
非理性主义主要思潮包括以下几个。
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
叔本华认为独立于人的表象之外的世界就是意志，任何物体都是意志的客体化，开创了西方非理性主义之先河。
尼采则认为生命的本质就是意志，是一种欲望和创造的本能。
同时，尼采极力推崇体现阿波罗精神和狄奥尼索斯精神相结合的希腊悲剧精神，认为它全凭直觉，与理性无关。
柏格森把直觉看作一种心理本能，同时将直觉主义认识论与其生命哲学本体论相互照应，认为世界的本质只有直觉可以真正体验。
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宣扬存在不是客体而是主体，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否认道德规律的客观性。
弗洛伊德第一次运用科学方法考察人类意识的深层次结构，提出了非理性本能在整个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深层次根据地位，为非理性主义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不管是尼采的“文化的人”还是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的人”，海德格尔的“本真的人”还是萨特的“自由的人”，都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一部分。
非理性主义在本体论上否认世界是一个合乎理性的和谐的整体，在认识论上片面强调内心、直觉。
为了预防理性主义研究者的抨击，多兹在前言便谨慎写道：
古希腊人并不是野蛮人，但是古希腊人存在一种“原始思维模式”，一些原始性状对于当今心理行为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全书共包括八部分：
阿伽门农的道歉、从罪感文化到原罪文化、迷狂的祷告、梦幻模式和文化模式、希腊巫术与清教主义的起源、古典时代的理性与回响、柏拉图——非理性的灵魂和后世继承、自由的恐惧。
理性，又称逻各斯（logos），是唯一且充分的获得真理的工具。
古希腊哲学家给感官、信仰或直觉赋予了获取逻各斯功能，由此推断真实世界必定能够为理性所理解，意味着真实世界的结构必须是合乎理性的，除存在之外，价值观也必将是理性的：
最高的善要么是理性的思考，要么是和它相关的东西。
多兹在希腊人的理性王国中关注宗教礼仪活动、史诗记载等资料中的非理性存在，试图证明其作用不亚于理性。
多兹首先在《荷马史诗》中寻找，阿伽门农在为自己抢夺阿喀琉斯的战利品辩解时，说道是自己饮酒过量神志不清醒时，诸神引领着他的意志做出的判断与行为。
大多数现代读者会将其视为无力的辩解，但是后半段，清醒的阿伽门农提出愿意补偿，这在多兹看来是荷马在暗示：
“神可以使最明智的人变得毫无意义。
”《荷马史诗》中海伦也曾说：
“这是天降的厄运，一切都在神灵的股掌之中。
”荷马对非理性因素的解释是一种“心理干预——非人类对人类生活的干扰”，即把某些东西放进一个人内部精神之中，操控他的思想和行为，这种不可见的力量在古希腊时代被称为“众神”，这是人们对于超自然力量难以准确定义时的代名词，这种表达方式也是古希腊人存在非理性思维模式的有力证明。
在第一章结尾处，多兹将古希腊文化概括为“罪感文化”和“原罪文化”，这是一种高度原创的说法。
多兹关注到从荷马时代向古典时代转型，古典时代那些仍然保留着些许古老风格的作家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希罗多德（Herodotus）等，他们的作品都透露着人类的不安全感和无助感。
如同西蒙尼德斯（Semonides）所说的：
“我们像野兽一样，总是受制于此，惶惶等待审判的到来。
”同时多兹将家庭中父亲的形象类比诸神的形象，说明“罪感文化”到“原罪文化”的转变，当父亲的权威被认为需要制裁的支持时，相当于家庭中“你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这样说”让位于“你会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是正确的”。
笔者认为这与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有许多相近之处，在“罪感文化”向“原罪文化”转变的过程中，权力模式也由富有司法话语特征的“国王模式”转变为更具渗透性的权力模式，这种微分权力更加细腻地作用于人，让权力的运行、规则的执行更具有主动性。
多兹还试图用做梦者的眼光重新审视古希腊人的梦境体验，探究在许多原始社会中存在的依赖于社会传播的信仰模式的梦想结构类型。
他认为，梦境是一种个体神话，有着严格的传统模式。
苏格拉底将迷狂视为“神圣的恩赐”，柏拉图认为诗人向缪斯祈求神谕，传递出缪斯等诸神具有的超常识的知识。
通过析读柏拉图对梦境的阐释，我们可以发现他也承认梦境与现实之间存在一种间接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梦境与睡眠占卜》中有更为详尽的解释。
关于梦境的宗教观而后为斯多葛学派所复兴，最终甚至被一些逍遥派接受，也影响了西塞罗（Cicero）等诸多哲学家。
无论如何，梦境始终与人类的内心活动相关联。
结尾部分，多兹认为希腊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非理性的力量，尽管这种意识依然停留在想象中。
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只能用神话或象征的语言来描述一些潜意识，科技匮乏的古希腊时代人们没有办法理解它，控制它；在希腊化时代，面对非理性因素这样一匹陌生而又十分暴烈的脱缰野马，人们选择了回避与忽视。
而现代人开始获得驾驭这匹野马的工具，虽然它还存在很多漏洞，但我们最终会通过训练来克服恐惧，有朝一日御马完美一跃。
（编译者：
李静宜，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艺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吉尔·戈登：
《柏拉图的爱欲世界——从宇宙起源到人类死亡》（Plato'sEroticWorld：
FromCosmicOrigintoHumanDeath，ed.JillGordon，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
柏拉图的对话力求超越爱欲。
如何从非爱欲的对话中发掘爱欲的存在和价值？
吉尔·戈登的《柏拉图的爱欲世界——从宇宙起源到人类死亡》聚焦此悖论，探索柏拉图的爱欲世界，力图证明爱欲乃人的根本，而被适当调节和引导的爱欲则构成良善人生之根基。
吉尔·戈登是普林学院、科尔比学院哲学系教授，现居美国缅因州沃特维尔，除本书外，他还撰写了专著《转向哲学：
柏拉图对话中的文学设置与戏剧结构》（TurningTowardPhilosophy：
LiteraryDeviceandDramaticStructureinPlato'sDialogues），论文《柏拉图〈巴门尼德〉的情欲与勇气》（“EroticDesireandCourageinPlato'sParmenides”）、《柏拉图主义的助产士》（“TheMidwifeofPlatonism”）、《柏拉图〈蒂迈欧〉中的爱欲》（“ErosinPlato'sTimaeus”）、《〈阿尔西比德〉中的爱欲和哲学诱惑》（“ErosandPhilosophicalSeductioninAlcibiadesI”）等十余篇。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
社会和政治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
他沉迷古典，对古典爱欲孜孜以求。
在本书最后他指出，对爱欲的哲学关怀遍及柏拉图整个戏剧世界。
作者的爱欲观与传统爱欲观形成辩证对话，他力图开启柏拉图爱欲世界新领域，深度挖掘爱欲对于人类生死、自我教化以及哲学层面的意蕴。
《柏拉图的爱欲世界——从宇宙起源到人类死亡》展示了爱欲的整体视野：
从讨论原始爱欲及人类灵魂始，聚力探索能良好引导爱欲的人类自我教化类型，声称死亡是对起源的回归。
本书力图证明柏拉图世界从头到尾都充斥爱欲——人类灵魂充满爱欲，被引导得当的爱欲灵魂可完全记起并回归起源。
自始至终，这都是灵魂的爱欲之梦所欲臻于的至境。
柏拉图设置了剧中人的一举一动，控制读者的感觉，引人评论、旁观，他构架起一个彻底的爱欲世界。
柏拉图的爱欲世界大背景是古希腊同性恋成风。
同性恋中较为年长的成年男性热衷于追逐刚成年的男性，双方即为爱欲者和被爱欲者，他们年龄悬殊，主被动关系明显，还存在经济关系。
古希腊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战争和体育竞技都是同性社会，同性恋关系风行也就不足为奇了。
爱欲寻求生成和完整，代表与理性本源相联系和相疏离这两者。
渴望永恒和统一，渴望经历超验、探索不可知……这些都源自爱欲驱动。
当爱欲被良好引导，人创造艺术作品，一往无前地“爱”，竭力寻求哲学解答；当爱欲被错误引导，人成为暴君，野心勃勃地追求强权，毁灭一切并伤害他人。
爱欲引人求知，而哲学再现了神圣起源和凡人命运相绞缠的人类现状，调停神圣起源与世俗人生。
哲学延伸了爱欲。
所以，人之为人，柏拉图不反爱欲。
《柏拉图的爱欲世界——从宇宙起源到人类死亡》中柏拉图的爱欲图景由此展开：
通过四种人类自我教化，完成由宇宙起源到人类起源的旅行。
专著各章独立，又共同呈现爱欲之思。
由此，爱欲在柏拉图那对话式戏剧世界的普遍存在得到证实。
书中所有章节都重审传统“爱欲对话”，并拓展到柏拉图整个爱欲世界。
开篇探讨了爱欲中混杂的神圣起源：
《蒂迈欧》指出，爱欲是被造物主创造的原初灵魂的一部分，是理智或宇宙智慧的一部分。
在柏拉图世界，爱欲分有神圣，但是因灵魂中还有其他部分，因此异化、疏远了其神圣起源。
爱欲推动我们探索万物本源和理性世界，在这种探索中，人类的爱欲树立起正确目标并受到引导。
爱欲不是个体短暂灵魂中病态的贪婪欲望，而是生生不息的情波。
此后，作者把人类的爱欲灵魂与求真向善的灵魂状态相联系。
回忆使灵魂努力回归理性起源，控制灵魂依循起源行动：
提问，假设原因，创造哲学理论。
作者发现，《克拉底鲁》明确地将爱欲与提问联系。
在苏格拉底的作品中，“问”“答”最基本。
在《克拉底鲁》和《会饮》显然可见：
提问与爱欲都生于匮乏，都寻求补充，都有超越人类界限的欲望。
柏拉图在《克拉底鲁》中将爱欲与英雄行为、提问与勇气联系起来。
《巴门尼德》也表现了爱欲与勇气的联系——哲学这种爱欲努力从匮乏和欲望中产生一种假设的推理，那形而上的提问是一种对于超越人类实践的强烈爱欲向往。
充满爱欲的调停打乱了井然有序的哲学推论。
哲学游离于短暂或漫长、运动或静止、生成或存在，而仅仅去模仿爱欲调停的方式，却顿然达成了现世与永恒、运动与静止、生成与理性间的调和。
此后，作者又转向《泰阿泰德》。
《泰阿泰德》探讨勇气和体育主题，以同性恋及战争为哲学活动背景，歌颂战争英雄，其戏剧发生在角力场，充满隐喻：
在辩证的实践中，赤手空拳的争斗抒发内心对匮乏爱欲的强烈渴求。
以苏格拉底为例，苏格拉底匹配爱欲者与被爱欲者间的灵魂。
柏拉图描述苏格拉底做媒的行为，意在表示这是一种“寻找”；“做媒”是种艺术，苏格拉底就这样给特埃特图斯带来了真知，引导他追求知识，接受爱欲的缺点。
由此，无论是出于哲学思索还是出于完善灵魂的目的，人类的爱欲都需受到良善引导。
柏拉图从引导人类现世和来世人生两处切入。
首先，他在《吕西斯》中表明对爱欲的引导和灵魂自我认知间的联系，揭示了只有被真正良善的爱欲者妥善引导，灵魂才能达到自我认知。
《吕西斯》中充满了哲学诱惑。
此外，《斐德若》中也将良善引导和被良善引导当作灵魂自我认知的途径。
总之，从《吕西斯》及《斐德若》可见爱欲引导对于人类自我教化的重要性。
同样，人终一死，来世人生也需引导，身体之死标志着回归的乡愁，因此自我教化也变得格外重要。
参考《斐多》：
回忆是为死亡做准备的哲学练习，是人类灵魂对于起源的“乡愁”，人类旅程循环往复，个体渴望着从异化中解脱出来，回忆既召回已遗忘之事，又预言超越世俗之事。
爱欲居于其中。
《斐多》相关苏格拉底的“乡愁”。
“乡愁”表明人在起源和旅行之间的生成、驻足、渴望。
柏拉图将《斐多》构建成一场旅行，回忆及人类灵魂的反复循环都弥漫着浓浓的“乡愁”。
周而复始，这场爱欲讨论形成循环。
《柏拉图的爱欲世界——从宇宙起源到人类死亡》从《蒂迈欧》中对于宇宙起源的描述开始，以《斐多》中对于人类来世人生的描述结尾，探讨爱欲灵魂如何由疏离实现对起源的回归。
文章中段灵活地探讨柏拉图世界中自我教化的四种方法，并发掘其爱欲一面——激发人类探究需求，勇敢挑战人类局限性，受真正爱欲者引导，加强自我认知。
爱欲作为线索将整个柏拉图世界串联起来，因此爱欲统一了柏拉图世界——人类原初灵魂充满爱欲，但只有受到良善教化的爱欲灵魂才能完全记住并且回归它的起源。
吉尔·戈登如此构建了柏拉图爱欲世界：
柏拉图看爱欲，由宇宙起源讲到人类死亡，又转而从人类死亡转向宇宙起源。
从爱欲角度切入柏拉图世界的独特视角为柏拉图研究再添异彩，也为普罗大众对于人生和爱欲的思索另辟捷径。
生而为人，食色，性也，爱欲追求为人生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存和成长动力，吉尔·戈登从这个角度再现了柏拉图世界，也给我们观望世俗世界再添绝佳视角。
（编译者：
王子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6级硕士研究生）
达斯汀·塞贝尔：
《苏格拉底的转向：
科学时代的善恶之知》（TheSocraticTurn：
KnowledgeofGoodandEvilinanAgeofScience，byDustinSebell，Philadelphia：
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2016）
《苏格拉底的转向：
科学时代的善恶之知》是达斯汀·塞贝尔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在西方学术界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他也凭此书获得了德尔巴·温斯罗普政治科学杰出贡献奖。
塞贝尔曾是哈佛大学政治系的博士后研究员，现任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主攻政治哲学史，尤其是古典政治哲学方面。
塞贝尔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些不可被忽视的重要问题，例如现代政治与哲学的建立基础及其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关联等。
按照塞贝尔的想法，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首先须考虑科学可能性的问题，即自然存在能否被科学地感知。
苏格拉底是较早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之人，所以，作者的目的是理解苏格拉底建立政治哲学的初衷，认为苏格拉底转向伦理和政治的研究并不代表与前期对自然整体研究的断裂，而是一种延续。
本书共七章分为三部分，与柏拉图作品中的苏格拉底的思想发展阶段遥相契合。
在前言部分，塞贝尔提出其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独领风骚，排斥事物的前科学意识（prescientificawareness）的常识世界（thecommonsenseworld），一个包含正义与善，或我们认为的想象的虚构，运动之物的附带现象，抑或两者皆是的世界，而政治哲学在此境况下何以可能？
这一问题贯穿全书，作者接下来便致力于政治哲学的立身之本与方法之效。
塞贝尔首先阐述了科学起初对古哲人意味着什么，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了苏格拉底对科学物质主义的批判。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科学家以及青年苏格拉底自身都试图认知自然，尽管在自然属性方面产生分歧，但都坚信存在一个“阿特拉斯”（Atlas），它将世界扛在肩膀上，或换言之，万物都基于一个固定且必要的存在之上，它自身是清晰可见的。
自然（第一自然规律）及其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了把握这一目标，自然科学家们需要理解前科学意识的存在及其形成的过程。
更确切地说，他们应将这些存在（例如：
人类或狗）分解成各自所认为的最小组成元素（原子，火或空气等），从而发现某种既不能生成也无法毁灭的第一物质，它在变化和运动中保持不变，前科学意识从属于它。
自然科学家们在完成这一任务后接着论证科学及其前提的正确性，但青年苏格拉底逐渐意识到这些努力不可能成功，亦难以获得有关存在的真正知识，因为第一物质不可能被发现，人们难以充分认知事物的形成过程，但物质存在的形式最易认出，特性、存在方式及性质不同于物质和动力源，所以形式的重要性就突显出来。
第一形式等同于塞贝尔所说的物质的“智性”（noetic）或“相关”（relational）的特质。
事物是有序思维的所行所想，苏格拉底已经把握了思维在不同等级序列的物质中的位置，就像“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等级分明，存在多样的有序世界，而这种异质性（heterogeneity）自最初起就是思维的”。
[1]经验存在取决于思维的整体性，因此，自然或科学目的论比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更契合“科学”之名，因其致力于传达科学最原始的意味，这在今天是难上加难。
苏格拉底在其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对科学或自然目的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塞贝尔探寻了青年苏格拉底对动因或（自然）存在的原因的研究。
苏格拉底作为一个年轻的自然科学家，逐渐清楚准确地掌握了什么是充分的因果论述，从而成为第一位阐述四动因——物质原因、有效原因、决定性原因和方式原因——的哲学家。
然而，随着清晰度和精确度的增加，人类认识动因的能力非常有限，苏格拉底也认为这些动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动因。
他通过分析动因定义或因果论述，很快便认为自然目的论并未达成它的使命。
自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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