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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振振先生专访满怀豪情话诗坛
满怀豪情话诗坛——访“城市风光”海内外诗词大赛金奖得主钟振振先生
由《中华诗词》杂志社和《类编中华诗词大系》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城市风光”海内外诗词大赛，在广大作者的热情参与下，现已落下帷幕。
近日，本刊记者通过长途电话采访了本次大赛唯一的金奖得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钟振振先生。
记 者：
钟先生您好。
本次“城市风光”海内外诗词大赛，您的大作经评委匿名打分后荣登榜首，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
同时，也想请您就当代诗词创作的现状谈谈自己的看法。
钟振振：
感谢大赛评委会各位先生对拙作的抬爱。
其实文学创作是很难打分的，裁判不像跳高比赛那么好当，你跳了2米50给个冠军，他跳了2米45给个亚军。
因此，可不敢说拙作就一定比其他诗人的作品高明。
说到当代诗词创作的现状，我觉得总的形势很好，群众性的创作热潮方兴未艾。
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当然，主要是华人社会，有相当数量的诗词创作社团；国内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大小基层单位，也有为数众多的诗词学会或诗社词社，还有各种诗词刊物、出版物不断涌现；至于“独行侠”式的诗人词人，在网上发表作品或自印诗稿互相交流的，就更难以胜数了。
每年都有各种不同规模、不同主题的诗词赛事，参加者少则成千、多则上万，参赛作品少则一两万、多则十几万。
真可谓盛况空前！
从作者的绝对人数来看，恐怕不是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所能比拟的。
记 者：
作者人数的多少只是一个方面，作品质量的高低或许更重要。
您对当代诗词的创作水平有何评价？
钟振振：
读一读《全唐诗》、《全宋词》，您就会发现，一般化的作品总是占大多数，中等以上水平的作品占少数，而精品只是极少数。
历代诗词创作的状况都是这样一个“金字塔”，当代诗词创作当然也不会例外。
这是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的，是正常的。
如果人人都是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那反倒不正常了。
不过，金字塔的底部越大，塔尖的体积也会相应增大，尽管不一定“等比例”。
因此，作者、作品基数的大小还是有意义的。
记 者：
按照您的逻辑去推论，当代诗词创作的水平超越唐宋是必然的了？
钟振振：
当代诗词的数量如此巨大，而且它是一个活的流程，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没有读遍当代诗词，就说它超越了唐宋，固然是妄下结论；但要说它没有，甚至根本不可能超越唐宋，同样也是妄下结论。
低调一点说，就算当代诗坛词苑出不了李杜苏辛吧；但我相信，如果组织一场五百人以上规模的团体对抗，“当代”队和“唐宋”联队，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呢！
赢不了李白、杜甫，还拼不过贾岛、姚合吗？
更何况，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有志者，事竟成。
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为什么不可以为李杜，为苏辛？
李杜苏辛也是人，我也是人。
他们也不是一出娘胎就能写诗填词的嘛！
当代人在科学技术方面已远远超过了古人，怎见得在诗词创作方面就超不过？
鲁迅先生说，好诗到唐人已被做完。
这话我不敢苟同。
人类社会在不断前进，科学技术在不断前进，从来没有停步；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永远不会有止境。
总之，唐宋诗词不是不可超越的。
楚霸王项羽年轻时看见秦始皇车驾出巡，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彼可取而代也！
”我们当代的诗词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最后是否真的超越唐宋，让后世读者去评判，当代人说了不算。
即便事实最终证明我们这是大言不惭，我在这里也还是要“大言”，而且决计“不惭”！
你一开始就认输，不战而自屈其兵，还是男子汉吗？
李太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当他年纪轻轻还什么也不是的时候，就敢给大人物韩荆州写信，自称“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如果他在精神气质上也“一生低首谢宣城”，那还有戏吗？
记 者：
您这番话，使我很受鼓舞。
但是，也有人认为：
当今已是白话文而不是文言文的时代了，诗词艺术赖以生存的语言文化环境已经变迁，所以当代诗词创作不可能再现昔日的辉煌。
关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钟振振：
不错，现在是白话文的时代。
但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发展好比万里长江，浩浩荡荡，没有上游，哪儿来的下游？
现代汉语也是从古代汉语一步步演变过来的，不是外星人带来的。
白话文从来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割断它与文言的联系。
文言的许多精华还像鱼儿一样鲜活地游动在白话文的湖水中。
例如现在所使用的大量成语，就是文言。
像“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类，还是两千五百年前《诗经》那个时代的语言呢！
试想，如果抽掉现代汉语中的文言成分，那我们的语言文学将变得多么贫乏！
因此，撇开哲学、思想、文化等大“道”不谈，仅就语言这应该属于“器”之范畴的小小载体而言，当代诗词创作也有它存活、成长直至走向辉煌的充足的根据。
记 者：
毕竟，对于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诗词创作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吧？
钟振振：
做什么事情没有难度？
诗词创作的难度并不比搓麻将、打扑克大多少。
有兴趣，肯下功夫，再困难的事情也容易；没兴趣，不肯下功夫，再容易的事情也困难。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唐人王之涣的这首《登鹳雀楼》，有人认为压倒全唐。
是否真能压倒，尽可以商量；但说它是千古绝唱之一，恐怕不会有争议。
您看，这短短20个字，哪个不是常用字？
哪个小学生不认得？
他也只是手持寸铁，并没有核武器。
因此，从理论上说，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就完全有可能写出这样的千古绝唱来。
我这次获奖的那首《念奴娇》词，其实也是年轻时的旧作，1969年，19岁时写的。
参赛时改了几句，但基本构思没有动。
当时的学历，不过是66届初中三年级。
我认识不少写诗词的年轻朋友，基础相当好，很有发展前途，也大都只有中学毕业文凭。
有的虽然上过大学，但是学理工科的；就其文学学历而言，也只能算中学。
记 者：
您开始时提到不可能人人都是李杜苏辛，后来又说人皆可以为李杜苏辛，是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呢？
钟振振：
如果从形式逻辑上来看，是自相矛盾；但是用辩证法来分析，它们是对立的统一。
两种说法的前提不一样，角度不一样。
“人皆可以为李杜苏辛”是从理论层面，从战略层面说的，旨在鼓励大家也鼓励自己，树雄心，立壮志，“取法乎上”。
而从实践的层面、战术的层面来说，要想实现那雄心壮志，还得付出艰苦的努力，并且力气要下在点子上。
如果努力得不够，或不得其法，那么李杜苏辛虽则可望，也还是终不可及。
古往今来，诗词创作之所以一般化的作品多，高质量的作品少，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大多数作者努力不够，或不得其法。
记 者：
那么您认为怎样努力才算“得法”？
或者换句话说，您觉得当代诗词作者最迫切、最应该注意的问题在哪里？
钟振振：
提高文学修养，提高创作技巧。
当代的社会生活内容那么广泛，当代人的思想感情那么丰富，而且总的来说，当代诗词无论题材内容的广泛程度，还是思想感情的丰富程度，都不滞后于时代，但为什么诗坛词坛上还是“一般化的作品多，高质量的作品少”这样一种局面呢？
可见对大多数诗词作者们来说，缺的不是生活，不是情感，而是反映时代、观照生活、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艺术技巧。
艺术技巧的欠缺，归根到底是文学修养的欠缺。
文学修养提高了，创作技巧才有可能提高。
怎样努力才算“得法”？
最重要的是努力读书，多读古今名作。
不但要多读，还要多琢磨：
那些名作好在哪里？
好到什么程度？
知道名作好在哪里，好到什么程度，也就知道一般化的作品差在哪里，差到什么程度了。
久而久之，看到任何一首作品，就都能辨别它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
到了这个份上，能“识好歹”，有了艺术鉴赏能力，文学修养也就提高到了相当的程度。
那么，自己的创作也就有了标准，“见贤思齐”，向古今名家名作看齐，“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自然不凡。
最怕的就是不读书，不思考，“不识好歹”。
“不识好歹”，写得再多，水平也提不高。
贵编辑部纂集《类编中华诗词大系》，将古今诗词名作按题材分门别类，汇为若干部若干卷，为广大当代诗词作者提供学习、借鉴的榜样，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业，衷心祝愿它早日大功告成，在帮助当代诗词作者提高文学修养、提高创作技巧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创作技巧”，具体内容很多，很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今后有机会再专门讨论，好吗？
记 者：
好的。
最后，祝愿先生的诗词创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钟振振：
也谢谢您的信任，给我这样一个发表自己浅见的机会。
用“常规武器”打“现代战争”
——谈旧体诗词怎样用传统语汇写现代题材
怎样用旧体诗词这种中国诗歌的传统体裁来写中国社会的现代题材，这是当前诗词创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没法说服那些对旧体诗词抱有偏见，认为旧体诗词过时了，应该寿终正寝，退出文学创作历史舞台的先生们；也没有理由要求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关注当代诗词创作，把当代诗词作家及其作品纳入他们的视野。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名体操选手，动作完成得不规范、不优美，裁判凭什么给你打高分？
一位戏剧演员，唱、念、做、打都乏善可陈，又有什么脸面抱怨观众不为你喝彩？
用旧体诗词来写现代题材，难度不在于格律——因为旧体诗词中的近体诗和词虽然要讲格律，但古体诗却比较自由，并不受格律的束缚。
如果用旧体诗词来写现代题材的难度仅仅在于格律，那么不写近体诗或词，专写古体诗，问题岂不是解决了？
用旧体诗词来写现代题材的难度，主要在于语汇的选择和运用。
现代社会日新月异，前进的节奏实在太快，新事物、新思维、新观念层出不穷，新名词、新概念、新语汇（包括许多外来语）批量涌现。
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儿往诗词里搬，与诗词中旧有的传统语汇搅和在一块，这样“整”出来的作品，不古不今，亦土亦洋，就像唐明皇与杨贵妃跳“迪斯科”，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唱“二人转”，让人怎么看了怎么别扭。
笔者这里的意思不是说现当代语汇包括外来语绝对不可以用，而是提请大家注意，对此类新语汇的使用要慎之又慎，要反复斟酌。
倘若那新语汇本身具有形象性（至少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形象性），用用自亦无妨；如果是抽象的概念，略无形象可言，一般来说，最好不要轻易拈出。
此外，在使用新语汇时，要特别注意与传统语汇的磨合，力争做到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千万不能冰炭同器，两败俱伤。
用新语汇入旧体诗词既然较为艰难，那么，只用传统语汇是否有可能完成现代题材的诗词创作呢？
笔者个人的体会是：
完全可能。
旧体诗词语言的艺术张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局促有限。
只要肯动脑筋，她几乎是“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
去年的中秋节，笔者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中秋对月怀台海故人》：
海峡鸿沟五十年，一衣带水即天渊。
西楼夕夕东南望，看得中秋月又圆！
诗意是说：
台湾海峡成为“鸿沟”已经五十多年了，一条窄如衣带的水域竟使得两岸隔绝，判若天渊。
每天晚上，我都向着东南方眺望，眼睁睁地看得中秋的月亮又圆了一回！
此前十年间，笔者曾两次到台湾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访问讲学，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朋友。
寒舍位于四楼，阳台面向东南。
每天晚饭后，笔者都要在阳台上小坐片刻，或备课，或写诗，或构思论文。
偶一抬头，便看到月亮冉冉升起。
这时，往往会想起台海那畔的朋友们。
“看得中秋月又圆”，话外的意思是：
什么时候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才能够团圆呢？
陈水扁等“台独”分子妄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把宝岛台湾永远从祖国分裂出去，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全中国人民对于两岸统一、骨肉团圆的期盼，正是重大的现代题材。
笔者这首小诗，并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新语汇，不是也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表达出来了么？
这首小诗还只是用“赋”（直说）的手法来写的。
如用“比兴”（比喻）手法来写，则传统语汇对于现代题材进行艺术表现的主动权就更大了。
现代题材一经处理为灵活巧妙的比喻，便可转化成传统语汇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相关内容，作者不必再为新语汇难以运用而犯愁。
请以笔者的另一首七言绝句为例：
海归吟
海外学人归国报效者日众，学界简称其为“海归”。
冰川溶泄静无痕，谁縴黄河向海奔？
便到重洋犹作雨，归飞为雪壮昆仑。
诗的字面义是说：
昆仑山的冰川悄无声息地消融着，水滴汇成了黄河。
是谁用縴绳拉着她奔向大海？
黄河的水啊，即便流入了重洋，还是会蒸发上天，化作雨云飞回中国，变为飘飘雪花降落在昆仑山上，使得巍巍昆仑更加雄伟壮观！
由于诗题和小序已经交待了主旨，她的深层意蕴也就不言自明了。
笔者虽然没经历过在海外的“洋插队”，但也有在美国访学一年零两个月的生活体验，因此深切了解众多海外中国学人对祖国的那种铭心刻骨的热爱，对故乡的那种与日俱增的眷念。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兴起的出国留学热潮，到近年来海外学人纷纷回归报效祖国的盛况，二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数十万人的流动规模，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如此重大的现代题材，假如不借助于“比兴”并使用传统语汇，而是直赋其事并掺用现当代新语汇，区区二十八个字如何概括得了？
又怎么能够达到形象鲜明、姿态横生、诗味苞含、耐人咀嚼的艺术效果？
当然，这类“比兴”体的诗词，题目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
全篇都是“谜面”，只有题目才是“谜底”。
倘若诗题不揭出“海归吟”三字，那么读者就只能照字面义去理解，将这首诗看成是一篇用韵语创作的旨在说明“冰—水—雨云—雪—冰”自然循环过程的科普小品了。
因此，诗的正文是“画龙”，而题目则是“点睛”，神光所聚，不可不留心。
最后，为了不对有志于旧体诗词创作的朋友造成片面的“误导”，请允许笔者用一个跛足的比喻（大凡“比喻”，或多或少都有一点“跛足”，敬希见谅）来总结本文：
如果您自信能学会发射“飞毛腿”导弹，尽管大胆地去尝试；我这里只是退一步说，常规武器也照样可以用来打现代战争！
注意摆正“立意”、“词句”、“格律”三者的主从关系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写香菱拜林黛玉为师学作诗，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黛玉道：
“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
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
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
“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
‘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
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黛玉道：
“正是这个道理。
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
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
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
这段对话的核心观点是：
“立意”最为要紧，“词句”次之，“格律”又次之。
只要“意趣真”，“词句”不用修饰也是好的；果真“词句新奇”，“格律”不合（平仄出入、对仗欠工）也尽使得。
话虽说得极端了一些，但究其本质而言，却是高明的见识。
曹雪芹到底是行家！
他这里说的只是律诗，举一反三，则一切格律诗词都可包括在内。
要知道，“格律诗词”四字，如作语法分析，是一个偏正结构，意思是“讲究格律的诗词”，中心词是“诗词”，“格律”不过是个定语。
明白这一点，谁主谁次，岂不了然？
倘若一首诗词意思陈旧，语句平庸，饶你写得平仄调和，句法妥当，对仗安稳，押韵合辙，从形式上看中规中矩，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
你写的是“格律”，不是“好”的“诗词”！
相反，倘若一首诗词意趣真切，构思新颖；或遣词精警，造句奇妙；那么即便格律有所乖忤，瑕不掩瑜，也还不失为佳作。
“格律”有所乖忤的佳作，好比蕴玉之璞，是可以打磨的；而“立意”不好，“词句”乏善可陈的作品，就只能推倒了重来，连修改的基础也没有。
因此，有志于诗词创作的朋友，在一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便应注意摆正“立意”、“词句”、“格律”这三者的主从关系，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买椟还珠。
也就是说，首先把写作的“兴奋中心”放到诗词主题的创意和艺术构思上来；其次再考虑怎样烹字炼词、安章宅句；至于是否符合格律，暂时不去管它。
有了好的“立意”，有了好的“词句”，一首诗词便成功了一多半，那时再对照“格律”精细加工，未为晚也。
三十多年前，笔者还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在江苏省高淳县一个名叫“丹湖”的人民公社（规模略相当于现在的“乡”）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冬天，附近的丹阳湖正值枯水期，沿湖地区的农民在干涸了的湖滩上多种一茬小麦。
次年夏天湖水上涨前，小麦成熟，开镰收割。
夏收时节，入湖刈麦，那劳作十分辛苦，也十分壮观。
每天凌晨，我们划着船儿，在茫茫烟水中驶过一条叫做“水阳江”的河流，进入湖滩。
滩上麦田如海，一眼望不到头。
收麦者一字排开，争先恐后地向天边刈去，迎来曙光，又送走夕阳……1974年，我曾写过一首题为《水乡收夏》的五言绝句：
南风黄翠野，麦浪到天涯。
扬桨渡晓雾，挥镰割晚霞。
由于有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加之以创作的冲动，这首小诗是一气呵成的。
完稿之后，才发现第三句为“平仄仄仄仄”，第四字当平而仄，不合格律。
考虑到此诗
立意甚好，词句亦甚新奇，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去改它。
后来也曾想过，第三句可改“扬桨渡晨瀣”，平仄便和谐了。
可是又觉得全篇皆常用语汇，而“瀣”字稍嫌冷僻，未免有些不够协调。
踌躇再三，至今也还没拿定主意，希望高明的诗友不吝赐教。
前此二年，亦即1972年，因为国际交往的迫切需要，国务院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的几所外国语学校紧急选拔一批66届初中毕业生（当时都已散在全国各地、工农兵各条战线）赴欧美留学，两年后进外交部工作。
笔者昔日就读于南京外国语学校时的两位同窗好友梅江中、李小苏荣膺此选，将分赴加拿大与法国。
依依惜别之际，笔者亦有五言绝句一首，为之壮行：
李花千树雪，梅花万树红。
折向天涯去，满枝是东风。
恰巧这两位同学一姓梅，一姓李，而梅花、李花又都是春天的花；中国是东方，而欧、美是西方；由此产生灵感，诗句便像泉水一般流淌出来。
意趣既真，词句也清新自然。
但对照近体五绝的格律，第二句应是“仄仄仄平平”，“花”字当仄而平，“树”字当平而仄，与第一句比勘，犯有失对的毛病；第四句应是“平平仄仄平”，“满”字当平而仄，“东”字当仄而平，也不符合。
我曾试着想把这两句的平仄调一调。
第二句推敲起来没遇到什么困难，改为“梅萼万株红”即可；但第四句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更动一字。
左思右想，此句既改不得，索性连第二句也不必改了。
因为比较起来，“李花千树雪，梅花万树红”，叠用两“花”字、两“树”字，不用对仗而用排比，反倒更口语化，更朴实一些。
好在五言绝句本来就有古体、近体之分，拙作保持原貌，作古体绝句读，已是本色佳制，何必要以文害意，非把它改成近体不可呢？
（注：
唐代杜牧在《答庄充书》一文中，已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
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
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
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
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
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
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不过他说的是写文章，不是写诗；因此也就不涉及“格律”的问题。
）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尽管古往今来颇有一些诗人词人声称他们写诗填词只是为了“自娱”，但还没有哪个真的“孤芳自赏”，从不将自己的作品拿给别人看。
既要拿给别人看，可见他们还是乐于得到“知音”的。
那么，他们创作的目的就不仅仅是“自娱”了。
至于绝大多数的诗词作者，普遍的心理，当然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拥有尽可能多的读者，能够传世，流传得越广泛越久远越好。
然而，从《诗经》那个时代下迄于今，三千年来，见诸载籍的诗词又何止百万、千万？
其中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往多里说也不过几千首而已；尺度收紧些，恐怕还满不了一千。
当代诗词要想挤进去，谋个一席之地，真正是谈何容易！
笔者拎出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并不是有意要吓倒当代的诗词作者，让大家搁笔缴械；而是想提醒有志于写出传世之作的“发烧友”们，“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这八个字，是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里的名言。
“代雄”，是取代前人，雄踞诗坛的意思。
低调一点，咱们倒也不指望取代前人，雄踞诗坛；咱们只想写点让人看了喜欢，有印象，记得住，从而能够流传下去的好作品。
那又怎么样？
一样得求“新变”。
如果不能“新变”，那么当代诗词别说“流传”，就连“存活”的前提也没有。
所谓“新变”，循名以责实，就是创新、变化。
这是从正面说。
如从背面说，则是“惟陈言之务去”（韩愈《与李翊书》），“毋剿说，毋雷同”（《礼记·曲礼上》）。
明人袁宏道说得好：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
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
雷同则可以不有。
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
”（《叙小修诗》）
笔者个人的创作，如果说还算取得了一丁点成绩，有三五条体会可谈的话，很关键的一条就是：
笔者每写一首诗词，多少都要写出点新意思或新名堂，亦即前人诗词里没有的（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笔者不曾在前人诗词里见到过的）东西来。
构思不出新意思或新名堂，一般不轻易动笔；动了笔，也不轻易完篇；完了篇，也不轻易定稿，更不轻易示人，轻易发表。
在上一篇文章中，笔者已经说过，“立意”是最重要的。
诗词创作欲求“新变”，若从大处着眼，则首先“立意”要“新”，要“变”。
笔者最近刚写了一首题为《女娲庙》的拗体七绝：
熟捣黄泥造一神。
万民匍匐几千春。
说着深恩俊难忍：
亏他抟土初作人！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
人们用黄泥“造”了一尊“神”——女娲，几千年来，虔诚地向她顶礼膜拜。
到底这位尊神对我人类有何深恩大德？
说来好笑，答案竟是：
多亏她用黄泥捏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批人！
（女娲创造人类的神话，见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八《皇王部》三《女娲氏》引（汉应劭）《风俗通》曰：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
女娲抟黄土作人。
”）“人”创造了“神”，而不是“神”创造了“人”，这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了，没有什么稀奇。
国人的“造神运动”，直到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才宣告基本结束，代价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这也属于共识，不是笔者的发明。
相信这些题材、这些道理在当代诗词里也一定有人写过。
拙作的“新变”在于找到了一个较为巧妙，却似乎未被前人发现的戏剧性表述结构（人用黄土造女娲神，以感谢她用黄土造人），并通过这一富有“喜剧”效果的情节去反映人类的一个“悲剧”，从而兼有诗歌的意趣与哲学的理趣。
全篇没有“警句”可摘，纯粹是靠“立意”的“新变”来取胜的。
有时候，“立意”的“新变”并非仓卒之间便能够轻松办到——“创意”毕竟很难，需要较多的智慧、较大的灵感、较长时间的酝酿。
退而求其次，作品里有一两个“比喻”用得新颖，用得别致，想落天外，迥不犹人，也足以令全篇生色。
2002年的夏天，笔者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写过一首田野牧歌式的即景小诗，还是七言绝句：
连山黍麦杂青黄，茵草平铺百里长。
翡翠盘中珠一串：
日之夕矣下牛羊。
远处，连延不断的小山丘上杂种着玉米、小麦等不同品种的农作物，有的已经成熟，有的还在生长，青一块，黄一块，煞是好看。
山前，绿地毯一般的草原平铺横展开来，怕有上百里甚至上千里那么长罢？
太阳快下山时，牧人与他的牛羊开始还家，从山后的牧场翻过山来，进入山前的草原。
也许是因为饱吃了一天肥草的缘故，那群牛羊并不争先恐后，一窝蜂似的往前奔跑，而是一个跟着一个，优哉游哉地踱着方步。
远远望去，公羊母羊大羊小羊都不再有棱有角，都成了一个一个银白色的小绒球。
那一个个银白色的小绒球连成一线，衬以无垠的碧草，可不就像翡翠盘里的一串珍珠？
在笔者的记忆中，似乎未曾见到过前人拟羊群以珍珠。
天生的好比喻，境与神会，偶然拈得，很让笔者兴奋了一阵子。
“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是《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篇里的隽语，平日读得极熟的，正好拿来作“翡翠盘中珠一串”句的谜底，于是乎顺手牵“羊”，不客气了。
（用人成句，诗家向来有此惯例，横竖公安局不会立案侦查。
更何况《诗经》里的作品多半无主名，没有著作权人，属于公共资源。
）要之，这首诗的题材并不新鲜，古今不知多少诗人写过。
但“羊群—珍珠”的比喻还算奇特，非闭门造车、凭空想象所能，且未经人道。
有了这一点“新变”，它也就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至于为前人的光环所掩没了。
上篇笔者在讲诗词创作“立意”的“新变”时，是就全篇的整体构思而言的。
这是从大处着眼，首先应该考虑的。
但如果在整体构思方面想不出什么好的新招，也不妨退一步，把精力转移到局部的构思上来。
一首作品，倘若能有一二处警句自出新意，让人读了眼前一亮，也就成功了一多半。
晋人陆机《文赋》说：
“立片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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