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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全球范围内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以及世纪末社会思潮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诗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艺术向度，即日常“生活美学”的书写：
消解生存意义、张扬末世情绪和认同世俗乐趣。
这是台湾当代生活情境和精神虚弱症候在诗歌中的显影，由此开启了一个放逐宏大叙述的“个人化”文学时代。
这种将诗歌拉下神坛的形而下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但这种认知与表达显然缺乏深刻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批判的力度。
关键词：
90年代；台湾诗歌；生活美学
中图分类号：
1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63（2011）3-0033-06
DOI编码：
10.3969，j.issn.1008-0163.2011.03.011
20世纪90年代以降，由于全球范围内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以及世纪末“颓废已经征服了台北”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台湾诗歌出现了日常“生活美学”书写这样一个重要的艺术向度，这在年轻世代诗人的文本中尤为突出。
诗人们倾向于以缺乏古典诗意的生活化、生理化甚至粗俗化的语言。
抒写庸常生活经验和庸常生活感动，在吃喝拉撒睡和冥想中表达他们所认知和理解的世界与人生。
这种将诗歌拉下神坛的形而下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它让琐屑生活与心灵经验有了更多的交融互涉，拉近了文本与读者的心理距离，是当代生活情境和精神虚弱症候在诗歌中的显影。
但是，这种认知与表达显然缺乏深刻的思想深度和文化批判的力度。
致使平民化意识极易滑落为生命意识的匮乏，琐碎庸常的诗情极易转化为世纪末颓败的审美情趣，“私人化”叙述极易沦为诗人私秘的兜售与读者的偷窥。
一、消解生存意义
以平淡、冷静的话语，叙说琐碎、庸常的生活场景和某种人生感受或感悟，主旨在于消解文化和生存意义，是陈述生活庸常美学的诗歌的显著特点。
纪小样是这类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简明版家庭写真》由一张在“父亲”与“母亲”结婚当天拍摄的老照片写起，照片上的人物有：
大堂哥、大堂哥的弟弟、大伯父、表姐、七个姑姑、父亲和母亲、祖父、祖母、叔叔，另外还有一头牛。
同一张照片上的家人，在日后却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那头牛也变成了“牛肉面”。
而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则是：
“拍完此张相片的当夜／在酒精奋勇的带领下／我便兴冲冲地占领了／母亲幽阁的子宫……”接下来还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妹妹。
作品叙述语调平淡、冷静、幽默，但透出了时间流逝中的世事沧桑。
《家族演进史》以“我”为叙述者，贯通了外婆和祖父两个家庭的历史故事，重点突出的有：
突发奇想要用渔网扑捉一只发胖的海鸥的外祖父；穿上制服是警察、脱掉裤子是坏蛋的叔叔；麻将自摸后去看脱衣舞娘表演的祖父；跟大姑姑提亲而被谋杀的镇长；因票据法坐牢的母亲；和另一个阿姨姘居的父亲；曾经相信爱情而后与众多女人鬼混的“我”。
该作混合了性病、国家、手淫、处女膜、谋杀、政治、姘居、阳痿等关键词，从个人、家族写到社会、人类，瓦解了政治、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嘲弄了历史的荒谬与人性的荒诞，具有鲜明的反崇高、反文化的倾向。
纪小样的另一首诗作《公寓生活》同林或的《单身日子》一样，描述的也是单身的“公寓生活”，但它却是狭窄、阴晦、脏乱、暖昧、嘈杂。
诗人以“公寓”为原点，采取意识流、拼贴、镜头切换等艺术手法，连接起公寓内各色普通人的生存实况以及公寓外恶质的生存环境，场景、意象、事件、人物都高度生活化。
“诗人”伴着消防车的警笛回到“裤缝下”的公寓，屋内灯光昏黄，钢琴寂静。
记忆潮湿：
传来三个人同时咳嗽声以及隔壁不断冲马桶的声音。
思绪和想象扫过贴满花花绿绿各式广告的楼梯间后，两个分别象征现代和传统的特写镜头推至眼前：
“上小夜班”（暗指夜晚的流莺）的年轻女子又开错了房门；七楼的女人每个周末晚上都在阳台“晾干彩虹的奶罩”。
那么情感呢?
恋情即溶，爱情坚硬。
公寓外的环境则由狗屎、保险套、卫生棉、垃圾、破烂抹布、流浪的癞痢狗，还有示威游行、流血冲突等构成；双轨火车翻覆后，驶上了白领阶级的领带，“而我相信这与脑筋急转弯无关”一句，明显是企图化解死亡痛苦的黑色幽默。
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平凡、琐碎而缺少诤意、浪漫和激情。
诗人通过一组组镜头展示了“公寓生活”内外的生存以及生存的恶劣环境，引人深思。
诗作虽然消解了日常生活的诗意，但却浮出了深沉的忧患意识：
“人类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另外，《公寓生活》在诗歌构型上也别具特色。
如果竖版排列，就像一堵厚厚的墙；如果横版排列，又如一幢封闭的公寓大楼；而字里行间的细微空白处：
就是“公寓人”艰难的呼吸通道。
总之，《公寓生活》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给人一种窒闷、封闭、沉重和压抑之感。
叶惠芳的《无从对比的，对比》则表现了生活中的另一种无奈、尴尬，以及价值的空洞与意义的耗损，显示了人生的矛盾与冲突：
a／b电话总在洗澡中响起
b／c排队买电影票时票恰巧在前一位售罄
e／d想吃的糖果在前年停产了
d/e电视看到一半突然停电
e/f发现书借给怎么也想不起来的谁
f/g诗才到第6行就停住
y／z鼓起勇气打电话给你才知道号码是错的
还有，孙维民的《上班》、《下班》、《转车》、《遭遇》等均表现了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
在《大梦》中，孙维民让庸常生活重现梦中，即使梦中依然琐碎单调没有色彩：
“他压动水箱的旋钮，然后刷牙洗脸／一个中年男子在镜里端详自己／著名的弦乐主题又回来了，当妻子／走出厨房在原木餐桌上摆置碗筷／瓶花安静地死着／第二、第三版仍是未了的政争／中东、绯闻、分尸疑案散落他处／八点三十七分了。
她尽责地提醒／他拿钥匙，坐在门系鞋带”。
诗人通过冷静平淡的叙述语调，将一个中年男子单调、紧张、枯燥的日常生活展现出来。
而李俊东的《单色影印机》则表现了现代生活高速下的压力以及人异化为机器的无奈。
与《大梦》、《单色影印机》不同，鲸向海的《精神状态》不仅描绘了日常生活的琐屑，而且亵渎神圣、逃避崇高，对文化、信仰和神圣具有强烈的挑战性和反叛性。
在诗人笔下，人们每天琐碎的生活，无非是从起床、洗脸、刷牙、上厕所开始，毫无诗意和美感。
他们宁愿躲进温暖虚幻的梦境，而不愿面对冰冷的现实世界；认为幸福是肮脏的东西，清静无为郁血，信仰快速发酵。
这是一个完金病变的时代和世界，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于是，“在下一场急性肠炎来临之前／我们就是这样／排泄了神”。
颇具伊沙《车过黄河》的神韵：
“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他们以怀疑、反叛、革命的情绪，解构文化，亵渎神圣与崇高，否定存在的形而上意义。
但同时也彰显出创作主体精神的匮乏与平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意义匮乏精神平庸的时代的产物。
在须文蔚的《引导作文》中，读者看到了另一种反叛的声音。
“我们习惯/以理性压抑怀疑，悄悄／以屈从建构庞大的雷池／我们爱惜分数甚于诚实。
环坐／格言周围耐心期盼赞赏，反复／跟着伟人摇晃的仪仗反复／触犯诉诸权威的谬误／／总而言之，我们／被引导作文，我们／被引导信仰，我们／被引导思考。
所以，请给我们／制式的迷彩胄甲，再给我们／鹦鹉的舌头”。
在这里，诗人从学校生活的一个侧面人手，对伟人、权威、格言所建构的庞大体制予以挑战和指控。
因为如果当信仰被引导时，人们就已经失去了思考，因此诗人充满反讽地写道：
“再给我们／鹦鹉的舌头。
”对僵固体制的怀疑，是通往民主、自由和创造的必经之路。
这类诗歌在平常生活的冷静叙述中，蕴含了后现代文化哲学的解构精神，实质上是8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诗歌的延续与发展。
二、张扬末世情绪
在世纪末消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物质主义、享乐主义一时间占领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传统文化一再强调的理想、道义、责任、尊严等人性关键词逐渐边缘化，并且已经或正在大面积的流失。
人们似乎对一切都丧失了信心和热情，取而代之的则是麻木、冷漠和空虚。
年轻诗人敏锐地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并在诗歌文本中做出了自己的文学观察报告。
刘叔慧的《寂静以巨大的音量……》以窒闷、粘稠的笔致和情绪，表达了城市空洞、寂静、绝望的世纪末“华丽”。
作者描绘了末世中的现代都市和现代都市中的末世，二者互为论证，而重点在于对其中的生命情境和情感状态的逼真呈现。
在诗人的生命体验中，高楼是空洞的，身体是空洞的，一切似乎都是空空洞洞的，爱情也只剩下“一根温暖的阴茎”，最后变成“一则寂寞的留言”。
那么在世纪末苍凉的风里如何救渡生命，使生存具有意义，身体走出空洞，爱情恢复灵性，这些都是需要诗人和读者共同深入思考的人生问题。
与刘叔慧不同，代橘在《看电视》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娱乐致死”的时代。
这里的男女不再卿卿我我，而是把握瞬时性的性关系，“高感度车房里／认真的男人通常／不在乎天长地久”。
而木焱的《October》则直接表达出末世的性状态：
“在六月还睡觉。
再谈恋爱七月／八月、九月性在交／十一月带套子打喷嚏。
／31号计划再强奸一月／二月张开大腿。
吐烟”。
罗叶在《取；舍》中更是剔除一切浪漫唯美的修辞成分，运用二元对立、对比的手法，将末世的生存境况清晰、冷酷地推到读者面前。
我们不能不说诗人的观察是锐利深刻的，但同时也是冷酷甚至是残酷的。
只用“只要……”、“不要……”的简单句式，以及简单的指涉对象，就活化出末世人生的冷风景。
由于社会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身份的不同，人类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和活动空间，主要有社会公共空间和私人活动空间，在不同空间领域履行不同的职责和义务。
但是，《取；舍》中的“他们”无论在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均放弃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道义、尊严和情感，只要伴侣、情欲、感官、做爱，与此对应的是不要配偶、亲昵、感动和爱；只要职权、尊称、脸皮，而不要职责、尊敬和脸。
在“取舍”之间彰显出人性严重异化和物化的程度，因此诗人反复强调“如今他们纷纷找到了自我”，这显然是一种辛辣反讽与深刻忧虑。
在“取舍”鲜明对立的二元价值判断中，作品展现了世纪末特有的人文景观和生活态度，人们已经完全没有了形而上的精神求索，有的只是现世极为“现实”的物质和层次很低的身体欲求，简单而实际。
那么，生命的意义何在?
人生的价值何在?
诗人似乎是在寻找和解决这样传统的存在命题。
与颠覆生存意义相对的，末世情绪还鲜明体现在对死亡的集体想象上。
唐捐的《绝句》写出了八种死亡形式――《跳楼》、《上吊》、《安眠药》、《跳河》、《悬崖》、《瓦斯》、《割腕》和《卧轨》。
死亡，是西方艺术家尤其是具有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家、诗人所热衷歌咏的主题，如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魏尔伦以及王尔德都涉及到这个文学的永恒命题，而存在主义更是将死亡视为存在的最高级形式。
唐捐的八首死亡诗歌，都将死亡予以诗意化和唯美化，极富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很有气势：
“像一颗勇猛的炸弹／正面与地球冲突／胜算也许不大，然而／地球总会有些疼痛吧”（《跳楼》）；“让胸腔里的心事／以一种亢奋的节奏／从这里出走吧”（《割腕》）；“气势磅礴的场景／震撼性的温柔”（《卧轨》）。
如果说唐捐的《卧轨》是对此种死亡方式的一般性概述，那么，陈谦的《卧轨的人》则是对一个具体事件的形象描绘，但同样表现了死亡之美：
“卧轨的人脸上幸福溢满”，她是个喜爱琼瑶、三毛，渴望高大英俊的“美少男”半夜敲门的十五岁“新娘”，“樱花的肉体。
撞击。
撞击／撞击，火车匆忙停下”，这是死亡对樱花生命的残酷杀戮。
而纪小样的《骷髅头》叙述视角独特，他以“骷髅头”的独白方式结构全篇。
“一颗忘了主人姓名的／骷髅头。
深陷的眼眶里／装满整个宇宙的虚无。
”诗作在这深具哲学内涵的表达之后，“骷髅头”详细描述了与头颅相关的人体组织曾经有的状态。
“涂掉那些让人脸红眉毛飞不起来的碑文吧!
／不要用同步辐射，X光碳十四为我化妆／我只是一颗不想再呼吸的／骷髅／头”。
诗作由虚无开始，于虚无结束。
阿芒的死亡叙述比较独特，她将爱、暴力与死亡融合在一起，“将全世界／坏人／集合起来／枪／毙、／／将全世界／好人／集合起来／枪／毙；／如果谁还活着就嫁给他而且生-一，个孩子?
（《启事》；“当中只有一个人是严肃的／他简直捉住了我。
”“‘你喜欢哪种葬礼还没／告诉我／们”’（《从众》）。
何雅雯的《死亡》也写出了死亡的宁静与祥和：
“相遇时脸上是黄昏的表情／光线柔和／照着深沉的睡眠”，进而营造了空难的另一种艺术情境。
然而，无论是空洞的性还是虚无的死，都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的指向。
布灵奇的《自首》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对我的雅皮感到抱歉。
／而身为一个写诗的人，应是／诚实的。
我感到抱歉／，可是我／喜欢这样。
”“十九岁，不说脏话／可是他们说很干。
”
三、认同俗世乐趣
认同世俗乐趣，是庸常生活美学的另一个重要部分。
其实，从天国走向人间，从神权走向人权，对世俗化日常生活的关心，恰恰体现了人文精神最初的核心诉求。
人们有权利追求现实生活朴素的安逸与快乐，因此，迈克?
费瑟斯通指出：
“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
”
首先是自恋和快乐的表达。
这一情感向度的作者主要是女诗人，如潘宁馨、杨佳娴、林思涵、侯馨婷、江月英、林岸等是突出的代表。
她们均生于。
70年代，或正在大学读书，或刚刚毕业并在90年代走向消费文化时代来临的社会。
由于生活底蕴不足，加之时代氛围的影响，她们喃喃絮语着生活的安逸、快乐与梦。
飘动的衣服、一段楼梯、睡梦里的电话、短暂的午睡，都能令她们怦然心动，提笔为诗。
江月英笔下的“丹比喜饼”（《丹比喜饼》）、“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卫生纸”（《卫生纸》），均为生活中常见事物，却能引起诗人的兴致与书写的冲动。
她的《晒衣绳上》表现了一种莫名的喜悦：
“晒衣绳上吵闹闹地／一群剥光身体的衣服／……旋高旋低泡泡袜叹着／人情淡薄／和经济不景气”。
诗人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由花花绿绿的衣服，连接起台湾90年代低迷的社会经济，诗思由此得以拓展。
林思涵的《楼梯》同样洋溢着生活富足后的喜悦与温情：
“最喜爱有楼梯的房子／住在下面，知道攀援而上就是天空／住在上面，知道拾级而下就是人间”。
颇有李乐薇散文《我的空中楼阁》的意境，不同的是，林思涵不是以山的大背景为参照描写小屋，而是以上下“楼梯”来刻画屋子及周边的景色，但依然呈现出诗情画意的美质和天上人间的心灵感觉。
这种上楼、下楼的艺术感觉是人与自然灵犀相通的结果。
尤其是头上散落槐树碎花和满山满谷的小屋两个场景。
更是形象体现出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与美学理想，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验和向往，是否也暗含着对现代喧闹’生存状态的某种疏离和弃绝?
在轻盈的抒情笔调之中，诗人不仅仅是在表达一己之感受，还表达了人类共同的愿望。
而林岸的《醒了》则是另一种自恋和快乐形态：
“扶着额头勉强维持着清醒的姿态／我说有时候睡眠的确比做爱更叫人意犹未尽哪”。
吃饭、睡觉和做爱都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生理本能，不同的属性和本能给人不同的生理与心理满足。
诗人从睡梦中被电话吵醒这样生活中常见的小事出发，对人性的本真状态进行了深度思考，这不能不说是其敏锐的感受力和出色的想象力带来的艺术结果。
这种感受和想象及其传达，具有浓郁的生活趣味，洋溢着清新的审美情调。
林婉瑜的《抗忧郁剂》视角独特，写“自己”去看病，却反客为主地为医生看病。
作品以拟仿的戏谑口吻对医生进行了病理透视：
“你有一双探进护士裙的手?
／你想象病人的身体，一边手淫?
／你比较想和男人做爱吗?
／你为自己写下处方?
／你心平气和看完新闻?
／你娶了你爱的女人?
”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样的医生才真需要看心理医生；同样，这样想象医生的病人更需要看医生。
不过，这不是真的忧郁病症，而是心情愉快、生活安逸产生的“富贵病”。
潘宁馨的《午睡呓语》与侯馨婷《午睡》均描绘午睡情形，但二者却有所不同。
侯馨婷的“午睡”表达的是从睡前到睡去的缤纷想象和感觉，意境朦胧飘渺：
灰色的群鸟低空划过百页窗，“切开蒙尘的光”；而浣纱的女子“捣不完的时光／捣不完的白云／堆满谁家后院”。
睡意逼近的情形，更是超乎想象。
“犬声远了／我的猎犬／跟丢了责任”。
潘宁馨的“午睡”写的则是醒来后的各类“呓语”，颇似伍尔芙小说《墙上的斑点》。
诗人以意识流和后现代手法结构篇章，将很淑女又很颠狂、很世俗又很另类的情感拼贴在一起，将爱情、背叛、谎言、真理、存在等意象组接在一起，传达出极其复杂的“胡思乱想”。
作品以世俗的形而下开始，到哲学的形而上结束：
当梦的“浮尸”滚落床底，浮出视野的是一堆脏衣服、空的牛奶瓶、奶瓶里的蚂蚁，这时绝对需要一些“明星绯闻提神”，听听音乐，看看风景，做做运动，可懒惰的脚还在床上，于是只好“瘫痪在摇椅上晃晃昨日的心情”，而摇出的却是信箱里的广告、老朋友的密码、易拉罐的香味、荷马史诗、平民化侦探故事、一通匿名电话等等。
最后诗人写道：
“难道／生命的新鲜已经过期。
还是／存在的本身即是反讽。
理应／煮篇论文去拜访萨特。
于是／文字惊慌地四处逃窜。
如果／世纪末真理和欺瞒同谋。
那么／装饰太多谎言就显得粗俗难耐。
大概／虔诚的祈祷会使一切美好。
结果／天使和魔鬼大声对唱：
／上帝正在睡午觉”。
诗人以调侃和嬉戏的笔调，在生活化和世俗化的“呓语”中，对生命、存在的本质进行了颇具深度的哲学思考。
但是从整体上看，由于生活视野的局限以及时代文化思潮的影响，部分年轻世代的诗人依然沉浸在自我的狭小天地里，吟咏他们的快乐、满足、喜悦以及由于快乐等而引起的轻度忧伤，这种情感基调鲜明地体现了“快乐族群”的特征。
杨佳娴的《时间从不理会我们的美好》中有两句诗，可以作为佐证：
“怎样才算是不寂寞呢／我们美好的连神都忌妒。
”
其次是认同俗世的普通生活。
如果说上述女诗人作品更多表现自我情感，呈现出向内转的倾向，那么，甘子建、林德俊、陈谦、罗叶等男性诗人则更多关注社会生活，关注他人，呈现出向外性的特质，思想境界明显要开阔，在艺术上具有鲜明的写实风格。
甘子建的《公车司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诗作以极其朴素的语言和深沉的情感，描绘了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公车司机”在体制内的生存真貌和精神状态。
诗人以普通的公交司机为审美对象，主要描绘了“他”的外貌j职业和性格特征。
显然，“制式的他”是体制文化塑形下的产物，反过来他又成为体制文化的一部分。
在他身上，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点、思想观念和生存原则，那就是一切都“适度”，适度的微笑、适度的僵硬、适度的习惯和想法，“不好也不坏，凡事中立”；“不慢也不快，凡事中庸”。
中庸思想是儒家哲学的精髓部分，凡事讲究“和为贵”，乃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和生存之道。
诗人虽然写了一个“公车司机”，但他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缩影，上班、下班、退休、死亡，“而他，或者是你?
”引人遐思。
由于社会分工不同，底层，永远意味着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绝大多数。
关心底层就是关心绝大多数普通人以及他们的生存，就是体现了知识分子面向大众的人文关怀。
作为90年代走上诗坛的泰雅族诗人，瓦历斯?
诺干始终以深沉的思想与锐利的笔触，批判台湾现代社会对原始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原住民文化的挤压，描写并记录逐渐被遗忘而边缘化的原住民传统风俗和人文历史。
他不仅高度关注原住民的历史命运和文化习俗。
更关心原住民的现实处境和未来发展。
其《回部落椤》、《回到世居的所在》等作品，都是献给原住民的深情赞歌。
他的《山是一座学校――给原住民儿童》，应该是以自己做小学教师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感人诗篇。
诗人以饱满的激情和质朴的语言，描绘一座大山就是原住民儿童人生启蒙的一座学校。
这座学校没有围墙，没有操场、教室、黑板和粉笔，第一课便是“把身体交给大自然”。
这里的孩子“用脚掌去感觉踏实／用肌肤感受风的爱抚／用手心触摸山的容颜／用一颗心推开山的门窗”；这里的孩子，“你将与野兽一同捉迷藏／和星星亲密地交谈／树藤和你玩跳绳比赛／流水教你欢唱童谣”。
这里的孩子离纯粹的自然最近，离雕琢的文明最远，大自然就是他们最好的老师，而大山培育他们坚毅的品格，在未来的人生路上，他们就是“荚挺的山”。
但同时我们不能不思索：
远离现代文化与文明，到底是山里孩子的幸还是不幸?
诗人在情感深处关怀的依旧是原住民的现实和未来。
如果说甘子建的《公车司机》和瓦历斯?
诺干的《山是一座学校》是“为普通人”的写作，那么林德俊《我的夜市物语》则是“作为普通人”的写作。
一幅喧闹、杂乱的“夜市”画面伴着各种味道、声音、扑面而来，然而俗世的乐趣就在其中。
诗人以普通市民的身份与乐此不疲的心情进入夜市，身心都处于极其放松的自在状态，穿着拖鞋，边走边吃，为读者描摹了三个主要场景：
购物、小吃、游戏。
但无论哪一场景，都呈现出十足原生态和世俗化的特质：
朴素亲切。
尤其是吃完由中国地名命名的多种小吃后，凡人的感觉由此抵达英雄实现梦想的境界：
“高中课本上分裂的山河就被我的胃统一了”，平民式的幽默跃然纸上。
其实，世俗中人的日常生活均由这些小叙述搭建而成，虽缺乏一定的诗意和色彩，但满含着平凡的乐趣。
无论是“为普通人”的写作，还是“作为普通人”的写作，都饱含着鲜明的平民意识。
但是，台湾新世代诗人的平民意识有别于大陆“第三代”诗人和“民间写作”中平民意识的表达。
第三代诗人和“民间写作”的平民意识中带有更多的无奈、心酸和愤懑，而台湾新世代诗人的平民意识中带有更多的满足、愉悦与平和，这主要是由两岸社会、文化、经济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富裕程度不同造成的，是各自生活状况在诗歌中的反映。
90年代台湾诗歌庸常生活美学的诠释主要表现在消解生存意义、张扬末世情绪和认同世俗乐趣三个方面，这是消费文化对文学影响的必然结果，由此开启了一个放逐宏大叙述的文学时代。
面对台湾诗歌的这种变化，参与其中的诗人谢昆桦感同身受：
“因为他们走的是‘小书写’路线。
强调生活琐碎之学”，“排斥‘文以载道’的刚性论述，让文本生活化，展现他们戏谑奔放的成长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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