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山文化与莫氏家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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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山文化与莫氏家学

影山文化与莫氏家学

影山文化主要因莫氏家学而来，或者说，影山文化的核心是莫氏家学文化，大约形成于清嘉庆、道光年间。

莫与俦与莫友芝父子当属其主要代表人物。

影山文化来源于莫氏家族位于独山兔场最早的居所称谓——“影山草堂”。

莫友芝对少年曾在其中朝夕用功诵读研习，以黄土当墨练就成书法大家的影山草堂感情笃厚。

1854年影山草堂毁于战乱，已家居遵义的友芝知道后感慨不已，多少年依然怀念心底，并于1863年写了《影山草堂本末》一文。

郑珍也曾为友芝画“影山草堂图”。

以至于莫友芝平生遍迹大江南北，无论走到哪里，都将其居所命名为影山草堂，以表达对家乡老屋的怀念。

1850年夏，莫与俦一家在遵义碧云山下建几间自住茅屋，友芝亲书“影山草堂”匾额悬于檐下；1864年秋，友芝任金陵书局总编校，全家迁居金陵，也将他的书斋题名为“影山草堂”，并将收集到的明清精刻、精抄、精校本存储其中，在草堂内青灯黄卷，研读故纸，纵驰文思，论古创新。

莫友芝学艺成就卓著，对贵州文化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誉为“西南巨儒”而名垂青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现象。

后人将莫氏一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以及藏书、著述等的地方，包括莫友芝在遵义和江南各地的住所“影山草堂”以及“莫氏家学”这一文化现象引申拓展，命名为“影山文化”。

“影山文化”现象不是孤立的，其中既有承载这种文化的人物群体，又有其文化精神和学术成果；既有局部性地域特征，又有全国性广泛意义。

出于对影山文化和沙滩文化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贵州文化先贤莫友芝的仰慕之情，笔者曾于一年多前的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季节，专程跑到距独山县城约30余里的兔场去寻访友芝先生故里。

虽然独山县城新建有“影山草堂”纪念馆，但模仿之物毕竟不能代替实物遗址。

在两位热心小学生的带领下，我来到几间陈旧的木房前。

正在院坝忙碌的妇人对我说，这里就是“五祖爷莫友芝的老家。

”通过简短的摆谈得知，当年友芝随父迁遵义后，留下大哥、四哥居住这里，躬耕自食。

目前房屋的主人莫维芳是莫友芝四哥莫秀芝的嫡系第五代孙。

站在这几间木房前，我居然犹豫了起来，这一排小木屋，是那位名噪海内外的清末巨儒的“故居”吗？

从正门踏三两步石阶，迈进三开间木结构房的屋前天井，开始仔细参观这组非同一般，但又确实非常一般的农家小院。

两厢堆些杂物，显然有人居住；左侧还搭有煮猪菜的偏房，看样子，主人正在小康边沿挣扎；堂屋不足20平方米，正中墙壁的神龛上，挂着一幅与房舍品质规模极不相称的西南巨儒莫友芝清瘦的遗像；两旁的联语字体展露着莫体楷书的遗韵，让我这为之心凉的情绪稍微获得些许暖意；堂屋两侧各有偏房，屋后一片地，据说当年莫氏在此种些瓜果蔬菜之类，几株果树上站着的一群闹山麻雀，被人到来的响动惊跑了。

据说在现房后20步外当年有一间用竹木搭建的草房，坐西朝东，南面是竹林，北边是树林，中间是园圃，右侧是池塘。

只可惜这座早年的“草堂”和正屋一起被清末起义军焚毁，眼前看到的只是后来重建的三间木房。

原来，诗人书家的生活环境竟然就是这般模样。

想幼年友芝定然时常和诸兄弟在草堂晨诵暮读，吟诗习字，玩闹嘻戏，既度过了欢快的童年，也夯实了他未来的学术基础。

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

……”这意境，咋的就会猛然间让我将两个前后相差整整70岁的中国文人故居联系起来。

屋外一条小街，当然远不如当今鲁迅故居那条街繁华热闹，文意厚重。

这普通得几乎是轻飘飘，甚至可以说是烂朽朽的简陋农舍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影山文化”这沉甸甸的历史分量呢？

可偏偏，眼前的房屋越显陋小，我心中这位文化先贤就越显高大。

这几间小屋，居然会造就了一代巨儒！

我心目中的莫友芝形象和因他而生的“影山文化”，早已远比眼前这三间木屋高大到哪里去了。

从莫氏故居出来，又去了十余里外已修茸一新，曾是少年莫友芝游玩、踏青、学习、成长之地的翁奇村奎文阁。

奎文阁为布依族建筑造型，三层，九翘檐，尖如塔状。

主阁左侧为当年的书院，是我省目前保存最完好的私塾学馆。

奎文阁四周苍松翠柏掩映，竹影绿树婆娑，一溪碧水从阁前潺潺淌过，两岸百年古柳飘逸,山间布依村寨点缀；一簇簇满天星、水花衣如七色地毯依山就势直铺到河边。

刚好雨过天晴，如果将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之一的诗句改上两字，成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山溪（原字为：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来形容雨过天晴的翁奇村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据莫友芝《至都匀谒祖墓示彝儿三首》记载，莫氏祖上原籍今南京市人，远祖莫先随朱元璋所派30万征南大军到贵州，留居都匀城南薛家堡繁衍延续至今。

到友芝曾祖父莫佳能时，开始弃武到独山经商并定居兔场，从此成为独山籍人士。

此节在莫友芝《影山草堂本末》开篇有记：

“独山州北三十五里兔场上街，友芝先人之庐在焉”。

莫佳能经商有道，积蓄渐多，家道日见富庶。

他尊师重教，出资请师到兔场办学授徒，将四个儿子莫刚、莫灿、莫元、莫强先后送私塾就学，开创了独山办学读书的好风气。

从此，莫氏家族由行伍军旅之家变成了习文教书的书香门第。

莫佳能之四子莫强乡试落榜后设馆授徒，终身事教，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代宗师，深得乡人崇敬。

1763年，莫强于兔场得子，取名与俦，字犹人、杰夫，号寿民。

莫与俦自幼得父亲真传，学成后曾在家乡协助父亲从教数年；1797年乡试中举，次年进京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在清代，尽管“庶吉士”仅为新进士进入翰林院待职之人，但若汉学功底浅薄，是进不了翰林院的。

与俦在翰林院期间，得以认识大学问家阮元、纪昀、洪亮吉等人，并在他们的指导下，使自己的汉学日益精进，受到各位师长的嘉许和钟爱。

与俦曾回忆道：

“就中爱我推数公”。

1801年，与俦被派到四川盐源县任知县，因正确处理与木里喇嘛的关系而深受汉、彝百姓拥戴。

1803年，莫与俦在知县任上娶二房李氏夫人。

次年，父亲去世，与俦回独山奔丧，服丧期满后，以守孝和奉养老母为由辞官继承父业，创建“影山草堂”，倡导朴学，教育乡里子弟，1808年在今丹寨设馆教学，后主讲于独山紫泉书院。

与俦夫人李氏于1811年兔场老屋生下第五子莫友芝。

在独山任教18年后，1822年，清廷任命已近花甲之年的莫与俦为遵义府学教授，主持湘川书院。

次年，与俦将正房妻子和几个长子安顿在兔场家中继续农桑，偕李氏夫人及12岁友芝及庭芝等共八口移家遵义赴任。

在湘川书院的又18年教学中，与俦在施教内容上以许慎、郑玄为宗、兼及南宋理学；在教育方法上，强调“读书当求实用”；提出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根据程度高低，施以不同方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充实了莫氏家学；培养出莫友芝、郑珍等一代骄子，对传授和发展黔中汉学立下不朽功绩。

莫与俦在贵州南北先后执教46年，传授儒学文化，影响遍及西南，被誉为开启贵州民智的著名教育家，成为影山文化的主要开拓者和沙滩文化的重要接力人。

黎庶昌在《莫芷升墓志》中彰其岳父莫与俦“以朴学倡议士林，洗南中之陋”。

1841年，一生养育9子7女的莫与俦病逝于遵义府学教授任上，终年79岁，葬于沙滩青田山。

之所以没有归葬原籍独山，笔者分析一是在遵义任教近20年，以著名弟子郑珍为代表，桃李芬芳，与遵义结下不解情缘；二是女婿黎庶昌是沙滩文化的主要传人，与俦将其视为己出；三是其家室都在遵义，且爱子友芝、庭芝、生芝等均在此安身立命，若将父灵归葬独山，反而使老人显得孤独无依，往来祭奠不便，失去照应。

翻开《辞海》第584页可看到关于莫友芝的详细介绍：

“莫友芝，清学者，诗人。

字子偲，号郘亭，晚眲叟，贵州独山人。

道光举人，曾客曾国藩幕。

通小学，精版本目录之学。

善书法。

为晚清宋诗派作家，与郑珍齐名。

”

莫友芝在父亲指教下，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3岁识字，4岁开始诵读《诗经》；6岁读《仪礼》、《礼记》；8岁学诗文；10岁修完“四书”、“五经”并习作八股文。

约7岁时的一天，正在诵读晋代诗人谢眺“竹外山犹影”诗句的友芝猛抬头，从书房向外，看到竹林隙间隐现远山倩影，突然触景生悟，感觉自己的书屋草堂不正是这般意境吗？

左竹林，右池塘，小园夹在正中央；前街市，后田畴，翁奇河源潺潺流。

他想，为何不将这竹环树绕，山水隐现的草堂书屋取名叫“影山草堂”呢？

友芝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告知父亲。

满腹经纶的莫父背手踱步，沉思片刻，突然回头对儿子说：

“五儿聪明有加，将我莫家草屋冠以‘影山草堂’之雅号甚为恰当。

”从此，“影山草堂”便长留芳名于后世。

1823年，12岁友芝随父母到遵义后就读湘川书院，得与年长自己5岁的郑珍同窗，成为好友。

但念及嫡母唐氏以及兄嫂子侄，友芝“一岁间岁，必归视兄”。

1826年，15岁友芝返回独山应考，中秀才，得补州学弟子员。

3年后再回独山，为嫡母唐孺人办理丧事，在参与兔场“奎星楼”落成时，接受乡人推写《奎星楼序》。

这是友芝一生中最早一篇公开面世的文章，后收入《郘亭遗文》中。

1831年，友芝在贵阳乡试中举；次年春，与夏芙衣小姐结为百年之好。

1839年秋，友芝，郑珍结伴到禹门寺小坐，受寺僧之邀在回龙山崖壁上作书，落款“紫泉莫友芝”，留下了今天仍部分残存的摩崖石刻。

自1835年至1859年的24年中，虽是才华横溢的老资格举人，但莫友芝先后六次进京会试均未考中进士。

其间，1847年，翰林院学士、权倾朝野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第一次在北京琉璃厂虎坊桥书肆与时年36岁的莫友芝见面时就惊叹“不意黔中有此宿学耶！

”于是设宴订交，由于“心敬其人”，特写诗赠友芝曰：

“黔南莫夫子，志事无匹双”。

1859年，友芝48岁时在京最后一次会试落第，对科举入仕彻底心灰意冷。

按清朝吏律，举人进京会试三次不中，就有“截取（候补）”县官资格。

友芝六次会试不中，也确实与郑珍丶邓瑶等14人被清廷征诏为江苏知县，但由于不是堂堂正正考取，他对此“意有不乐，弃去不复顾”，从此远离仕宦功名。

1865年，友芝受聘金陵书局总编校，定居金陵，全身心投入搜求碑刻、整理古籍、进行学术考证研究之中。

面对朝廷的征诏，莫友芝在给学长郑珍信中表白：

“吾曹索漠荒岸，久无意于用世”。

他把历经六次科考不中后才要他出任官职形容成老女已不适壮夫，并讥讽说：

“以不嫁之老女，忽而强之适人，须是心场面目，举止行色，妆点改换一番。

安有不凿枘者？

”友芝邀请同被征诏的郑珍到江南聚首研究学术，并风趣地说：

“官不官在兄自决，决不至将去断送头皮也”。

可见莫友芝此时绝意仕途之坚决。

对此，《清史稿》评价说：

“荣利泊如也。

”对于友芝先生一生不入仕途，淡泊名利之举，古今人等对其评价甚高甚多。

笔者认为，这并非是莫友芝不想当官，如果一开始就远离仕途，又何必一生有8次参考经历呢？

只是直到晚年，在持续6次败考未获入仕之后，累了，烦了，气了，也看得淡了而已。

莫友芝一生行迹半天下，经纶满腹腔，却没有置办任何房业田产，从不雇佣家仆奴婢，更没有纳妾娶小，与夏氏一妻而终；一生仅靠教书、撰文、写稿、校勘图籍、书法篆刻所得的润笔、灯油之资等来维持生计；只是晚年在吴越搜求整理古籍，进行学术研考时，得到了曾国藩和九弟莫祥芝的一些资助；而留给后人的则是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智能，过人的才华和丰富的藏书；真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风节十分，清风两袖！

确实，这一点，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也未必能做得到。

可见友芝先生的高尚品格，是很值得我辈人深思和镜鉴的。

1871年9月14日，莫友芝在扬州兴化县里下河整理古籍时不幸偶感风寒，辞世于一舟中，享年61岁。

兴化县令闻之，派人将友芝灵柩运至金陵莫愁湖畔，便于其门生故旧、社会贤达、文人粉丝前往吊唁。

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亲率百人同僚、弟子到莫愁湖哭悼宿友，并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挽联：

京华一见便倾心，当年虎市桥头，书肆订交，早钦宿学；

江表十年常聚首，今日莫愁糊上，酒樽和泪，来吊诗人。

为了使友芝能得以叶落归根，其九弟莫祥芝辞去江宁知县职，偕同友芝之子莫绳孙于次年春，扶灵柩回遵义安葬。

曾国藩为此特发文书知照沿途各地迎送。

各地官员亲自接力迎送友芝灵柩直达遵义。

按照家人意愿，在地方官员热情关照和亲自参与下，以空前隆重的葬礼，将莫友芝先生安葬在沙滩青田山，与其父莫与俦相伴于洛安江畔。

一个从蛮荒夜郎走到繁华富庶之江淮吴越之地的贫儒书生，一个多次应试，而终生未能入仕的落魄举子，身后能够受到如此高规格礼遇，在中国古代是极为少见的。

黎庶昌在为自己的舅佬兼亲家所撰的《黔南颂·莫征君》中曰：

“毋敛独山，汉县所际。

崛起莫君，博闻强识。

藏书满家，鳞鳞毳毳。

目录金石，专门极艺。

叩谁沿革，如与游肆。

分篆高骞，冰斯雄睨。

优游江左，名满四裔。

”

莫友芝长期事教，博学多才，著述丰硕，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清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大诗人、收藏家、农桑学家、地方文献学家、书法及篆刻艺术家、目录版本学家。

作为教育家，友芝一生追慕汉代教育先驱尹珍，盛览等先师，在其父与俦的直接指导下修成西南巨儒，先后担任遵义湘川书院、培英书院讲席，传授汉学儒学长达17年之久，为在贵州边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文化，培育了大量后继英才，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开拓者。

作为史学家，友芝实事求是，秉笔信史，27岁便与郑珍受聘历时四年修撰《遵义府志》，该书被史学界誉为与《华阳国志》、《水经注》比翼齐名。

作为清代宋派大诗人，友芝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空前。

他思维纵横驰骋，构思奇特精妙，创作了数十卷本，1500多首各式诗歌。

郑珍在《郘亭诗钞题识》中评论莫诗说：

“其取旨也务远，其建词也务新，句揉字炼，使其光黝然，其声憀然，绝无粗厉猛起气象。

”友芝还著有声韵学方面的著述多部，其中《韵学源游》手稿至今仍保存于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作为收藏家，友芝在旅居江南期间，多次到句容山中搜集梁碑，并亲自监拓，深恐遗落一字，撰有详加论释的《梁石记》。

友芝性喜藏书，藏有历朝历代古籍图书上万册。

作为农桑学家，友芝的农桑造诣充分体现在为郑珍《樗茧谱》所做的《樗茧谱注》里。

《樗茧谱注》可谓是一部农桑学专著，“疏其不易明而补所不备”，较之郑文的艰深拗口，友芝把种桑、养蚕、防病、缫丝、织绸的全过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述得清清楚楚，使当时遵义地区“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

秋丝几何？

子弟养织之善否？

”可见友芝平常十分注重深入调研，悉心观察，甚至躬行农事，完全站在一个农桑专家的角度，不仅从技术上帮助了桑农，更从舆论上支持了当年极力推行农桑的遵义知府陈玉壂。

作为地方文献学家，友芝倾几十年心血，历尽千辛万苦，收集贵州266位诗人2290馀首诗，编成《黔诗纪略》33卷，其“辑明代黔人诗歌，……由是贵州文献始灿然可述。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清代书法被业界评价为是继汉、唐以来的又一座高峰，而莫氏则是站在这座高峰的执旗人。

作为以莫体蜚声书坛的书法家，《清史稿·文苑传》谓莫氏“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

《清代七百名人传》中谓友芝“工诗善书，求者沓至。

”莫氏书法墨迹广传民间，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几乎都有收藏。

2009年9月，韩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李敦兴慕名到独山参观莫友芝纪念馆时表示，他研究莫友芝书法20多年，今有幸亲临参观非常高兴，希望两国书法家共同研究弘扬莫友芝书法。

几年前，笔者曾读到一位收藏者的文章，说他在南京朝天宫古玩市场，看到一方“乳白色微透明，滋润细腻，内有红色斑块，高5.8厘米，印面1.8×3.3厘米，隶书印文为‘游方之外’，落款为‘同治元年臰叟治印。

’”的寿山石老印章并判定这是莫氏晚年的精品。

广州艺术品拍卖公司在2006年迎春艺术品拍卖会上所拍卖的中国书画中有莫友芝立轴对联，水墨纸本，隶书作品数屏。

以上两例说明，莫友芝的书法篆刻作品广受民间青睐，且价值不菲。

作为目录版本学家，友芝所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和《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在我国目录版本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清代考订异本的目录学专著中的代表作，被列为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和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

黎铎教授在《贵州文化发展概观》（1993）中称：

“莫（友芝）丶邵（懿辰）二人为我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的奠基人”。

至此，大约在公元1700年前后，从莫佳能尊师重教，出资请师办学，便开始了莫氏家学的萌芽；到莫强设馆授徒，终身事教，使莫氏家学渐得成型；继有莫与俦深研汉学，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一生有长达46年的从教生涯，尤其是对莫氏后代的亲自指教，继承和发展了莫氏家学。

莫友芝先生的临世，尤其是在独山期间的一段“家教”，使他打下了知识、学业基础，明白了世事道理，从而走上了“业精于勤”的成功之道，最终成为“西南巨儒”，将莫氏家学推向高峰，使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教育体式，并将“家学”文化推而广之，普及到社会，变成了极具特点的沙滩文化和影山文化这种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地域性文化模式。

莫与俦在遵义共有5子，在友芝之后，分别是庭芝、瑶芝、生芝、祥芝，除生芝早逝，瑶芝经商外，均有佳作传世，都是莫氏家学的传人。

友芝的六弟庭芝，字芷升，自幼秉承其父、兄学业，又跟随郑珍研习数年，博通五经诸子、尔雅训诂之学，光绪年间，主讲于贵阳学古书院，与黎氏后人黎汝谦悉心搜集贵州籍清代诗人诗篇，配合陈田编纂成《黔诗纪略·续编》，同《黔诗纪略》配套，把明、清两代贵州籍文人诗篇大体搜齐，对贵州文化作出了特殊贡献。

友芝九弟祥芝，在江浙为官20年，曾任安徽、上海等地知县，主修《上元县志》和《江宁县志》。

友芝之子莫绳孙，是真资格的“家学”传人，曾出使俄、法参赞，在家境极端艰难时，保存其父友芝的多种著述，并积攒费用，将《独山莫氏遗书》66卷刻印出来，为莫氏著作得以传世立下不菲之功，还自编有《影山草堂书目》等。

自与俦先生离世后，其后辈子、侄及门人弟子前后相继传承莫氏学风近百年，其承传的文人群体除莫氏家族外，还有以郑珍为代表的郑氏家族和以黎庶昌为代表的黎氏家族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