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彦波丨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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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彦波丨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

管彦波丨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管彦波

内容提要：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

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

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关键词：

中国古代；舆地图；天下观；华夷秩序作者简介：

管彦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历史地理、生态人类学研究。

对地理空间和周围族群的认知，早在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尚书·禹贡》、《礼记·王制》等历史地理文献中，我们的先民就开始了大胆的探索，并逐渐形成以“天圆地方”说为基础、以“五服结构”为主体的圈层认知模式。

在这个认知模式中，对宇宙空间的认识，人们相信昊昊上天是圆的，苍茫大地是方的，即“天圆地方”。

与这种层级式的同心圆地球天体认知相对应，古代中国人在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拟构了由“天下”与“畿服”共同构成的政治、地理和文化空间模式。

此模式中，“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是以大小九州的空间概念和华夏文化的中心地位为前提而形成的，它主张中国居天下之中，而受命于天的“天子”又居中国之中，四夷则居天下之边缘，中心与边缘构成天下，“中国”与“四夷”构成“天下一家”。

在这种世界秩序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华夏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在制度上则以“五服九畿”制为蓝本确定下来。

那么，古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在地图上是如何呈现的呢？

我们知道，“图经书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早在古史的传说时代，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伏羲和女娲就非常关注“民生工程”，亲自持规、矩等测量工具，对本族群生存的环境进行观察和测绘；黄帝和蚩尤两大部落联盟跨地域大战，黄帝凭其臣子史皇所绘制的地形物象地图指挥调度，才打败了蚩尤。

又据《史记·夏本记》记载，大禹治水，经常是“左准绳，右规矩”，手执测绘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划华夏为九州，用铜铸九鼎，鼎上镌有各地的物产、山水图案，这种图案可能就是我们可追溯的上古地图。

后人把大禹“铸鼎象物”之图称之为“九鼎图”，把大禹踏访的足迹称为“禹迹”。

如果说“九鼎图”是上古中国人对地理空间认知的一种直观反映，那么，先秦之后沿此模式发展起来的“一统图”、“禹迹图”、“华夷图”则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舆图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层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古代的文化遗产中，相对于浩繁的文献典籍而言，诸如晋代裴秀按照“制图六体”之法绘制的《禹贡地域图》、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等“天下大势图”并没有传承后世，存世较早的“中国”地图，可以追溯到宋代的《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九域守令图》等地图。

所以，我们将以两宋时期的传世地图为考察重点，对中国古代舆图上所呈现出来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进行初步的考察。

一、以“华夷”、“禹迹”为代表的“天下”舆图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天下”舆图，大致有“禹迹”（禹域）和“华夷”两个基本的系列，相应的，其所描绘的“天下”的空间范围也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主要限于长城以内，一类则包举长城内外。

我们先来看“禹迹”系列。

这个系列最早可以追溯到“九鼎”地图。

相传，大禹治水踏访过很多地方，人们把“茫茫禹迹，画为九州”。

据《左传》记载，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

”禹铸九鼎，与地图的产生关联起来。

之后，西晋裴秀编撰《禹贡地域图》，它是中国目前有文字可考的以疆域政区为主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可惜图已失传。

目前中国传世的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当推北宋税安礼撰、南宋赵亮夫增补的《历代地理指掌图》，该图集作为一部带有地理总志性质的重要文献，一共由《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禹贡〉九州图》、《帝喾九州图》、《虞舜十二州图》、《商九有图》、《周职方图》、《春秋列国图》、《秦郡县天下图》、《西汉郡国图》、《东汉郡国图》、《三国鼎峙图》、《隋氏有国图》、《唐十道图》、《萧齐南国图》、《元魏北国图》、《圣朝太宗统一图》、《圣朝元丰九域图》等44幅图组成，大多数图幅是以《禹贡》“九州”为基础编绘的。

在传世宋代地图中，《九域守令图》中的“九域”，指的是大禹所划分的“九州”之域，图之寓意是要守好这片土地。

《禹贡九州疆界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帝喾九州之图》、《禹贡所载随山浚川之图》、《禹贡九州及今州郡之图》、《九州山川实证总图》等地图，也是以“禹迹”和“九州”来表示重点图绘的区域。

相对于“禹迹”系列而言，“华夷”系列所描绘的空间范围则要大得多。

舆图“华夷”之名较早见于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传世宋代《华夷图》亦本于《海内华夷图》。

在宋代绘制的地图中，《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太祖皇帝统一之图》、《圣朝化外州郡图》、《唐一行山河两戒图》，《佛祖统纪》中的《东震旦地理图》，石刻《舆地图》，黄裳的《地理图》，倪朴的《古今夷夏图》等地图，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属于“华夷”系列的“国图”。

对于宋代“禹迹”、“华夷”观念下的各种“天下大势图”，我们不准备一一铺陈叙述，但为后文讨论的方便，先作一个简表。

上表所列之的宋代天下大势图，除了《淳化天下图》已经不存，只能从相关文献记载知其大概之外，其他各幅地图，或依靠图书得以保存，或者是图的载体——石碑尚存，或者是石碑不存，但存有拓片，地图上基本的地理要素尚比较清晰，是我们了解宋人的思想、观念可以依藉的资料。

这些颇具代表性的地图，无论“禹迹”系列还是“华夷”系列，其所涵盖的空间范围均远超过宋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范围，或者说它并不是客观地反映宋王朝完全掌控的地理空间，而更多的是代表时人在对历史地理空间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天下观”和“华”、“夷”构成的天下体系。

那么，宋人对历史地理空间是如何传承和认知的呢？

作为文明古国之中国，其人文根基中最坚实的是历史。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中，历代君王君临天下，以“体国经野”之道对王朝政治地理空间进行划分时，其依托的核心区域是传说中大禹治水踏访过的地区，即《尚书·禹贡》所别之“九州”，此核心区域作为古代王朝地理学考察的重点区域，是人们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也是历史文化的空间。

在古代王朝发展史中，后朝修前朝史，作为一种象征王统承袭的国家行为，代代相因。

与此相关的以地图为主的图像叙事，则是历史地图的绘制。

关于古代以疆域政区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宋之前有裴秀的《禹贡地域图》。

据文献记载，《禹贡地域图》共18篇，年代上自《禹贡》时代下至西晋初年，所覆盖的内容从上古之九州到西晋的十六州，实际上图绘的是各朝代政区沿革。

宋代以降，虽然两宋王朝难以实现疆域一统，但承袭古代的传统——继续书写汉唐旧疆、祖宗之疆，仍是强烈表达合法王朝身份的一种象征。

在《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共编绘了上自帝喾下至宋朝各个历史时期的地图44幅，这些地图大多以《禹贡》“九州”为基础绘制，但首幅《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则绘制了宋代全国27路及古今州郡的分布大势，带有总图之性质。

提到历史地图，让我们联想到宋代绘制的石刻地图——《帝王绍运图》。

这是一通强调宋朝“正统”地位的石刻地图，也是我国古代唯一仅存的石刻帝王世系图，图碑为上图下文布局，上图分左中右三路列出自黄帝至南宋理宗为止的13个朝代、247个帝号、195个君王的世系图谱，中轴主体为“正统”王朝，左路为“秦六国”，右路为“春秋十二国”、“东晋夷狄杂处中夏”（五胡十六国）。

下部500余字的释文，主要是对古代“世道之理乱，王统之离合”的评述。

在宋代绘制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有不少是涵盖“禹迹”和“华夷”系列的天下大图。

其中“华夷”系列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历代华夷山水名图》、《圣朝化外州郡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太祖皇帝统一之图》和《唐一行山河两戒图》等地图，与宋代石刻《华夷图》、石刻《舆地图》和《佛祖统纪》中的《东震旦地理图》等地图有一些关联性。

相关学者研究认为，“大约在宣和三年（1121年）或稍晚一些时候绘制的《东震旦地理图》上的海岸线、河流、长城等的形状，与今保存在西安碑林中于伪齐阜昌七年（1136年）刻石的‘华夷图’颇有相似之处；还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太祖皇帝统一之图’等的轮廓很相似。

据此可以认为，‘东震旦地理图’与‘华夷图’、‘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及‘太祖皇帝统一之图’等，都是根据同一底图绘制而成的，并且这幅底图很可能就是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

在“禹迹”系列中，如上所言，《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大多数图幅都是以“禹迹”为基础绘制的，实际上这个系列在宋代传世地图中，石刻《禹迹图》、石刻《九域守令图》、石刻《地理图》也是比较典型的。

上述的“禹迹”系列和“华夷”系列地图，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作为宋人所绘制的天下大势图，事实上代表时人对天下的认识，地图中蕴涵着宋人的“天下”观念。

谈到天下观，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对天下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稳定的认知模式，这个模式较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区域地理著作——《尚书·禹贡》。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打破当时各国的政治界限，以荆、衡、岱、太华四山，河、济、淮、黑四条河流和海为分界标志，把当时的国土划分为冀、青、兖、徐、扬、豫、雍、荆、梁等九州。

九州所覆盖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以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南岭以北的中国大陆。

九州的范围，作为之后的历史地图着重描绘的区域，在《历代地理指掌图》中也不例外，宋代的传世天下大图中也是如此。

在《禹贡》的最后一个部分，作者“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以京畿为中心，制定出逐级控制和管理的“五服”结构，即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

这样，以九州空间概念和“五服”结构组成的了一个完整的天下体系。

先秦之后，人们在地图上反复刻画的天下空间，基本上就是由此衍生而来的。

回到本文的论旨，我们看到传世的宋代天下地图，无论是“禹迹”系列还是“华夷”系列所呈现的天下空间，基本上都是从先秦时期的天下观念发展而来的。

不过，这当中有几点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一是宋时期地图所描绘的天下，核心部分是九州的范围，尽管在两宋时期，由于受到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等周边政治势力的挤压，宋王朝的实际管理与控制范围已远远小于唐王朝，但对传统九州疆土上各种地理要素的描绘，仍沿袭的是一种历史的做法，甚至还幻想恢复祖宗之疆土。

二是以自我为中心对天下地理空间的图绘中，在地图上所呈现的地理要素，依旧是详中心，略边缘，反映的是对地理空间认识的程度。

三是由“华”和“夷”所组成的天下地理空间中，各图幅对华夷界线的处理，或者说对核心区域与边疆地区的处理中，仍然明显地看出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我们在下一部分的分析中，将重点讨论。

二、舆图上“华夷秩序”的安排与书写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地理观念中，基于先秦时期的“华夷五方格局”理论而形成的族群地理空间，“华夏”周边的“蛮夷戎狄”如正史“外裔传”、“四裔传”所昭示的一样，它们与中原的华夏是有区别的，尽管华夷可以相互转化，但区别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区别作为华夷之间辨识的前提，它也是有一定的界限范围的，虽然这种界限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整齐划一的一条线断。

那么，华夷秩序在舆图上是如何安排和书写的呢？

华夷之间的界限又是如何划定的？

在上古中国人的观念中，讲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天下”与“四海之内”的统一性，对于族群界线或国家疆界的观念是模糊的。

入宋以后，随着中国政治地理版图的多极变化，面对周边各种政治势力的挑战和挤压，宋人在努力维持华夷主次关系的同时，也客观地意识到彼此之间界线的存在，对“极边”、“次边”、“近里”等不同的边疆层级地理，对“边夷与外夷”、“徼外与徼内”等不同的民族地理空间有了更真切的体会和认识。

这种空间的切分、疆界的形成与转换反映在地图的书写中，我们看到了《契丹国界图》、《契丹地理之图》、《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西界对境图》、《五路都对境图》等对境图、接境图，看到了“戎界”与“蛮界”的“天下山河两戒图”——《唐一行山河两戒图》等地图。

地图上对于限界的表述，既可以直接注记文字，也可以用某些地理景观串连而形成的线段来表示。

在限界的文字表述中，宋时期的《地理图》是较具代表性的。

现藏于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宋代《地理图》图碑，分地理图和图说两部分，地图以北宋的政区为中心，涵括了北方的辽、西北的西夏、东北的朝鲜、西南的大理、南方的交趾（越南），是一幅亚洲区域图。

在图的22个注记中，出现了“女真旧界”、“新罗国界”、“丙犹縻界”、“接南蛮界”、“达靼界”、“西南縻蛮界”等注记文字，其中，“丙犹縻界”标注在今青海、甘肃、西藏地区；“接南蛮界”标注在今四川；“达靼界”标注在今天的蒙古；“西南縻蛮界”标注在今天的云南、西藏。

这些标注并不一定准确，只是代表一个大致的方位，但它作为地图上族群区域的一种界别，还是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传世宋代地图上连成线的界限，“天下山河两戒”图也是较为典型的。

“天下山河两戒”的地理概念，是唐代高僧一行基于天文学中的分野理论和人文地理上的“华夷之辨”观念而提出的华夷地理界线。

其基本取向是，将天象分度对应地理位置，把天下的山河分成两个大系，并以之作为分隔华夏与戎狄、华夏与蛮夷的两条地理界线。

两条山系是一行的主观构建，北面的一条，大致是从积石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北侧，然后再向东，过黄河，顺着底柱山到太行山，再沿太行山北上，过常山的西侧，最后接上长城，沿长城向东，直达辽东。

这条山系叫“北戒”，作用是“限戎狄”，构成“胡门”。

南面的一条，大致从岷山开始，向东到终南山南侧，过华山，然后折向东南，过桐柏山，逾江、汉，到衡山之南，再向东到福建中部。

这条山系叫“南戒”，作用是“限蛮夷”，构成“越门”。

这种“天然”人文地理疆界观念在两宋依然流行，反映在地图的绘制上，除了《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有《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外，南宋唐仲友撰《帝王经世图谱》卷6中也有一幅，名曰《唐一行山河分野图》。

两图画法稍异，内容则基本相同。

《历代地理指掌图》与《帝王经世图谱》所选地图都是要表现上古至宋代各个时期最基本、最重要的地理特征或地理观念，一行山河图列在其中，说明作者对它的重视。

如果说“天下山河两戒图”所昭示的地理界限，即“限戎狄”的“胡门”和“限蛮夷”的“越门”在古代中国的人文区界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无论在实践的层面还是观念的层面均少有人认可的话，那么，长城地带作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撞冲突、汇聚交融的重要区域，事实上在长城地带两边的人群看来，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心里均是很难逾越的，加上在这个地带大多数王朝都要添加的类似城防的城墙。

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宋王朝是一个特例，它几乎没有修缮过长城，既有的长城也没有阻止住北方族群的进攻，但我们浏览传承下来的宋代地图，地图上的长城图像几乎是此时期的天下大势图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凭藉长城符号，实际上宋人所要表达可能是远比符号本身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观念与情感。

积贫积弱的宋王朝由于受到周边各族群势力的挤压，疆土日渐萎缩，甚至最后被迫偏安江南一隅，冀望恢汉唐旧疆、祖宗之疆可能是大多数人们内心的愿望，所以在这个时期出于宋人之手的天下地图，大多以宋王朝为中心，不忘记对周边各大政治势力和族群的表述。

体现在具体的地图上，我们看到这样几种表述的形式：

一是重中心，略边缘。

在传世的宋代具有明显的天下意识的地图中，传统的区域及“禹迹”的核心区，是重点图示的区域，这个区域的绘制不仅轮廓比较准确，山脉、水系、政区等各种自然与人文要素的标识也较丰富，是制图者最为熟悉的区域。

此核心区域的外围，在地图上就是图之四周边缘部分，于绘图者的观念中，大致是与华夏/汉相对应的“四夷”分布区域。

对这部分空间的处理，或者是空而不绘，或者是只简单的标注几个族群的名称，说明了绘图者对这一区域了解不多，这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的态度。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是图之边缘，没有足够的空间用以表述其地理要素，所以就忽略了。

在传承下来的宋代地图中，关于舆图之四周即“四夷”分布的区域，有一种别样的表述形式，即注记。

我们以《华夷图》和《地理图》上的注记列表，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华夷图》和《地理图》上分别有17段和22段注记文字，上表所列主要是与边疆民族地区相关联的注记文字。

这些注记文字，虽然简单，但也蕴含了一些历史或族群的信息。

如《华夷图》上的羌人及吐蕃的一段注文，寥寥数语把自汉至唐的区域历史勾勒出来，使读图者据此可以简单地了解此地民族的分布变迁情况。

在《地理图》的注记中，“沪水诸葛亮五月渡沪处”，叙述的是公元225年诸葛亮“南抚夷越”（西南少数民族），渡过泸水，七擒七纵孟获之史事；“桐柱马援立”，讲述的是东汉马援征交趾，于今越南境内立铜柱，以为边界之事。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如同《华夷图》和《地理图》所昭示的那样，在宋时期的天下大势图的注记文字中，也不时出现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名称，如《华夷图》右侧有文字注记称：

“东夷海中之国，獩貊、三韩、扶桑、日本、倭国、大漠、纹身、毛人、虾夷、女国、流求，宋至者日本。

”显然这些都是域外的国家和民族。

与《华夷图》相类似，在《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上，海外所谓处于大海中的国家，则是被画在椭圆型的圈内，如在海南东路和江南东路右边的大海中，从北至南依次为倭奴、日本、毛人、琉球和蝦蛦。

在宋代地图上，以标注的形式对于周边民族地区的情况进行介绍是较为普遍的。

如就东北、北方地区而言，宋代关于此区域的地图或图籍有赵至忠于嘉祐二年进献朝廷的《契丹地图》、沈括的《使辽图钞》以及《契丹疆宇图》和《契丹地理图》等。

在非区域性的地图注记中，《禹迹图》上标有“辽水”、“鲜卑山”、“营”、“白狼山”等几个地名；《华夷图》标有“挹娄”、“渤海”、“女贞”、“夫余”、“女安”、“定安”、“辽水”等地方，在辽水的东侧标有“唐安东府、汉辽东郡、舜之营州”字样；黄裳的《地理图》对东北地区的描绘是上述所有地图中最详细的，主要有白马山、长白山、十三山、龟河山、四郎山、大凌河、靺鞨池、鸭绿、小辽水、辽水、来辽河、河沐谷河、陂泽、山潭、混屯池、长白寨、喷论大喝寨、喷论突军寨、喷论突邻寨、御寨新京、挞邻突孛上海寨、挞邻突孛下海寨、来远城、万户、辽州、东京、建州、行中府、营州、小盐州、大盐州、新罗国界、女真旧界、高丽新罗女真四属之地等。

又如西部、西北地区，石刻《舆地图》上，标有高昌、龟兹、乌孙、于阗、疏勒、焉耆、碎叶等字样；《地理图》上注有党项、夏国、回鹘、沙陀、龟兹、鞑靼界、佛顶林衙等名称和“契丹遗族奔避于此”等字句；《历代地理指掌图》之《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在西夏之位置标有“夏国”两字，显然西夏国属于图名中提及的“夷”了；在《圣朝元丰九域图》中，西夏国所在地域标注有非常醒目的“西夏”二字。

在这幅图的说明文字中，对西夏国的沿革作了较为详细地说明：

“西夏，自唐末拓跋思恭镇夏州，讨黄巢有功，赐姓李氏。

有拓跋仁福者，为蕃部都指挥使，从其姓。

梁开平中，将吏迎立仁福为州帅，子彝超、彝兴继为帅。

世有夏、银、绥、青之地。

彝兴仕周，为定难军节度、太傅中书令，封西平王。

其后光氰、继摘、继捧相次承袭。

然自祖宗以来，服叛不常。

朝廷易其小寇，不即讨除彼盗有之地，故《元丰九域志》列之为化外云。

”这段文字非常简明地介绍了西夏立国前夏州政权的传承情况。

三、结语

在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讲究的是“左图右书”，实际上强调的是图像与文字相辅为用，共同承担历史的叙事。

在图像一脉中，似画非画的古代舆地之图，作为古人表达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看似简单的一些图像符号背后，其实蕴涵着很丰富的思想与观念。

基于对传世的宋代天下大势图的系统考察，并结合之后此类地图的发展演变情况，我们认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

首先，展开中国古代各种不同类型的天下大势图，这些地图无论是“禹迹”系列还是“华夷”系列，亦或者冠之以“混一”、“一统”等字样的地图，其平面大多围绕着某一个核心的区域或中心而逐渐展开，有似同心圆发展或者“一点四方”的结构模式。

这种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模式，实际上在中西方许多民族对区域环境空间的水平认知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大多数族群对周围环境空间的认知，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向东南西北四个基本方向逐渐展开的。

古代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识，在水平向度上所构建的“五服”图式，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一种最基本的模式。

这种世界认知模式在舆图上最为明显的反映就是，古代存留下来的大多数“世界地图”在空间安排上，传统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一直被安排在地图的中心，他世界的族群和地理要素则被点缀在四周，如同四周拱卫中心似的，彰显的是“天朝中国”的威严。

这是一个颇耐人寻味的现象。

事实上，自汉代张骞凿空西域与域外世界交往以来，到了盛唐时期的对外交往已是“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大局面，入宋之后到郑和下西洋，中国商船已频繁往返于南洋诸岛之间，即是说在入明以后随着大量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世界地图知识，有不少的中国人意识到地球是一个球体，并非以“华夏”为中心展开，但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仍然深深地支配着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所以我们看到古代地图上所描绘的天下，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即王朝的疆域基本上是“天下疆域”，突出的是“华夏”部分，而且“华夏”中心的地位始终是大多数地图绘制者内心难以撼动的理念。

其次，以“华夏”为中心，逐渐扩展的地理空间，在古人的思想和观念中是没有明确限制的，其边缘也是逐渐模糊不清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即“极边”、“极地”。

如《华夷图》、《禹迹图》其边缘以外仍留有空白，为未知领域留下余地，也为日后地理知识的扩展提供延伸的可能，即所谓边缘是变动不定的，随着实际的认知而向外延伸，并仍留有更外的想象部分存在，体现其“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开放心态。

这种由“中心”与“边缘”、“华夏”与“四夷”构成的“天下体系”中，空间意义上的“天下”，常常指代“普天之下”或“天底下所有的土地”，其范围可以达到“穷天同地，极四维之东西南北，无弗皆覆，无弗皆载，无弗皆戴覆”的境地。

天下认知体系中的“华”和“夷”，无论是表现在民族、政权还是在地域与文化上，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存在着内外、主从、上下乃至“文明”与“野蛮”之别，越是远离“华夏”这个天下和文明中心的地方，就越野蛮荒芜。

此即古代中国人在图绘世界的过程中，反复呈现的兼具政治、伦理、地理、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

再次，在古代的天下大势图、一统图等舆图中，往往强调“天下一统”、“华夷一体”，天下一统包含着华夷一体，没有华夷一体也就谈不上天下一统。

要做到华夷一体，也就必须天下一统。

这是人们理想的天下秩序，但在实际的处理中则是有差别的。

前面所述的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和地理知识为基础而由近及远不断延展的，但对“华夏”之外所谓“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分别的。

在古代的华夷关系认识上，既讲究“夷夏一体”、“华夷一家”，又强调“夷夏有别”、“夷夏之辨”，“华”和“夷”作为一组相对举的概念，在不同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具有不同的内涵。

相应的，舆图上“华夏”与“四夷”的描绘也是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