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的高三励志文章3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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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生的高三励志文章3篇
差生的高三励志文章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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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努力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的心情，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既然生命给了我们绽放的机会，即便没有人欣赏，我们也要全心地盛开。
高三第一学期的成绩单在过年之前寄到了父亲手中，父亲是黑着脸看完的。
情况比我意料的还差些，在这所升学率本来就很低的中学，我排名全年级倒数21名，总分350都没到，上线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那年的春节没有了往年的欢颜、气氛很是沉闷，一家人过得紧紧张张。
春节后父亲带我到他承包的建筑工地干活。
父亲在我面前沉默寡言，甚至不想跟我讲一句话。
父亲也许在想应该把我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后让我自己去寻找柳暗花明。
父亲的举动让我委屈得心疼，也让我感动得想落泪。
我发泄似的跟父亲干重体力活，我的赌气几乎让全身骨架都散了般的疼痛，但躯体的疼痛也换来了心灵的轻松和觉醒。
十天后，父亲给我三百四十块钱工钱，我带着他们回到了学校。
我去找物理老师，他接待了我。
在几乎所有老师都不对我抱有任何希望甚至无视我的存在的时候，这位仅教过我两年的物理老师给了我父兄般的关怀。
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这是个倔强的的孩子，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深沉而不外露的感情、强烈的个性、独特的思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才能。
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作息时间表，规定每天7：
00起床，12：
30准时午睡，夜里坚决不开夜差。
我还估计了一下高考可能达到的分数，一并上交班主任。
我并不清楚我的作息计划是全班最懒散的，而分数估计却比很多成绩拔尖的同学还高出不少。
班主任看后露出一丝笑意对我说，还是实际些吧，按你目前的情况，努力点的话也许能上专科线。
班主任当时说的也许是实情，但这对我并不造成什么影响。
从他那儿出来，我反而更轻松了。
没有人寄以我过高的希望，所以我不必要在别人的希望里惶惶不安。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都了，情况又跟别人同，我唯一该做的不是多花时间，而是在较少的时间里取得较好的效果。
我的弱势在于基础不牢，我默默地把三年的课本找出来，我得重新打好基础。
我放弃使用任何一种复习资料。
我记起有位作家说过一句话：
最原始的也是最实用的，最原始的东西最不会被淘汰。
复习的日子，生活开始变得平平淡淡、简简单单，每天早晨，我洗脸刷牙，然后调整情绪，带着轻松的心情到教室看书，做题。
良好的休息让我耳聪目明、大脑清醒、思维活跃。
炎炎的夏日里教室被暑气重重包围，不断有人打瞌睡，把多重要的复习遗忘在了课堂上，我很为他们感到宛惜。
我的沉默和从容让我换来了一些成绩，省统测我一下了跻身到班里的十五强之中，分数第一次超过了400分。
这是我所想不到的，也是老师们想不到的。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陆续找我了解情况，老师更愿意相信这仅是偶然。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了极大的好转。
这次考试让我信心大增，那种感觉，就像漂流在茫茫大海上的一条小船看到了远方的灯塔。
高考随着倒记时牌上数字的减少变得触手可及，我带着不被重视的心情，带着没有鲜花和被遗忘的过去，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我默念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诗句，情绪激昂。
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悲壮心情。
这种心情就像是一朵只能开一次的花，虽然明知只能开一次，但还是在烈日下热烈地开了。
开得那样壮观。
漫长的等待虽然异常苦闷和不安，但那已经不太重要了。
那年的高考结果出来，我虽然未能上重点线，但分数已然高出本科线三十多分，很快就被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成了每年高考后为学校争光的少数学子中的一员。
我常常听说我的老师们在课堂上提起我来教育学弟学妹们说，只要努力了，一不小心就会考上大学。
对我心灵触动最深的，只是那段一个人默默地拼搏，一个人寂寞地把自己孕育成一个花骨朵儿，然后再等待时机全心地盛开的时光。
那里面的点点滴滴，任凭岁月变迁，都将永远埋藏在心里，也永远不再消逝......
差生的高三励志文章2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
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
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
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
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
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
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
他说：
“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
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
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论坛）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
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
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
”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
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
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
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
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微博）的出路。
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
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
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
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
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
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
他觉得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中，“坏学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学生”更多的代价，“众所周知，这年头老师都不怎么愿意帮助后进生。
”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
”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
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徘徊了很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
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
当时距离高考，还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因为这将让他缺课至少两周，对于一个成绩正处于瓶颈期亟须突破的高三学生而言，两个星期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
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
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
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
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
他觉得，应试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分数崇拜，强调全面平庸。
“在应试教育话语体系中，所谓好学生皆是成绩好的，坏学生皆是成绩坏的，分数评价变成了道德价值判断，人格被分数体系不断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为奇了。
”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奖肯定，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
他最终考出语文115分、数学132分、英语130分、综合146分、历史127分、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了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
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
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演讲十佳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回信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
“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
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
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
差生的高三励志文章3
我高中就读于一所普通的县级重点中学。
高一高二的时候，我的成绩始终不好，全班五十人，我入学时排名第五十，高一第一学期排名第二十三名，第二学期排名第四十三名;高二第一学期第二十八名，第二学期第四十六名。
我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差等生”。
高三开学的时候，我们新换了班主任，姓景，是我们学校抓高三的资深老师，按成绩档次分批找学生单独谈话，我是最后一批倒数第五个人。
他虽然刚接任，但对每个同学的情况已摸得比较透，他和我谈了一个小时，很能切中要害，也非常会鼓励人;但我并不服气，因为我当时经过一个暑假的思考，心中已有了一篮子计划，我相信自己能有大成，但他只将我定位在努力争取考上个大专。
整个谈话过程中，我除了回答“是”、“嗯”，其余一声不吭。
谈话结束了，我问：
“景老师，像我这样的，最后有没有能上重点的?
”“嗯----”他犹豫了一下，不情愿地说：
“能考上的，还是有的。
“他指的还是大专。
我的心顿时一空，但马上我又恢复了自信，天底下只有一个张春风，我干嘛只有看到别人能否做到才能自信呢?
我脸憋得通红，扔出一句自己都吃了一惊的心里话：
“我要考北大!
”我顿时感到办公室的老师都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们这个县，恢复高考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个高中生上了清华，还从没有人上过北大，而这个扬言要考北大的人，到底有多大的实力呢?
肯定是全年级的前三名吧?
我走了，他们肯定会这样问景老师。
景老师微张着嘴看着我，继而盯着桌面，好久没讲话。
“景老师，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嗯，好吧。
”我转身离去，景老师说：
“你这样想对你没好处。
”我没回头，接着走自己的路，只听到办公室里一片哗然......
在后来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我先不说。
1997年8月12日晚，我骑自行车从邻村的姑妈家回来，咦?
院子里哪来的两辆轿车?
屋里哪来这么多人?
出什么事了?
我疑惑着推车进院子，这时全屋的人都拥了出来，“状元郎回来了......”“考上了......”啊?
!
我的心在狂跳，这能是真的吗?
“小风，毕县长和王书记给咱送通知书来了。
”妈在人群中喊。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在前面来和我握手，“张春风同学，恭喜你考上了北京大学......”后面的话我全听不见了，我只记得自己那时心是那样的紧，呼吸是那样难，脑海里一片空白，竟然真的倒了下去......人们把我扶住，我接过那只大信封，盯着它，盯着它......我的双膝跪了下去，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多好啊!
这个诱人的名字，这个神圣的名字，终于属于我了，我成功了，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我满眼是泪，抬起头来，凝望着我的父老乡亲，就是你们，给了我力量啊!
我抽泣，抽泣，只有抽泣......“这孩子，这一年来受的苦太多了。
”是景老师的声音，他的手放在我的肩头，我反过来与他相握：
“景老师，‘差等生’的滋味不好受......”“我们要请你给全县的‘差等生’做一次演讲。
”“不，我要给全国的‘差等生’做一次演讲，我要让他们能够在困境中奋起，都能创造奇迹!
”
我的成长
我快二十岁了，借这个机会，从头说起，做个二十自述吧。
1978年12月2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小山村中，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我在家中是长子，四年后有了妹妹。
我爷爷去世早，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外婆家是同村的。
由于奶奶、外婆都在身边，所以，虽然我家并不富裕，但我小时候还是很受娇宠的。
我从小就笨，三岁会说话，五岁才会自己用汤匙吃饭（以前都是别人喂的），至今不会用筷子。
我做事喜欢追根究底，钻牛角尖，用我妈的话说：
“不撞南墙不回头。
”
农村的小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玩的东西不一样，但同样乐趣十足，或许还要多些天趣。
我小时候喜欢扇啪叽，弹玻璃球，咂杏核儿，打瓦，摔泥娃娃，夏天在臭水塘里游泳，在小溪里摸鱼......但这些，我都仅仅是喜欢，每一样我都胜不过别人，只有一样别人都不如我，甚至连村里的大人都不如我，那就是下象棋。
我五岁学下棋，从未经名师指点，到了十岁竟然下遍全村无对手，小学六年级参加乡里举行的成人象棋赛，我排名第四。
初中以后，棋下得少了，也不那么专心了，现在反而棋艺平平了。
说起学习，从小到大，除了高考放了一次火箭，拿了个全县头名，其他时候，就算从小学起，我连班里的第一都没拿过。
我小学的时候，应该算是我读书史中比较辉煌的一段。
全班三十八名学生，我始终能排在前五名，但最好只是全班第三名，前两名是两个女同学，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能超过。
后来，她们两个一个上了中师，一个上了中专，都是初中毕业后考的。
我现在经常替她们惋惜，如果当初她们的家庭看得远一点，对她们的支持再多一点，那她们现在至少也能考上一般的本科院校。
上初中的第一个学期，功课一下子多了起来，我有点感到吃力，但我历来是个听老师话的老实学生，每天坚持完成作业。
学期末的考试很令我满意，在全班六十人中，我排名第二，全校排名第七，被评为三好学生，领了一张奖状;可没想到，这却是我中学阶段获得的唯一一张奖状。
整个中学六年时间，我只得过一张奖状，从没做过学生干部，一直是白丁，甚至连个小组长、课代表都没机会做，因为，后来的我，一直是个“差等生。
”
初一下学期，我家搬到卫集镇上，我转学了。
这时，相对于我们那个小山村来讲，可真是个大世界了。
每天有好多东西可以玩，学校里的学风比较差，周围的同学都不重视学习，于是，我不再好好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
我刚转学时，班主任老师给大家介绍说：
“这是新转来的张春风同学，是三好学生，以后大家多向他学习。
”没想到，两个半月后的期中考试，我在全班排第三十几名，外语由上学期末的98分滑到了19分。
我每天和几个小哥们去“野”，成绩每况愈下，开始堕落为“差等生”;不过与其他“差等生”不同的是，我在心理上，从没把自己定位为“差等生”。
初二下学期暑假，我开始有所觉悟，认识到不好好学习自己将来肯定没有出路，我从暑假里开始努力。
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当时那么小，有那么大一股劲儿，真挺不容易的。
我在自己房门外写上“闲人免进”，里面写上“无事莫出”。
我不再和那些哥们儿去野，我还请老师把我的座位调到了第一排，我单独一个人坐一桌。
每天上课认真听讲，晚上学到很晚。
我现在总结出，我下决心做的事情，总是喜欢一个人闷头做，应该说这是一种益多害少的品质。
老天爷有眼，中考我以比分数线多一分的成绩考上了县中。
考上县中实际上也是挺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镇那年考上八个（我当然排第八了）。
我自己当时也很知道珍惜这个机会，没入校就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我一定要刻苦学习，再也不贪玩，一定要考一个重点大学。
高一高二的经历使我明白：
并不是只要我努力奋斗，便能获得成功的。
我差不多是班里最用功的学生，每天起床最早，睡得最晚。
我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晚上学生宿舍熄灯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但令我懊恼不已的是，我的成绩始终在后面徘徊，始终上不去。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在老师、同学和父母面前，真的抬不起头。
每次开学看期末考试的成绩，我总要等到别人去吃饭的时候，自己才敢偷偷地凑上去看一下自己的名次。
每次心情都特别沉重，因为那名次，意味着什么也考不上，我记得高二下学期第一次回家，爸妈知道我的成绩后，竟然都是满面愁容，一个晚上不说话。
我知道他们不是故意不睬我，他们是在为我发愁。
第二天早上，我一声不响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给爸妈留下了一张纸条：
“爸、妈，儿子能行的。
”然后就登上了返城的汽车。
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玩命地学习;可是，高二下学期的期末考试，我还是排了个班里的第四十六名。
人在经过多次努力之后仍然遭到失败，是很难保持信心的，我也不例外。
暑假里我知道自己的名次后，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
我从来没那么失望过，开学就是毕业班了，我该怎么办?
我还能行吗?
我在精神空虚的时候，喜欢读小说（很多中外名著我都是在自己情绪不好时读的）。
这一次，我读了一本人物传记----《毛泽东传》，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但我永远感谢他，因为就是他的这本书，唤起了我的民族使命感，使我有了巨大的前进动力。
那本书写得很客观，展示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我深深地感受到，这位伟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其强烈的民族使命感。
我开始反省自己。
从小，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就喊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
可是，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考个好大学?
!
考个好专业?
!
将来找个好工作?
!
穿名牌衣服?
!
有自己的车?
!
有别墅?
!
这些都是同学们经常谈论的，这些都是大人们不断灌输给我们的，可这些，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奋斗目标吗?
不，这不会这样活着，我要改变这一切，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活，我要让五星红旗在世界经济领域冉冉升起，到那时，我和我的国人，站在经济奥林匹克的领奖台上，疑望国旗，满眼热泪......
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在任何人眼里都是狂妄的，但宁可狂妄，我宁愿为这狂妄的想法而活，而奋斗终生......
接下来我应该感谢的是那场大病，我食物中毒了，恶心、呕吐、腹泻，甚至昏迷不省人事。
住了五天院，我出院了。
当天下午我去我家附近的中学操场散步，我觉得身体虚弱极了。
几个初中生在打篮球，我凑上去扔了几个球。
上了一个三步篮，跳起上篮后我差点跌坐在地，两眼发花，两腿发软。
我第一次体会到身体这样虚弱的感觉。
“明天就好了!
”我不住地在心里安慰自己。
忽然，一个令我非常不安的念头闪入我的脑海：
如果有一天，我像今天一样虚弱，然而我的大脑只能告诉自己：
“明天可能会更糟。
”那样是怎样的感觉呀?
而那种感觉，却是一个人到了老年都无法回避的。
假使一个耄耄老人，或是一个病重之人，他恐怕对打球的中学生、走路如风的青年人都会羡慕不已，他甚至看到别人耳不聋眼不花、说话流畅都会羡慕不已。
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了人生苦短、生命宝贵。
我觉得心情既紧迫又平静。
两年不顺的学业，一本好书，一场大病，使我树立了高远而平静的人生观。
这一切心理上的感受，不过发生在二十几天内，而这之后，我感觉到自己真正成熟了，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这道理，不是人从书上背来的，也不是哪个人教给我的，而是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来的。
有所信仰，有所追求，心中充满动力，而又不急不躁，那种感觉真好!
有了强大的动力、美好的愿望，平静的心态，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但距离成功还太远太远，毕竟我一直在失败，而失败的原因并不是不努力。
我该制定一份现实的计划了。
首先是环境。
我还是老习惯，喜欢一个人闷头作事情;于是我在县城的北郊租了一间房子，很破，我和我妈收拾了一天，才使它看上去像人住的地方。
甚至在房间都收拾好了之后，全家人还在劝我不要搬过去一个人住;但是，我一向“不撞南墙不回头。
”开学后，班主任和管宿舍的张老师也竭力阻止我从学校宿舍搬出去一个人住，他们说，从以往的先例来看，高三搬出去的同学，没几个能取得进步的，绝大多数都是退步。
后来的事实证明，出去住，对我来说是正确的，我需要那种环境。
1996年8月3日，我第一天住进我的小屋，我没有急着学习功课，而是给自己十天时间挖根源，找对策，制定全年的学习计划。
我的小屋本是菜农管菜的房子，所以周围都是菜地。
其后有一条小河，小河那边是一片树枝，树枝边是草地。
那十天，我每天搬上一个大红箱（我的书桌），带上一只小板凳，到树枝中规划我的蓝图。
首先，我错在哪?
我得弄清楚，我踱步在河边，想......
终于，我理出了思路。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我看上去很用功，但心情浮躁，效率很低，学东西一知半解。
我一定得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实现大的突破。
其次，我不注意“温故而知新”，以致经常是“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
做习题计划性差，而且不注意复习已做过的题型。
还有一点非常要命，我总是不太重视考试。
我平时喜欢抠根问底，喜欢做难题，却并不重视每一次考试，包括期末考试，我总是在成绩出来之后才知懊恼，而之前从不做针对性的复习。
根据自己的总结，我出笼了一套高三的复习方案。
我的高三
揣着一篮子计划，我迈入高三。
我本是一个性格开朗、很爱说笑的人，而步入高三，我整个儿变了一个人（后来我同学都说我那时有一个没过程的转变）。
每天早上，我6点钟起床，洗漱完毕，戴好随身听，塞上耳机，面向墙上的小国旗，听国歌。
每当那激昂的国歌在耳畔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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