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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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
斯诺笔下的毛泽东与抗日战争
——兼谈1939年斯诺再访延安的几个问题
1939年9月下旬，美国记者斯诺再次奔赴陕北，采访毛泽东和红色边区政府。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斯诺的这次再访陕北却少见提及。
或许是因为1936年6月至10月斯诺首次采访陕北而大获成功的光芒过于夺目，影响过于轰动，几乎完全掩盖了“再访”，以至于只要一谈到斯诺的陕北采访，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说起1936年的那次采访及根据那次采访的内容而整理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鼎鼎名作。
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了“再访”的知名度，即斯诺1939年9月下旬的延安之行，似乎是悄悄而来，又悄悄而去。
作为一位已经成名的记者，采访了一个重要地区，并会见了一些重要人物，却几乎没有在当时报刊上留下音响，也就难怪人们不知晓他的“再访”行为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四卷本《斯诺文集》。
其中第三卷“为亚洲而战”，最早于1941年由美国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
该卷忠实记录了作为记者的斯诺在中国的抗战采访活动，理所当然地也就必然涉及他的再访陕北之行。
随后出版的个别专著和发表的少许论文，也开始投以关注的目光。
从这些论著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斯诺的再访陕北行程被大体勾画了出来，但一些细节、尤其是个别重要时间节点、主要内容等等，仍然语焉不详。
本文拟根据有关史料，对斯诺1939年9月再访陕北的过程作进一步厘清。
再访陕北的起止时间
对斯诺1939年9月下旬再访陕北这件事情，研究者们都不持异议。
可是，斯诺在延安究竟采访了几天？
是从几号到几号？
对这两个关键问题，却存在着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
斯诺“在这里呆了十余天，几乎每天都和毛泽东见面”。
（李灵玲：
《毛泽东与斯诺轶事》，《解放军报》2003年8月25日。
）
美国记者约翰·汉密尔顿著《埃德加·斯诺传》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延安逗留的十天里，斯诺在吃饭时，在打扑克和桥牌时，曾多次非正式地见到已学会打牌的毛泽东。
”（〔美〕约翰·汉密尔顿：
《埃德加·斯诺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
陕西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峰曾在1939年9月下旬受当时边区政府委托，专门从延安赴西安，陪同斯诺坐汽车从西安到延安。
后来，石峰回忆说：
他们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毛主席接见了斯诺。
七天后，斯诺就返回国统区，转赴德苏战场”。
（石峰：
《忆1939年陪埃德加·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
）按石峰的说法，斯诺再访陕北时，在延安逗留了大约是八天半或九天。
本来斯诺自己的记忆应当是比较牢靠的，可惜他在回忆文章里没有说清自己在延安究竟停留了多少天。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年谱》是这样写的：
“（1939年）9月24日，会见再次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然后在“9月28日”以后，又记载毛泽东的活动，道：
“9月下旬，设宴欢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
宴会后，陪同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
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首次公布了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部分内容，时间标明是“1939年9月24日”。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
丁晓平所著《埃德加·斯诺》人物传记一书，虽然也写了斯诺的再访陕北之事，但在时间问题上也是含糊不清。
他写道：
“1939年9月下旬，斯诺以‘工合’国际委员会代表和记者的身份到延安参观访问。
”（丁晓平：
《埃德加·斯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
综合以上各方面记录分析：
其一，毛泽东在1939年9月24日这天接见了斯诺，并回答了斯诺提出的问题。
这个史实有案可查，是没有问题的。
其二，把9月24日作为时间节点梳理，可以大体推算出，斯诺应是9月23日到达延安，依他与毛泽东的深厚关系，第二天即9月24日见面，应是合情合理的。
其三，与毛泽东正式谈话后，斯诺还会在延安进行一些采访活动，从9月25日至30日共有六天。
如果加上23、24日两天，斯诺在延安最多可以停留八天。
《毛泽东年谱》对斯诺再访陕北活动只记录到“9月下旬”，没有具体说明斯诺何时离开延安。
这很可能是没有找到准确记载的缘故，这反倒说明《毛泽东年谱》对史料的态度是严肃、也是严谨的。
归纳起来讲，对于斯诺1939年的再访陕北时间，我们可以确认为9月下旬：
到达的时间基本可以锁定为9月23日，而离开的时间虽无法核准，但也不可能逸出9月30日之后；斯诺再访陕北的时间最多可在八天之内，至于那些“十天”说、“十余天”说，则不准确了。
笔者也注意到，斯诺自己曾经说过：
“我到延安时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
（《斯诺文集》第3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
可后来的研究者都不认可当事人的说法。
因为如果假定斯诺说法是准确的，那就是说，斯诺到达延安几天后或者至少五天后才与毛泽东见面。
拖至这么长时间见面，这对毛泽东与斯诺的深厚交情而言，恐怕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只有斯诺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即与毛泽东见面，才能鲜明地体现毛泽东与斯诺的非同一般的深情厚谊。
事实也果真如此，石峰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们第二天一早出发，急速赶路，中午到达延安边区交际处。
听到山下汽车声鸣，交际处长金城以及斯诺旧友马海德、诗人萧三、英文翻译等人都跑下山来，和斯诺拥抱、握手，以各种方式表达旧友重逢的喜悦，并告知斯诺，毛泽东确定第二天就接见他，使他异常兴奋。
”（石峰：
《忆1939年陪埃德加·斯诺二访延安》，《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2期。
）第二天，毛泽东如期接见了斯诺。
这一天，正是《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年谱》明确记录的“9月24日”。
所以，斯诺自己的说法是不可靠的，很可能是记忆失误所致。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佐证。
《毛泽东年谱》记载：
1939年9月2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化界、青年团体、各报纸杂志社同北路慰劳团等举行的座谈会，并讲话”。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140页。
）这里所说的慰劳团，是指当时国民政府组织的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该团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和高级将领贺衷寒将军率领，遍访各地前线，此刻刚到延安。
斯诺当时说过：
我一到延安之后，“就去那里参加欢迎中国作家和学生慰劳团的茶会。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2页。
）斯诺这里说的慰劳团，同毛泽东会见的北路慰劳团，实际上是一回事。
但9月22日那天，毛泽东和斯诺肯定没有见面，如果见了面、谈了话，斯诺会说、会记录下来；《毛泽东年谱》按理也会有记载。
这一天的座谈会，毛泽东在场，斯诺不在场，因为斯诺尚在赴延安路上，无法在场。
9月23日中午，斯诺到达延安后，很可能马上就被马海德、萧三、黄华一帮朋友拉去参加了北路慰劳团茶会，斯诺还用较长篇幅记录了张继的热烈讲话，他写道：
“张继一向是红色分子的死敌，现在却竭力主张党派合作。
我看他是一个魁伟的灰色长发的人，有些象哲学家，当他作一次恳切的演说，盛赞八路军的努力和爱国时，贺衷寒很感到局促不安。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3页。
）这一天的茶会，斯诺在场，毛泽东不在场，毛泽东等待着第二天即9月24日见他。
斯诺记录的他同毛泽东谈话中，其中提到毛泽东的一句话：
“最近我碰到一个老国民党党员张继（他作为赴各战线慰问团的团员访问了延安）。
他并不否认存在统一战线，也不否认存在共产党。
”（《斯诺文集》第3卷，第385页。
）这里所说的“最近”，应该就是指9月22日这一天。
毛泽东专门告诉斯诺这件事，恰好证明了斯诺没有出席过延安方面同北路慰劳团举行的座谈会。
总之，尽管斯诺本人也没有说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综合各方线索和各种文献，有逻辑地推理和有把握地判断出来：
斯诺是1939年9月23日到达延安，开始了第二次陕北红区采访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斯诺离开延安的时间只能确定为9月30日前，但是具体哪一天则不能确定。
毛泽东的抗战判断与延安的抗战生态
虽然是同访陕北，1936年那次是在保安，1939年这次却是在延安。
1936年6月，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正在休整；1939年9月，距离“七七事变”已有两年，中华民族正在全民奋起抗战，同时随着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斯诺兴冲冲地再访陕北。
他肯定急不可待地想听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想看延安的战时生态。
由于1939年9月下旬的再访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远不如1936年6月的首访耗时达四个月之久，故再访在广度和深度上均不及首访的效果优、影响大。
虽然再访的成果远远赶不上首访的《红星照耀中国》厚厚一本书，但根据再访而写出的《为亚洲而战》中的延安章节，仍然有着不可小视的重要价值和出彩亮点。
斯诺以记者特有的细致眼光和客观立场，精准地描写了1939年9月延安的生动情景和鲜活的人物，它在当时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传播了毛泽东及中共的真实声音，宣传了中共抗战的正确主张；独特视角下的叙述，在不经意间转化成了十分难得的历史文献。
让我们穿越岁月的烽火，挑选几组精彩镜头，回放当年的情形吧——
历史场景之一：
毛泽东与斯诺的见面谈话。
毫无疑问，再访毛泽东，是斯诺再赴陕北的首要目的。
如前所述，毛泽东曾于9月24日与斯诺见面谈话。
依据斯诺的记录，毛泽东与斯诺还有一次见面谈话。
按照《毛泽东年谱》提供的线索，估计应是于9月下旬，毛泽东设宴欢迎国民革命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斯诺和苏联朋友那次。
斯诺也有类似记载，他写道：
到达延安见过毛泽东的“几天以后，当那在山西前线驻防两年的何柱国将军的军队通过边区时，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以欢迎这个红军的死敌和他的官员，以及两位苏联顾问”。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4页。
）
宴会完后，毛泽东又陪同斯诺等人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面对两千人听众，何柱国、苏联人和斯诺都依次发表了热烈的抗日演说。
接着，晚会又演奏了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型音乐史诗作品《黄河颂》。
演出完后，毛泽东问斯诺：
“你觉得怎么样？
”斯诺说：
“好极了，这是燕京大学合唱《救世主》之后，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合唱。
”毛泽东道：
“是的，这是我们保安戏院之后的一个大变革。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7页。
）很有可能的是，正是在这天的宴会和晚会期间，斯诺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或者说是对上次采访作了进一步的补充采访。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内容，《斯诺文集》与《毛泽东文集》基本相同，大概是语言障碍的缘故，毛泽东引用的孟子、孔子的话，斯诺没有记录下来，但大致意思都有。
毛泽东对斯诺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党地位、阶级基础、革命目标等诸方面的立场、原则和方向问题以及国内政治形势。
毛泽东坚定的态度、清晰的阐述和鲜明的雄辩，给斯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斯诺写道：
“他是博览的，在辩论中是一个成功的辩证学者，他有着一种趣味的技术。
他很少对反驳者作正面的进攻。
他在这里驳击一下，在那里驳击一下，他侧面抄袭反驳者，他一个一个驳倒对方的论点，直到慢慢地把它全部包围起来，然后用最后的滑稽语调或动人的逻辑说服了对方。
”（《斯诺文集》第3卷，第239—240页。
）
很有意思的是，在国内问题上，斯诺是基本赞同毛泽东看法的；但在国际问题上，斯诺的判断与毛泽东有异。
对刚刚发生的纳粹德国入侵并占领波兰大部分领土之后，苏联进兵波兰东部这一重大事件，斯诺与毛泽东展开了深入讨论，毛泽东支持斯大林进军波兰，斯诺则持异议，觉得斯大林的做法不仅加强了希特勒的力量，而且还得罪了那些支持过苏联的政党和人民。
（参见〔美〕约翰·汉密尔顿：
《埃德加·斯诺传》，第121页。
）
作为英美价值观训练出来的记者，斯诺更容易站在英美立场上看待国际局势变化。
毛泽东批评英国政府正在实施远东慕尼黑阴谋，延安报纸马上刊登了采访毛泽东的谈话要点。
消息报道传到重庆，立即引起巨大反响，蒋介石赶紧发表声明，说英国将继续支持中国。
斯诺写道：
毛泽东的见解在重庆引起了反响。
那是恰恰跟蒋介石的意见相反的，他在演说中曾宣称欧战不会影响英国的远东政策，它将继续维护《九国公约》和门户开放的原则。
（参见《斯诺文集》第3卷，第238页。
）
据悉，斯诺后来将对毛泽东的采访，发表在英文版的《密勒氏评论报》上，而国内报纸却没有任何一家据此翻译转载，这恐怕也是斯诺再访陕北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吧。
历史场景之二：
毛泽东的延安生活状态。
斯诺1936年描写的毛泽东延安生活状态，实际已成为后来许多中外作家、编剧的主要摹本：
“我看到毛泽东仍住在一个窑洞中；但却改装得现代化了，一共包括了书房、卧室和会客厅三个房间。
墙壁粉刷着白石灰，地上铺着砖块，还有一些毛太太所添置的女性装饰。
如此而已。
我发现毛自己仍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缀补过的大衣。
他压根儿没有个人的财富。
”（《斯诺文集》第3卷，第235页。
）
斯诺三年之后再次见到毛泽东，他仔细端详，比较新旧变化：
“几年来的战争不曾使他什么改变。
因为不再挨饿，他的体重增加了；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他常是穿着一套普通士兵的制服。
他仍是人民中的平常人，有农民和知识分子素质的奇异的搀杂，也有伟大政治目光和普通常识的非常的混合。
他革命的乐观主义始终不动摇；他永远自信共产党最后必在中国胜利。
他还是彻夜工作到天明。
”（〔美〕约翰·汉密尔顿：
《埃德加·斯诺传》，第121页。
）
斯诺的观察力，应该说是惊人的准确。
毛泽东的俭朴、自信、乐观、气质和工作狂热，不仅当时如此，以后也如此，一生亦是如此。
四年之后，斯诺在一篇文章《1943年从重庆看中国之命运》中，又提到了再访陕北的毛泽东，他写道：
担任红军领袖十余年，“毛仍然身无分文”，“他一个月领的工资还不到三块美金。
十八集团军里的人谁也不通过战争赚钱。
军官和士兵每月只领几块钱饷，以解决个人的需要。
他们吃、穿、住全都一样，而且和农民共甘苦”。
（《斯诺文集》第3卷，第410—411页。
）毛泽东不要厚禄，朱德也抛弃钱财，整个中共领导层都在无私无利地奋斗着，斯诺写道：
“朱德是孙逸仙早年信徒之一，曾经很有钱。
但他把全部钱财捐给了军队，今天已经六十多了，除了自己背上扛得动的行李以外别无长物。
”（《斯诺文集》第3卷，第410页。
）
作为美国记者的便利，斯诺可以近距离地长时间观察蒋介石和毛泽东，这是当时中国恐怕绝大多数记者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斯诺记下了他的深刻印象：
“蒋和毛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
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他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
……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
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
毛却不大神秘。
他决不说没有错误。
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
”（《斯诺文集》第3卷，第239页。
）
看了斯诺的比较评论，你不能不钦佩斯诺的眼光确有独到的历史穿透力和超前判断力。
蒋介石的脱离群众和共产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不正是国共两党此消彼长、此伏彼起的根本原因之一吗？
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极其细腻，有时到了洞察入微的程度。
1936年保安采访时，他注意到毛泽东与贺子珍一边与他谈话，一边挑捉衣服上的虱子。
这个经典细节，后被人们广泛称道。
1939年延安采访毛泽东时，斯诺不仅“曾听到他承认错误”，而且“有一次曾见他笑得哭起来”。
（《斯诺文集》第3卷，第240页。
）斯诺的这些精细描写，无疑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毛泽东的鲜明性格和坦荡磊落胸怀的认识。
历史场景之三：
延安抗战状况展示。
斯诺是20世纪30年代第一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访问陕北红区的西方记者。
由于有着1936年的采访垫底，斯诺敏锐地注意到全民抗战元素已给延安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
他写下了他的整体感受：
“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
实行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子大学。
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
建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
那里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
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
鸦片根绝了。
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和对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
闲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
每一个村子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
边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斯诺文集》第3卷，第408页。
）
他写下了延安的工商业面貌：
“在保安的时期，只有最冒险的商人才肯在当时苏区和‘白’区之间做生意。
现在，几家私营的大规模贸易公司，借着他们自己车辆的运输，都很发达，因为延安为了鼓励商业，业已取消了一切商人的捐税。
陕北的棉花、羊毛、皮革、植物油和谷类是出超的。
工业生产——大部是手工业——大大地增加着。
工业和生产者的合作社适应了市民和军队的许多要求。
消费合作社拥有堆积农村人口必需品的贮藏库。
政府的管制把物价抑低了，在那里，物价通常要比任何地方低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1页。
）
他写下了延安的新闻出版面貌：
“许多新的公共机关都位置在山麓间或在那隐蔽于小径中的新的政府建筑中。
教育竭力推进着，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着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
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国文编著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我有几个保安朋友现在成了作家，都拿他们著作的原稿给我看。
毛泽东、朱德、洛甫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
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
我很惋惜那当我一九三六年离保安时正在编纂中的集体创作的《长征》史，竟已放弃出版了。
据说是为了‘对联合阵线不适应’。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1—222页。
）
他写下了延安的音乐艺术面貌：
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有着五百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置于——任何一切的地方！
——教堂和寺院中。
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
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6页。
）
他写了他特别看好的延安女子大学：
“在延安教育机关中完全新创，而我认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却是女子大学，一个真正女英雄的大学。
”“大部分学生是工人或农民的女儿。
其余都是中等阶级家庭出身，只有一打光景是‘资本家’。
资本家中最著名的有新加坡华侨胡文虎的女儿，胡是以贩卖疗治百病的‘虎标’万金油发财的。
四十一个学生是大学程度，一百二十九个是中学程度，有二百个以上还不到高级小学程度。
”“毕业生多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次多数是回到他们游击区的老家去领导群众组织。
也有进抗大继续受军事训练。
许多学生已参加了游击战。
战区中妇女干部的任务，包括了动员工作，农民的教育和组织，以协助战斗的部队。
”（《斯诺文集》第3卷，第228—232页。
）
斯诺还写了延安的农业生产、医疗卫生和乡村选举等等事业现状。
历史场景之四：
中共武装力量的抗战显象。
从美国来的斯诺当然清楚地知道当时中国的积贫积弱以及国力衰败，但他很佩服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的性格。
他真诚地写道：
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最重要和最惊人的事实。
这事实很简单：
这个被愚弄的、落后的、贫穷的中国，这个被东京称为‘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的中国，这个被欧洲人蔑视地指出，在日本机械化部队进攻下，至多只能支持六个月的中国，毕竟仍然站着身子迎击它的敌人。
远在奥地利人、捷克人、波兰人、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法国人和罗马尼亚人迅速溃败沦亡之后”。
（《斯诺文集》第3卷，第141页。
）当“文明、富有的欧洲人”被纳粹德国坦克碾压而无奈投降时，“愚昧、落后的中国人”面对强大而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却已经不屈不挠地坚持了好几年的抗敌，并且从未倒下；尽管多次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依然顽强不屈地反击敌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不认可中共“不是真正共产党”的看法，但他很清楚中共与苏共、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是有区别的。
他写道：
“在毛泽东和他的信徒中，民族的感情，似乎要比进步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来得显著。
”“在苏联以外的一切共产党说来，无产阶级也许是没有祖国的；但中国共产党在他们自己革命的胜利中却有一个祖国。
”“中国红军领袖不得不从战场上来解决他们的理论问题，而战场上的决胜，常是拿同志的生命去换取的。
”（《斯诺文集》第3卷，第241页。
）尽管斯诺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支持毛泽东和理解中共的做法，因为这些适合国情的做法是中共用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
斯诺十分钦佩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英勇精神。
他写道：
“倘使日军真会消灭了八路军，那么无数中国人就要失却对于最后胜利的希望。
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
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能战胜性。
”“它的最重要的事情，比它的军事技术或它老于战斗的领袖们的手腕更有意义的事情，无疑地在于它极高度的革命意识。
”“我们已经从新四军方面看到政治训练在共产党军队的训练中的任务，以及它在加强士气纪律上面的价值。
领袖们说：
八路军所受的一切训练，十分之四是政治性质，只有十分之六是军事性质。
”（《斯诺文集》第3卷，第270页。
）强调政治意识、革命意识、纪律意识等，的确是中共军队有别于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的特征。
八路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的呢？
斯诺分析道：
“首先，共产党军队完全是由志愿兵组成的；新四军呢，据我所知，是国内唯一没有征兵和被强制服役者的军队。
第二，它几乎完全靠老百姓的拥护而生存，这种拥护是以它所给与老百姓的待遇为条件的。
第三，八路军是国内军饷最少的军队。
当人们为了每月分文全无的收入而死时，他们一定坚信着一个极伟大的使命，对于他们的领袖一定有绝对的信任。
”（《斯诺文集》第3卷，第272页。
）彭德怀曾经对斯诺说过：
“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们在人民之中如鱼得水。
”（《斯诺文集》第3卷，第412页。
）依赖千百万人民作为后盾，就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性，从而产生无穷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剖析了中共军民的这种“鱼水关系”：
“边区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
人民常常表示他们对于保卫者的感激，有儿子或女儿在前线的家庭往往收到许多小小的礼物，这在乡村生活中是十分珍重的。
除了突击队帮助耕种之外，兵士的家庭还可以免除一切谷物的捐输，并且向合作社买物只要出最低的价格。
在戏院和会场里，他们坐在最优越的位置，在别地方，这种位置总是替绅士们保留的。
残废的军人由执行委员会给他一笔小额的恤金和一块田地。
”如年轻姑娘组成的编织队，曾“送了十万副手套和袜子给八路军”。
“边区没有凄惨的难民营，只有田地和工作。
”
斯诺继续写道：
边区人民特别支持八路军的另一理由，“似乎是由于一种公众的信任心，相信他们的金钱一定可以忠实地用于目的。
当然，他们可以不必担忧这会受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
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
这些有组织的农民知道，他们付给地方政府多少钱，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
自然，舞弊也并非没有；不过谁要是榨取忠实人民血汗的金钱，是并不光荣的。
一旦揭穿之后，他们将因人民的要求，像叛国者一样丧失他们的脑袋。
”（《斯诺文集》第3卷，第258—260页。
）
一支有着坚定政治信仰和严格组织纪律的军队，一支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军队，将是不可战胜的；即使暂处劣势和弱小，最终必定居于优势和强大。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接触红军和中共一些高层领导人后，通过比较国民党及其精英高层，他就断定：
擅长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必将败于胸怀远大理想的共产党之手。
张学良与斯诺的看法，不谋而合，异曲同工。
斯诺非常欣赏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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