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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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
日本“国家正常化”：
美国的对策
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
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
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
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
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
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
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
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
“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
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
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
这是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安倍承诺在任内要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之一；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是小泉任内日本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安倍已表示将继续推进这一目标；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
这与修宪活动密切相关，是日本近年来多次出兵海外后，希望将其程式化并进一步扩展的新努力，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卫队作为独立军事力量发挥影响的能力并促使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现实；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
安倍内阁已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负责安全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并组成数十人的班子。
日本防卫厅已升格为独立的内阁部级单位防卫省，并首次向海外派驻了情报机构，自卫队三军也面临着相应的机构调整。
不久前日本参议院批准了《海洋基本法》，罕见地决定由首相亲任新设立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部长。
安倍内阁还在论证设立首相直辖的国家情报部的可行性，以提高首相官邸的管理职能；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
教育改革也是安倍政府宣称的两大要务之一。
继1999年日本国会决定实施《国旗国歌法》后，日本新的《教育基本法》也在2006年底开始生效。
这是日本首次对1947年的该法初始版本进行全面修改，试图以此来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摆脱战后历史观的阴影，为日本“正常国家化”奠定思想基础；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
日本近年来明显扩展了其外交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些资源和区域大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宣称要建立横贯欧亚的“安全与繁荣之弧”，首次单方面调解巴以争端，2007年还计划在国外新设6所使馆并增加150名职员，创下二战以来其年新增使馆数量的最高纪录。
同时，日本外交还改变了以往的重商主义模式，小泉和安倍都将“民主”、人权因素视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三个目标之一，不断试图建立所谓“民主联盟”。
此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还涉及核武器问题的讨论。
日本民间、前首相甚至现任政府高官都不断提出应拥有独立的核报复能力，其重视程度与强调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目标是在各种内外实践基础上不断调整、充实的结果，当前的这些改变也不会是最后的变化。
这些目标并非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日本的强大本身并未依赖这些条件的存在；同时，日本的某些主张（如安倍声称自卫队可对朝鲜的导弹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已经超越正常国家公认的自然权利和基本需求。
因此，日本追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超出国界。
较之于日本历史上的类似呼声，其当前的诉求更强调主动性、涵盖更全面、改变更彻底、运作更系统，显示出日本不仅要恢复正常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还期待得到其经济地位可支撑的、独立的对内自我掌控能力，以及全面的对外影响力、控制力和干涉力，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并分享更多权利。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
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内涵的关注不多且观点接近，如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报告中提到：
“日本领导人要使日本更加正常，具有包括宣布军队合法化以便参加集体安全部署并采取行动、在日本海域向怀有敌意的外国船只开火这些其他国家当然具有的权利。
”③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
“正常国家所指无非是在安保领域消除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针对日本的）禁忌和限制。
”④美国学者普雷布尔表示：
“日本很想被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一个能保卫自己利益的国家。
”⑤艾伦•杜邦谈到，日本的外交和防务精英设想摆脱宪法约束，根据日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并形成制度和规范，从而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这正是小泉在谈论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时所指的东西。
⑥在美国诸多智囊机构规划美国未来战略的《普林斯顿计划》中也提到：
“日本对一个正常国家主体的成熟认知，以及对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利和与之相应的自卫权利的追求——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国家正常化’。
”⑦
从这些表述来看，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
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
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
美国各级官员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出这种期待，日本出兵海外更是布什政府强烈、持续、公开的要求。
⑧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一直受阻于日本的国内民意。
随着朝核危机的加剧、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小泉的上台，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深刻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与美国的对日需求不谋而合。
美国迅速抓住这一契机，初步确立了支持日本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的总体目标。
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
期待日本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应支持日本逐渐“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允许其参加集体防卫，将其安全关注扩展到领土以外，允许日本获得适当的能力来支持联盟行动。
⑨为此，美国确立了以当前利益为中心、以扩大合作为目标、以军事协同为重点、以加强控制为保障的相关对策。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
获得集体自卫权是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也是将日本自卫队改造成美军合作伙伴的前提，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直截了当对日本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并将其作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先决条件。
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表示：
“日本如果期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要放弃其和平宪法。
”⑩美国驻日大使希弗在日本发表演讲称，敌方导弹飞向日美任何一方时，美国都会试着击落，而日本不会。
日本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日美同盟很可能面临危机性事态。
（11）
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对日本驻美大使说出一句广受关注的名言：
“你们应加入反恐联盟，在远离日本的地区‘展示旗帜’。
”（12）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
“我们（美日）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应是全球伙伴关系，以便提升共同的关注，解决问题并面对来自任何地区的挑战。
”（13）为此，美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扩展美日同盟的职能和范围，多次敦促日本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通过驻日美军基地调整、战区指挥中枢合并、美日军队信息共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手段加速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
但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后果也不乏忧虑。
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美日关系报告》在结尾部分提出，需要关注日本过于自信可能对美形成的挑战。
（14）为此美也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如促进日本装备的美国化，加强其对美依赖，阻碍其自主步伐；美国空间司令部令人吃惊地公开了日本间谍卫星的方位以警告其独立倾向；明确重申对日核保护义务并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等。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日本“国家正常化”意味着改变现状，尤其是其突破历史限制的军事扩张很容易造成周边国家的恐慌以至引发紧张局势。
美国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认为，如果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宪法束缚被放开，将在其邻居中播散恐惧。
（15）但美国鼓励日本扩军的目标之一正是为了促使中日相互牵制以便渔利，只是并不期望日本的某些过激举动干扰美全球战略或使其自我孤立。
适当控制日本在亚洲的态势，既可防止其因树敌太多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有助于提高美国作为仲裁者的影响力。
在备受瞩目的慰安妇问题上，除了相对独立的美国议员不断提交相关提案谴责日本政府外，美国行政官员也开始在这一违背普世道德观念的议题上表达关注。
美驻日大使希弗公开表示，低估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影响是错误的。
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罕见地表态，希望日本正确、负责地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后果。
不过，美国政府并不期待广泛介入日本“国家正常化”过程中与邻国产生的争端，尤其是涉及到资源领土等实质问题时表态就更加慎重，控制而不是消除各种争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
美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访日期间的言论就颇微妙：
“慰安妇问题可能是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可悲的事情，但要由日本和当事国共同来处理。
”（16）
美制定这些对策，既有主观原因——美对自身和美日同盟的自信以及对日本的担心，也有客观原因——美难以抵御的诱惑和无法改变的现实。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
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日本大国目标的终极理想是完全独立的军事能力，这可能导致美日出现冲突，（17）但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
迈克尔•格林相信，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同盟仍然是日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中心。
（18）同时，美国认为美日的合作基础逐步内在化。
日本近年来改变了传统做法，在外交领域更多地顺应美国的主张，强调推广“民主”、“自由”的必要性，这加深了美国对于价值观因素在美日同盟中地位的认识，使其逐步相信美日之间这种亲密的防务关系不是共同的外部威胁的自然产物，而是由内部孕育而成。
《阿米蒂奇报告Ⅱ》也自信地指出，2020年的美国和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分享共同的“民主”和价值观，那就是美日同盟将继续塑造亚洲未来的原因。
（19）这使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后果的预测相对乐观。
此外，美国虽然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日本，但在需要支持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日本并不确定；（20）同时，尽管美国人和日本人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彼此间的敌意，但某些事变已经刻骨铭心（21），难以消除。
因此，对美而言，二战后建立的对日控制体系并不能因为期待日本发挥更大作用就予以摒弃，相反加强控制才是更好利用日本的可靠保障。
从客观方面看，第一，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利用价值显著提高。
布什政府一直认为，一个强大的、参与地区事务的日本对美国在东亚的3种重要战略利益至关重要：
抗衡中国正在崛起的力量、为美国军队提供更大的后勤和情报支持、协助美国向潜在的麻烦地点部署军队。
（22）“9•11事件”后美国在欧洲的传统盟友明显分化，日本的作用就更显突出，尤其是小泉政府对美国发动的国际战争给予了史无前例的坚定支持，展现了出色的协助潜力和强烈的协助意愿，而日本正在追求的“国家正常化”运动不仅可使其自身承担起前沿应对的关键角色，更有助于它发展成为美国合格的全球合作伙伴。
第二，日本“国家正常化”可以给美国提供一些难得的机会。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所有国家几乎都处于变化中，美国对此非常忧虑，而最容易控制的变量就是国力强大但长期内向的日本。
日本追求发挥更大作用的努力客观上有助于推进“民主”价值观、提升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平衡中国的影响（23）。
另外，华盛顿也已认识到，日本多数民众虽支持日美安全同盟，但热情不够。
（24）所以，美国有学者建议应支持日本自身对其独立战略的追求，在日本内部小心培育对联盟的公众支持，让日本公众相信，美国并未将他们的国家简单地作为一个冒险基地，（25）这将有助于改善美国在日本的公众形象。
第三，顺应日本的“国家正常化”也是大势所趋。
美国国内一些知日派如阿米蒂奇、迈克尔•格林、华盛顿大学教授肯尼斯•派尔等认为，美国无力阻止日本崛起，因此应适应其“国家正常化”，日本承担的责任越多对世界越有利。
对华盛顿而言，它应该能够接受日本变得更加自信，这或许意味着允许东京在对联盟的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26）在这种背景下，重要的不是如何阻止它而是如何更好得加以利用，在顺应其发展势头的同时进行适当的引导和控制。
三、美国相关对策的内在矛盾
美日在扩展自卫队职能方面的共识是美国支持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的基础，但两国的全面考虑和侧重点并不一致，双方的合作更多是基于一种近期互有所求背景下争取求同存异的权宜之计，当前两国的密切关系也使之无暇更多顾及长远。
但是，随着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的深入，双方的深层分歧将会逐步表面化。
首先，美日双方的核心目标不同。
日本的目标是全面推翻二战后秩序对日本的束缚，进而获得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其核心是对历史的修正，这集中体现在安倍政府的两大改革要务上，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时还就日本与亚洲国家间的历史争端明确表示：
“我不相信我们可以完全消除历史问题，不管是什么议题，我想这是我们与那些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的问题。
”（27）日本自民党官员希望美国支持其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甚至要求美国总统也去参观。
（28）尽管受到美国的谴责，日本政治精英依然在2007年6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整版广告强调慰安妇问题是伪造的，显示出日本强烈的历史心结。
而美国的目标是通过解除对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束缚来推动日本发挥更大协同作用，其核心是面向未来的全面合作。
其次，双方关注的范围不同。
日本认同的“国家正常化”涉及广泛，前首相中曾根表示新宪法草案必须包含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29），自民党干事长中川明确阐述了日本正在进行的这一运动的规模：
“将进行从公务员制度改革到重组中央省厅、改革道州制、修改宪法等明治维新以来的大改革，从而改变国家的面貌。
”（30）由此可见日本在“国家正常化”深度和广度上的期盼。
而美国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关注主要限于安全合作方面，对于日本的其他目标如入常问题、独立制定对被美国确认为“失败”或“流氓”国家的政策、争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关于核武器的讨论，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解释，等等，美国则三心二意或暗中抵制甚至公开谴责。
再次，在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双方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如在国际作用方面，美国期待日本“国家正常化”后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而日本方面更关注在对美友好基础上的平衡外交中发挥独立作用；在联合国改革议题上，美国反对日本的四国方案和就安理会扩大进行投票的提议；在修宪问题上，日本方面认为，当今宪法是“被美国强加的”，不管其内容有多好，在占领军影响下制定的过程终归令人抵触，（31）日本的目标是抹除占领国的痕迹，自主制定宪法，美国则更加关注日本修宪的实际效果而不是恢复日本的独立地位。
最后，在总体上具有共识的军事“正常化”方面，美日的设想在程度和细节上也有不同。
第一，华盛顿的重点在于日本分担防务责任以更有效地对付地区危机，但东京的最大兴趣是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32），以便获得美国对日本自主行动的支持。
这种狭隘的交换关系不足以长期维持日本对美合作的兴趣。
第二，美国期待日本军队“正常化”后能够成为美国开展国际行动的得力助手，在日本成功向印度洋和伊拉克派兵以后，美国军方已经认为，日本向海外派驻自卫队已成惯例，而非例外；但日本民意仍然认为，向海外派兵应作为例外而不是惯例，并且不愿意部队出现伤亡。
（33）因此，双方现有的成功合作不一定经得起一些偶发事件的冲击。
第三，美国担心，如日本的自主防卫步伐走得过快，必将突破日美同盟框架而损害美国的利益。
即使是像迈克尔•格林这样主张扩大日本作用的人也认为，应继续限制日本对第三国采取进攻性行动，日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本土和海上交通线以及对美国的全球行动提供后勤支援。
（34）但追求防卫自主的日本显然很难继续安于如此受限。
第四，在美国推崇的恢复集体自卫权问题上，虽然日本政界人士多有同感，但在是否需要附加“在联合国框架内行使权利”等条款上存在明显分歧。
日本多数民意虽支持修宪，但对集体自卫权的支持却不多。
美日的诸多不同认识说明，双方都试图在推进“国家正常化”的旗帜下更多地为自身牟取利益，但其利益交叉与相悖并存，短期共识超过长期共识。
总的来看，由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对策主要只为应付当前难题，缺少长远全面的成熟规划，故这一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远效应、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期待初衷与可能后果之间，都难以避免地存在一些矛盾。
一是鼓励自卫与驻军非法的矛盾。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美国军事基地在远东地区的合法地位是建立在美国代替日本行使自卫权的基础之上的，（35）如美国鼓励日本摆脱宪法约束，意味着承认日本已具有相关权利，这就对美国在日驻军的合法地位提出挑战。
不管美国对此如何进行解释，也不管日本是否基于现实因素考虑而暂时容忍甚至邀请美军驻扎，继续驻军都不再具有法理依据，这将会对美国期待通过前沿驻军来保持其在亚太影响的战略形成制约。
二是利用日本与控制日本的矛盾。
日本只有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才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很难在军事利用和政治控制之间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点。
日本学者表示，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认为，日美同盟是把不让日本具有行使独立的外交和国防能力作为主要任务来运作（36），而今天布什政府在利益驱动下则把重点放在鼓励日本“国家正常化”以提高其利用价值上，但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其政治“正常化”，而独立的政治外交也同样需要独立的军事力量来支撑。
这意味着美国期待的日本军事“正常化”将与美国排斥的全面“国家正常化”同步出现，这在提高日本利用价值的同时也会增大美国的管理成本。
更糟的是，美国还可能面临日本在法律上有能力提供战斗部队而在政治上不愿这样做的局面，就像德国一样（37），而美国对此显然无能为力。
在日本举办的首届中东四方会谈上麻生外相表示，“美国人干不了的我们日本人来干，日本人有威信，我们从没在中东进行过剥削和使用武力”（38）；日本提出要建立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也几乎与美国确定的“不安定之弧”完全重合；日本官员声称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已接近保质期，要求“退货”。
随着日本自主性和自信心的增强，这些史无前例的言行可能越来越多，所谓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并不足以将日本永远留在以保障美国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美日同盟内，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目标一旦开始实施，美国将无法控制其速度和方向。
但布什政府目前尚未充分意识到利用与控制是一种零和关系，美国期待的分寸感既缺乏长期稳定保持的适当手段，也难以及时应对持续变化中的日本不断给美国制造的新难题。
当前的避重就轻只能暂时搁置矛盾，其妥协空间将会越来越小。
三是避重就轻与难以置身度外的矛盾。
为推进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美国需要不断展现出盟友的姿态，对于日本没有明显影响到美国现实利益的改变现状的行为，美国都加以放任甚至支持。
这在短期内虽有助于促进日本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日本对“国家正常化”的根本目标毕竟与美不同，其改变现状的努力可能逐步触碰到美国的长远底线，那时一直希望超脱于日本与邻国争端的美国也就难以独善其身。
如在日本否定历史的问题上，布什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表态，但日本“不正常”的历史地位正是美国强加的，全面“国家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也来自于美国，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在与邻国的争端中被激发出来，其对美国的历史积怨也难以继续被掩盖。
再如日本除对中国崛起充满忧虑外，其全球使命感的逐步增强使之对于美国“超极大国”地位和单边主义言行也颇有不满，（39）也就是说，很难保证日本改变东亚地缘态势的努力不会发展到其以某种方式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
四是维护和平与引发混乱的矛盾。
美国东亚战略追求的目标，是在确保自身主导权的同时维持有利于美国的战略稳定。
美国在东亚同时还要面临中国的崛起、韩国的离心、朝鲜的威胁、台湾的统独等一系列问题，而作为一个新的变量，日本在追求“国家正常化”过程中更主动争夺资源和领土的行为将使亚洲的局面更加复杂，这可能提高美国维持稳定的成本，军备竞赛问题就是一个显例。
日本追求美国最先进武器的持续努力，以及国内不断掀起的核武装讨论，将在东亚地区掀起军备竞赛、盟友重组与核扩散的新热潮；同时，更加“正常”的日本也可能使美日同盟成为更具煽动性和争议性的组织（40），导致美国自身受到牵连。
有美国学者指出，从更长远的情况来看，阻止日本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长久之计是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安全共同体，而不是排他性的美日同盟。
（41）但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东亚安全政策的基点和鼓励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平台，鉴此，美国可能无法接受在一个多边框架内处理与日本的安全关系，故其支持日本“国家正常化”和确保亚太稳定之间的政策矛盾很难在现有体系内得到解决。
四、结语
随着经济地位的逐步提高，日本历史上曾出现过“国家正常化”呼声，当时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恢复天皇地位和修改宪法，但因国内外条件的欠缺及美国的抵制，均未取得实际进展。
此次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运动并无“日强美衰”的背景支撑，但日本国内的民意支持率却不断上升，不久前民调中超过六成的日本民众支持“国家正常化”这个想法（42），日本政府也将其列入核心议事日程。
美国学者认为，“国家正常化”运动可被称为日本的重新崛起，它来自于一种强烈的强国意识以及为达此目的而不断调整和变革自己的战略文化。
（43）当前这种文化在有利的内外条件下得到了全面阐释的机会，主要在内因的作用下，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已成大势所趋。
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迫使日本接受其主导制定的宪法并长期在日驻军对于日本演变的前景影响巨大。
美国政府对日战略思维的核心一直是注重实用主义的“控制和利用”两手并重，二者地位的消长随美国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和对日本价值的判断而变化。
当前美国之所以更加重视对日本的利用而相对放开对其控制，首先可归因于全球威胁的增多和负担的加重使捉襟见肘的美国变得急功近利，过于注重眼前利益；其次是在曾长期内向的日本迅速提高的配合热情面前，美国不愿错过这一良机；第三是美国国内虽对日本的动向抱有警惕，但各派间存在分歧，利用派的影响超过防范派；第四是当前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尚无挑战美日同盟的明显痕迹，自信的美国缺乏足够动力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
在这一背景下，布什政府更关注的不是日本对历史的否定、对他国的威胁和对更大自主权的追求，而是其对美相对价值的提高。
因当前日本的追随给美国带来的收益超过其控制日本的成本，曾长期受挫于日本顽固内敛的美国出于更好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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