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申请修缮知名革命烈士曾拔英墓地的请示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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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请修缮知名革命烈士曾拔英墓地的请示

关于申请修缮全国知名革命烈士曾拔英墓地并申请为市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或省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的请示瑞金市是一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

全国知名革命烈士、瑞金早期革命领导人----曾拔英于1931年被诬为AB团分子错杀后，葬于蓝田（现拔英乡拔英村），主要是因为资金缺乏、自然地理限制等多种原因，逾80年没有对曾拔英烮士墓进行任何修缮和保护，早已破败不堪。

目前，这处见证了英烈为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进行了艰苦卓绝斗争、英勇牺牲的革命历史遗迹近乎倾废。

为缅怀和纪念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褒扬烈士精神，教育后人，特此向政府申请进行烈士墓的修缮。

曾拔英烈士墓进行原地修缮保护或附近迁移重建、修缮美化，主要是土方工程、立碑纪念、地面硬化、大理石台阶、附近环境适当绿化、交通环境整理便于扫墓祭拜等。

关于墓碑碑文，碑面镌刻有烈士姓名及事迹简介，字体“曾拔英革命烈士墓”（或“革命烈士曾拔英永垂不朽”）用金字，注重设计的庄重、新颖并富有时代气息。

曾拔英烮士墓是安葬、缅怀、褒扬革命先烈的重要场所，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乡土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是不可再生的红色宝贵资源。

英烈曾拔英墓修缮完成后，为了更好地对烈士纪念设施进行日常管理保护，并考虑到烈士后代亲属已于1972年搬迁出拔英乡拔英村居住（目前居住在瑞金市区及云石山乡），因自然地理条件限制---位置太偏远造成日常维护的困难，特此申请为市级（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或省级）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

曾拔英烮士为革命牺牲已有83年，1958年在上级人民政府批准下，将烈士的家乡更名拔英公社，1984年改拔英乡；烈士曾生活的故居蓝田村改名为拔英村。

至今，拔英乡亲们无论年长老幼，依然在传颂英烈革命战斗的光辉历史，地方社会贤达人士也多次呼吁修缮曾拔英烈士墓，以资褒扬纪念英烈。

后附附件三附件1革命烈士曾拔英传曾拔英（1896-1931年），派名同春，字萃生，拔英乡拔英村人。

瑞邑高等小学毕业（奖给附生），宁都省立中学中学深造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瑞金县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

曾任教于瑞金县北关、储才等小学。

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6月任中共瑞金县委委员、常委、秘书长。

7月，出席瑞金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

1931年8月牺牲于瑞金。

一.兴教办学播火种，绵江河畔激流涌曾拔英出身于新迳隘蓝田村高排小组一农民家庭，12岁入私塾读书，由于天资聪颖，于1913年父母节衣缩食将其送往宁都中学深造，望能从此改变家庭命运。

毕业回乡后，得到父亲曾宣炳的支持，在自已的努力和族人的帮助下创办小学校，自任校长，培育了大批的学生。

后来到瑞金城区的北关、储才等学校任教。

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一批乡村知识分子走出了光宗耀祖等旧思想的拘囿，抵达了民族精神的核心，树立为民众服务的思想。

瑞金籍游子学人因受北京“五四”学生运动影响，纷纷返回家乡兴教办学，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事业，由此形成了一个立体式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

瑞金民众若拨云见日，似开雾观天，进一步提高了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除旧布新、激浊扬清的主力军和中坚骨干。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共产党员鄢寰受总政治部派遣，来到瑞金打前站、宣传革命。

在绵江中学教师曾拔英、杨荣才、杨舒翘等人的协助下，瑞金县总工会、农会相继组建成立，并投入高效运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工农运动，有力地配合、支持了北伐战争。

期间，曾拔英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后，便胸怀天下，视救国救民为已任，积极倡导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反对旧文化、旧思想，领导了“新派”与“旧派”的斗争。

为武装夺取政权，曾拔英团结进步人士、发动群众，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斗争。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曾拔英经常昼伏夜行，往还于乡村民间，在城区、在家乡、在白竹寨（现武阳乡粟田村）一带宣传革命、竖起红旗，鼓励群众起来斗争。

1927年8月25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师南下,在瑞金壬田击溃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个前哨团，于次日进占瑞金县城。

杨荣才、杨舒翘和曾拔英闻风而动，组织群众烧茶做饭犒劳起义军，并建议把前敌指挥部设在了绵江中学。

起义军打破了钱、黄两部联合阵线后，凯旋回师瑞金，在绵江中学，曾拔英与杨荣才、杨舒翘等同志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刘忠恩为书记的瑞金第一个党支部，恢复了工会、农会组织，开展了局部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9月2日，起义军取道闽西，挺进粤东，钱大钧部乘虚而入，绵江中学党支部遭到破坏，支部成员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二.整军经武建政权，白竹寨下风雷欢1929年5月，随着蒋桂战争临近尾声，粤桂战争再度爆发，赣南国民党驻军陆续回防，加强了防卫，而闽西地方军阀忙着赴粤作战，放松了守备，红四军避实就虚，第二次由赣入闽，开辟、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李文彬部卷土重来，疯狂镇压瑞金的中共党员干部，清剿工农革命群众，企图斩草除根，彻底消除心腹大患。

危急关头，新组建的赣西南特委和闽西特委分别派遣鄢寰、蓝夏桥来到瑞金，准备以暴抗暴，领导、发动工农武装暴动、起义。

1930年春，曾拔英与杨斗文、谢在储一起前往会昌县，同赣西南特委交通员接头，接收了武装暴动的指示文件和枪支弹药，为瑞金的农民武装暴动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月3日傍晚，300多名暴动队员手持长枪、土铳、梭镖和大刀，潮水一般冲向安治乡乡公所和当地恶霸土围子，率先打响了瑞金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枪，在庵子前金鹊桥桥头上升起了第一面红旗。

紧接着，杨世沂、杨斗文、曾拔英在武阳，也相继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

期间，曾拔英带领家乡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自任农会主席。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减租减息”，还将自已家中的财物分发给贫困群众、烧田契、毁借据，从而赢得了家乡贫苦农民的信赖和支持，在扩红运动中积极动员蓝田、新迳等地青年蛹跃参加红军，为红军队伍的壮大和中央政府建都瑞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月30日，曾拔英与刘忠恩、杨斗文、邓希平等领导和指挥各路暴动队，1200余人发起总攻，从三面突入瑞金县城，攻占了县城。

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取得了武装暴动的胜利。

6月中旬，中共瑞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瑞金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曾拔英任中共瑞金县委委员、常委、秘书长。

7月，瑞金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曾拔英出席瑞金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当选为大会主席。

同时，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曾拔英是七名主席团成员之一。

1930年5月到1931年3月，瑞金的革命与反革命力量进行了反复、激烈的较量，民间称之为“一红一白”时间。

此时，曾拔英也遭到了反动派的凶残报复，他的故居及曾氏宗祠一度被反动民团烧毁，破瓦颓垣，淹没在萋萋茅草丛中。

还被反动民团四处追杀，曾有一段时间隐居小富足山寮，故后有史认为他是小富足人。

三.椎心泣血叹当年，红都青史留遗憾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共产党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久而久之就被分隔成了无数独立的封闭系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圈子。

再加上中共早期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实行狭隘的“左”倾关门主义，重斗争，轻联合，导致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各种非无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盛行，后来造成了肃反扩大化。

瑞金作为中央苏区的中心，更是首当其冲。

1931年3月，李添富又受中共闽粤赣特委派遣，“空降”到瑞金整肃“社会民主党”，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遭杀害。

曾拔英也被当做28名AB团分子错杀于瑞金城外南门岗，时年36岁。

据曾拔英的妻子肖新娣解放后回忆，当时李添富是以召开会议为名，诱捕曾拔英后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烤打，其中的细节有一名曾拔英的同事---一位小学女教师熟知详情。

一代对党和革命无比忠诚的英雄豪杰，临刑前一边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一边引颈就戮。

最后，整个党团六百余人，杀的杀、逃的逃、靠边站的靠边站，只剩下县委

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

其悲景惨象，竟连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也感到触目惊心“这样的赤色（区）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1931年8月的瑞金，中共中央派往中央苏区工作的邓小平和金维映，突然从上海辗转赶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根据得来的大量材料证实，现任瑞金县委书记、撑纵肃反大权的李添富，此时已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了，其行为已构成了反革命，为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只有立即制止瑞金乱杀“社党分子”的错误行为，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揭穿李添富的罪行，才能扭转瑞金目前的不良局面，才能将李添富进行严肃处理。

9月底的一天，在瑞金县委的筹备下，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

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赣东特委宣布拘捕李添富，撤销了李添富瑞金县委书记、肃反委员会主任职务，并认定李添富以肃反为名滥杀无辜，伤天害理，天理不容，代表革命法庭宣判其死刑，立即执行。

邓小平采取铁腕手段拨乱反正、补偏救弊，通过重建、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贯彻落实土地革命正确路线，开展第二次分田运动，赢得了社会各界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信赖，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革命先行者曾拔英牺牲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其妻肖新娣携儿带女将烈士英灵护送到蓝田（现拔英乡拔英村）安葬。

其妻肖新娣在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中，只有靠耕种为生、艰难度日，受尽人间冷暧。

解放后，曾拔英继子曾从葵担任拔英乡乡长、云石山乡乡长（原高围公社），担当起照顾肖新娣之责任。

1972年，肖新娣随继子曾从葵搬迁到云石山乡处养老，于1983年去世。

解放后，为纪念这位早期革命先驱、坚贞的革命烈士，1958年在上级人民政府批准下，将烈士的家乡更名拔英公社，1984年改拔英乡；烈士曾生活的故居蓝田村改名为拔英村。

曾拔英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资料来源参考1.江西省瑞金县地名志-历史人物地名文汇曾拔英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盘点全国有哪些地方是以江西籍烈士命名的.cn/GB/85040/13326329.html3.凤凰网资讯/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12/01/3290514_0.shtml4.论文网红都悲欢录/1/view-312942.htm附件2红都悲欢录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赣西南的宁冈，一群以王佐、袁文才为首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啸聚井冈山，为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提供了安全的落脚点，帮助中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出发点。

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在赣东南的瑞金，也活跃着一群以刘忠恩、邓希平为代表的草根英雄，他们出没于笔架山下，潜行于绵江河畔，除暴安良，为疲于奔命的朱毛红军提供了巩固的大本营，帮助中共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开始了治国安邦的伟大预演。

遗憾的是，开辟两块根据地的有功之臣大多时乖命蹇，他们能在极端险恶的对敌斗争中九死一生，却在矫枉过正的内部倾轧中万劫不复。

由于种种原因，如今，井冈山的王佐、袁文才早已声名显赫，名高天下，而瑞金的刘忠恩、邓希平们依然湮没无闻，鲜为人知兴教办学播火种，绵江河畔涌暗流江西瑞金地处赣闽粤边界，位居赣东南中心，地理位置险要，民众性格强悍，素有杀官造反、舍生取义的斗争传统。

其中发生在近代规模比较大的行动，就有何志源、沈士昌发起的“八乡田兵”运动，许胜可领导的赣闽农民起义，朱兰香、赖士荣和刘大珠“聚众倡乱”策应太平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地方的封建专制统治。

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瑞金籍游子学人因受北京“五四”学生运动影响，纷纷返回家乡兴教办学，高扬“民主”与“科学”大旗，致力于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事业。

1923年，刘惟甫、周邦道和钟蔚升等18个贤达才俊自筹资金，在绵江河畔创办了瑞金第一所中学绵江初中；1926年，刘忠恩、邓希平和谢仁鹤等一班志士仁人又因陋就简，在安治乡赤沙田创办了醒群小学，由此形成了一个立体式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中心，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

瑞金民众若拨云见日，似开雾观天，进一步提高了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

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除旧布新、激浊扬清的主力军和中坚骨干。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共产党员鄢寰受总政治部派遣，来到瑞金打前站、宣传革命。

在绵江中学教师杨荣才、杨舒翘和曾拔英等人的协助下，瑞金县总工会、农会和国民党县党部相继组建成立，并投入高效运作，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工农运动，有力地配合、支持了北伐战争。

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汪精卫为了独揽军政大权、独吞革命成果，公然背叛孙中山的总理遗训，接连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瑞金的反动势力乘机勾结起来，疯狂袭击工会、农会，鄢寰、杨荣才针锋相对，发动2000余工农围攻县衙，虽然曾经一度把县知事陈启荣赶跑，但终因力量对比悬殊，被迫隐身藏形，蓄势待发。

1927年8月25日,“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挥师南下,在瑞金壬田击溃国民党钱大钧部两个前哨团，于次日进占瑞金县城。

杨荣才、杨舒翘和曾拔英闻风而动，组织群众烧茶做饭犒劳起义军，并建议把前敌指挥部设在了绵江中学。

刘忠恩、邓希平和谢仁鹤也投袂而起，连夜从安治乡下赶到县城，积极参与宣传、联络工作，动员青壮年参军入伍。

8月29日，起义军在瑞金补充了战斗力，随即兵分两路进击会昌守敌钱大钧和黄绍部。

经过武阳境内时，杨斗文率领当地百余名农民主动随军参战，义务担任运输、救护和向导。

起义军打破了钱、黄两部联合阵线后，凯旋回师瑞金，在绵江中学，刘忠恩、谢仁鹤、杨荣才、杨舒翘和邓希平等人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以刘忠恩为书记的瑞金第一个党支部，恢复了工会、农会组织，开展了局部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

9月2日，起义军取道闽西，挺进粤东，钱大钧部乘虚而入，绵江中学党支部遭到破坏，支部成员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1929年初，蒋介石调集湖南、江西两省3万大军，兵分五路“会剿”井冈山，朱德、毛泽东和陈毅实施“围魏救赵”之计，率领红军主力外线出击赣南、闽西“打圈子”。

一路上，国民党赣军李文彬和刘士毅部在后面紧追不放，沿途土匪民团轮番骚扰，再加上所到之处“无党无群众”，造成部队给养断绝、信息闭塞，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正因瑞金地方党组织工作做得到家，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在瑞金境内如鱼得水，大柏地一战重创刘士毅部，取得了自井冈山下山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一举扭转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终于甩掉了追敌。

战后，毛泽东动情地说“瑞金是个好地方，我们一定要把这块革命根据地建设好”4月5日，他代表红四军前委致信上海党中央，高度赞扬“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认为“争取江西，兼及闽西、浙西，山水相连，声气相通，要比湘、边区有利”。

4月11日，他又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利用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无暇“剿共”的有利时机，实行近距离分兵游击，建立地方党组织和红色政权，发展工农武装，巩固、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在红四军前委和赣南特委的帮助、指导下，瑞金的地方党组织逐渐恢复、建立，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邓希平、刘忠恩和谢仁鹤采用“亲找亲、邻串邻”等方式，在安治、陶珠和兰崇一带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并利用“观音会”、“打东道”作掩护，联络手工艺工人成立了工会组织。

其它各乡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和农会等各种秘密团体，笔架山下干柴密布，绵江河畔暗流涌动，红色革命的风暴一触即发整军经武建政权，笔架山下风雷欢1929年5月，随着蒋桂战争临近尾声，粤桂战争再度爆发，赣南国民党驻军陆续回防，加强了防卫，而闽西地方军阀忙着赴粤作战，放松了守备，红四军避实就虚，第二次由赣入闽，开辟、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李文彬部卷土重来，疯狂镇压瑞金的中共党员干部，清剿工农革命群众，企图斩草除根，彻底消除心腹大患。

杨荣才、谢仁鹤和刘忠恩相继被捕，惨遭杀害，一时之间血雨纷飞，腥风怒号，形势急转直下。

危急关头，新组建的赣西南特委和闽西特委分别派遣鄢寰、蓝夏桥来到瑞金，准备以暴抗暴，领导、发动工农武装暴动、起义。

1930年3月27日，瑞金国民党驻军因争军饷发生内讧，部分士兵携带武器开小差，邓希平趁机以“结拜兄弟”的名义，从他们手上买下了30多支枪，赣西南特委也设法送来了一批枪支弹药。

谢仁鹤的遗孀赖莲娣化悲痛为力量，积极协助、参与暴动筹备工作，缝制了60副红袖套和两面红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月3日傍晚，鄢寰、蓝夏桥和邓希平振臂一呼，300多名暴动队员手持长枪、土铳、梭镖和大刀，潮水一般冲向安治乡乡公所和当地恶霸张学铭的土围子，当场击毙了企图负隅顽抗的民团头目扬家梯，没收了张学铭的浮财和粮食，缴获长枪10余支和土炮一门，率先打响了瑞金工农武装反抗国民党当局的第一枪，在庵子前金鹊桥桥头上升起了第一面红旗。

紧接着，杨世沂、杨斗文在武阳，钟振、周昌仁在九堡，谢存信在黄柏，杨子光在黄沙等地，也相继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

4月30日，各路暴动队1200余人发起总攻，从三面突入瑞金县城，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活捉了县长和靖卫团团总赖世铭，击毙、击伤和俘虏团丁数十人，缴获长枪10余支、驳壳枪2把。

6月中旬，中共瑞金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瑞金县革命委员会成立，邓希平当选首任书记。

根据红四军前委和赣西南特委的指示，瑞金暴动队被改编为地方红军第24纵队，杨子光任司令员，鄢寰任政治委员，杨斗文任参谋长。

笔架山下红旗漫卷、风雷欢动，绵江两岸怒潮翻腾、号角激越，大长工农阶级志气，大灭反动派威风。

失势的土豪劣绅不甘心失败，纷纷招兵买马扩充武力，企图趁红色政权立足未稳之际，实施反攻倒算。

九堡大土豪钟运彪依靠拉夫抓丁，拼凑了十多个靖卫团分团，自封为团总，并抛出5000大洋诱饵、许以打下瑞金可当县长等条件，串通周边石城、长汀、会昌和宁都等县靖卫团，密谋四路会攻、内外夹击瑞金。

7月16日，石城县靖卫团团总赖世琮一马当先，亲率所部800余人耀武扬威向瑞金杀来。

杨斗文、杨金山指挥红二十四纵队、县委政治保卫队和工人纠察队严阵以待，在合龙吴坊岗把石城民团包围、全歼，赖世琮本人被斩首示众，缴获长枪400余支、转盘机关枪一挺、战马6匹。

合龙初战告捷，大获全胜，瑞金工农武装军威大振，战力倍增，总兵力达到7000余人，连续挫败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团匪的多次“进剿”，牢牢控制了全县大部分区域。

在此基础上，瑞金县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瑞金县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谢景山当选首任主席。

红二十四纵队升格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二军第三纵队，奉命投入攻打白色堡垒赣州的攻坚战役。

第三纵队一开拔，全县只剩下百余名赤卫队员和80余支枪，造成后方空虚，门户洞开。

瑞金内部残余的反动势力趁火打劫，煽动、胁迫当地群众，勾结会昌“维持会”和“五区联防队”，纠集了2万余乌合之众，分头向红色区域展开疯狂反扑。

11月12日，邓希平率部经力战不支，被迫弃城撤退，疏散隐入偏僻山区打游击，很快又拉起了400多人的队伍，拥有200多支枪，成立了瑞金工农游击团，杨金山任团长，下设7个游击大队。

1931年2月2日，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为了巩固大本营，迎战国军新一轮攻势，红三十五军邓毅刚部奉命消灭赣南境内的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在瑞金游击团的配合下再次攻克瑞金县城。

但此时国民党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已经部署完毕，大战在即，瑞金游击团被改编为红三十五军三零八团，急赴宁都、吉安前线增援，瑞金县城得而复失。

每一次地方武装力量合抱成团，就被改编成常备红军，调往前线打头阵，伴随而来的是自卫乏力、革命受挫、干群遭殃。

历经几番赤白拉锯战、遭遇数度敌我易手，直到3月26日，红十二军罗炳辉部执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主动脱离与北线强敌接触，以退为进向南移动，终于全面收复了失陷的瑞金根据地，县委、县苏机关重返县城办公，瑞金人民获得了第一次解放。

椎心泣血叹当年，红都青史留遗憾大革命失败后，各地共产党人拖着枪杆子“上山落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下，久而久之就被分隔成了无数独立的封闭系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圈子。

再加上中共早期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实行狭隘的“左”倾关门主义，重斗争，轻联合，导致党内和革命队伍中“党内有党”、“派中有派”，各种非无产阶级、宗派主义思想盛行。

都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过山虎不惹坐地猫”，实则不然。

中共的一部分“空降”干部、流动军队每到一地，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往往会对当地原有的权力秩序重新洗牌，改编其武装、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甚至借肃反除奸之名、行剪除异己之实，情况正如袁文才对王佐所言“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瑞金作为中央苏区的中心，更是首当其冲。

1930年8月，李柏、李玉松受中共赣西南特委派遣，带着一个特务连进驻瑞金捉拿“AB团”，占瑞金早期党员干部总数八成多的地主、富农子弟，几乎被清洗一空。

县苏主席谢景山只因不忍滥杀无辜，结果自己也被蒙冤陷害，他的继任者宋群屁股没坐稳很快又被踢开。

红二十二军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斗文、红三十五军三零八团团长杨金山等硬汉虎将，他们统领瑞金子弟兵舍生忘死闹革命、离乡别土征战疆场，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却死于自己人的打狗棍、杀猪刀下，壮志未酬身先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1年3月，李添富又受中共闽粤赣特委派遣，“空降”到瑞金整肃“社会民主党”。

在红三十五军驻瑞金某部的支持下，不到半年时间，他不审不查，随意把包括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主席肖连彬和县总工会主席杨舒翘在内的435名干部群众诛杀，还有300多人待杀。

一代对党和革命无比忠诚的英雄豪杰，临刑前一边高呼“打倒国民党”“拥护共产党”一边引颈就戮。

最后，整个党团六百余人，杀的杀、逃的逃、靠边站的靠边站，只剩下县委

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

其悲景惨象，竟连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霍步青也感到触目惊心“这样的赤色（区）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真是“一物降一物”，李添富正杀得起劲，邓小平突然从上海辗转赶来，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先斩后奏处决了他，县苏主席谢在权也成了陪葬品。

邓小平采取铁腕手段拨乱反正、补偏救弊，通过重建、健全各级苏维埃政权和党团组织，贯彻落实土地革命正确路线，开展第二次分田运动，赢得了社会各界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和信赖，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瑞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历史悲剧还在上演，随着中共权力中心下移瑞金，各地干部纷至沓来，大大小小的山头、圈子在此交汇，“土马列”跟“洋马列”的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土客对立的结果，处于风口浪尖之上的瑞金人“近水楼台未得月”，反而“近火者先焦”。

自邓希平之后，瑞金本地干部不再担任县委书记，自县苏主席黄正、杨世珠以下，各级干部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没有几个能够善始善终。

在中央苏区历时二年零八个月的反腐肃贪斗争中，共查处大案要案25起，其中大部分跟瑞金有关；处决大小贪官13个，瑞金占了

六、七个，最先落网的就是临时中央政府驻地村官谢步升。

在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