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来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研究综述英语论文语言学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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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研究综述英语论文语言学论文

近四十年来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研究综述-英语论文-语言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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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学术写作研究是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它主要涉及学术词块，模糊限制语，元话语，连接副词和引用等的研究。

其中关于引用的研究随着国际上学术规范越来越严格，且对学者的学术要求越来越高而变得日益重要。

引用作为学术论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Charles2006;Hyland1999;ThompsonYe1991;ThompsonTribble2001）,既能够展示论文作者的专业知识，将当前研究置于相关学术团体之中，又能帮助论文作者在承认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找出不足，进一步进行研究。

因此，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其进行了研究（Harwood2009;Hyland1999;Swales1990;ThompsonTribble2001）.

　　在诸多引用形式中，转述动词引导转述句是最明显的一种。

合理选择转述动词能使作者准确表达对原作者和转述信息的态度，使转述信息有效置于自己文章之中，为树立本人学术立场服务。

作为引用最明显的特征，转述动词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

他们先是对转述动词的语义（Hunston1995）、时态（HawesThomas1997;Lackstrom等1973;Oster1981）、语态（Tarone等1981）、句法功能（Shaw1992）等进行了本体研究，并初步建立了转述动词的分类框架（Swales1990;ThompsonYe1991;ThomasHawes1994）.在20世纪末以后，除了Hyland（2002）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转述动词分类框架进行了一定修改外，其他学者的研究转向了包含语义、时态、语态、句法和评价意义等的综合研究（Charles2006;Rowley-JolivetCarter-Thomas2014;SolerMonrealGilSalom2011）.相比之下，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缺乏由本体研究到综合研究的过渡，且集中关注了本族语与非本族语学习者或学者使用转述动词的对比特征（胡志清蒋岳春2007;娄宝翠2013）.本文拟对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学术论文中的转述动词至今四十年来的研究进行综述，旨在立足国内相关研究，找出不足，为以后学术写作研究，特别是转述动词研究提供启示。

　　二、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研究

　　转述动词（reportingverbs）指科研论文作者在转述他人理论、观点、研究结果等时，在综述分句中使用的动词（贺灿文周江林2001:

43）.它的重要性在于能引出对他人理论或研究结果的转述同时，通过选择不同转述动词表现自己对原作者表示赞同还是，或对所转述的信息持积极、消极还是中立的态度（Hunston1995;Hyland2002;Charles2006;娄宝翠2013）,从而将自己的评价融入到转述句中，为自己论述发展服务。

以往学者们对转述动词有建立分析框架的纯理论探究，也有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有基于语义或时态的本体研究，也有包含语义、时态、句法结构、评价意义等的综合对比研究。

　　1.研究内容

　　1.1类别研究

　　Swales（1990）将转述动词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为表达了作者态度，作者对所转信息承担责任的词，如show,demonstrate,establish等；还有一类词与之相反，不表达作者态度，只是客观转引他人的理论、观点或看法，如suggest,propose,examine等（151）.他的分类虽简单，但过于泛化，不能有效指导新手作者，特别是母语非英语的学习者进行学术写作。

　　对转述动词最先系统分类的是ThompsonYe（1991）,他们认为每个转述动词都有符号和评价两层意义，且都可以从引用者（writer）和被引用者（author）两个角度来看。

转述动词的符号意义从被引用者的角度可以分为语篇、心理和研究动词，从引用者的角度则可分为比较和理论动词。

其评价意义从被引用者角度可分为积极、消极和中立动词，从引用者角度还可分为事实性，反事实性和非事实性动词。

Thompson和Ye对转述动词的分类系统性较强，为学者们分析转述动词提供了很好的典范。

但笔者认为他们对被引用者和引用者两个视角区别对待的做法不是十分妥当，因为从符号意义出发，两个视角间会出现重合，如例1）中的转述动词可以看作是理论动词，也可以看作是语篇动词；从评价意义出发，无论是被引用者还是引用者的视角，归根结底还是引用者透过选用某一动词，加入个人的评价，因此Hyland后来修正这个框架时将两个视角合并。

　　1）AlongerlistoffeasiblelevelsofquestionsisexemplifiedbyAdams-Smith（1981）,usingtheBloomiantaxon-omy.[AldersonandUrquhart1984:

xvii]（Authoract,textual）（ThompsonYe1991:

371）之后ThomasHawes和Hyland基本都沿用了三分法，只是使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同时，他们还对Thomp-sonYe的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ThomasHawes（1994）将话语动词分为证明动词、试探性动词、确定性动词，并将真实世界动词分为过程动词和发现动词。

但他们的细化仅局限于符号层面，忽略了转述动词的评价意义。

Hyland（2002）综合了前两个系统分类框架，将引用者和被引用者的视角合二为一，并把评价意义纳入到符号意义之下。

根据他的分类，发现动词具有事实性，反事实性和非事实性三层评价意义，认知动词有积极的，批评性的，中性的和试探性的四层评价意义，话语动词又可以分为怀疑动词、保证动词和动词三类。

Hyland的分类框架较之前两种框架更为详尽，且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合。

　　以上四种分类框架中，Swales的过于简单。

ThompsonYe的分为引用者、被引用者两个视角会引起重合。

ThomasHawes的未包含评价意义。

相比之下，Hyland的分类最为全面，也最为实用。

　　1.2本体研究

　　如前所述，最先由国外学者们对转述动词的语义、时态和语态进行了本体研究。

Hunston（1995）通过提取柯林斯英语语料库（theBankofEnglish）中的语料分析了acknowledge,insist,claim和argue四个词的语义倾向。

他发现这四个词在语料中都有消极意义。

但Hunston的分析尚不能为学术写作提供依据：

他的研究虽基于大规模语料库，但因该库是综合语料库，其中包含书籍（小说和非小说）、报纸等多种体裁，故与学术写作体裁差别较大。

关于转述的时态，研究者特别关注了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与一般现在时三种，因为这几种时态在转述中占到了90%以上（Swales1990:

151）,且通常从普遍性与相关性两个方面解释时态与转述的关系（ibid.152）.Lackstrom等（1973）指出在转述中使用一般过去时，表明被转述内容不具有普遍性，而使用现在完成时或一般现在时，表明被转述内容被普遍接受。

Oster（1981）给出的假设与Lackstrom的基本相同。

　　HawesThomas（1997）观点与前者不同，他们提出一般过去时代表被转述信息具有普遍性，一般现在时表明转述者认可被转述内容，现在完成时则表明被转述研究与转述者自己的研究高度相关。

Swales（1990）将三种时态看成一个连续体，他认为一般过去时，现在完成时，一般现在时几种时态的选用和他们与当前研究的联系有递进关系，即选用一般过去时时联系最远，一般现在时时联系最近。

　　Tarone等（1981）分析了两篇天体物理学论文中的语态，他们发现主动语态的转述句用于转述没有争议的信息，而被动语态用于转述有争议的信息。

Shaw（1992）提出了转述句中时态、语态和句子功能之间相互关系的机制：

转述句的修辞功能决定主位述位结构，进而决定词序；在转述动词的语义和时态的影响下，词序决定主语的选择，进而决定语态。

　　这一时期的研究为学术写作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发现了转述动词在语义、时态和语态使用上的一些规律，有利于我们深化对转述动词的认识。

但这些研究或基于综合语料库，或基于的少量学术语篇，因而都无法为学术写作中转述动词的选用提供有力依据。

　　1.3对比研究

　　1）本族语与非本族语者转述动词对比研究

　　进入20世纪末以后，国外学者对转述动词的研究由本体转向综合，由分析单一语言背景下的转述特征转向不同学术团体使用转述动词对比。

如Neff等（2003）选用了国际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和英语本族语语料库中的学术语篇，发现与本族语大学生相比，非本族语大学生明显多用（如say）和少用（如state,argue）某些转述动词，且过度依赖某些转述动词。

Rowley-Jolivet和Carter-Thomas（2014）比较了法语和英语专家学者的论文，两组学者在整体上相差不大，但法语专家学者更依赖于小部分转述动词，且在使用accordingto,would,if时由于受母语影响，在语义上有误用。

　　国内学者在20世纪以后也加入了研究转述动词的行列，且主要关注本族语与非本族语者的对比。

胡志清和蒋岳春（2007）对比了中西硕士研究生论文中的转述动词使用，发现中国学生使用转述动词集中单一，外国则灵活宽泛。

陈建林（2011）比较的是中美大学生作文中的转述动词，比较结果是中国学生引述动词使用结构单一，缺乏灵活性；美国学生多使用话语动词，中国学生使用认知动词频率高于美国学生。

张军民（2012）对比了中外有经验的学者使用转述动词特征，发现虽然在使用转述动词的总数上没太大差别，但在语义上有所差别。

　　2）不同学科转述动词对比研究

　　除以上对比以外，学者们也较为关注转述动词的学科差异。

如Hyland（1999,2002）收集了八个不同学科的期刊论文（其中四个为人文学科，四个为自然学科）,发现整体上人文学科使用的转述频率比自然学科高，且所有学科（除哲学外）都较多使用非完整型转述，在转述动词的使用上，人文学科多用话语动词，而自然学科多用研究动词。

Charles（2006）虽也比较了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但结果与前者略有不同。

她发现两个语料库都多用话语动词，完整型转述，人称主语和一般现在时。

　　国内也有个别学者研究了转述动词的学科差别。

唐青叶（2004）选取了六个不同学科，与Hyland一样发现人文学科使用的转述频率比自然学科高，且类型多，感彩丰富，人文语篇中完整转述多于不完整转述，主动语态多于被动语态，现在时、过去时多于完成时。

　　3）转述动词使用的跨语言对比研究

　　转述动词使用的跨语言对比同样受到了国外学者关注。

SolerMonrealGilSalom（2011）比较了英语和西班牙语博士论文，发现英语语料库中的转述动词使用更加多样，两个语料库中的语篇动词和研究动词都较多，但相比之下，英语语料中语篇动词多，而西班牙语语料中研究动词多。

关于转述动词表达的评价意义，两个语料库中都是多积极与事实性评价，少消极与反事实性评价，但如需消极评价，英语中很明显，而西班牙语中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因此显得较为缓和。

　　以上综述表明，国外转述动词研究起步早、内容丰富、数量较多，国内相关研究在20世纪末之前几乎处于空白期。

即便是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也是集中在本族语与非本族语者的对比上。

虽有个别学者关注了学科差别，但是转述动词的跨语言对比和同一学科不同水平学者的对比尚未受到关注。

从外语习得的角度来看，学习者对立场态度的表达能力要低于对命题信息的表达能力，即便是本族语学习者和高级英语学习者也存在立场表达的困难（娄宝翠2013:

51）.将非本族语与本族语学习者相比较，两方都可能存在立场表达偏差，因而无法为学术写作提供有力指导；而将非本族语与本族语有经验的学者相比较，两方又可能因已有较丰富的学术经验，已形成各自写作风格而彼此借鉴意义较小。

因此，笔者建议将新手作者的学位论文与有经验的学者的期刊论文作比较，让后者为前者树立学术写作标准。

　　二、研究方法

　　上述研究大多使用语料库方法（Hyland1999,2002;陈建林2011）.这一方法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语言研究方法，其优点在于：

　　1）可搜集分析大量自然语料，使结果更加可信。

如Hyland（1999,2002）采用的是自建语料库，其中涵盖了8个学科共80篇期刊论文，其库容量超过了500,000词；陈建林（2011）的研究语料分别来自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写作教学语料库（CEW）中的英语专业四年级学生作文和英语本族语者作文语料库（LOCNESS）中的美国英语本族语者作文，两个子库总词数分别为100,251词和100,552词。

由以上叙述可知，以往有关转述动词的研究使用到的语料库容量均在20万词以上，且源自英语本族语或非本族语者硕博士毕业论文或学科期刊论文等自然语境，从语料来源上和语料规模上保证了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2）可运用语料库检索软件，分析过程简便，结果准确。

Charles（2006）和娄宝翠（2013）在研究中均使用了WordSmith这一软件，陈建林（2011）使用的检索软件是AntConc（3.2.1）.Hyland（1999,2002）在其研究中虽未明确提到使用的检索软件，但他提到自己使用计算机检索了典型的引用形式。

通过使用语料库检索软件，研究者可批量处理文本，并快速获得检索结果，与人工逐条辨别相比结果较为准确。

　　3）可与人工分析相互补充，减少分析误差。

检索软件虽简便高效，但仍需要人工判别进行补充。

如Charles（2006）,陈建林（2011）和娄宝翠（2013）在使用软件WordSmith或AntConc得出包含that的检索结果后，都人工排除了不属于引用的索引行。

因此，检索软件和人工判别配合使用，可减少由软件造成的误差。

　　鉴于以上优点，语料库方法被广泛用于学术写作中转述动词的研究。

但是，单纯使用这一方法研究转述动词也可能产生一些问题。

根据笔者文献阅读的经验，研究者们在分析语料库的检索结果时，难免会加进自己的主观解释。

如Charles（2006）在其研究中发现国际关系学与材料学论文相比，前者较多使用人名或人称代词作为转述从句的主语，后者则较多使用非人名或it作主语。

她将这种差别归结于不同学科意识形态和认识论上的差别。

但这些可能只是研究者的主观猜测。

至于不同学科作者或非本族语者在某一转述句中为何会选用某个转述动词，他/她是否真正知道某词表达的评价意义，能否正确树立自己的立场，研究者却无法确定。

这种解释上的不确定性无法给教育工作者提供明确的理论支撑，对其改进教学作用有限。

此外，对学习者而言，他们的困惑也未得到深入解决，对学术英语能力自我提高的帮助也有限。

　　在众多有关转述动词的研究中，同时使用了语料库方法和访谈方法的只有Hyland（1999）的研究，他采用的主要是半结构式访谈。

较之于语料库方法，访谈较为耗时，且不可控因素较多：

如访谈问题设计得不好，或访谈者在访谈中不得要领，或被访谈者回答缺乏重点，都可能导致访谈结果不理想，访谈者无法为自己的研究找到有效的支持。

尽管如此，访谈还是能在数据之外帮助研究者探索被访谈者内心，从而找到其学术写作中使用或不使用某转述动词背后的原因或动机，并揭示不同写作群体在写作思维方式上的差别。

　　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转述动词这一问题时应辅之以访谈的方法进行相互印证，使两种方法各取所长，互补所短，以此从数据上和思维上探究有经验的作者和新手作者使用转述动词背后的原因，再针对性的对后者正确认识加以强化，错误认识加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