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藏书想不红都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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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藏书想不红都难
过云楼藏书想不红都难
顾家后花园怡园西部全景。
过云楼修复之初，干将路改造指挥部与平江区文化馆联手，决定成立“过云楼陈列馆”，并请顾文彬五世孙顾笃璜出任馆长。
他已做好准备，将其所藏的过云楼文献资料等无偿捐献。
不料有关部门提出，顾宅属于公房，要展览顾家的东西，每年就要收房租18万元，此事无疾而终。
（匡时
作者：
陈浩民
2012年春节过后，7年前以2300万成交的过云楼藏书再次进入拍卖市场。
曾撰文详细介绍过云楼藏书始末源流的刘蔷受拍卖行之邀，去看过云楼的这批藏书。
书还用报纸包着。
显然7年中，它们一直作为保值增值的收藏品待价而沽，从没被放上读书人的案头。
清华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刘蔷没想到，有一天过云楼的藏书能卖出两个多亿。
1996年，刘蔷撰写《顾氏过云楼及其藏书》的研究文章时，“过云楼”还只是零星散见于文献中的名字。
古籍价格过山车
刘蔷知道过云楼是因为谢国桢的《江浙访书记》。
1970年代，明史大家谢国桢到南京、扬州、苏州、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寻访古籍善本。
1984年出版的《江浙访书记》是谢国桢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
老先生在书中对“苏州顾鹤逸旧藏”的描述，很难不让读书人心生向往：
过云楼所藏众多“铭心绝品”，“一展卷，而纸白如玉，墨光如漆，铁画银钩，笔笔俱到，珠光宝气，光彩夺目……”
刘蔷广泛搜集与过云楼相关的信息，一组史料让她眼睛一亮：
民国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和版本学家傅增湘都曾提到过云楼第四代主人顾鹤逸藏有元刊《古今杂剧》。
张元济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1905年前后，日本人岛田翰以不菲的价格从顾鹤逸手中买走包括《古今杂剧》在内的若干珍本。
1938年，收藏家郑振铎在战火纷飞的上海，以9000元的价格为北平国立图书馆代购64册《古今杂剧》。
郑振铎兴奋异常，称此举是“近五十年来，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汉简的出世”的学术发现。
过云楼是否真的收藏过《古今杂剧》的部分卷册？
这批书是否真是从过云楼后人的手里流入日本？
刘蔷开始了她的追索之旅。
与此同时，拍卖让古籍的价格坐上了过山车。
1993年9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北京首届稀见图书拍卖会”是大陆第一场古籍拍卖会。
那次拍卖会上成交的第一件拍品却是当年“解放区”的出版物——书皮是周作人的《秉烛后谈》，正文却是中共论述经济政策、根据地建设的18篇理论文章。
这件拍品起拍价格80元，最后以230元落槌成交。
3年之后，在拍卖市场上，一册宋版书的底价已达10万元。
如果是皇家内府钤印的本子，还得再加5万。
元刻本每册书的价格从千元到15万元不等。
明清刻本每册书的价格也在几百到几万之间。
1996年，溥仪赏赐溥杰的元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首卷以20.7万元成交，南宋宫廷原配蝴蝶装《文苑英华》1册则以143万元成交，曾让人们咋舌不已。
过云楼的大部分藏书没有赶上以几何级数蹿升的行情。
1992年，过云楼旧藏541种古籍以40万元的价格被南京图书馆收购。
这541种书号称过云楼藏书的3/4。
2005年，另外1/4藏书在嘉德拍卖会上以2300万的价格成交。
在当年是让诸多公私藏家咋舌的“天价”。
过云楼成了神话。
刘蔷品闻过云楼书香多年，却从未一睹过云楼藏书的真容，直到2012年4月。
2012年春节过后，7年前以2300万成交的过云楼藏书再次进入拍卖市场。
供职于公藏单位清华大学图书馆、又曾撰文详细介绍过云楼藏书始末源流的刘蔷受拍卖行之邀，去看过云楼的这批藏书。
书还用报纸包着。
显然7年中，它们一直作为保值增值的收藏品待价而沽，从没被放上读书人的案头。
想不红都难
按照拍卖的行情，过云楼的书想不红都难。
宋元本、名人批校本、名人题跋本、某些版本年代稀罕的本子……当今的各种古籍收藏热点在过云楼都能找到对应的藏品。
其中，共计80卷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最受关注。
有人说，一部《锦绣万花谷》就值两亿，其他书都是搭头；有人说过云楼古籍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但《锦绣万花谷》领拍的这批藏品，好比当年的秦池酒，它作为天价“标王”的真正价值在若干年后，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除了专业研究者，今天了解这部宋代工具书的中国人寥寥，但杜牧的诗《清明》几乎无人不知。
据清华中文系教授刘石考证：
《清明》最早被典籍记载，见于《锦绣万花谷》后集第26卷。
当时标题是《杏花村》，作者不详。
只注“出唐诗”，后来的人把此诗的作者附会成杜牧。
2012年4月，受北京匡时（微博）拍卖有限公司之邀，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知名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学者为即将拍卖的过云楼藏书撰写论文。
若干位专家以《锦绣万花谷》为题。
《锦绣万花谷》确是宋刻本是所有学者的共识。
古籍界衡量“善本”书的三个原则第一是历史性，年代越早越好；第二是学术性；第三是艺术性，主要针对套印本、版画等特殊版本。
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臻于成熟，宋代人继承前朝技术优势，加之社会日渐富裕，学术有了长足发展。
学人开始对古代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翻印。
很多重要文献都是经宋人的刻印才得以保存至今。
由于当时用印刷品牟利的意识还不强，宋版书的商业气息比明以后的书要小很多，且刻印精致，错误较少，较好地保证了古文献的可靠性。
“宋版书”因此成为历代版本中的精品。
自明末清初，“佞宋”之风越演越烈。
“全宋刻本”且集齐前后八十卷的《锦绣万花谷》因此成为此次拍卖最大的卖点。
应匡时之邀，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李致忠、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范景中曾撰文，梳理《锦绣万花谷》的版本流变和学术价值：
南宋晚期学人陈振孙说它“门类无伦理，序文亦拙”。
但因为实用性较强，在宋代此书便曾一印再印。
明朝人学步宋人编纂大型百科全书，并且大面积重刊宋代类书。
《锦绣万花谷》在明代有三个刻本。
明代《天一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私人藏书家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志》、清末民初版本学家、金石学家杨守敬的《日本访书志》都曾提到此书。
其中《内阁藏书目录》卷四提到1536年之后，锡山人秦汴得到宋刻《锦绣万花谷》后加以翻刊。
所翻刊版本前集、后集、续集各40卷，别集30卷，是《锦绣万花谷》最全的版本。
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提到《锦绣万花谷》时说是“宋椠明印本”，每半板十二行，行二十一字。
此次拍卖的过云楼藏《锦绣万花谷》与杨守敬描述的版式行款完全相同。
李致忠据此认为，过云楼藏本以实物说明，《锦绣万花谷》在宋代的确曾经有过十二行本系统。
一位研究古籍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按今天的标准，哪怕一本书里有一半甚至只有几页是宋刻，剩下全是元明清递修的，也叫宋刻本。
很多人说过云楼藏的《锦绣万花谷》是全宋刻的，其实大家都明白里面肯定有递修，只是谁也不说递修的程度。
”
苏州文育山房旧书店店主、版本学家江澄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此次匡时拍卖的《锦绣万花谷》实为一部宋代残本书，80卷中有两本是明版。
撇开版本，单从学术价值考量，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石考证，古代目录书著述的类书有一千余种，存世至今的也有五百余种，而“在为数众多的古代类书中，《锦绣万花谷》虽然拥有一个富于诗意的名字，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质量上看，并不引人注目”。
《锦绣万花谷》可以让今人一窥宋代人的知识结构，也能帮今天的学者钩沉、修订散失的古籍。
但自清代以来，学者已有共识，“舛误甚多，未可全信”。
《锦绣万花谷》辑录过不少宋诗，是后人选编宋诗经常借助的材料，错误不在少数，诸如把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苏辙《简寂观》谬归于苏轼等等。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对《锦绣万花谷》学术价值的评价应该是持平之论：
“所录大抵琐屑丛碎、参错失伦，有乖体要，故颇为陈振孙所讥……特其中久经散佚之书颇赖此以存崖略。
又每类后用《艺文类聚》例，附录诗篇，亦颇多逸章剩什，为他本所不载。
略其烦芜，撷其精粹，未尝不足为考证之资也。
”
近年来，《锦绣万花谷》的部分卷册不断被各种机构影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续修四库全书》、《中华再造善本》、《日本藏中国珍本古籍》中都曾收录该书。
版本学家江澄波认为，《锦绣万花谷》前有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日本若干机构的藏本，后有争夺影印本，谈不上“古秘珍绝的国宝”。
“这次匡时拍卖的这部《锦绣万花谷》确实是全本，这点最难能可贵。
它对学术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借此研究《锦绣万花谷》本身编纂、刊印、传播的过程。
”刘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过云楼在当年是中小规模的藏书楼
刘蔷发现，自己当年在《顾氏过云楼及其藏书》一文中很多说法都被放大了N倍。
她文中提到，顾家1951年捐献给上海市文管会的三百余件书画以及明代善本书、罕见稿本是上海文管会所藏书画的半壁江山。
到了2012年4月，变成了顾家的捐献是“上海博物馆的半壁江山”。
另一个说法是此次拍卖的1/4过云楼藏书加南京图书馆已经收入的3/4,可使过云楼旧藏合成完璧。
刘蔷认为这并不准确：
“在2006年过云楼‘1/4藏书’现身嘉德拍卖会之前，‘江南六家藏书’等拍卖会也拍卖过一批过云楼的藏书。
此外还有其它途径流散出去的，现在有些藏家手上有几十种过云楼藏书。
”
版本学家江澄波印证了刘蔷的说法：
“过云楼的藏书，在嘉德拍卖行介入前后，顾三公子已经陆续委托卖掉了不少。
据我所知，就有顾千里批校明嘉靖本《仪礼》。
嘉德公司的拓晓堂告诉我，顾家的书，每次拍卖都有。
由此可见，匡时最近拍卖的这批书，已经是拓先生挑选之后的剩余之物，‘顾批黄跋，（顾千里、黄丕烈，皆是乾嘉时期的版本大家。
古籍界素有‘顾批’、‘黄跋’、‘鲍校’的说法，经过顾千里批注、黄丕烈写跋、鲍廷博校对的古籍格外珍贵）早不见踪迹。
”
再一则充斥各种媒体报道的说法是，顾家书画给外人品鉴，古籍却秘不示人。
版本学家傅增湘当年获准到过云楼看书，条件是“只能看，不能抄”。
是傅增湘的《顾鹤逸藏书目》让过云楼藏书闻名天下，但这书目傅增湘是凭记忆默写的。
这份辗转获得的书目似乎平添了过云楼藏书的珍贵。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
”刘蔷说，据她了解的情况和推断，过云楼藏书应该是有草目的。
“傅增湘的书目很明显是两种字体，是在一种笔体的目录上做了一些修改，比如某书书目原本说是宋本，修改后，在下面注：
疑为元本。
”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先行与刘蔷的观点类似：
“《顾鹤逸藏书目》目录题名之下注‘抄本’，又注‘傅沅叔先生藏本’，如果是傅先生缩编，应该不会如此著录，只能理解为这个抄本是傅先生所藏……顾氏原本有一个草目，傅先生是根据草目，在自己阅览期间，就所发现的问题，随手进行了校正。
”
在刘蔷看来，顾家不是保守的家庭，但与书画可以跟同好一起欣赏不同，顾家收藏的古籍是为了教育子孙。
顾家第一代藏书人顾文彬曾说过，希望家藏旧钞能“益吾世世子孙之学”。
因此顾家藏书非常重视吴中地区的乡邦文献；经史子集四部齐备，但并不强调正经正史，可见顾家藏书并不特为博取科举功名；因为本家族多出诗人、画家，顾家藏书中有不少与书画金石鉴赏有关。
按傅增湘《顾鹤逸所藏旧椠书目》推算，过云楼藏书大约万卷，这在当时江南一代的私人藏书楼中属中小规模。
在现代图书馆的流通观念远未深播人心的清代，私人藏书楼的藏书不可能广泛示人。
但纸寿不过千年，正是因为顾家几代人的嫡传、珍爱，过云楼所藏的宋元珍本才可能流传到今天。
谁偷过顾家的书
乱世成就藏书家也考验藏书家。
过云楼所藏古籍不少在入顾家前曾属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藏家。
其中，莫友芝和刘履芬的旧藏吸引了很多学者。
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出任曾国藩的幕僚时，曾帮助曾国藩收集因兵乱流落失散的文宗阁、文汇阁藏书。
可惜莫友芝晚年寄人篱下，在一次访书途中染病身亡，把耗费一生心血收藏的影山草堂藏书传给后代。
子嗣们很快就因生活窘迫，把这批书卖光。
顾鹤逸从莫氏子孙手中大量购书。
刘履芬是光绪年间一位不得志的底层知识分子，最大的官做到过苏州书局提调、代理嘉定知县。
由于家贫，刘履芬的藏书规模很小，据同时代学者记录，不过八百余册。
但1990年初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却著录了110余种刘履芬的旧藏。
刘履芬爱书如命，能抄书、能校书，“遇善本必倾囊购之，其不能得者，手自抄录，日课书十纸”。
53岁时，刘履芬为民请命不过，自戕身亡。
顾鹤逸特意收藏刘履芬《鸥梦词》稿本。
眼见前辈藏家的血泪，顾家几代子孙人小心翼翼，却难逃前人覆辙。
第一个“窃书贼”是日本人。
1905年前后，日本人岛田翰常到苏州访书，顾鹤逸对这位勤勉的日本同好颇为赞赏，当他提出要借《古今杂剧》、《十段锦》、《圣宋文选》等元代珍本时，未及多想，慷慨答应。
不成想这些书一去不复返。
顾鹤逸多次托人催讨，却被告知，岛田翰在日本因窃书入狱，在狱中上吊自尽。
1930年代，江南许多藏书楼毁于战火，侥幸保存下来，也纷纷被后人变卖。
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古旧书坊里，一包一包收购来的古书等着被运到北方，卖给大宗买家哈佛燕京学社和敌伪机构华北交通公司。
当时上海报纸记载：
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
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
为数且与日俱增。
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多年战乱，顾家没因为生计变卖过一本书。
顾鹤逸去世后，把过云楼收藏的1360种善本全部传给了四公子顾公硕。
据刘蔷考证，顾公硕是苏州知识界坚信“希望在延安”的第一人，1949年之前，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之后历任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苏州博物馆（微博）副馆长等职。
1953年，顾公硕捐了私家花园怡园和顾氏祠堂；1959年，捐献了家藏金石书画；“文革”开始后，顾公硕主动要求抄家，结果顾家先后六次被抄。
顾公硕不堪凌辱，投河自尽。
据南京图书馆馆员沈燮元回忆，“文革”后，顾家藏书并没被立刻返还。
顾氏后代给国务院打报告，告苏州文管会，得到批复后，家藏古籍才得以全部返还。
掠版是末等藏家
目前拍卖行中流通的古籍很大一批是“文革”后返还旧主的私藏。
2007年，文化部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主要着眼于公藏单位的古籍普查、分类、修复。
对私人藏家手中的藏品关注较少。
“国家应该重视私藏古籍，或让大图书馆出面收购，国家配套资金支持；或者有目的地做些调查，总比让拍卖会成为古籍流转的指挥棒好。
假如这次过云楼的书不被公藏单位收购，又被一个私人藏家买走，隔几年可能价格更高。
如果这批书一直在私人手上流藏，学术界永远看不到。
”刘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以比较文学的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学者严绍璗与刘蔷有类似看法。
匡时拍卖过云楼部分藏书的消息传出后，北大十几位学者联名上书校方，呼吁北大参与竞拍。
十几位学者中就有严绍璗。
严绍璗希望北大参与竞拍的原因很简单：
古籍是学术研究的宝山，其价值无法以市场价格衡量，只有有明确研究目的的学者手中有打开宝山的金钥匙，公藏单位不出手，等于任由市场发飙。
刘蔷也认为，与其争论过云楼旧藏中某一本书的版本、价值，不如把过云楼的藏书看成整体。
不管过云楼藏书花落谁家，如果它的新主人能为这些书原原本本地建一个书目，以利学者对照书目研究过云楼藏书的始末源流，那将功德无量。
借助这样的研究，后辈学人可以看到顾家与同代知识分子的交往，哪些人曾得益于顾家的藏书；顾家与同好的互动，又怎么培育了自家的藏书见识……一叶知秋，可以推想当年江浙一带中等官宦士族的知识结构。
“清代学者洪亮吉在《北江诗话》里把私人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掠贩。
我们这一代古籍收藏者应该以这样的标准自省。
”刘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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