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与新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清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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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与新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二战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与新中国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摘要】在旧中国，上海乃至全国的电影市场长期遭受美国的文化侵略，战后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为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使侵略的规模达到最高潮。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在维护电影发行市场稳定和保证从业人员就业的情况下，分步骤采取措施，限制并彻底肃清了在华放映的美国电影。

　　【关键词】美国电影；文化侵略；发行放映；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232；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2-0106-07

　　旧中国的电影有“一城电影”之说，这里“一城”就是指上海。

这个说法除了因为上海云集了旧中国绝大多数的电影制片业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上海的电影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装修、设备、服务等方面都是国内一流的。

　　仔细考察电影发行放映史就会发现，旧中国以及上海的电影放映产业长期被美国人垄断：

一方面，旧时的上海市民受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为电影放映业提供了良好的温床，于是一些美国商人靠雄厚的资本在上海设立了一大批装修豪华的电影院，这些影院让美商从根本上控制了中国的电影放映业――一般情况下这些影院只放映美国电影。

另一方面，美国的电影布景华丽，故事性强，多爱情、凶杀、侦探等题材，更能够迎合市民观众的审美趣味。

此外，美国的电影工业高度发达制片能力强大，能够提供充足且稳定的片源，故能实现对放映市场的长期垄断。

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美国电影公司“一手控制电影院，一手控制影片引进，形成垄断性的发行放映网络，基本上控制了当时的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市场”①。

　　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达到高潮。

但是不久，为其实现文化侵略创造条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内战中迅速溃退，1949年5月上海解放。

解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是如何对待这些长期进行文化侵略的美国电影的？

为何一直到1950年12月，美国电影才被彻底清除？

在清除美国电影之前，人民政府又对其采取了那些措施？

这些问题还须进一步梳理。

　　一、二战后（1945-1949年）美国电影文化侵略的高潮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电影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

因美国本土并未遭受战争，美国本土原本就发达的电影工业持续生产，但太平洋战争阻隔了上海与美国电影的市场联系，积累的大量成片便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入中国市场。

除了前述的发行放映网络之外，战后美国电影对华文化侵略能够达到高潮还有以下原因：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中美贸易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美进出口政策为美国电影的倾销创造了政策性条件。

1946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协定》，“相关政策为输入与放映保驾护航，美国电影长驱直入风生水起，进入了‘黄金时代’”①。

从旧中国海关相关史料可以看出这惊人的增长：

1936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成片824272公尺，占当年进口电影总数的72%。

而到了1946年，中国进口美国电影成片4755695公尺，是1936年进口美国电影的5倍，占当年进口外国电影的91.87%，②即中国平均进口十部电影就有九部来自美国。

（二）民族制片业的艰难恢复

　　民族电影制片业在抗战前后受到的重挫也让美国电影的倾销有机可乘。

抗战之前，上海本土的电影制片企业几乎全部为私营，“八?

一三”战火使私营电影制片业受到重创。

1941年上海租界被日?

占领之前，“孤岛”的私营电影制片业一息尚存，但日军占领租界之后，私营电影制片业也随之失去了最后生存的空间。

1942年春，日本方面的川喜多长政、汪伪方面的林伯生在投靠日伪的新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善琨的配合下，以“保存上海影业”“重组电影业”的名义强行合并了上海残存的十二家小公司，组成名义上为民营、实际上为日伪资本控制的“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联”），“中联”成了当时在上海的唯一一家电影制片企业。

1943年5月，汪伪政府颁布《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将“中联”与日伪治下的发行、放映机构合并，组成完全由汪伪、日本与“满映”控股的官办伪“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伪“华影”）。

战争结束之后，伪“华影”并未发还民营，而是被国民党中宣部系统的“中央电影摄影场”所“劫收”，合并为“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为了实现长期垄断和文化愚民的目的，国民党当局规定“老厂可以恢复，新厂一律不准成立”③，后经社会各界反对，才废止这条规定。

上海战后最重要的几家电影公司，“国泰影片公司”“昆仑影业公司”“文华影片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等都是上海“光复”一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下半年之后才陆续成立的。

　　民族电影的恢复一直处于艰难的过程――除了物价暴涨、人才流失、资金流失等原因外，胶片匮乏问题也一直制约着民族电影的恢复。

　　194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曾颁布《影片进口限制令》，“胶片被海关列入禁止输入类之一种”④。

这一政策严重伤害了电影制片业，一时间“沪存胶片不敷应用，且价涨三四倍”⑤。

当时，制片企业不惜“走私”胶片，甚至出现了明星李丽华参与夹带走私胶片在海关被抓的报道⑥。

为了获得被海关截获的胶片，私营制片企业甚至不得不呈文当局要求海关拍卖截获的胶片⑦。

在此情况下，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借机欺诈私营制片业，如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名下“扬子建业公司”就曾将过期的几万公尺胶片高价卖给“国泰”，导致“国泰”公司损失惨重――“冲洗之后一片白色，只能重拍，损失是很可观的”⑧。

　　随着战事吃紧，为了掠夺更多的外币购买物资，自1948年1月1日起，国民政府改变了对私营制片业的压榨方式――允许胶片进口，“饬令各制片公司每月需片数量的申请，并呈中宣部，再由中宣部审核后，委请柯达公司统筹采购”。

但是这并不是“福利”政策，因为附带要求影片“如果运往国外，或香港南洋一带上映，其上映所得收入，必须悉数送交中宣部”①。

这一附带政策名为“以备急需采购之用”，实际上是为了从制片商手中获取海外拆账的外汇票房。

同时，政府还严格限制银行兑换给制片企业用以购买胶片等器材所需外汇的数额。

当时制片业的同业公会要求政府在兑换外汇方面放宽限制，然而并未得到国民政府的有效答复。

　　一部分公司冒着巨大的风险变卖其他资产或举借高利贷继续制片，如蔡楚生在1948年2月26日的日记中写到“夏云瑚检讨，（“昆仑”）公司资本美金四万，余悉靠借五分（月）息之美金债以事排片，而如此高利，更一年放债者即可获利百分之九十五”②。

此外，任宗德为了给“昆仑”增资，“甚至典卖了两幢房屋，以解摄制经费的燃眉之急”③。

有一部分电影企业则因此停止了制片，如一向以资本雄厚著称的“文华”居然因为胶片不够影响摄制工作，《母与子》一片就只能制成三个拷贝，只够在上海放映，无法销往外埠④。

对此，“文华”于1948年春停止制片，索性将急速贬值的钞票用于扩建摄影棚，而待到摄影棚建好已经到了1949年春，上海临近解放了。

　　民族电影恢复晚于“光复”一年，且一直在艰难中恢复。

而国民党所领导的“中电”、“中制”产量非常有限，并且其产品绝大多数为反动政治说教性质的新闻纪录电影，很难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这种情况无疑更利于美国电影对中国市场的抢占。

　　二、新中国成立之初（1949-1951年）对美国电影的清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⑤。

在阐述新、旧两种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⑥。

列宁也曾经说过，“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⑦，在所有的文艺形式中，中国共产党同样也对电影最为重视。

对于美国电影的文化侵略，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无动于衷――“从社会文化的层面切断大陆民众与美国的联系，消除城市居民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彻底摧毁‘民主个人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显得特别突出”⑧。

　　“早在1947年初，当时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的袁牧之就预见到解放后可能出现美英片和旧中国消极片仍会大量充斥市场的情况”⑨。

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担任国家文化部电影局首任局长，1952年1月他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两年以来的电影工作时指出，新中国的国营电影“一上阵就面对着美帝电影在市场片量上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必须要马上担负起紧急的作战任务，以扭转电影市场的情况”，“首先，必须肃清统治中国电影市场有40余年历史的美英帝国主义有毒影片和有30余年历史的中国封建落后以至反动影片，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⑩。

因此，肃清美国电影被饶曙光等电影史学者认为是“新中国电影的既定方针，也是新中国电影必须完成的历史性任务，因为不如此的话，就不能‘为年轻的人民电影扫清道路’”①。

　　与以往只能进行笔端批判和政策规划相比，解放后，共产党可以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彻底清理美国电影。

然而，解放之初的人民政府并没有立即清理美国电影，因为影院业是上海的重要工商业之一，看电影与看美国电影是上海城市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如果立即清理美国电影既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稳定市民的情绪。

在解放之初国产电影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清理美国电影势必会导致电影院无电影可放、大量影院工人失业、市民无电影可看的情况，故清理美国电影需要从全局分步骤考虑。

从1949年5月上海解放到1950年底完全禁止放映美国电影，中间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根据内容采取的限制措施

　　禁绝美国电影的呼声在上海解放后高涨，如《人民日报》1949年9月21日报道“上海各界已展开一个检举美帝国主义有毒影片的运动。

连日以来，上海《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皆以大量篇幅刊载各界意见和要求，并发表短评。

各界人民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对上海各电影院所放映之美英影片，展开严正批判。

指出目前英美等低级恶劣的荒谬影片，泛滥市场，严重毒害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者借这些反动影片，宣传其帝国主义威风，提倡种族歧视，歪曲阶级观念，卖弄畸形生活，诱导色情幻想，麻痹战斗意志等等，“为此，各界一致要求政府，对此种不良影片，予以严格检查和取缔”，“上海文管会，已接受各界合理要求，决予以适当处理”。

　　正如《人民日报》所报道的，解放之初上海的进步力量对美国电影的批评达到高潮。

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些美国影片的反对者多是左翼进步人士、私营电影制片业经营者，并非普通的群众――美国电影在解放之初依然拥有大量的观众。

在众多清理美国电影的呼声下，上海市文化管理部门决定开始“予以适当处理”，对所有存沪美片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措施。

　　上海第一次对美片进行审查即是由以左翼影人为骨干的剧影协会发起的。

1949年9月，新成立的上海市影剧协会下设由姚时晓、陈叙一、王世祯、梅朵、赵丹、蓝马六人组成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开始对上海积压的英美片进行审查，并将英美片划分为三类――“急查”、“缓查”、“暂准放映”。

（《青春电影》报道为“暂时准演”“即时标演”“待查”三类。

）②

　　查阅上海市文化局有关这方面的档案，从剧影协会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所提及的检查标准的变化可以看出剧影协会与党政高层对于审查、禁映美片的标准还是有一定分歧的：

9月23日，电影检查委员会将标准定为两条――“1.平津地区的准映片和禁映片；2.本小组份子看过提出个人意见”，列出“急查片一百四十余部”、“缓查片三百六十余部”、“暂准方映片一百余部”③。

　　而9月26日，“根据舒部长④的指示，检查的标准更改为：

今天所反对者是反苏、反共、反人民、反对世界和平运动而宣扬帝国主义武力与侵略思想挑拨战争的影片”，“为此此前所做的初步鉴定不能运用”。

最终，检查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禁映名单。

审片人员甚至表明自己也对一些影片的禁映与否产生了疑惑，在工作报告中列出了以下六种无法判定的情况：

（1）以太平洋战争为题材写美国以保护国身份如何帮助中国，为中国牺牲，中国人民如何感激等（有六部）；

（2）以污蔑有色人种残暴野蛮和白色人种残杀有色人种为题材者；

　　（3）以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实际上宣扬资本主义武力者；　　（4）以国际特务为题材者（数量很多）；

　　（5）以俄国革命时驱逐贵族表现同情贵族者（初步鉴定有一二部），

　　（6）京津地区禁演之影片，其情节较轻而不能包括在舒部长指示的检查范围之内者①。

　　审片人员的疑惑，也说明绝大部分美片是符合舒同等党政军高层对于电影之“无害”要求的，在国营电影制片厂没有什么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此次检查并未对英美片在上海的放映产生本质上的影响，英美片垄断的情况照旧（表1）。

　　虽然，出于政治立场和抵制文化侵略的考虑，英美片一直被认为是“流毒”，上海解放后上海各大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批评层出不穷，甚至“有人给陈市长写信，要求禁映美国电影”②。

但最初上海党政军的高层都不支持一下子禁映，“以免影院关闭，影院职工失业，而是采取通过影片审查，逐步禁映，压缩美国电影在市场的份额，积极推介我国的进步电影和苏联电影”③的方法。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记录了潘汉年（分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毅（上海市长）对此的态度。

当时有人质疑为什么允许美国电影《出水芙蓉》照常上映，夏衍向陈毅、潘汉年请示，“潘说《出水芙蓉》我在香港看过，不能算是‘黄色电影’，我们中国不是也有?

^杨秀琼这样的‘美人鱼’么？

陈毅更痛快，说不要禁，让那些道学家去吼一阵吧”④。

出于维护电影放映市场稳定及保证从业人员就业的顾虑，“宽大”对待美国电影显然是合理的。

　　表11950年1月上海市全年各片上映情况统计⑤

　　片类部数百分比天数百分比观众人数百分比观众比较百分比

　　进步片国营片42.5%614.4%697753.75%57496030.94%

　　苏联片2716.88%1359.7%25737613.87%

　　私营进步片53.1%61843.3%24737613.31%

　　消极片私营消极片3018.75%64340434.63%128323269.06%

　　英美消极片9458.75%58141.6%63982934.43%

　　总计160139518581921859192

（二）无差别限制、取缔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朝鲜战争蓄势待发，人民政府开始真正收紧对美国电影的放映政策。

上海市文化局曾于1950年3-4月间连下两文限制美国电影的放映。

　　1950年3月，上海市文化局下发《关于进一步限制英美影片的具体意见》，提出三条限制政策：

1.放映时长限制――“全市影院每月至少须有四分之一以上时间开映国营片、苏联片（或其他进步片）”；2.放映宣传限制――英美片报纸广告不得超过六行，“并不得作其他过份之宣传，如路牌、海报、无线电广播等”；3.提高税收――提高英美片之捐税到50%⑥。

此时的限制政策已经明显是一刀切，而非此前根据内容决定的电影审查（且并未有明确的审查结果）。

　　到了4月，上海文化局又发文《关于推广进步片，限制消极影片的通知》，政策进一步收紧，全市各影院每四周上映英美电影的时长控制在20%-30%①。

　　连续两次对于美片执行限制政策的效果非常明显：

1950年3月，美国电影的观众人数为90.3万人次，次月即降至72.4万人次，而到了当年11月，只有4.7万人次。

与此同时，无论是国营电影、苏联电影还是本土的私营电影，在政策调控下观众人数都呈上涨趋势，所创造的观众数量都很可观：

当年9月，私营电影的观众人数119.8万，10月国营电影的观众人数达到53万，12月苏联电影观众人数达到94.5万。

这些片种的崛起彻底瓦解了美国电影的垄断地位。

1950年3月，上海上映美片数量为146部，4月也高达134部，但是到了5月，在沪放映的英美片数量已经跌到了75部②。

　　表21950年上海各片种观众数量逐月变化统计表③

　　片种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国营片69775136689750393661917961210590115411094287193953529904264538191639

　　苏联片257809149781124278169121272600241903411801458342247614290351433123944530

　　英美片④639892570618903106723535400693398666407624325112270417277360469880

　　私营片890779746981596958588794677652844102665439992553119843110936599677321269322

　　1950年11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爆发，中国及上海政府已经没有理由再容忍美国电影，也无需顾虑对美片的清除会影响上海的放映市场和导致行业内大规模失业，因为国营片、苏联片和私营片的放映数量与观众人数的提高让美国电影不再占市场的主体。

　　国际形势的变化往往能激起市民阶层的民族情绪，此时就连普通市民阶层也开始拒绝美片――“他们要求禁映美国影片，禁登美国电影广告，禁放爵士音乐，禁收‘美国之音’。

他们说：

“我们政府真是太宽大了！

对这些敌人的东西应该再严厉些！

’”⑤。

在人民群众的一再要求下，“11月10日上海有九家报馆发表联合声明：

即日停登美国影片广告。

接着在十二日，上海大公报上就发表了‘现在上海市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筹备会为了符合人民的正义要求，已发表启事，决定自本月十四日起该会同业自动停映美国影片’的消息”⑥。

最后，“11月17日，美国电影各大电影公司的员工也宣布停止发行影片”⑦。

　　政府层面对于美国电影的彻底查禁要稍晚几天，1951年1月3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对美国八个电影公司的在华办事处实施军事管制，军管委员为蔡叔厚⑧。

至此，新中国初期在上海进行文化侵略的美国电影被彻底清理。

　　除了以上相对直接的限制与清理外，新中国对美国电影还有一些其他的限制措施。

　　首先是扶植私营电影制片，大量译制苏联电影与美国电影相竞争。

1949年8月之后，上海市政府文化局就给予私营电影多种扶植政策，包括在电影创作方面予以宽松政策，“直接发给贷款”、“挽回外撤资本”、“帮助进口胶片”、“帮助出口和联合制片”，“在人民政府多措并举的扶植之下，原已命悬一线的私营电影制片企业重新恢复生产，并焕发出生机”①，到1950年下半年后私营电影的观众数量明显激增（如图表4）。

新政权对苏联电影有很大的好感，正如1949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刊文《美国电影与苏联电影的比较》所指出的，“和美国电影完全相反的，是苏联电影。

苏联的电影事业完全是国家经营的，因而也就完全为人民服务”，“所以苏联电影是教人进步而不是引诱人去堕落的”②。

“为了抗好莱坞电影”，“国家引进了大量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电影来满足每年约300部新片的市场需求，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全力保障、推动苏联电影在中国的传播，巩固和扩大进步电影观众的比率”③。

1949年11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第一届行政会议，提出要大量译制苏联影片并介绍其他国家进步影片，使之逐渐取得市场上的优势”④。

　　其次是鼓励和发展电影批评，在舆论上打击美国电影。

无论是官方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还是民间的《青青电影》在解放之后都加大了对美国电影的批判力度。

据丁亚平教授在《中国电影通史》中记载，“在1949年初，‘驱逐美片’的呼声即逐渐升起。

《青青电影》上发表过多篇呼吁‘清除美国毒素’的文章。

《清除美国电影的毒素》一文写道：

‘美国电影在上海猖獗了几十年，它的唯一的影响是把上海变成一个十足的好莱坞化的罪恶的都市’”⑤。

真正将批判美国电影作为事业方向的是《大众电影》杂志。

“1950年6月1日，《大众电影》画报在上海创刊，主编就是对好莱坞电影批评最激烈、否定得最彻底的梅朵先生”，“《大众电影》从第一卷第一期起，就把清除有毒素的好莱坞电影作为了一个主要目标，并系统地刊发了一系列批判好莱坞的文章”⑥。

此后一直到完全清除美国电影，《大众电影》的批判美片工作都从未停止过。

　　结语

　　电影作为商业与艺术的结合体，它以高度的视觉性与叙事性潜移默化地传播文化。

它虽能促进国际间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但又最容易被用作文化侵略工具。

在历史上，美国电影曾经对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有过不可替代的影响，美国商人在华投资创办影院，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现代化也有过贡献。

然而，美国电影所兜售的思想与新中国的文化改造格格不入。

当时上海市政府和文化部门根据局势的变化，在维护市场稳定和行业职工就业的情况下分步骤限制、清理美国电影，显示了一定的历史智慧。

　　（朱超亚，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