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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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第一章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
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晋如此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晋风度与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
“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forArt’sSake〕的一派。
〞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
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
“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根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
如果照此自然开展，那么到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
因此，我认为，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
它包含哪几层意思？
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
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
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
从这一点看，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
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开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
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与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
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
但是到了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如此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
丕《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假如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
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
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
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
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
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与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在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如此始于丕。
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与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
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
在晋之前，作家创作个性特征不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如此具有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
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
丕《典论·论文》曾指出：
“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与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桢壮而不密。
〞这种对作家个性与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
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
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
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
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开展。
约在《宋书·灵运传论》曾说：
“至于建安，氏基命，三祖王咸蓄盛藻。
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心，以与用华丽的词藻表现作品容的特征。
此外，象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与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都明确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
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言诗创作的第一次繁荣。
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
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开展，但创作中心如此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
勰《文心雕龙·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
文帝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望路而争驱。
〞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在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
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开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
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植的诗歌创作如此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如此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
3、建安风骨的形成。
“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的一种概括。
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在生气、感染力、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
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与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根本涵。
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对建安风骨成因与其涵的准确概括。
“建安风骨〞这一美学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风骨〞〔也即“建安风骨〞〕。
在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如此源于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
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
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畴。
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畴。
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畴，后者属于“骨〞的畴。
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勰开始的。
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吟铺辞，莫先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如此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如此文风清焉。
假如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如此振采失鲜，负声无力。
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
〞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
实际上，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风骨〞，而他的“汉〞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
建安文学的成就
《文心雕龙﹒明诗》：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望路而争驱。
〞
1、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A：
一方面，为数众多的作品均系当时现实的真实写照。
另一方面，建安文人在政治上均有一定的抱负，而社会的动乱不安又为他们提供了条件，因而建安文学表现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B、在作品色调与气势上，建安文学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无论是描写社会乱离，还是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其音调均“悲凉慷慨〞。
2、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前人评操的作品“气韵沉雄〞；植：
“气格浑雄〞；.王粲：
“苍凉悲慨〞；桢：
“言壮情骇〞。
丕《典论·论文》如此提出“文以气为主〞，均反映了建安文学追求抒情化，追求个性化的共同倾向。
3、大胆的创新精神。
丕《燕歌行》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
又植《美女篇》，虽仿《陌上桑》，然较之后者，文辞更为华丽，抒情多于叙事，描写多于铺。
操之创新精神尤为特出。
后人将这些特征归纳为“建安风骨〞。
二、氏父子与其文学创作
建安时期，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
除了操本人与丕、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明帝睿等都能诗。
由于操、丕、睿为三代统治者，故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氏三祖〞。
但以成就论，如此操、丕、植最为突出。
本节专论操父子三人。
〔一〕操。
操字孟德，沛国谯〔今毫县〕人。
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嵩是汉桓帝时宦官腾的养子，《三国志·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
又说其汉相国参之后，如此恐不可靠〔华昌《操与道教与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可参〕。
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
《三国志·武帝本纪》云：
“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
〞裴松之注引《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
〞《世说新语》引云：
“尝问许子将：
‘我何如人也？
’子将不答。
固问之，子将云：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
〞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
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
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表现于其文学创作。
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表现在：
〔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
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
如徐干、桢、修、淳、吴质、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操实有力焉。
〔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如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遂，亦受到表彰。
〔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
《文心雕龙·时序》说：
“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三国志·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登高必赋，与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
因此，没有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
操的文学创作
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
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
从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
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
如《对酒》：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
咸礼让，民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
〞还有的如此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
游仙诗如此有《气出唱》三首、《精列》。
《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艺术上，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
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用古题而不袭古意。
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与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展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与，而他如此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
如《短歌行》，豹《古今注》曰：
“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
〞这是古辞容，而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容。
《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豹《古今注》云：
“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
亦谓人死魂归蒿里。
……至孝武时，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
〞但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
由此可以看出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展了大胆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朱乾《乐府正义说：
“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武尤甚。
〞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
〞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
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
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疮痍，作为政治家的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根本特征。
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故钟嵘评云：
“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敖云其：
“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祚明云“跌宕悲凉，独臻超绝。
〞
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是《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
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
除诗歌外，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
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
〔二〕丕。
丕字子桓，操次子。
其兄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操的爵位。
建安二十二年立为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丕在政治上无操之雄才大概，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有一些开明的政策，明确他力求做一个明君。
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操之后文坛的又一领袖。
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
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
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与游子思妇题材。
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
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拟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
第三，在风格上，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操的古直苍凉不同。
所以清人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
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燕南翔。
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
这首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人创作的七言诗。
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节和谐流畅，很能表现丕诗的艺术风格。
〔三〕植。
字子建，丕同母弟。
曾封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思王。
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
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植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的悲剧遭遇，与他和丕的争为太子密切相关。
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操宠爱，曾一度欲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
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
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
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屡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植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
其创作经历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植由于受操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
《白马篇》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
其他作品如《鰕{鱼旦}篇》〔{鱼旦}同鳝〕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
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如此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与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是后期作品的代表。
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
他的诗做到了气骨与文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
就诗歌体裁来看，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
所以王瑶先生说：
“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
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式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
但汉乐府表示的是采桑女巧妙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给诗歌注入了感情，使之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
在这一点上，他较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丕的诗总是好象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结构讲究，尤其发端精警。
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植诗如此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
如他的《赠徐干》：
“惊风飘白日，突然归西山。
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
〞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
所以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与锤炼字句上。
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
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
〞〔《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池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
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对自然景物描写较多，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
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以上几点，是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丕的《典论·论文》。
他说：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徐干伟长，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桢公干。
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
孔融，字文举，孔子的二十世。
“七子〞中，孔融年最长。
黄巾起义时作相，后为袁谭所攻，奔。
献帝都，任少府。
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操多所讥讽，政治上专与操捣乱，最后被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杀害。
其诗有《六言诗》、《杂诗》、《临终诗》，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远送新行客》〕。
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
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勰说他“气盛于为笔〞，明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
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
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
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
〞
王粲，字仲宣。
“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
曾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
父王谦为何进长史。
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表，未得重用。
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侯。
后迁军谋祭酒。
粲少有才名，见蔡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
“此王公也，有异才，吾不如也。
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又强记。
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
卿能闇诵乎？
曰：
能。
因使背之，不失一字。
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
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拟，不误一道。
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粲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象，触目惊心。
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
“乱世之苦，言之真切。
〞感物兴怀，忧世悲已，是其诗特点。
钟嵘《诗品》：
“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植〕〔桢〕间别构一体。
方思之不足，比文而有余。
〞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的铺堆砌之习，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成熟。
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
袁氏败，归。
在袁幕为表作讨檄文，袁氏败，琳归。
谓曰：
“卿昔为本初移书，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
〞琳罪曰：
“矢在弦上，不得不发。
〞爱其才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
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
阮瑀〔阮籍父〕，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
《咏史》歌颂三良、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
《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
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
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
丕云：
“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
〞诗有《室思》、《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
桢，字公干，父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
桢性倔强。
丕举行宴会，命甄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
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
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与歌咏友情之作。
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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