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往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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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往事
本文章摘自刘平先生的搜狐博客。
刘平先生作为华为创业之初的老员工，在他的博客里回忆了从进入华为到离开华为整个心路历程，他见证了华为从一家设备代理商到成长为国际化大企业的整个过程。
华为往事
（一）
很高兴在这里看到这么多前华为人,有些人很熟悉,有些人更本就不认识,但都感到很亲切.这让我不禁回忆起很多的华为往事.
有一位作家曾经说过:
人的一生很漫长,但关键的选择就那么几个,这些选择决定了他的一生.确实,在我一生不多的选择中,1993年决定进入华为是我最正确的选择,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在华为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华为,梦想实现的地方>.这篇文章先在<华为人>报上登出,后来被收录在<华为文摘>,并成为新员工培训的资料.这篇文章是我当时发自肺腑的声音:
我确实是在华为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有在华为工作的那九年经历,我的人生足矣!
我是1993年春节后进入华为的,那一年正是华为开始大规模招兵买马,开发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时候.那时候,华为每天都派车到人才中心拉人回来面试.现在华为的很多高级干部都是那一批来的:
李一男,费敏,洪天峰,徐直军,郑树生......我刚到华为的职务是软件高级工程师,从事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几个月后担任万门机的软件项目经理.在万门机开发完成后,任交换机业务部付总工程师.在1995年,华为开始大力发展交换业务部以外的业务,成立了新业务部,包含会议电视,传输,数据通讯等新业务,我任总工程师,负责数据通信业务.在1995年底,华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研究所,主要负责数据通信产品的开发.我就自然地被派往北京.1996年,我到北京,任北京研究所所长.在北京一直待到2000年.这期间担任华为数据通信产品线总监,中央研究部常务副总裁,公司执行副总裁.
2001年回公司后,担任对外合作部部长.
不知不觉离开华为已经8年了.这些年始终没有忘记华为,在华为的那些岁月,那些奋斗的日子总是沥沥在目.我想在这里把我的记忆写下来,和前华为人一起分享.
华为往事
（二）：
到华为面试
年轻的时候都不信命。
但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越来越相信命运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命运，很难解释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华为，后来为什么又离开华为。
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完本科，硕士后，和导师一起创办了交大计算机网络研究所。
我们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的人。
当时参加了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军用数据网”的研发以及上海市公共数据网的建设。
我已经可以看到我的未来：
副教授，教授，计算机网络的专家，在导师退休后，成为网络研究所的所长。
但在交大当了8年老师，突然厌倦了。
毫不犹疑地丢掉铁饭碗，加入了当时随时都会破产的华为公司。
我在华为工作了8年后，已经进入公司高层，每年有上百万的收入，还持有公司3百多万的股票。
但我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离开了华为。
我现在都想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并且那么义无返顾。
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吧。
当我决定离开学校，去深圳闯一闯的时候，我在图书馆查阅《深圳特区报》，在那里看到了华为的招聘广告，是招聘开发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工程师。
我看和我的专业相近，就投了简历。
但没收到回信。
等到春节后，我回家探亲，顺便到深圳看一看。
一到深圳，买了一份《深圳特区报》，又看到华为的招聘广告，我就直接找到华为去了。
当时华为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五楼。
从深圳市区坐中巴到那里要一个多小时。
那时没人知道华为，坐车是到亿利达站下来。
深意工业大厦就在前面。
大厦楼顶有一个标牌，是繁体字的“华为”。
远远看上去，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
后来，我们经常打趣说，我们是华鸟公司的。
一上到五楼，迎面看到的是一面墙，上面是张爱萍将军的题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据说当时华为主管财务的副总朱奔和张爱萍有亲戚关系，所以有这个题字。
听说我是来面试开发的，门卫把我领到开发经理室。
当时经理室里坐着两个个人，一个是任育胜，一个常容新。
一聊，才知道，任育胜还是我的交大学生，从上海邮电一所跳过来的，他已经是用户交换机的硬件经理了。
他非常热心，去叫来局用交换机的软件项目经理李仪来面试我。
李仪看了我的简历后，简单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主要是编过多少代码等等，就走了。
估计是觉得我不满意了。
我后来问李仪，对我哪里不满意，他说没印象了。
任育胜又帮我找来另外一个人来面试我。
这次来的人看上去就像个小孩。
他就是李一男。
这时的李一男正在华为实习，郑宝用让他负责万门机的方案设计。
他看到我简历中做过X.25协议，IntelMultibus等的开发，和他在设计万门机的方案有关，所以他对我感兴趣。
他带我去总工办，见了郑宝用。
郑总跟我说了一番话，令我记忆深刻，我后来招聘新员工的时候也经常跟他们说这番话。
郑总说：
“我们公司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切都靠自己奋斗。
在这里工作，不需要拍马屁，拉关系，只要你好好干，公司就会给你回报”。
我这个人最不善于去和领导搞关系了。
所以郑总的一番话让我决定选择这个公司。
华为往事（三）：
初入华为
回到学校后，我马上办理了离职手续，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就准备去华为上班了。
那时候我对华为的了解除了知道是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以外，其他的如公司的运营情况，待遇，发展前景等都一无所知。
就这样把发展稳定的教师职位丢掉，令我身边的很多朋友感到不解。
1993年2月27日，我带着一箱行李，来到了深圳，身上只有500元，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
我做梦都没想到，八年多后，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
这时候华为有200多人，总部在南山深意工业大厦，在西乡还有一个工厂。
开发部的负责人是总工郑宝用。
开发部下面有三个部门：
模拟交换部，数字交换部和通信电源部。
模拟交换部的负责人是徐文伟，数字交换业务部的负责人是曹贻安。
这两个部门下面都有用户交换机和局用交换局项目组。
我的第一个职位是数字交换部局用交换机项目组的高级软件工程师。
那时华为新招人员的工资标准是本科1000，硕士1500，博士2000，特招人员除外。
我在学校的工资是400多元。
我在华为2月份的工资是1500元，但我二月份只上了一天班，结果还拿到了半个月的工资。
第二个月，我的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
那时候，令我激动的是，每个月工资都会上涨，到年底时，工资已经涨到6000元。
不过，这些工资并没有拿到手，每个月只能拿到一半的现金，另一半只是记在帐上。
领工资的时候，也没有工资单，大家在财务部门前排队领工资。
每个人只能看到自己的工资额，可以自己拿笔记一下，然后领走一半的工资。
后来任正非跟我们聊天时，说：
“我们现在就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拿了老百姓的粮食没钱给，只有留下一张白条，等革命胜利后再偿还”。
这些帐上的工资后来变成了华为的股份，最后都得到了回报。
任总实现了他的诺言。
我在华为看到的第一份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资料。
可能是因为代理香港产品的缘故，那时华为的资料都是繁体字的。
这份资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
一个是封底上的一段宣传口号：
“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另一段话是：
“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我对华为第一印象最好的是食堂。
那时候到食堂吃饭不用先付钱，也没有工卡，大家打完饭菜，在食堂师傅那里报个工号就可以了。
食堂的饭菜非常丰富可口，比在学校时吃的要好多了。
我第一次见任总就是在食堂里。
当时我们正在排队打饭，就看到一个微胖的中年人站在队伍旁边，一边看做大家打饭，一边大声地叫着：
“我看谁打肉多的，谁就是新来的”。
我看那个人头发乱乱的，脸上胡子拉碴，身上穿的衣服皱巴巴的，我以为他是食堂做饭的师傅，所以也没怎么理会。
过两天开会，才知道这个人是任正非，华为的老板。
华为往事（四）--我来之前的华为
到华为一段时间后，通过与一些老员工聊天，了解了很多华为的过去。
任正非是学习建筑专业的。
转业前是铁道兵某研究所的副所长。
八十年代初，解放军大裁军，任正非从部队转业。
由于他太太在深圳南油集团任工会主席，所以他随太太转到深圳，在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但不久，在做一笔生意的时候，被别人骗了，有两百多万货款收不回来。
他被公司开除了。
没办法，在1988年和几个人合伙，每人2万元，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套房子后来卖给华为的一个老员工杨明骏）。
公司虽然名为技术公司，但开始做的都是贸易的生意。
也没什么方向，什么赚钱做什么，还卖过减肥药。
一次偶然的机会，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就是单位里转分机的PBX）。
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道路。
经过几年的销售，华为建立了一定的销售网络。
这时任正非开始考虑做自己的产品，但华为没有任何技术力量，于是他和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签定了合作开发用户交换机的协议。
那位教授派了他的一个博士生来华为开发。
那个学生就是郑宝用。
郑宝用是在华中科技大学读的本科和硕士，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刚考上清华大学博士没多久。
郑宝用来华为后，成为华为开发的领军人物，就再也不回清华大学了，博士学位也不要了。
郑宝用为人随和，性格直率，大家都称他为“阿宝”。
在郑总的带领下，华为开发出了自己的用户交换机HJD48（模拟交换机），并利用已经建立的销售网络取得了一定的销售业绩。
但任总并没有止步于此，在1992年做出开发局用交换机的决策。
这是华为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这意味着华为正式进入电信设备供应商的行列。
因为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各种各样的单位，和电信局关系不大。
而局用交换机的用户就是各级的电信局。
但华为在开始开发局用交换机时，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JK1000。
当时数字交换机的技术已经成熟，模拟交换技术处于淘汰的边缘。
华为肯定是根据当时的本身的技术能力，决定开发模拟局用交换机。
如果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话，华为很快会被淘汰。
所幸这时出现了一个人物---曹贻安。
曹原来是生产线的一名工人，没有文凭。
他多次向任总进言，力主开发数字交换机。
任总被他打动，在模拟交换机交换机还在开发的时候，同时开始了数字交换机的开发。
曹贻安也因此从一名工人升为开发部付总工，数字交换机部的负责人。
这是华为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一个例子。
不过毕竟技术能力有限，在我来华为几个月后，曹的位置被毛生江代替。
曹也逐步淡出华为人的视野。
后来的华为人很少有人知道他。
我后来几次出差的时候碰到他，他都是背着高尔夫球杆。
还有一次就是他可能经常发牢骚，被任总狠批了一通，写了一份检讨，任总批示给公司中高层干部传阅。
后来，在谈及华为的创业时，任总多次说道：
“当时我们不懂事，误上了电信设备这条贼船，现在想下都下不来了”。
看到华为发展得这么好，也许会觉得他这句话有些娇情。
但华为一路走来，任总受了多少磨难只有他知道。
华为往事（五）－－C&C08
华为的数字交换机在开发的过程中用过几个名字。
在交换机开发快结束，即将出去开局之前，在全公司征集名字，最终采用了C&C08这个名字。
C&C有两个含义：
一是Country&City（农村&城市），表达了华为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渴望；二是Computer&Communication（计算机&通信）,数字程控交换机就是计算机和通信的组合。
C&C的格式是模拟当时电信业的老大AT&T而来的。
至于08没什么具体的含义，只是讨个吉利。
当时国内自主研发的数字交换机中，最牛的是巨龙集团的交换机。
它的交换机命名为04交换机。
结果几年后，04机就死掉了，而华为的08机却大发了。
你可以不用迷信数字，但冥冥之中，数字却决定了你的命运。
C&C08对华为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它是华为后来发展的基石。
华为后来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
C&C08是华为的黄浦军校，为华为培养了一大批的干部。
华为的大部分副总裁都是从这个产品中出来的：
郑宝用，毛生江，聂国良，李一男，杨汉超，姜明武，郑树生，洪天峰，徐志军，费敏，陈会荣，李晓涛，黄耀旭，刘平。
中研部的历任负责人更是全部由C&C08出来的人担任：
郑宝用，黎键，杨汉超，李一男，李晓涛，洪天峰，费敏。
至于在公司各部门当总监的就更数不胜数。
C&C08是华为的产品平台，华为后来的所有产品：
传输，移动，智能，数据通信等等产品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C&C08更是华为第一个大规模进入电信市场的产品，为华为带来可观的收入。
现在在全国很多的电信机房里都能看到C&C08的身影。
我离开华为后，曾去过几个地方的电信局，在那里看到C&C08的时候，心里还会感到很骄傲：
这是我参与开发的产品。
对一个开发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开发的产品被成千上万的人使用更有成就感了。
华为往事（六）－－开发C&C08的日子
华为开发数字交换机是先开发2千门的交换机，然后再搞一个中央控制模块把多个2千门的交换机连在一起，形成万门交换机。
我去的时候，所有的开发力量都放在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上。
只有李一男在考虑万门机的方案。
李一男招了我和余厚林两个人，我负责万门机的软件，余负责硬件。
余厚林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从武汉一个研究所过来的，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硬件工程师。
我清楚地记得李一男第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的情景。
李一男是华中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生，15岁就上了大学。
那一年刚研究生毕业，22岁，比我们俩小10岁。
大概是他头一回当领导召集开会，在给我们俩讲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好像有气无力的样子，要很注意才听得清楚。
他说话的时候，手还有点发抖。
后来，他的官越当越大，领导的人越来越多，口才也就越来越好了。
虽然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他的眼神很厉害。
从此以后，李一男在华为的时候就一直是我的顶头上司：
他当万门机项目经理，我是万门机软件项目经理；他当交换机业务部总经理，我是交换机业务部的副总工程师；他当中研部总裁时，我是数据通信业务部总监；他当公司常务副总裁时，我是公司执行副总裁。
在94－95年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
由于开发人力紧张，我们在做万门机方案的同时，也被安排参加2千门交换机的开发。
我在2千门交换机里担任了单板软件项目经理，开发了主节点软件。
当时2千门交换机开发人员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最小的唐新兵只有19岁，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
只有我和杨汉超年纪比较大了。
不过大家在一起开发合作还是非常融洽。
在开发C&C08的三年日子，是我在华为过的最开心，最充实，最难忘的日子，尽管那段时间是条件最艰难的，最没钱的。
大部分的华为人都在公司周围租住在农民房里，周围的南园村，南新村的房子租金因此不断上涨。
我住的宿舍里除了一张床，就没有什么了。
任总把公司打造成像一个家。
公司食堂的早，中，晚饭菜都很丰盛，晚上9点后还有宵夜，周末也是如此。
公司里还有洗澡和看电视的地方。
在公司大厅还有一个乒乓球桌可以打球。
所以那时候我们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公司里。
公司还给每个人买了床垫。
任总说，你们开发人员搞累了，随时可以躺在地上休息一会。
有时候加班晚了，就睡在公司。
这实际是公司对开发人员的关怀。
后来外界有人指责华为公司的“床垫文化”是华为强迫员工加班，实际上是不了解情况的误解。
我非常喜欢华为那时候的开发氛围，和我在学校的开发习惯相同。
开发人员上下班不用打卡，完成任务就行。
我们常常是晚上搞得很晚，早上睡到11，12点才起来，吃了中饭接着干。
那时候大家目标明确，就是尽快把交换机搞出来。
为此大家加班加点，半夜2，3点钟才回去是常有的事。
那时的加班也没有人强迫，都是大家自觉自愿的。
任总经常到开发组来，和大家聊天，有时晚上还请我们去吃宵夜。
任总真是一个很好的鼓动家，每次听他讲话都搞得我热血沸腾的。
那是支撑我在华为干下去的精神力量。
物质力量是每个月都上涨的工资。
他也在给我们压力，他说，搞交换机的钱都是高利息借来的，如果搞不成功的话，他第一个从五楼跳下去。
那时候的任总虽然压力很大，但脾气还没以后那么大，很少看到他发脾气骂人。
他还常常拍郑宝用的马屁，在会上会下说：
“阿宝是一千年才出一个的天才”。
亲切地称呼李一男为“红孩儿”。
华为往事（七）－－动荡的岁月
1993－1995年，对华为来说是动荡的岁月。
每天都有新的员工进来，每天都有老的员工离去。
每过一两个月就要搬一次办公室。
当时，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被国外七国八制交换机占领。
国内只有上海贝尔生产的S1240交换机，还是法国阿尔卡特的产品。
郑州通信兵工程学院邬江兴教授带领的开发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发成功第一个程控交换机，也就是后来巨龙集团生产的04机。
邬教授因此被授予少将军衔。
04机的成功给国内其他搞程控交换机开发的研究所，公司予极大的鼓舞和信心，纷纷加大力量开发。
在深圳就有好多家搞程控交换机的。
搞得最好的是长虹公司（不是四川那个生产电视机的长虹）。
长虹公司是深圳市政府和长春邮电学院合办的公司。
在华为刚刚开始搞程控交换机的时候，他们的产品就已经卖了一个亿了。
可惜他们只搞了2千门，赚了一点钱，就忙着分利和内部斗争了，后来就没有再发展。
中兴的交换机也比华为发展的早。
华为在技术，资金，政府支持等各个方面都比别人落后很多。
华为程控交换机最早的开发人员来自西安邮电十所（西安大唐的前身）。
华为刚开始是与十所合作开发交换机，后来把来合作的人员都挖过来了。
那些十所来的人每年回去过年的时候都有一个任务，就是带几个十所的同事到华为来。
以后，这几乎成了华为对外合作的模式：
先合作，后吃掉你。
我后来负责华为的对外合作部，每次去和别人谈合作的时候，对方最大的忧虑就是：
你会不会吃了我！
除了十所，华为积极地从其他相关企业挖人。
邮电部在西安举办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全国从事交换机开发的单位都派技术骨干来参加。
这正好是华为挖人的好机会。
华为去的人，白天学习，晚上就到各个宿舍去招人。
毛生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华为从长春电信设备厂挖过来的。
徐文伟是华为从深圳亿利达公司挖过来的。
当时亿利达算是南山比较大的外企，就在华为旁边。
亿利达通过当地派出所把徐给抓了起来，在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
后来反过来，UTSTARCOM从华为挖人，华为也通过派出所把人给抓了起来。
华为的另一个人才来源是和高校合作。
当时合作较多的是北邮，华中工学院，中国科技大学。
通过跟高校合作，既可以拿到一些技术，又可以培养后续人才，对华为的后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与高校的合作一直是华为对外合作的重点。
刚开始的时候，高校还能给华为带来一些新的技术,如ISDN是和北邮程时端教授合作，ATM是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周代琪教授合作，但后来华为的技术开发远远领先于各高校。
我在当对外合作部部长的时候，曾经走访了所有合作的高校，想找一些华为没有的新技术，结果一无所获。
这时华为和高校的合作仅仅是人才的培养了。
当然，华为大批的人员还是从社会上招聘。
我就是其中一个。
很多开发人员都不知道交换机是怎么回事，就边学边干起来。
那时我们每人手边都有一本程控交换机的国内规范，因为那本书是红皮的，更因为那是我们每天要看的书，我们称之为“红宝书”。
不管硬件还是软件，开发水平很低，干到哪算哪。
最高目标就是能打通电话，交换机死机是家常便饭。
最大的问题是人心不稳。
虽然说工资不低，但只能拿一半，而且这一半还不知道哪一天发下来。
华为那时候是发了这个月的工资，下个月的工资还不知道在哪里。
很多员工私下议论的最多的是公司哪一天会破产，帐上那一半的工资能否拿到。
一到公司发年终奖的时候（年底发去年的年终奖），就有好多人辞职，在财务部门口排长队领帐上的工资。
华为尽管没钱，但也决不拖欠辞职人员的工资。
当时我问过几个辞职的员工，他们说拿到的钱比他们想象的还多。
这一点对稳定人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深圳户口。
华为是民营的小公司，不受政府重视，深圳户口名额很少。
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员有深圳户口，大部分员工都要每年去办暂住证。
那时候深圳查得又很严，经常有保安半夜敲门来查证件。
没有证件的会被抓到东莞的樟木头去。
经常会有华为人被抓进去，包括毛生江也被抓过。
那时负责人事工作的是曾信富老师，他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去派出所捞人。
如果有哪位员工没来上班，我们就会说，可能是被抓去扛木头了（樟木头的联想）。
令任总心焦的是C&C08交换机迟迟出不来。
华为的销售很厉害，在交换机还没开发出来的时候，已经为第一个交换机找好了开机的地方－－浙江义乌。
但交换机非常不稳定，呼损大，断线，死机。
计划5，6月出去开局的，一直拖到十月份。
那时候，看到任总好像一下老了十岁。
阿毛（毛生江）每天看到我们都要说一句，“再不出去开局，老板要杀了我”。
十月后，实在在公司待不住了，尽管交换机还没稳定，第一台C&C08交换机终于到义乌开局了。
开发组的大部分人员带着开发工具都跟着去，等于是把开发的战场放到电信局去了。
这个局开了两个多月才完成。
后来还经常出毛病，经常需要开发人员去维护。
直到几年后，华为给他全部换了新版本的交换机，才稳定下来。
华为往事（八）－－C&C08万门机的开发
我没有去义乌参加参加2千门的开局，因为这时候万门机的开发已经展开。
从2千门向万门机扩展，在当时的主要做法是用内部的高速总线将多个2千门交换模块连接在一起。
像上海贝尔的S1240,富士通的交换机都是这种结构。
李一男最初做的万门机方案也是考虑采用总线的方式。
那时候公开的总线标准速度就快的是Intel的MultibusII总线。
所以李一男决定用Multibus来实现万门机。
花几十万买来了开发设备，但研究了几个月后发现华为根本就没有技术能力来实现这么快的总线。
李一男和郑宝用都是华中工学院光学物理专业毕业的。
这时候他们想到能否用光纤来把多个模块连接在一起。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光传输技术还不是非常成熟，在交换机中采用光传输技术的只有AT&T的5号交换机。
但正是这一个歪打正着的方案为华为后来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华为后来的远端模块，接入网，光传输产品也因此发展起来。
方案确定后，万门机项目组开始招兵买马。
项目经理是李一男，我是软件项目经理，余厚林是硬件项目经理。
软件项目主要成员有：
洪天峰，周元，李海波，陈辉，伍能鹏。
硬件项目组成员有：
黄耀旭，朱天文，张裕，李建国。
后来2千门开发结束后，费敏调到万门机项目组来任后台软件项目经理。
这个项目组最后产生了华为3个常务副总裁，3任中研部总裁（李一男，洪天峰，费敏），一个高级副总裁（黄耀旭）和一个执行副总裁（刘平）（在华为的高级干部中，常务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只有5，6个；高级副总裁相当于政治局委员；执行副总裁相当于中央委员）。
洪天峰也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
毕业后分配到南京邮电大学当老师。
由于他的太太在深圳工作，所以经他的同班同学郭平介绍进入华为。
洪长得五大三粗的，满脸的络腮胡子，很像他的名字。
但一说起话来，却是轻声细气的，还常常会脸红，像个女孩子。
他的性格也是那种很柔顺的那种。
做事情很慢但很细，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半天才做出决定。
但正是他的这种性格，和性格刚烈的任正飞能够很好地配合，并得到他长久的赏识,长期担任华为的COO.
华为当时销售的主要市场在农村，乡级以下的电信局。
很多人（包括毛生江）都觉得2千门交换机就足够了，开发万门机根本就卖不出去。
这样对万门机开发人员的信心就有了影响。
为了给万门机开发人员鼓劲，李一男特地请郑宝用来给大家开会，郑总说，“你们尽管开发，开发出来，我保证帮你们卖掉十台”。
当时听了还觉得很受鼓舞。
大家都没想到，后来万门机不是卖十台，而是成千上万台地卖，成了国内电话网中的主流交换机。
1994年，万门机的开发进入最后联调阶段，正是最紧张的时候。
这时，世界杯在美国开打。
我是足球迷，既要做好万门机的开发，又不想错过看世界杯。
我就向李一男建议，我们项目组每天加班到晚上2，3点，然后看一场世界杯的转播。
第二天睡到中午再上班。
就这样，万门机的开发进度没有耽误，世界杯的转播一场不拉地看了。
当时我和李一男同租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他被我拉着也一块看了转播。
李一男说他以前从来没看过这么多的足球转播。
我相信他以后也没有再看过了。
华为往事（九）－－邳州开局
万门机的第一个试验局选在邳州。
这是华为的交换机第一次进城，安装在县级电信机房中。
在九十年代初，中国的电信网络非常不发达，只有有权有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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