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羌方中国考古.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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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羌方中国考古
商代的羌方
牛世山
羌方是商代著名的方国之一，与商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
殷墟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羌方及其活动的记录，先秦文献中也有有关羌人的记载。
关于羌方的研究包括很多方面，主要有包括以下几个尚未解决的方面：
1．地望
羌方的地望，一般认为它是商王朝西边的方国，至于具体活动于何处，一说认为在山西、陕西东部一带，一说认为可能在渭水流域。
两说中以第一说影响较大，更有研究者将其作为其他研究的已知点。
羌方的活动地域到底在哪里，尚需研究。
2．社会发展阶段
殷墟卜辞显示，羌方是商王朝的劲敌，由此说明羌方社会可能处在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与其他族系的关系
有关记载显示，羌、羌方不仅与商王朝，还与周等族其他系也存在互动关系，其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何转变，尚需研究。
关于羌方的研究工作开展较早，因研究条件的局限，并未获得一致结论。
今天，随着中国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和商代甲骨卜辞整理研究的深入，对商、周文明及其周边方国文化的认识大为提高，开展商周时期方国及其文化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
基于这种情况，本文探讨羌方及其考古学文化等问题。
羌方是商代著名的方国之一，与商王朝存在频繁互动关系。
殷墟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羌方及其活动的记录，先秦文献中也有关于羌人的记载。
对于羌方的地望、发展阶段及与其他国族的关系等，现在仍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地望
羌方是活动于商王朝西方的方国，在殷墟卜辞中有大量有关羌或羌方的记录。
殷墟卜辞有“来羌自西”（《合集》6596、6597等），《说文》：
“羌，西戎牧羊人也。
”可知其活动于商王朝之西，这也是学界的一致认识。
至于羌方具体的活动地域，研究者的认识差异较大。
主要有以下诸说：
1．认为“羌方应理解为一流动的游牧民族，羌是他们的种姓”。
又说，“与羌作战的一些国族如沚、戉、
、雀或在晋南，或在河内附近太行山区域，……则羌去此不远。
”；“卜辞的‘马羌’可能是马方之羌，而马方活动范围似在河东”；又说，“今陕西大荔县西十五里有羌伯镇，地名‘羌伯’与卜辞‘羌方白’恐非偶然相合，此地或是羌伯所曾居住之地”。
2．认为羌方活动在渭水流域。
3．认为羌主要在商西北今晋西、晋北、陕西省东北一带。
4．卜辞的北羌当在今河南省东北角、河北省西南角。
以上诸说中，以第1说影响最大，其结论常被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已知点。
第4说明显与殷墟卜辞所指羌在商王朝之西的情况相悖，而且所指地区为商王朝王畿地区。
实际上，殷墟卜辞记载的商代诸方活动于商王朝疆域之外，远在王畿以外。
所以，第4说明显有误。
第3说所指地区也非羌人的活动地域，现在基本肯定，那里是
方（可能还包括鬼方等方国）的地盘，他们是商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劲敌。
按一般的研究方法，推断羌方的地望，是据征伐者的居地来推定的，默认的前提是认为他们与被征伐者的居地邻近。
如果这个前提确切无误，则属直接的、也是可行的研究方法。
但问题是如果前提有问题，那么，此法就并非适宜。
就不适宜而论，在王朝征伐的方国中，征伐者的居地并非一定居在被讨伐的方国附近。
殷墟卜辞中，贞问伐羌方和被羌所伐的商朝一方的国族（或人）以及组织很多，有学者早年作过很好的归纳，今参考列举如下：
妇好《铁》244.1
雀《合集》20399、20403
《合集》186、187、20399、20402、20404
《合集》196、197、198、492、493
吴《合集》6613、6629、6630正、6631～6634
沚《合集》6623、20531
《合集》498正、6619
戈《合集》504正、584反
貍《合集》199、200、201正、202、223、499、500正
鬼《合集》203正
旨《合集》39492
射《合集》6618
臿与射臿《合集》163、165、166、167
戉《合集》111、172～174、176、177、22043、39488
光《合集》182～185、22043
先（先侯）《合集》188正、189正、207
《合集》19754
踵《合集》190正、191、192、193
《合集》204
《合集》205
史《合集》913、914正、6599
般《合集》506正
龙《合集》506正
多臣《合集》626、627、628正
子效臣《合集》194、195甲、195乙
牧《合集》39490
师《合集》178、179正、180、181
其中一些国族（或人）不仅参与伐羌行动，有的还参与了商王朝在南方、西北、北方以及东方的诸多行动。
试举例说明。
1．雀
（1）叀雀伐羌。
《合集》20403
（2）乙巳卜，[贞]眔雀伐羌
。
《合集》20399
但雀也参与了其他很多军事行动，如：
a．获缶：
（3）庚申卜，王，贞雀不[其]获缶。
雀不[其]获缶。
《合集》6834正
b．伐、获亘
（4）癸卯卜，
，贞乎雀
伐亘，十二月。
《合集》6948正
（5）乙酉卜，争，贞雀获亘，二告。
乙酉卜，争，贞雀不其获亘。
《合集》6952正
（6）癸亥卜，亘不月雀
丁卯卜，雀获亘。
《合集》20383
c．伐望
（7）癸巳卜，
，贞乎雀伐望
《合集》6983
d.参与在南土的行动：
（8）囗囗卜，贞
雀噩在南土，骨（果）告事。
《合集》20576
2．
（9）癸未卜，贞叀
往追羌。
《合集》493正
（10）[
]获羌《合集》196、197
但
还伐东邦：
（11）丁巳卜，贞王令伐于东邦《合集》33068
并参与北土的军事行动：
（12）……贞
以伐，……于北土。
《英》1066
3．
（13）庚申卜，王，
获羌。
《合集》186
但
还伐
：
（14）庚戌卜，王，贞
其获征
，在东，一月。
《合集》6906
还参与在南土的军事活动，见上引卜辞（8）。
可见，这些被征伐的对象显然不可能都在西方的羌方附近，其中“北土”、“南土”之辞更说明有关行动更远在商王朝的北方、南方之地。
由此来看，征伐羌方的国族或人的居地是否就在羌方附近尚需探讨，更遑论羌方地望问题了。
在参与伐羌的国族和人中，其中妇好是为商王之妃，是居于商王都的王室贵族，安阳殷墟已发现妇好之墓可证；上举雀、
、
都供职于王廷，居地有的或在王都，或在他地，但可以肯定，并不在商王朝西疆的羌方附近。
实际上，所有伐羌的诸国族或人中，很难有可以确定其居地在羌方附近者。
可见，据此难以推知羌方的地望。
既然依据征伐羌人的国族（或）人的居地来推断羌方地望并不是十分可靠的。
那么，如何来探讨这个问题呢？
由殷墟卜辞所知，羌方是商王朝西部疆域之外诸方国之一，这是确切无疑的。
卜辞显示，羌方曾是商王朝的劲敌。
大量有关商王朝与羌方的战争卜辞记录显示，两者间是一种地域上直接接触的互动关系。
同时，羌人与崛起于关中地区的周人也有频繁的联系，周人又与商王朝间有着直接联系。
那么，羌方的活动地域必然与商、周人都邻近。
商、羌、周三者间的这种关系为我们探讨有关羌方的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条件。
今天，经过数十年来的商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现在，对商王朝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以商文化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分布格局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殷墟卜辞和有关可靠文献的综合研究，关于羌方地望问题是完全可以推知的。
由商代考古研究可知，商文化的分布区最西到达陕西关中地区。
其中在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时期，商文化西达西安一线，留下了华县南沙村、西安老牛坡、耀县北村等遗址。
在盛极之时的二里岗上层偏晚至殷墟二期阶段，其势力一度西进到关中西部的扶风、眉县南北一线，留下了岐山王家咀、扶风壹家堡、贺家、白家窑等遗址；殷墟二期以后，又退回到西安一线，直到最后退出关中。
从商文化的总体分布格局可知，关中地区就是商王朝的西部疆域，其中关中西部更是商王朝势力向西所能达到的尽头，这里就是商王朝西部疆界所在。
在附近以及外围，还存有以其他考古学文化为代表的族的共同体。
羌方很可能就是这里与商王朝邻近的考古学文化的族的共同体之一。
从考古学文化看，在商代的关中地区西部，这里与商文化相邻的考古学文化，除了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周人的考古学文化——先周文化，只剩下以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一支了。
尤其是在殷墟一、二期即殷墟卜辞的一至三期，刘家文化分布于关中西部的扶风、眉县南北一线以西和岐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与商文化呈直接对峙态势。
处于扶风、眉县南北一线的岐山王家咀、贺家、扶风壹家堡、白家窑显示，在殷墟一期前后，这些遗址是商人僻处西疆的据点；殷墟三期偏早之时，这里又成为刘家文化的势力范围。
可见，这一带是商王朝与刘家文化族群争夺的战场。
在这个阶段，相对于地域上远比刘家文化小的先周文化，刘家文化族群才是与商王朝角逐关中地区的本土主导力量。
直到殷墟三期以后，先周文化的地位才日渐显现，向东扩展到原商文化分布区，向西、向北扩展到原刘家文化分布区，而刘家文化则逐渐融合于先周文化之中。
根据刘家文化与商文化、先周文化的这种互动关系，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活跃于商代西疆的一支重要力量，羌方的考古学文化很可能就是刘家文化。
实际上，早就有学者认为，宝鸡石咀头、晁峪一类遗存（即刘家文化遗存）属于姜炎文化，碾子坡遗存为其分支。
刘家墓葬发现以后，有学者认为刘家文化的族属于姜戎。
还有研究者在讨论碾子坡类型的族属时，也赞同其为姜戎族或其分支说。
关于此问题，我们曾推测刘家文化的族属可能是殷墟卜辞记载的羌方，并就此做过初步的探讨，其国见于文献记载者有密须等国。
姜即羌，羌方应是羌人的族的共同体，其考古学文化可能是刘家文化。
这样，羌方的地域可据刘家文化的分布地域推知。
从刘家文化的遗存分布格局看，它在极盛之时，分布于陕西关中西部、甘肃东部偏南一带，向西一度达甘肃南部的渭水流域一带。
那么，羌方的活动地域当即此域。
从殷墟卜辞看，商人对羌人除常称“羌”、“羌方”外，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还有“马羌”、“多马羌”、“北羌”之称，这些称呼实际可归为两种：
1．马羌、多马羌。
马羌即多马羌：
（15）乙卯卜，争，贞王□伐马羌。
《合集》6624
（16）…寅卜，
，贞令多马羌御方。
二告。
《合集》6761
（17）贞，令多马羌。
贞，勿令多马羌。
《合集》6763
2．北羌：
（18）贞，北羌又告曰：
戎。
《合集》6625
（19）己酉卜，
贞，王惟北羌伐。
《合集》6627
由此可见，在商代晚期偏早阶段，羌方很可能分为马羌（多马羌）、北羌等不同分支。
从考古学文化看，相当于商王武丁时期，刘家文化可分为碾子坡、石咀头两个主要类型，各自的分布区域都较大，其中碾子坡类型分布于岐山以北的泾水上游流域，石咀头类型分布于关中西部偏西、甘肃南部的渭水流域。
刘家文化的这两个类型或可与羌方的分支联系起来。
北羌，从商人对它的这个称呼看，可以认为或当处于相对偏北的地带。
从刘家文化看，与其可对应者，惟有碾子坡类型了。
这个类型正好分处刘家文化的偏北地区，在其南边，越过泾水就有商文化的礼泉朱马咀遗址。
北羌的地望与碾子坡类型分布于刘家文化分布区偏北的情况正可对应。
马羌（多马羌）或即多马之羌，大概养马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
与其可对应者，只有石咀头类型了。
在这个类型所在的关中西部地区，后来正是西周王朝王畿地区的养马之地。
《史记·秦本纪》：
“（秦）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
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
”出自陕西眉县杨家村、时代为西周中期的盠驹尊也记载，周王在
地举行执驹之礼，并召来盠赐与两匹马驹。
说明在西周时期，关中西部确为西周王朝畿内的养马地区，在商代也应有养马的良好条件。
由此可知，养马也是石咀头类型族群的重要经济活动。
那么，多马羌可能指以石咀头类型代表的族的共同体。
此外，据先秦文献记载，在商代晚期偏晚阶段，在碾子坡类型分布区一带出现了密须等国：
《诗·大雅·皇矣》：
“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
”毛传：
“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
”此以阮、共为二国。
郑笺：
“阮也、徂也、共也，三国犯周，而文王伐之。
”此则以阮、徂、共为三国。
孔颖达《毛诗正义》卷23：
“笺以上言四国，于此宜为国名。
”又说：
“王肃云：
无阮、徂、共三国。
孔晁云：
周有阮、徂、共三国，见于何书？
孙毓云：
案《书传》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须、犬夷、黎、邗、崇，未闻有阮、徂、共三国助纣犯周、文王伐之之事。
皆以为无此三国。
故训徂为往。
……书史败亡，安可更责所见。
张融云：
岂能具数此时诸侯而责徂、共非国也？
《鲁诗》之义以阮、徂、共皆为国名，是则出于旧说，非郑之创造。
《书传》七年，年说一事，故其言不及阮、徂、共耳。
《书传》亦无玁狁，《采薇》称玁狁之难，复文王不伐之乎？
”则肯定阮、徂、共为三国。
朱熹《诗集传》则认为阮、共非国，而是周之二邑：
“阮、共，周之二邑也。
徂，往也。
”
释“徂”为往，至确。
至于阮、共是否为国抑或周之二邑，暂存疑。
密须为国，今无疑义：
《左传·昭十五年》：
“密须之鼓，文所以大蒐也。
”
《国语·周語》：
“密须由伯姞。
”
《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条班固自注：
“《诗》密人国。
”
密须所在，《左传·昭十五年》杜预注云：
“姞姓之国，在安定阴密。
”《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阴密故城在泾州鹑觚县西，其东接县城，即古密国。
”《史记·周本纪》等记载，密须为周文王所灭，历代认为在今甘肃灵台西五十里的阴密故城。
密须所在，正当碾子坡类型的分布区内，所以有研究者认为碾子坡文化是古密须国的文化；或认为碾子坡类型的族属为豳人；或认为碾子坡文化是阮人的遗存，不一定是密须人的遗存，而园子坪文化遗存与密须之国地望相近。
我们以为，碾子坡类型的族属不会包括豳人。
是否还包括其他国家，尚可讨论。
文献所见，豳为周人早期之国。
周先公公刘首迁于此（《诗·大雅·公刘》），至公亶父时，受狄人所迫，离开此地而迁于岐下（《诗·大雅·绵》）。
据文献记载，豳国在今陕西旬邑一带，自汉代以来历代无异议，更无豳国在碾子坡类型所在地域的任何文献记载。
所以，就迄今已有的证据看，碾子坡类型的国族可能不包括豳国自不待言。
考古发现所见，旬邑一带的商代文化面貌比较独特，可称之为孙家类型。
这个类型与其以西的刘家文化碾子坡类型差别较大，而与以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多有相似之处。
如此来看，旬邑一带的商代遗存或即为豳国的遗存。
再就碾子坡类型看，其分布区东近陕西旬邑、彬县，西接陇山，北起甘肃宁县、平凉，南达岐山，地域包括泾水上游的南半部，地域比较广阔。
这样一个广大的的地区，恐非密须一国所能当之。
因此可以说，密须国是碾子坡类型分布区的国家之一，但可能不是唯一的国家，这里应该还有其他的国家存在，即便它们不称为阮、共之名。
《世本》：
“密須，姞姓。
”密须后为周所灭而改为姬姓密国。
一般认为，羌的种姓为姜姓，由密须所见，则北羌之地羌人的种姓还包括姞姓。
综合以上分析说明，在商代晚期偏早阶段，羌方已可分为北羌、多马羌等两个分支；在商代晚期偏晚阶段，北羌又分化为密须等国家实体，密须等国可能是真正的国家了。
二．羌方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发展阶段
关于羌方的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者很容易联想起《说文》的记载：
“羌，西戎牧羊人也。
”很多研究者结合此类记载推断羌方处于游牧经济状态。
羌方的的社会经济形态到到底如何，还需要作具体分析。
前引殷墟卜辞所见，羌方的一支被称为“马羌”或“多马羌”，由此称谓或可说明养马是当时重要经济活动，并凸现出马羌（多马羌）的畜牧经济色彩。
据考古发现，石咀头类型发现的遗址地点较少，所见文化遗物基本为陶器，数量多，为完整或比较完整的采集品，这种器形完整或比较完整的众多陶器很少会出自居址，往往出自墓葬。
这些发现还无法推断当时是否存在诸如农业等经济活动。
但大量陶器的存在，说明当时有成熟的制陶手工业，而这种手工业往往是与定居农业生活相联系的。
从经济地理环境看，自仰韶文化以来，关中地区是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
我们认为，经过充分的考古工作，可能会有当时从事农业活动的证据。
宝鸡纸坊头遗址是刘家文化晚期的纸坊头类型的遗址，这个类型是由石咀头、碾子坡类型融合发展而来，两者的主要分布地域重合。
纸坊头遗址发现有文化堆积，说明当时处于定居生活状态，出土的双孔刀是本地区的传统农业工具，说明当时也从事农业经济活动。
同出还有骨镞，又可证当时还有狩猎活动。
不过，纸坊头类型的遗存同样发现最多的采集陶器，在宝鸡高家村发现有数十座墓葬；遗址少见，这与石咀头类型所见为墓葬的情况比较相似。
两个类型这种居址少见的情况，是否意味着马羌的的定居农业的特征不突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在北面的碾子坡类型，则发现有碾子坡、麟游蔡家河、园子坪、甘肃省平凉庙庄等遗址，涵盖居址、墓地两类。
尤其是碾子坡、麟游蔡家河、园子坪等遗址的发现，充分说明当时的羌人处于定居状态。
碾子坡遗址的面积约0.5平方千米，发现房屋基址、窖穴、灰坑和陶窑等遗迹约100多座。
碾子坡遗址的房址有地穴式和半地穴式。
地穴式房址常见且很有特点，它从地面向下挖出椭圆形土坑，从坑底再向外掏挖成为窑洞形，一条斜坡通道可通至外面。
居住地面近于平坦，设有灶，附近墙壁上往往置壁龛。
半地穴建筑的平面有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在房内地面上设有灶炕，中心立较大的支柱。
在房址附近常常窖穴和灰坑。
碾子坡遗址的多处房址、灰坑的壁龛和1件陶尊内发现一些炭化的粮食，经鉴定为高粱。
遗址中出土斧、锛、凿、杵、铲和刀等工具，基本为石制品，骨制品限于铲类。
其中铲和刀被普遍认为是可用于农业活动的工具。
由此说明当地存在有农业活动。
但有关工具发现少，可能说明当地的农业经济活动处于次要地位。
相比之下，碾子坡遗址出土兽骨数量很多，所见动物有牛、马、羊、猪、狗、鹿等，兽骨中以牛骨最多，约占全部兽骨的一半以上。
除鹿外，其余可能是饲养的家畜。
由此说明当地的经济形态具有浓厚的畜牧经济特征，甚至可以认为，这种畜牧经济处于主要地位。
此外，从遗址有关信息可知，当时还有少量的狩猎、渔猎活动，但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更次要地位。
综合以上分析，就迄今所知的信息看，羌方的社会并非处于游牧状态，而是处于定居生活状态。
其经济活动主要有畜牧、农业等，似乎又以畜牧经济的成分更为浓厚一些。
关于羌方的生活发展阶段，可从以下方面来分析。
殷墟卜辞所见，在商代晚期，羌方是商王朝的主要敌对力量之一。
一个能够在上百年间能与商王朝对峙、争夺的力量，实力一定不弱，其社会或许已经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
殷墟卜辞所见，在当时的商王朝周边有很多称之为“方”的族的共同体，如羌方、
方、土方、人方、林方、卢方、盂方等等，一般认为它们就是一个个方国。
其中如羌方，早有学者说，羌方是其羌人之国，殷人称国为羌。
前述殷墟卜辞所见，在商代晚期偏早阶段，羌方应是对以羌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总称，马羌（多马羌）、北羌应为其分支。
联系到刘家文化的石咀头、碾子坡这两个大的类型的存在或可说明，这种文化类型上的不同，其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差别，应该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这种差别可能反映了羌人社会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
或可这样认为，殷墟卜辞中对羌人的异称或许正说明，在当时，羌方既是一个整体，又存在不同分支或部属。
上文指出，在商代晚期偏晚阶段，在碾子坡类型分布区一带有密须等国，它们可能已是真正的国家。
那么，此前统辖地域涵盖这些国家的北羌以及多马羌乃至整个羌方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从文化遗存看，碾子坡遗址的房址形态流行地穴式窑洞，碾子坡的墓葬所见为小型墓，多为土坑竖穴式，少数为偏洞式，墓内常随葬陶鬲，有的另有陶豆。
刘家、高家村的墓葬类型多为偏洞式，墓内放置石块。
随葬品也基本为陶器，或仅鬲一种，或随葬陶鬲与折肩罐，或鬲、双颈耳罐、腹耳罐同出，或鬲与各类罐共出；有的墓内随葬有小件铜器，如铜铃、管、泡等。
这些差别基本表现在地域方面。
除此之外，整个刘家文化的各类遗存间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迄今为止，更没有发现象商文化那样的代表社会最高层级特征的高规格墓葬、大型建筑、重要文物等。
综合种种迹象可以肯定，羌方的社会发展水平要明显低于商王朝。
从总体看，羌方的社会形态或许没有到商王朝那样的发达程度，但在上百年与商王朝的互动激荡中，在商代晚期偏早阶段，其社会可能已经发展到很高阶段，这应是无可置疑的。
殷墟三期卜辞：
（20）囗亥卜，羌二方白其用于且丁、父甲。
《合集》26925
这里的方白（伯）即为羌人的首领。
这种将某方首领称为方伯之辞在殷墟卜辞还有一些，兹不备举。
如前所说，一般认为，这些方就是一个个的方国。
但就羌而言，从偏早时期的羌方、北羌和马羌（多马羌），到后来的密须等国，其间当有一些差别。
实际上，上列羌方以及有关异称在夏商周时期并非特例。
在夏商周时期，王朝的四境附近和其外有夷、蛮、越、戎、狄等种属，它们各自并不统一，可分为多个分支。
其中如东方和东南方有夷，夏代已有九夷，即九个分支；或称为“夷方”，多见于殷墟卜辞，它在商代晚期是商王朝的劲敌；有东夷、淮夷（南淮夷）之别，多见于有关文献和周代金文；西周早期，东夷更有奄、夆、敷古、莱等诸国；西周时期，南夷、东夷的二十六邦曾服于周。
可见，有关夷、羌及其属国之称颇多相似之处。
就夷人来看，两周时期的夷人的国家是很多的，而“东夷”、“淮夷”（南淮夷）之称似更多指族为言。
那么，“羌方”、“北羌”、“多马羌”是否也能够如此理解呢？
亦或包括羌方在内的商代诸方已经是商王朝那样成熟的王国？
这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羌族与商、周两族的关系
结合文献和考古发现看，羌方或羌人在有商一代一直存在，在数百年的历程中，商人的兴起和商王朝的扩张、衰败，周人灭商建立周王朝，羌人是这些重大事件的见证者，有时甚至是参与者。
羌人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其与商、周两族间有怎样的互动关系，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诗·商颂·殷武》：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由此诗可知，在商初，羌人迫于商王朝的威势，只好臣服于商。
商代晚期，羌方与商王朝的关系时敌时友。
殷墟卜辞中，商王朝对羌方的采取的行动频繁，更有“征羌”、“
羌”、“伐羌”、“羍羌”“执羌”、“获羌”、“获征羌”等多类用辞，参与者很多，已如上文所列。
这类卜辞又以武丁时期卜辞最多，前引伐羌者大多出现于这个时期。
由此可见，当时商王朝与羌方间基本处于敌对状态。
卜辞所见，商王朝的这种行动完全是对羌人的掠夺战争，不仅侵占土地，而且掠奴人口，把羌人送到商王朝，将其作为各种祭祀的祭品。
殷墟卜辞中贞问“来羌”、“氐羌”之辞很多，尤以武丁时期卜辞最多。
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来羌者有：
吴《合集》557
貍《合集》226正、233、234正
踵《合集》231、232正
光《合集》245正
先侯《合集》227
臿《合集》32017
犬
《合集》240
牧《合集》243正
妥《合集》228
望乘《合集》236、237
徉合集》32014、《英》2411
合集》235正
氐羌者有：
《合集》261
吴《合集》264正
光《合集》94正
貍《合集》283
牧《合集》281
臿与臿射《合集》277、278、32022～32029、39496、《屯》9、188、636、《英》756
犬
《合集》32030、《屯》539
犬侯《屯》2293
望乘《合集》32019、32021
《合集》19765
《合集》257
《合集》259
妬《合集》282
何《合集》273正、274正、275正、276正
泳《合集》239
师《合集》32020
龙和龙方《合集》271反、272反
兴方《合集》279正
蒸方《屯》606
对照前列参与伐羌的国族（或人），其中有部分参与了伐羌的行动。
另一些虽未见于有关伐羌的卜辞，但未必没有参与，因为前列很多参与伐羌者也无来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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