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18页word文档.docx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18页word文档.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18页word文档.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18页word文档
《三国演义》艺术品格的再认识
收稿日期：
2011-12-17
《三国演义》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小说。
明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指出《三国演义》的创作是“据正史，采小说，征文辞，通好尚”，清代章学诚认为它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二者都在说明，《三国演义》虽然遵循三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但是存在相当程度的虚构成分。
作为一部反映三国历史兴亡的小说作品，尊重史实当然是罗贯中从事创作的基本原则，但所谓“采小说”、“通好尚”、“三分虚构”云云，则指小说对史料以外的素材及思想意识的吸纳，以及作者依据自己的历史观所进行的想象与虚构，这才是构成《三国演义》小说品格的根本所在。
否则，《三国演义》与纪实性的战争回忆录之类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三国演义》在史实基础上进行虚构的质素，引来了学术界关于其创作方法的论争。
如学术界在借鉴西方文艺理论来评价《三国演义》时，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与浪漫的结合、古典主义等观点。
当下通行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
“《三国志演义》是在陈寿《三国志》等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美学理想所创作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有虚有实……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
”沈伯俊提出：
在创作方法上，《三国演义》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
综观全书，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汉灵帝即位（168年）到西晋统一全国（280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使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感，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这是人们普遍承认《三国演义》“艺术地再现了汉末三国历史”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
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
笔者以为，《三国演义》只是在故事脉络方面遵循了既定的历史进程，但它所反映的“历史”是作家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观念重塑的。
就其作为小说的品格来讲，本质上则是虚构的，是一部充满了浪漫虚幻色彩的长篇小说。
它对历史小说应该遵循的尚实的基本原则作了很大程度的颠覆：
从结构上讲，将真实的历史发展轮廓委之于神秘的天命循环的运数；从塑造的人物来看，很多情况下无视历史事实，从自己的历史观念出发，对人物给予了变形的处理，使其与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大相径庭；从情节设计来看，作者无视历史的真相，用小说家的手法或虚构或移位，从而与历史的真相大异其趣。
正基于此，本文拟从小说的几个基本要素出发，对《三国演义》的艺术品格给予重新考察。
一
毫无疑问，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注应该也必然是《三国演义》创作的基本史实依据，这不仅为《三国演义》特定的表现素材所决定，也是历史小说创作的基本要求。
所以小说中所展现的汉末动荡、军阀混战、三国鼎立以及天下归晋期间百年的历史进程要遵循历史的发展轨迹。
读者通过小说的阅读，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对三国历史的进程自然有了基本的了解。
历史演义小说普及历史知识的作用，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的。
如果说艺术的本质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生活的本质的话，那么历史演义小说的特殊要求则是在真实反映历史生活的同时，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作者应该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演绎，让读者穿透历史时空，去感悟历史发展的本质所在。
然而，作为一部艺术作品，罗贯中又是如何再现这段历史的呢？
我们说，他并非严格地尊重历史事实，而是通过虚构也即用小说家笔法对三国历史给予了重塑。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部经过作者加工、与历史的本来面目有着不小距离的虚构作品。
在作者看来，主宰历史发展进程的不是君贤、臣忠、官廉、民附等人的因素，而是渺不可知的历史循环论。
换句话说，小说是用茫茫天数统摄下的历史循环论来构架三国历史的。
作品开篇写道：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人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
”篇末回应开篇题旨道：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
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
”并以《古风》一首作结：
高祖提剑入成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哀哉献帝绍海宇，红轮西坠咸池傍！
何进无谋中贵乱，凉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计诛逆党，李催郭汜兴刀枪；四方盗贼如蚁聚，六合奸雄皆鹰扬：
孙坚孙策起江左，袁绍袁术兴河梁；刘焉父子据巴蜀，刘表军旅屯荆襄；张燕张鲁霸南郑，马腾韩遂守西凉；陶谦张绣公孙瓒，各逞雄才占一方。
曹操专权居相府，牢笼英俊用文武；威挟天子令诸侯，总领貔貅镇中土。
楼桑玄德本皇孙，义结关张愿扶主；东西奔走恨无家，将寡兵微作羁旅；南阳三顾情何深，卧龙一见分寰宇；先取荆州后取川，霸业图王在天府；呜呼三载逝升遐，白帝托孤堪痛楚。
孔明六出祁山前，愿以只手将天补；何期历数到此终，长星半夜落山坞。
姜维独凭气力高，九伐中原空劬劳。
钟会邓艾分兵进，汉室江山尽属曹。
丕睿芳髦才及奂，司马又将天下交；受禅台前云雾起，石头城下无波涛；陈留归命与安乐，王侯公爵从根苗；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既是对百年三国兴衰重大事件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这部皇皇巨著主要情节的精练归纳。
所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就是说不仅小说中所呈现的人和事（包括三国兴亡在内），而且所有的世事都难逃宿命，处于茫茫天数的支配之下，从而为作品蒙上了浓重的宿命情调和虚幻色彩。
而从读者的阅读效应看，似乎也与史实拉开了距离，感觉到这些人事、兴亡实际上都为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左右，都是天道循环的注脚，时时感到一种神秘的氛围，滋生一种世事无常、天命难测、命运不可把握的悲悯情怀。
就《三国演义》整体框架而言，从开宗明义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结尾的“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绝不仅仅是两个分句位置的置换，而是对这部历史小说整体框架的言简意赅的归纳。
我们不排除“分合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也不能说作者用分合来概括历史王朝的兴衰更替没有任何史实依据，但罗贯中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和表现形式，而在对其本质的把握中却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可以说，《三国演义》所有的人物、情节，都被作者框定在“分”、“合”的历史循环论的既定构架之中。
开篇伊始所描写的汉末政治窳败、社会动荡、阶级矛盾空前激化的状况，成了“合久必分”的前奏，非人力所能左右。
汉祚将终，异兆频出；东汉“气数已尽”，成为世人共识；终于导致群雄并起，军阀混战，“分”势已成。
而魏、蜀、吴歼灭群雄，鼎足而立，早在曹操“三日争辉”的梦中埋下伏笔。
第61回云：
操伏几而卧，忽闻潮声汹涌，如万马争奔之状。
操急视之，见大江中推出一轮红日，光华射日；仰望天上，又有两轮太阳对照。
忽见江心那轮红日，直飞起来，坠于寨前山中，其声如雷。
猛然惊觉，原来在帐中做了一梦。
……操还营自思：
“孙权非等闲人物。
红日之应，久后必为帝王。
”
逐鹿中原的军阀们都梦想完成一统，但难违的“合久必分”的天命已经决定他们到头来都是徒劳。
奸雄如曹操，贤德如刘备，智慧如孔明，英武如孙权，分裂的大势谁也无法改变，他们都难以扭转“合久必分”的定局。
他们一个个最终壮志难酬，赍志以殁，并不在于他们个人品行、才能的优劣高下，而在于他们违背天命，所以任何努力都于事无补，都不得不以悲剧收场。
“分”势既成，“合”势继之，也非人力改变。
第78回曹操病重时，“忽一夜梦三马同槽而食”，以及“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
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的诗赞，都是“合”势的注脚。
后40回文字对三国争战的演绎，总以“合”字统摄。
“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
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
三分归晋，乃不可抗拒的“分久必合”的天命使然。
毫无疑问，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基本遵循历史轨迹来敷衍历史事实，但在整体的创作理念上，罗贯中却用“分”、“合”的唯心主义思维定式来安排事件，描写人物，预设情节，结构作品，从而使三国历史的演绎充满了神秘色彩，使人面对历史充满了无奈。
如果说一部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其“外结构”，而作者的创作理念为其“内结构”，那么“外结构”往往为“内结构”所统摄；而作品的本质意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作品的“内结构”来呈现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与史实有着很大距离的艺术作品。
二
天人感应思想尽管在先秦已经滥觞，但真正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影响乃至起支配作用，汉代董仲舒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云：
“《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正是这种天人感应学说的深刻影响，导致了世人乃至于史学家对王朝兴衰的宿命解读。
如《三国志·文帝纪》对三国兴衰的解释：
初，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光禄大夫桥玄问太史令单飓：
“此何祥也？
”飑曰：
“其国后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
天事恒象，此其应也。
”内黄殷登默而记之。
至四十五年，登尚在。
三月，黄龙见谯，登闻之曰：
“单飓之言，其验兹乎！
”
已经暗示曹丕将来必定为王。
蜀汉建立之时，各种祥瑞并见。
其中刘豹等人上言云：
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时时有景云祥风，从璇玑下来应之，此为异瑞。
又二十二年中，数有气如旗，从西竞东，中天而行。
《图》、《书》曰“必有天子出其方”。
加是年太白、荧惑、填星，常从岁星相追。
……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
……臣闻圣王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故应际而生，与神合契。
愿大王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这种神秘的观念也统摄了《三国演义》的结构框架。
与建立在茫茫不可知的天数基础之上的小说整体框架相呼应，作品在写及各个王朝的兴亡盛衰时，都会有相关谶兆的渲染。
如开篇第1回对汉朝将亡的描写：
建宁二年四月望日，帝御温德殿。
方升座，殿角狂风骤起，只见一条大青蛇，从梁上飞将下来，蟠于椅上。
帝惊倒，左右急救入宫，百官俱奔避。
须臾，蛇不见了。
忽然大雷大雨，加以冰雹，落到半夜方止，坏却房屋无数。
建宁四年二月，洛阳地震；又海水泛滥，沿海居民，尽被大浪卷入海中。
光和元年，雌鸡化雄。
六月朔，黑气十余丈，飞入温德殿中。
秋七月，有虹现于玉堂。
五原山岸，尽皆崩裂。
种种不祥，非止一端。
第14回写道：
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
“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
吾观大汉气数将尽，晋魏之地，必有兴者。
”
在小说其他各回诸如第4回说“汉朝天数当桓灵”，第8回称“汉家气数已尽”，第119回言“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第120回强调“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等等，种种不祥预示着汉朝气数已尽，三国将兴。
又如第80回写蜀汉建立时出现的祥瑞：
谯周曰：
“近有祥风庆云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黄气数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见于毕、胃、昴之分，煌煌如月。
此正应汉中王当即帝位，以继汉统……” 同回写曹魏建立时出现的祥瑞：
李伏奏曰：
“自魏王即位以来，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蔚生，甘露下降。
此是上天示瑞：
魏当代汉之象也。
”许芝又奏曰：
“臣等职掌司天，夜观乾象，见炎汉气数已终，陛下帝星隐匿不明；魏国乾象，极天际地，言之难尽。
更兼上应图谶，其谶曰：
‘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
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
’……‘鬼在边’，‘委相连’，是‘魏’字也；‘言在东，午在西’，乃‘许’字也；‘两日并光上下移’，乃‘昌’字也：
此是魏在许昌应受汉禅也。
”
同回曹丕受禅时出现的异兆：
丕方下拜，忽然坛前卷起一阵怪风，飞沙走石，急如骤雨，对面不见；坛上火烛，尽皆吹灭。
丕惊倒于坛上，百官急救下坛，半晌方醒。
异兆归异兆，这为作者的思想倾向及作品的主题所决定，但曹丕即帝位是天命所归，谁也无法改变。
这些笔墨，严重损害了历史的真实，不能不说对人们正确认识三国历史，深刻把握兴亡规律、盛衰之道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从艺术的角度而言，除了使人感到天命难违、盛衰无常、不可捉摸，增加小说的神秘色彩外，对作品艺术品位的提升几无裨益，不能不视为小说的败笔。
三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创作的基本任务，也是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般而言，那些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都把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作为终极指归。
然而，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却有着特殊的要求，即要求小说家必须遵循基本的历史事实，塑造的人物不失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这方面，罗贯中却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这种原则，使《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与历史的真相大异其趣。
为特定的题材所决定，《三国演义》中出现了大批帝王将相。
但作者对他们的描写并非一如历史的本真，而是依据一己的历史观，从设定的主旨出发，违背甚至颠覆历史的基本事实及生活的基本逻辑，使他们与历史上的“自我”有很大出入。
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人物生死之兆。
人的生老病死，本来是很正常的自然规律，作为人学的文学，在表现作品人物的生老病死时，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恪守艺术规律，以达到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目的。
故弄玄虚，往往会给作品带来艺术上的伤害。
而《三国演义》在交代作品中主要人物的降生、死亡时，总会伴随神秘的征兆。
这种例子俯拾皆是：
第7回写孙坚：
围攻襄阳，“忽一日，狂风骤起，将中军‘帅’字旗杆吹折”。
蒯良谓刘表：
“某夜观天象，见一将星欲坠。
以分野度之，当应在孙坚。
”后来孙坚果然被乱箭射死。
第9回写董卓：
将被诛时，首先是其母感到“肉颤心惊”；其次是他“望长安来，行不到三十里，所乘之车，忽折一轮，卓下车乘马。
又行不到十里，那马咆哮嘶喊，掣断辔头”；接着写道：
“次日，正行间，忽然狂风骤起，昏雾蔽天”；再次，“是夜有十数小儿于郊外作歌，风吹歌声入帐。
歌曰：
‘千里草，何青青！
十日卜，不得生！
’歌声悲切。
”然后写道：
“次日侵晨，董卓摆列仪从入朝，忽见一道人，青袍白巾，手执长竿，上缚布一丈，两头各书一‘口’字。
”最后终于被众人所杀。
第32回写曹丕：
“丕初生时，有云气一片，其色青紫，圆如车盖，覆于其室，终日不散。
有望气者，密谓操日：
‘此天子气也。
令嗣贵不可言！
”’
第38回写孙策、孙权：
吴太夫人病危时召来周瑜、张昭道：
“我……嫁与孙氏，生四子。
长子策生时，吾梦月入怀；后生次子权，又梦日入怀。
卜者云：
‘梦日月人怀者，其子大贵。
”’
第34回写刘禅：
尽管是个昏君，但他是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而孕。
在他出生时，“有白鹤一只，飞来县衙屋上，高鸣四十余声，望西飞去。
临分娩时，异香满室”。
第41回中赵云怀抱他逃命时，不慎连人带马坠入土坑，追兵挺枪来刺，“忽然一道红光，从土坑中滚起，那匹马平空一跃，跳出坑外”。
小说引诗赞道：
“红光罩体困龙飞，征马冲开长坂围。
四十二年真命主，将军因得显神威。
”
第57回写周瑜死兆：
“孔明在荆州，夜观天文，见将星坠地，乃笑日：
‘周瑜死矣。
’至晓，告于玄德。
玄德使人探之，果然死了。
”
第63回写庞统死兆：
西川之役，先写孔明在荆州给刘备上书，称自己“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
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次写刘备告诉庞统，自己“夜梦一神人，手执铁棒击吾右臂，觉来犹自臂疼。
此行莫非不佳”；再写庞统“忽坐下马眼生前失，把庞统掀将下来”，一系列的异兆终于使庞统在落凤坡死于乱箭之下；最后又写“孔明在荆州，时当七夕佳节，大会众官夜宴，共说收川之事。
只见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从天坠下，流光四散。
孔明失惊，掷杯于地，掩面哭曰：
‘哀哉！
痛哉！
’众官慌问其故。
孔明日：
‘……庞士元命必休矣！
’”
第77回写关羽遇难后，“玄德自觉混身肉颤，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宁睡，起坐内室，秉烛看书，觉神思昏迷，伏几而卧；就室中起一阵冷风，灯灭复明，抬头见一人立于灯下。
……玄德疑怪，自起视之，乃是关公，于灯影下往来躲避。
……关公泣告日：
‘愿兄起兵，以雪弟恨。
’言讫，冷风骤起，关公不见。
”诸葛亮“夜观天象，见将星落于荆楚之地，已知云长必然被祸”。
第81回写张飞遇难时，“先主是夜心惊肉颤，寝卧不安。
出帐仰观天文，见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坠地。
……孔明回奏日：
‘合损一上将。
三日之内，必有惊报”’。
第103回诸葛亮在病逝之前，“仰观天象，十分惊慌；入帐谓姜维曰：
‘吾命在旦夕矣！
’维曰：
‘丞相何出此言？
’孔明曰：
‘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曜，其光昏暗。
天象如此，吾命可知’。
”“司马懿在营中坚守，忽一夜仰观天文，大喜，谓夏侯霸曰：
‘吾见将星失位，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
”’第105回又写道：
“后主在成都，寝室不安，动止不宁；夜作一梦，梦见成都锦屏山崩倒……谯周日：
‘臣昨夜仰观天文，见一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落于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
今陛下梦山崩，正应此兆。
”’
这些伴随人物生死而出现的匪夷所思的异兆，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与艺术的真实不合榫。
二是人物命运之兆。
在《三国演义》中，一个人物的命运一出生甚至还在娘胎时就已经决定了。
大富大贵之人，总能遇难呈祥，或有天助，或遇人助，或应神助；当其遭难或生命垂危时，总有自然界的异兆出现。
试看：
刘备：
《三国志·先主传》载：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
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遥望见童童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
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
‘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
’”罗贯中吸纳了这种神秘化的记载，使人明白刘备将来必享帝位之尊。
第3回写少帝：
与陈留王被宦官挟持，避难于北邙山河边乱草之内，“满地荆棘，黑暗之中，不见行路。
正无奈何，忽有流萤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飞转。
陈留王曰：
‘此天助我兄弟也！
’遂随萤火而行，渐渐见路。
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冈边见一草堆，帝与王卧于草堆之畔。
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
庄主是夜梦两红日坠于庄后，惊觉，披衣出户，四下观望，见庄后草堆上红光冲天，慌忙往视，却是二人卧于草畔”。
吉人天相，自有神助。
孙策、孙权的命运征兆：
第29回孙策死后孙权职掌江东之事，小说写道：
“昔汉使刘琬入吴，见孙家诸昆仲，因语人曰：
‘吾遍观孙氏兄弟，虽各才气秀达，然皆禄祚不终。
惟仲谋形貌奇伟，骨格非常，乃大贵之表，又享高寿，众皆不及也。
”’可见孙策禄祚不终，中道夭折，孙权称霸江东，孙策、孙权的福、禄、寿、天早已是命运注定。
诸葛亮与庞统：
第62回刘绩等人到锦屏山求问前程之事，紫虚上人写下8句言语付与刘琐：
“左龙右凤，飞入西川。
雏凤坠地，卧龙升天。
一得一失，天数当然。
见机而作，勿丧九泉。
”诸葛亮与庞统二人的命运在此埋下了伏笔。
刘备命运：
第81回写刘备欲兴兵为关、张报仇，遣使到青城山请来李意卜问吉凶。
“先主再三求问，意乃索纸笔画兵马器械四十余张，画毕便一一扯碎。
又画一大人仰卧于地上，傍边一人掘土埋之，上写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
在此已经埋下他日后死于白帝城的伏笔。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而言，罗贯中在不少情况下并非按照正常的生活逻辑及历史的真实来设置人物的穷通得失、寿天祸福，他往往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及为人物设计的既定性格，通过各种异兆异谶来反复渲染，为人物的命运结局作大量伏笔，然后将其嵌入历史的发展线索之中，最终让人物走到生命的终点。
因此，我们说在很多情况下，《三国演义》对人物命运的揭示不是遵循历史的事实，也非源于生活的逻辑，更没有考虑艺术的辩证法，而是处处显得令人难以琢磨，虚幻荒诞。
三是人物性格的重塑。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塑造人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让读者在审美愉悦中达到对历史人物真实面目的充分把握。
但《三国演义》在这方面却发生了极大的背离。
罗贯中并非依据文献记载还原历史人物的原貌，而是按照自己的史学观念及道德理想，给予他们面貌迥异的重塑。
主人公完全受制于作者拥刘反曹的创作主旨，使他们与历史上的“自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拿诸葛亮来讲，被罗贯中神化为一个能掐会算、呼风唤雨、过去未来无所不知的神人，这里略作分析。
首先是诸葛亮的外在形象。
关于其相貌，《三国志》只有“身长八尺”四字，但在小说第38回中，刘备三顾草庐，诸葛亮首次亮相：
“玄德见孔明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在以后的诸多战事中，他不仅常常是素履皂绦，一把鹅毛羽扇从不离手，甚至“身披道衣，跣足散发”，俨然是后来神魔小说中的道教军师。
其次是诸葛亮的经历。
诸葛亮形象的深入人心，除了其外表装束，主要还是通过他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几个主要事件来实现。
然而，这些事件几乎都是虚构的产物。
如第37、38回中的三顾茅庐源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第43到57回的联吴抗曹，源于史书的“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至于博望用兵、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三气周瑜、巧布八阵图、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空城计、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等等，或仅凭史料一鳞半爪的影子，或完全向壁虚构。
此外，罗贯中还根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的记载，虚构出大量贯通天地、料事如神、未卜先知、呼风唤雨、趋吉避凶等神秘荒诞的情节、事件。
我们不能说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所作的虚构、荒诞铺写都是败笔，也不能否认这些描写对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所起到的重要艺术作用，但从阅读效果来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非三国时期的真实历史人物，而只能作小说人物观了。
四
高尔基说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
情节是构成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表现人物之间相互关系的一系列事件的演变过程，往往体现出人物行为之间的冲突。
既然情节为塑造真实的人物形象服务，情节的设计就必须符合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辩证法，否则，不仅会给作品带来艺术上的伤害，而且也会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得苍白甚至失真。
在这方面，《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却虚构了大量神仙鬼怪、灵异谶兆之类的情节，使作品失去了历史小说本来应该具备的真实品格，充满神秘虚幻的色彩，给小说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请看以下情节：
第9回董卓被杀的情节：
王允派李肃到郿坞接董卓到长安受禅，董卓向母亲辞别。
先言其母“肉颤心惊”，次写途中车轮折断、马断辔头，接叙次日狂风昏雾、儿歌悲切，再渲染道人的诡异举止，最终董卓终于在这一系列神秘恐怖的情节链条中送了性命。
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显得变幻莫测，匪夷所思。
董卓被除，李催、郭汜杀掉王允为其报仇，选择吉日，迁葬郦坞。
第10回写道：
“临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数尺，霹雳震开其棺，尸首提出棺外。
李催候晴再葬，是夜又复如是。
三次改葬，皆不能葬，零皮碎骨，悉为雷火消灭。
天之怒卓，可谓甚矣！
”虽然意在借此情节表现董卓的天人共怒，但荒诞怪异反失其真。
第19回写刘备逃难途中，刘安杀妻取肉招待刘备。
这一情节固然是为了表现刘备的深得人心，但显然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逻辑南辕北辙。
第30回“劫乌巢孟德烧粮”写官渡之战中曹操自带五千人马袭劫乌巢、焚烧袁绍粮草辎重之前，袁绍谋士沮授“见太白逆行于柳、鬼之间，流光射入牛、斗之分”，便知有“贼兵劫掠之害”。
袁绍不听其劝，一意孤行，终于招致乌巢之失。
第34回“刘皇叔跃马过檀溪”：
襄阳会上，蔡瑁率军追击，前面水阔数丈的檀溪拦住去路。
紧迫之间，“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
这一情节的设置无非是出于对刘备这位“真英主”的颂赞，但夸张显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