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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
课题报告
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
吴小英
女性主义研究的兴盛是20世纪不可忽视的学术现象。
它起源于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所谓“第二次浪潮”的政治风暴，因此可视之为女性主义向文化界、学术界的进军（吴小英，2000）；同时它又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风靡西方的反主流文化浪潮之中，带有很强的反主流文化意识和批判意识，因而常常被归类为批判理论或后现代主义的一种。
与女性主义在其它学科的表现相似，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研究最初集中于对这一学科中女性及相关问题的无形化、边缘化的批判，继而在他们所倡导的性别建构论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对整个学科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批判，并试图提供建立在女性经验基础上的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的可选择途径。
虽然由于女性主义内部就社会学的许多重要主题还存在诸多分歧，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或理论，并且女性主义往往由于过分强调其运动目标和性别利益而被指责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学术研究，但是显然学术界已经无法对19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发出的声音置之不理。
无论主流社会学界对女性主义在社会学中的工作评价如何，现在的社会学家在编写当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流派的教科书时，都无法将女性主义理论或性别分析方法排除在外（见特纳，2001；巴比，2000；沃特斯，2000）。
国外社会学系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中，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课程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尽管用的名称可以各式各样。
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已构成这一学科中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时诸多与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相关的学术刊物在社会学界的名声也越来越大。
因此至少从社会学建制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在这一学科中称之为“流派”并不为过。
另外，即使从智识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在社会学领域的工作虽然批判多于建树，但毕竟没有停留在已有的框架内做一点小修补。
除了开辟出一些独特的新领域和新主题之外，重要的是他们始终尝试着从新视点出发去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学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尽管这种尝试离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相距甚远。
因此即使库恩意义上的所谓“范式革命”对于女性主义来说还只是个梦想，但这也并不能成为否认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存在的理由。
相反，探讨其存在的意义和问题对于社会学本身的发展来说已是不可回避的工作。
一、女性主义介入前的社会学
在1970年代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介入各学科之前，社会学领域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现象为女性研究者提供了机遇：
第一就是长期以来社会学内部形成的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普遍忽视；第二就是社会学包罗万象的统一理论的式微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
这就使得女性主义研究在从政治运动中获得实践资源的同时，也从学科本身获得了学术资源和理论养分，从而为社会学中女性主义流派的产生和成长酝酿了合适的土壤。
1、女性主义之前社会学中的女性位置
女性主义之前的社会学中，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被大大地忽略了。
她们一般仅仅出现在象家庭、生育、性等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之内，正如在实际生活中女人的空间仅仅局限于这些所谓个人、身体和家庭等私密领域一样。
因此关于女性的研究在社会学中处于边缘的和不为人重视的位置。
女性在社会学中的这种位置是与她们当时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极其一致的，这体现了社会学的创立者们有关这一学科的最初梦想：
即社会学就是以自然科学的技巧和模式去如实描绘社会秩序和人类行为。
他们相信在社会世界中，如同在自然界一样存在着一种合理的自然秩序，而关于女性和家庭的位置就是构成这一合理秩序的一个部分。
在社会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是个有机整体，而家庭一向被视为社会的一个功能单位。
由于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天然差异，女人的功能只能是在家庭里承担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
女人服务于家庭中的男人，而男人在家庭和其它社会组织之间建立起联系。
通过男人和女人的不同角色分工和功能分化，实现了使社会有机体趋于稳定和平衡以及社会演进趋于更加合理化。
因此是女性的天生自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使女人在父权制的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处在男人的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父权制在功能主义那里被视为是社会体制的一种自然演化形式（Ollenburger&Moore,1998）。
在当代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中，社会的稳定和协调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社会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社会的变迁。
因而那些推进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被视为是具有积极效用的因素，而那些推进社会迅速变革的因素被视为是反常因素。
关于女性角色的最著名的功能主义解说是由帕森斯做出的（Parsons&Bales,1955）。
他将核心家庭视为工业社会不可避免的家庭形式，认为由于家庭的孤立、流动以及工业化社会连锁的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必然产生男女功能的分化。
其中男性在家庭中扮演积极主动的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表意性的情感角色。
男女之间的这种角色分工不仅在家庭中存在，而且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从而保证了家庭与整个社会的正常功能运行。
社会学中另一个有影响的流派是冲突主义。
冲突论者认为社会的变革与进步是通过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彼此冲突和斗争实现的，男人和女人就处在冲突的双方。
这种冲突来自双方在财富和权力方面的不平等分配，男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位置始终处于优势而女人处于受压迫的位置。
女性一方面成为婚姻买卖中的一种特殊财产，另一方面也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底层的被剥夺者。
原因就在于女性在生理上就比男性弱，她们是作为男性的性对象和私人财产存在的，于是性别的分化导致两性在经济、政治各方面的不平等和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变革。
因此恩格斯指出，妇女的解放是一个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志。
可以看出，女性主义之前的主流社会学理论基本上是以传统的性别角色（sex-roles）理论为基础对两性的分工与功能进行解说的，只不过得出的结论不同而已（以协调为宗旨或以变革为目标）。
这些理论模式都是建立在男女性别差异的“生物决定论”的解说基础之上，是以男性的经验、利益为基础的，符合父权制结构的社会机制以及性别主义的范式，因此女人在社会学中的位置就象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一样，始终是无足轻重的，或者可以概括为是无形的、边缘的、歪曲的甚至完全缺席的。
这种现象随着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深入以及跨学科女性研究的建立而日益受到学院派女性主义的抨击。
女性主义试图从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维度出发对社会中的女性位置做出重新分析和解说，并同时改变女性和性别研究本身在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
2、社会学面临的模式危机
正当女性主义从女性和性别问题着手进入社会学研究的同时，作为一门学科建制和知识模式的社会学本身也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一方面，60年代刚刚从战后的绝望与憧憬中走出来的西方世界又重新受到阶级冲突、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困扰，各种各样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反政府、反现存制度的巨流，并使青年人成为反叛文化的主体。
他们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对战后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批评，使以反主流文化为特征的运动在整个西方社会以及思想界和文化界愈演愈烈。
在美国，帕森斯时代所推崇的那种社会稳定和进步的意识形态假设受到了普遍怀疑，曾经雄居霸主地位多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面对新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衰落，也显得无能为力。
因此受到批判和质疑的不仅仅是功能理论本身，还有作为社会学理想目标的帕森斯式的庞大社会运行系统理论存在的可能性。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古德纳在《即将到来的西方社会学危机》（1970）一书中就表达了这种质疑，进而倡导建立一种“反思社会学”（reflectivesociology）来取代代表社会秩序普遍话语的传统社会学（Gouldner,1970）。
另一方面，从学术和思想领域看，60年代以后现象学、解释学、批判理论等思潮的兴起也使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模式基础的实证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对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重新审视、批判和尝试成为社会学家工作的一个当务之急。
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Smelser）在谈到战后美国的社会学状况时指出，研究主题、视角和方法论类型的分化已成为这一学科的标志，这带来两种结果：
一是每个亚研究领域内解释框架的日益丰富多彩，二是在关于什么是知识的核心组织基础的问题上越来越缺少一致性。
然而一方面是社会学的这种四分五裂和日益专业化所带来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家越来越依赖于自然科学模式的陷阱这种趋势，两者奇怪地同时并存着。
对技巧和实证科学的强调充斥着这个学科，结果导致曾经作为社会学思想中心的哲学的、道德的和社会问题的传统更加边缘化。
这种追求不变的关系和精确的技巧程序的实用性作为美国社会学的主导范式仍然占据着核心的位置。
它使社会学家们误以为不是以研究问题来界定所用的方法，而是以研究技巧来界定社会学问题的提出。
这种方法论的霸权威胁到了社会学作为一种可行的学科事业的前景，导致了学科本身的危机和边缘化（Vaughan,1993）。
华伦斯坦等人在谈到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指出，对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依赖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的普遍趋势，这导致学科各自独特方法论的削弱以及学科之间多方面的重合，因此要寻找学科之间明确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每门学科自身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从而导致人们对学科内部统一性以及学术前提合法性的怀疑（华伦斯坦等，1997）。
各种各样跨学科的东西便在这时应运而生，女性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以普遍主义标榜的社会科学日益受到偏狭性的挑战。
人们认识到，在科学普遍性的旗号下，形形色色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被确认为理性的反映和体现，成为决定诸多知识形式命运的普遍范式，实际上却只不过代表着某一群体、某一区域的特殊利益。
西方社会科学就是凭借它在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绝来向全世界传播自己的观点，其作为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下掩盖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偏狭追求。
因此随着后现代主义而兴起的文化研究以怀疑主义的姿态对所有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所谓“宏大叙事”展开了挑战，女性主义者以普遍的男性话语为批判目标，也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些挑战者的行列。
二、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
（一）：
对传统的批判
女性主义在知识界的表现方式就是学院派女性主义所创建的跨学科领域——女性研究的诞生。
这一研究领域以女性主义的理论为基础，关注女性主义的实践，并将解说与改变女性与性别问题现状、重新检讨学术与知识的传统框架为使命。
因此女性研究是以对主流研究的批判为开端的，女性主义与社会学的相遇也从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性别主义传统的批判开始。
1、女性相关议题的忽视、冷落和曲解
谈到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批判，就要提到20世纪70年代一本颇具影响力的论文集：
《另一种声音：
社会生活与社会科学的女性主义观点》（1975）。
书中收集了当时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主要批评和新见解。
编者玛西娅·米尔曼（MarciaMillman）和萝莎贝·莫斯·肯特（RosabethMossKanter）在那篇著名的导言中列举了在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并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批评和分析，成为女性主义社会学的经典批判（Millman&Kanter,1975）。
首先，女性主义认为，由于社会学中某种传统的界定模式的运用，有关社会研究的许多重要的领域被忽略了。
比如社会学的主导模式重视男性所关注的社会结构和理性行为问题，忽视女性所关注的社会现实及情感问题。
其次，社会学集中在公共的、官方的、有形的或戏剧性的角色扮演者和情景定义上，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太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则被搁置一边不予重视，而后者正是女性参与最多的场合。
由此我们不仅冷落和歪曲了女性的活动，而且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系统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因为我们忽视了其最基本的进程，即在非正式的、个人的网络与正式的、官方的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三，社会学假定男人和女人处在一个“单一的社会”里，从中可以概括出对所有参与者同等适用的普遍性。
然而女性主义认为男人和女人实际上处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中，比如同一个婚姻就对丈夫和妻子构筑出不同的世界，同时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世界中的位置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
第四，在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领域中，性别被视为是与某些社会现象或行为无关的因素而没有被考虑在内，但实际上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如职业的选择中不考虑性别因素就无法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
第五，社会学总是以解释现状、为现存的权力分配结构提供合理性为目标。
女性主义则提出社会科学应该以探讨必需的社会变革、鼓励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更富于人性的社会为己任。
社会学不仅要分析女性生活的现状和受压迫的原因，而且要关注她们生活质量的改善。
第六，量化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情景往往系统地阻碍了某些信息的发掘，而这些未被发现的信息对于问题的解释来说很可能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方法论的假设和技巧可能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并得出有问题的结论，因此女性主义倡导在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尝试。
我们可以将以上有关社会学的经典批判分为两个部分，前三点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中女性及其相关议题的忽视、冷落和歪曲，包括研究领域和界限的偏狭界定以及研究前提和结论的偏差和曲解。
后三点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基本框架及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上的男性中心导向，包括对社会学本身的知识模式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解和争论。
凯瑟琳·沃德（KathrynWard）和琳达·格兰特（LindaGrant）在80年代将女性主义社会学批判界定为四个主要的主题：
（1）女性作为研究主体的忽视和未充分代表；
（2）对男性及相关主题的集中和强调；（3）认为社会学的范式、模型和方法歪曲了女性的经验；（4）有必要扔掉那种将男性经验作为标准的做法。
他们认为第一个主题只是在现存的社会学研究中“增加”点内容，第二和第三个主题是对现存研究模式的“修改”，而最后一个主题最激进，是对学科本身的“重塑”（Ward&Grant,1985）。
这种划分同样可以归结为两部分，一是在社会学现有框架内的批评和修补，二是对社会学传统和框架本身的批判和重建。
后一种批判比前一种更加激进，但前一种批判所取得的成效更加显著。
事实上，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中性别主义传统的批判几乎遍及社会学的各个领域。
在作为社会学核心的社会结构与分层问题上，女性主义社会学家琼·艾克（JoanAcker）就对传统分层理论中包含的六个方面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批评，这6个基本假设是：
（1）家庭是分层体系的基本单位；
（2）家庭的社会地位是由男性户主的地位决定的；（3）生活在家庭中的女性的地位是由她们所依附的男性的地位决定的；（4）女性的地位是与她的男人的地位平等的，因为家庭是一个价值均衡的单位；（5）女人只有不依赖于男人时才决定她们自己的地位；（6）女人在许多方面与男人的不平等和分化与分层体系的结构没有关系。
艾克认为这些假设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没有将性别这个变量考虑在内，没有看到性别对劳动分工和个人地位都会产生影响。
在决定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成员地位时，主流社会学运用了双重标准，即职业作为测量范畴在女人那里被婚姻所取代，也就是说传统社会学中根本没有将女人纳入社会结构的描述当中。
这种“智力上的性别主义”（intellectualsexism）不仅抹杀了家庭与劳动市场上的两性差异，而且也导致人们对社会结构和分层的真实境况的歪曲理解（Acker,1973）。
在家庭问题上，传统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学说，认为核心家庭的性别分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工业社会的需求。
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不存在任何基于生理需求和所谓天然角色分工基础上的特定的家庭形式。
家庭结构及其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而成的，同时也建构了外在的社会和权力关系。
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体验与男性在家庭中的生活体验各不相同，女人在家庭中受到男人的支配和剥削，家庭本身就是体现权力关系的不平等的场所。
传统社会学总是把家庭作为一个私人空间而排除在主要研究领域之外，女性主义对此提出了猛烈抨击，指出家庭无时无刻不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预，它体现了社会的权力结构，同时也将不平等的关系进一步延伸到社会（Thorne&Yalom,1992）。
在女性主义看来，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与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之间的对应，是基于“生理决定论”的一种文化诡计。
它预设了男人和女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现有角色分工和地位的合理性，也为社会学将女性及相关议题排除在外提供了理由。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帕米拉·阿伯特（PamelaAbbott）和克莱尔·华莱士（ClaireWallace）将女性主义对社会学的批判概括如下：
（1）社会学一向以研究男人为重，并隐含了替男人说话的理论；
（2）把针对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概推到全体；（3）经常漠视女人切身的领域与议题，或认为那不重要；（4）当研究包括女人在内时，以一种性别歧视的扭曲方式呈现女人；（5）很少把性别视为重要的解释变量。
他们认为之所以社会学传统中包含明显的性别主义倾向，就是因为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男性主流（malestream）的社会学（Abbott&Wallace,1995）。
男性中心的观点深入到学科领域的界定中，从一开始就将女人的议题放在一边。
由此女性主义认识到，必须对社会学整个学科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模式进行重新反省，除了男人观点之外，也必须从女人的观点去看世界；要看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并非两个世界，而是相互影响的，必须加以解释；同时要将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对男性主流的社会学的现存工具与概念等必须加以革新。
2、主导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的男性中心导向
女性主义对社会学传统的更加激进的批判来自对社会学的主导概念、框架、理论和方法的男性中心导向的挑战。
70年代初期，女性主义学者对社会学中由于结构功能学派的倡导而广为应用的性别角色（sexrole）理论提出了批评。
他们认为，帕森斯关于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工具性和表意性角色的两分法是值得质疑的，这种角色定义将女人局限在家庭之中，并且使女人在走向社会时仍摆脱不了这样的角色，即在劳动市场上的分工只是家庭角色分工的延续。
但实际上女人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劳动市场上的工作都对经济和福利做出了贡献。
因此这种角色分工理论实际上掩盖了现实中的一种权力关系。
而且女性主义者还发现角色理论在应用于家庭时，对于丈夫和妻子采取的是双重标准，也就是说只集中说明家庭中女性的角色，男人的角色则可以是自我解释的，即使有什么变化，那也是妻子角色的变化，而丈夫的角色是给定的、不可更改的。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不断积累，社会性别关系（genderrelations）的概念被用来取代传统的性别角色概念，以至于197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性别角色部成员投票一致通过，将他们部的名字改为性别与社会性别（sexandgender）部。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列举了性别角色理论至少三个相互关联的弱点（Osmond&Thorne,1993）：
（1）性别角色理论作为社会理论是值得质疑的，因为它将一个生物术语与一个社会术语连接在一起，暗示社会是循着自然倾向发展的，而生物性别的差异又总是可以通过更加高级的社会角色的形式显现出来。
因此性别角色理论总是热衷于研究性别差异为题，从而落入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僵化的二元框架。
（2）性别角色理论没有实现将个体与社会有效地连接起来的承诺。
社会决定论强调个体是由他们的社会角色决定的，因此人类无法摆脱性别角色的规定。
然而无论是人的行为符合或违反了角色规定，性别角色理论总是责难那些受害者而不是性别体系本身。
从社会化的角度看，性别角色理论规定了社会化的要求，使符合者受到奖励、违反者受到惩罚，而社会化者的期待又强化了这种角色规定，因此性别角色理论使社会结构溶解在个体的行动当中。
（3）性别角色理论最根本的弱点是无法说明性别关系中存在的权力、不平等和冲突。
角色理论假定在界定地位阶层和角色期待时，起作用的是公正的、非个人的“标准化因素”，它忽视了这种明显存在的可能性，即那些制定角色规则的人是从他们自身利益出发的。
因此女性主义主张彻底摒弃“角色”这一不合适的概念，并以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取而代之。
女性主义还对作为社会学传统框架基础的公共与私人的两分法提出了挑战。
社会学中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一向被视为是公共领域而赋予重要性，而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
公私领域的分野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传统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意识形态，也规定了社会学研究中孰重孰轻的排序。
女性主义对工作和家庭等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指出传统的工作概念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家庭是以那种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都是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
其实无论是家庭内外的工作的组织都受到父权制的性别体系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双重影响；男人不是家庭中唯一的挣钱养家者，女人也不是在经济上难以独立的依附者；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是仅仅体现在家庭中或仅仅体现在经济体系中，两者并非是分离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结果（Osmond&Thorne,1993）。
因此社会性别理论本身超越了公共与私人、男性与女性的传统两分法，这也为将传统社会学中被忽略或边缘化的领域或议题纳入社会学正轨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社会学传统模式的核心就是对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追求，这一目标直接来自实证主义。
女性主义是实证主义的坚定反对者。
他们认为，社会学虽然标榜客观地描述社会世界，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
研究者在三个领域都会受到价值的侵扰：
一是选择被研究的问题时，二是决定用什么方式进行研究时，三是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证据进行解释时。
事实不会自己说话，因此研究过程中价值的作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至关重要的（Ollenburger&Moore,1998）。
社会学家以科学为名，宣称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人的客观性。
关于这一点，加拿大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Smith）的批判最为激进（Smith,1987），她认为在对社会生活的男性特色理解与社会学所推崇的概念框架以及统治他人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幸的契合。
社会学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统治所需的概念霸权的一部分，它代表的是男性的所谓社会普遍性，是被男人占为己有的领地。
它不仅仅缺乏“科学”性，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社会的统治是通过概念和符号完成的，社会学的概念和模式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它可以视为这个社会统治实践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使女性的被压迫和从属地位得以延续的帮凶。
出于对客观性的追求，社会学中通行的方法是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离开来，将被研究的人当作可操作的物来对待，女性主义称这种研究模式为“形同强奸的研究”。
最典型的就是量化方法，通过问卷调查等技巧，强调观察者的中立、强调材料和证据的可靠、从而强调结果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研究框架人为地拉大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以致于无法产生一种有用的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是被动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分析的概念和范畴以及解释的框架和理论都是研究者预先强加于被研究者之上，因此它实际上反映了标准的男性中心立场和导向，是充满意识形态偏颇的（Abbott&Wallace,1995）。
大部分女性主义者倡导社会学研究中的质化方法，认为这种研究模式中被研究者不致沦为零碎的可操作物，研究对象的立场、观点和声音较不容易忽视，易于在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的关系。
因此在女性主义看来，社会学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研究者本身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他们不可能保持中立——无论是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所使用的框架语言都不是纯净而透明的。
每一种研究方式都是一种建构，都存在偏见。
价值的涉入不仅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研究者必须时时反省和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喜好如何影响了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因此社会学必须具备一种反省能力。
三、女性主义进入社会学
（二）：
新领域与新方法的尝试
女性主义对于社会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批判的角色，它还致力于对社会学研究议题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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