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速度结构效益关系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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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速度结构效益关系的研究
【原文出处】管理世界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503
【原刊页号】060-067
【分类号】F10
【分类名】国民经济管理与计划
【作者】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
【复印期号】199510
【标题】关于中国经济速度、结构、效益关系的研究（上）
【正文】
首先，我们对本文将要探讨的三者的内涵作一界定。
报告中的速度、结构、效益仅限于经济范畴，分别指经济速度、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
其中经济速度指宏观经济总量的变动情况（即经济增长），通常以总产值或增加值的增幅来表示。
经济增长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前者侧重于从量上来考察，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在量上的变化，还反映经济运行在质上的变化，这个质就是结构的优化和效益的提高。
经济结构一般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比例及运动过程，它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单位、各种经济成分以及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及其内部质和量变动关系的总和。
经济结构合理，既包括各产业部门间在量上的按比例发展，也反映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相对均衡。
经济效益指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消耗与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及其变化，也就是投入与产出、费用与效用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
而不是不问投入高低、消耗多少，只要有产出的“效果”。
一、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一般关系
从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关系来看，总体上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一定的速度对应一定的结构，产生一定的效益。
反过来，一定的效益也反映着一定的速度和结构。
但三者的作用又不可以是等量齐观的。
速度是经济工作的前提，没有速度，也就无所谓合理的结构和增长的效益。
结构在三者关系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结构协调，速度才能持续，效益才能提高。
即结构的优化是保持国民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健康，促进经济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基础。
保持经济结构的协调、合理和不断趋于优化，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中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效益是三者关系的中心环节，也是经济工作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速度是否适度，结构是否协调最终要以效益的好坏来判断。
因此，阐述三者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剖析速度与效益、结构与效益的关系。
从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来看，两者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
效益总是同一定的速度相联系的，没有必要的速度，效益就无从谈起，但速度并不等同于效益，如果产品质量低劣，也就谈不上社会效益。
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高速度、低效益并存不乏其例。
如前所述，效益是指经济活动中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关系，而速度通常用总产值指标（如工农业总产值、社会总产值等）或增加值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来衡量，总产值由于包括了中间消耗，往往投入越多，消耗越高，速度就越快，客观上助长了一种盲目投入、追求产值的倾向；增加值虽然反映了一定的产出成果，但由于不能直接体现投入大小，往往可能掩盖高投入、低产出的状况，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也难于真实反映经济效益的变动情况。
效益与速度有多种组合关系（速度有高、中、低之分，效益也有好、中、差之别），结构在速度与效益之间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一般而言，在结构协调的均衡增长情况下，速度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而在非均衡增长情况下，速度与效益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则是背离的，不可能实现持久的稳定的增长，关键取决于各种力量的消长变化。
没有一定的速度，就难于收到好的效益，但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速度，必然导致大起大落，经济效益下降。
在低速度阶段，尽管由于对短线的需求减少、结构性矛盾不太突出，但由于产出量小，部分生产能力出现闲置，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利用也不充分，导致单位产品成本加大，经济效益低下。
随着生产增速度的加快，就会出现增加和降低经济效益的两种作用：
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相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容易发生长短线部门增长不平衡，使潜伏的结构性矛盾日渐暴露，必然使部分长线产业部门进一步扩张受阻，或相当部分生产能力由于缺乏部门的支撑而放空，或由于需求不足而难以真正做到供需平衡，即缺乏必要的市场，生产出来即成为库存积压品，从而降低经济效益。
适度经济增长速度的确定，第一层次应主要看供需双方的总量是否平衡；第二层次再看结构是否协调。
当促使经济效益上升的作用大于使经济效益降低的作用时，宏观上要采取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反之，则应适度收紧，使经济增长回落到合理区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盲目追求高速度，其结果必然是低效益。
在非均衡增长状态下，速度越快，长短线间的缺口就越大，推动经济效益下降的因素将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而且这种非均衡增长状态下的高速度难于持久，随着结构性矛盾加剧所引发的物价上涨、“瓶颈”制约等问题的显现，国家必然采取“刹车”措施，而且，速度上得越急、越高，调整的频率就越多，力度就越强，对国民经济发展以及经济效益的伤害就越深。
从结构与效益的关系来看，总体上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合理的经济结构能够产生好的经济效益，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证实：
从静态上看，合理的经济结构能有效发挥各个生产要素的效能，使其得到充分和合理的利用，能使各产业、部门、地区以及各生产环节之间形成一种合理分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平衡协调的合力，有效地避免了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掣肘和抵消作用，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避免因比例失调发生大的折腾，从而取得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较好经济效益；从动态上看，经济结构的不断趋于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
经济结构的合理程度往往具有相对性，并非固定不变，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包括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对外依赖度）。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受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以及技术进步程度、资源供给状态等的影响，经济结构的内容也有所不同。
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总体上将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趋于优化的演进过程，使各部门、各地区、各生产环节、各生产要素之间形成新的、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协调运转，人、财、物等得到更充分和更有效的利用，相应的经济效益水平也将逐步提高。
另一方面，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有助于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随着经济运行某个部门、某个环节或某个生产要素经济效益的提高，都会相应地节省用于这些方面的时间、劳动力、资金、资源，使经济结构进一步趋于高能化。
效益的提高，可增加科技进步的投入，从而提高技术结构，经济结构的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效益。
改革初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大大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使相当一部分农民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从事工业、商业及服务业等，既拓宽了农民增收的渠道，又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经济效益的好坏同时也是衡量经济结构是否协调、合理的重要标志。
一般而言，在合理的经济结构下，高速度将产生高效益，如果速度与效益发生偏离，即经济增长较快，而效益出现徘徊甚至下降局面，那么与之对应的经济结构也就不尽合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投入、低产出，无视效益，只顾总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首先，低效益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
效益低下，尽管速度上去了，但净产出却无法相应地同步增加，技术水平也无法相应地提高，只能是复制“古董”，在低层次上进行扩大再生产。
经济效益差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数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才能满足同样的需求。
结果不仅多消耗了许多宝贵的资源，更重要的是，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只能疲于数量是否增加，无力进行技术上的改造提高。
这反过来又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其次，低效益加剧了国民经济波动的负效应。
国民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一定程度的波动总是难免的。
但是在我国，由于企业靠外延、靠速度、靠涨价的粗放经营方式，以及财政收入靠经济发展速度的现有格局，条件宽松时，大家一齐上，日子都好过。
一旦结构难以支撑，需要紧缩时，强行砍投资、压贷款、控货币，对经济的震动很大。
速度下滑的同时，效益滑得更快，财政日子更难过。
特别是在低效益下的高速度，需求的扩张往往大大超过有效供给的增加，加剧供需之间的矛盾。
这使得该紧不了，稍一放松，经济又急剧膨胀，无形中放大了经济波动的负效应，带来效益的损失。
再次，低效益浪费资源，加剧了资源稀缺和人口增长的矛盾。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源约束型国家，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十分有限，居于世界后列。
目前我国人均耕地、草原的面积仅相当于世界平均的３０％；人均森林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３％；人均水资源年径流量也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２５％；许多重要矿产资源也有类似的情况。
只管投入、不问产出的低效益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使我国本来就十分稀有的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浪费，给国民经济发展的未来投下了阴影。
据测算，依我国现有的能源生产和能耗水平，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保持８～１０％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末，能源供需差率将达２０％以上。
显然，这种高消耗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
总括而言，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高度统一就是发展，这是我们理解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所必须把握的重要原则。
二、对建国以来我国速度、结构、效益三者演变过程的实证分析
如前所述，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在不同的状态下有着不同的组合方式，当三者关系较为协调、衔接时，三者各展其长，促进整个经济在高速、高效中实现顺畅循环；当三者关系失调时，就可能形成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经济结构恶化和经济效益大幅度滑坡的现象，放大经济波动的负效应。
我们根据历年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来分析各个时期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运行轨迹，其结果如下表。
我国１９５３～１９９３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
（附图
）
注：
全要素增长率：
是指除劳动、资本外的综合要素增长率，即以技术进步为主的内涵型增长率；
计算公式＝经济增长率－αＸ劳动增长率－βＸ资本增长率（其中：
α＋β＝１）
经济增长率：
用可比价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１９７８年以前用国民收入速度代替，差距只有１个百分点左右。
劳动增长率：
用劳动力的增长变动率表示；
资本增长率：
指全部资金增长率，用银行贷款＋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扣除了价格因素。
技术进步贡献率：
即经济效益对总增长份额的贡献率；
劳动贡献率：
即劳动增加对经济的贡献率；
资本贡献率：
即资本增加对经济的贡献率。
由上表可见，改革前的几十年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三者的基本运行格局是“高增长、差结构、低效益”。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严峻考验。
在国内，旧政府留下满目疮痍、经济瘫痪、物价暴涨、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的烂摊子。
在国际上，西方列强对我国实行军事威胁、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政策，形成巨大的外部压力。
在这恶劣的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各族人民着手医治旧社会遗留下的创伤，在实行社会改革和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仅用３年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了艰巨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产量。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７８年实行改革开放前的２６年间，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增长３．５３倍（剔除价格因素，下同），年平均递增率为６０％。
在此期间，我国建成了３０００多项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新建了汽车、拖拉机、飞机、电子、核工业、化肥等行业，填补了国内空白，初步形成行业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既为新中国在世界站稳脚跟作出了贡献，也为以后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经济波动频繁，上下起伏较大，增幅高低落差达５３个百分点。
２６年间前后三次出现负增长：
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７６年，给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性。
导致此间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主要因素，除经济本身所固有的周期性规律作用外，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干扰起了很直接的推动作用。
从“二五”时期盲目追求以钢铁为中心、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１０年浩劫以及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出现的希冀以大量引进国外成套设备来加速实现现代化为特点的“洋跃进”运动，各种运动接连不断，使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正常轨道，经济增长大起大落。
经济结构伴随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起伏，呈现出“失调—调整—再失调—再调整”的不均衡运行状态。
结构不合理的主要表现：
首先是农业发展的滞后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健康增长，影响工农业增长比例的协调，错误地把经济增长看成是单纯或主要是工业的增长，用牺牲农业的办法来加快工业的发展，忽视了农业对于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
最惨痛的教训是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所谓“三年大跃进”，当时为了维持不切实际的工业高增长，在资金不足、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从农村抽调了大批劳动力支持工业，加之天灾和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大幅度滑坡，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由“一五”时期的５０．６％下降到３２．２％，粮食、棉花、油料、糖料等主要农产品连年大幅度减产，市场商品匮乏，短缺现象严重，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经济发生严重衰退；其次是工业内部的畸重结构，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主要是为军工服务为主的重工业）当作固定的教条，排斥和挤了轻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封闭式的重工业自我循环体系，使轻、重工业增长严重失调，重工业内部，钢铁冶炼工业大大超前于采掘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增长；能源工业内部，煤炭采掘比例、石油采储比例失调；再次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和使用上过度向积累倾斜，既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与提高，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热情，也严重影响消费需求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循环。
此外，企业规模结构小型化，企业组织结构分散化，盲目、重复布点现象十分严重，“全民大办工业”，“小土群”遍地开花，也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和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协调，直接导致了经济效益的下降。
除少数年份外，大多数时间经济效益一直在低下水平上徘徊不前。
从反映各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来看总体情况很不理想，除“一五”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较好外，其余时间基本上处于下降、波动和徘徊阶段。
从反映综合经济效益状况的全要素生产率来看，改革前的２６年间年仅递增０．４％，经济效益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仅为６．７％，不仅与发达国家５０％左右的贡献度相距甚远，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３０％左右的水平。
经济的高速度主要依靠外延投入的大量增加。
速度、结构、效益三者衔接不紧密，甚至在一些时期呈严重背反的趋势。
所以，改革前的２６年间，尽管总体增长速度不慢，但经济效益并没有相应地取得长足的改善，经济结构也未完全实现优化，使整个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又有所拉大，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消费结构也没有明显改观。
改革以来的１０多年间，在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趋于改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速度、结构、效益三者的衔接、协调程度显示总体上比改革前有了较明显的改善，尤其是效益的贡献度明显提高。
这是改革显示积极效应的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新旧体制“双轨”并存和改革不完善、不配套，以及管理上不尽科学，速度、结构、效益三者总体上仍未完全转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效益提高幅度还赶不上增长速度加快的水平。
从增长速度上看，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也有所增强，波峰和波谷的落差要比改革前明显缩小，而且没有出现负增长年份。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１５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９．３％，比改革前平均提高３．２个百分点。
但各地争投资、上项目，盲目扩张冲动的意识仍较强烈，注重量的扩张、忽视质的提高的“速度病”仍有很大的市场，经济在扩张和收缩中波动起伏。
从增长因素上分析，改革以来呈现出改革前一些明显不同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是指导思想上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大减少了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增长机制上逐步摒弃过去那种统得过死、集中过度的计划体制，市场经济成分明显增强。
具体而言：
一是农业体制性改革效应的发挥。
农业联产承包制的伟大壮举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改革购销体制等重大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上了一个新台阶。
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改革前期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较大的实惠。
二是非国有经济的异军突起。
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扶持和鼓励下，非国有经济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的艰难曲折过程。
目前非国有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工业产值中所占份额超过一半，实现市场销售额占６０％，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占三分之一，对外贸易额占４０％以上。
三是对外开放领域扩大，经济的外向依存度大为提高。
改革以来，我国对外开放领域由最早的４个经济特区、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渐向内地拓展，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沿海—沿边—沿江—内陆地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格局。
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活力，加快了经济发展的进程。
进出口总额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６亿美元提高到１９９３年的１９５７亿美元，按汇率折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左右。
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实际投入外资总额已达上千亿美元，外资投向也呈现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的变化。
从经济结构上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以往不合理结构的调整，积累消费比例的不协调以及轻工业发展的落后状态有了改观，特别是由于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对外交流向广度和深度的推进，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资金、两个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发展对结构变动的承受能力。
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结构主要呈现如下几方面的积极变化：
所有制结构由单一趋向多元，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平等竞争的局面；农村经济由单一的以农为主转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得到较大的发展。
目前全国社会总产值净增量的５２％左右、农民人均收入增量的６２％左右均来自乡镇企业，改革以来乡镇企业吸纳了８０００多万劳动力，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市场导向作用明显增加，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程度提高，产销衔接情况好转，市场在资源配置的作用由小到大，过去那种不问市场需求、盲目重复生产现象有所抑制；第三产业增长加快，重生产、轻流通消费，重物质生产部门、轻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局面有较大的改观。
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８．４％下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２１．２％，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４８．６％上升到５１．８％，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由２３％上升到２７％（若根据第三产业普查资料修订，所占比重可以提高６．１个百分点，达３３．１％）。
但同时也要看到，尽管我国经济结构与改革前相比有了明显改观，但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存在严重的缺陷：
就产业结构而言，突出的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不足。
一是农业基础脆弱，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和乱摊派双重压力下，农业自身发展能力差，缺乏后劲；二是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小而全，在低技术水平上盲目扩张，既形不成规模效益，又不利于质量提高，目前石油开采、电力、高技术产业是工业中的“短腿”，而纺织、烟酒、火柴、铅笔、家用电器等行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三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科技教育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运输矛盾更为突出。
就分配结构而言，国家可调控的财力少，分配严重向个人倾斜，各地区、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在资源的配置中，行政性配置所占份额依然过多。
就消费结构而言，主要是用于物质消费的支出过大，而用于文化、娱乐、教育等非物质消费方面的支出过小；城镇居民消费如住房、医疗、教育仍带有明显的福利型特征。
就价格结构而言，同国际价格接轨还有不少障碍。
从经济效益看，总体上比改革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特别是各微观主体的效益意识有所增强，资金、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提高。
１５年间，我国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年均增长２．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２５％，平均高出改革前１８．３个百分点。
但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我国经济效益水平尚属低下，经济运行仍处于“高投入、低效益”的轨道，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仍存在着巨大的潜力。
分阶段看：
改革初期（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在总结吸取以往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战略上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全部经济工业中心环节的指导思想，用３年左右的时间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经济结构的调整上，采取重视和加强农业、优先发展轻工业、调整重工业内部结构和服务方向，以及降低过高积累率等措施，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要农产品产量连创高产新纪录，为发展工业和开拓农村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增长比较适度、结构比较协调、效益较好的兴盛时期。
国民经济以年平均１０％的速度递增，积累率平均比１９７１～１９７９年下降２个百分点，人民从改革中得到了较大实惠，收入增长较快，生活明显改善；产业结构相对均衡，总量矛盾都不突出，物价上涨压力和进口压力也下明显。
综合经济效益年平均增长２．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３１．３％，达到了发展中国家１９５０～１９７９年的平均水平。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进入１９８５年以来，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一方面，过度扩张的总量政策以及改革措施不配套、不完善所导致的某些失误，使经济大多数时间在“过热”区间运行，经济运行环境偏紧；另一方面，前几年农业连年丰收，一度出现了盲目乐观的判断，政策上的重视程度减弱，实际投入下降，导致农业特别是主要农产品连续４年呈低速徘徊（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年平均仅增长４．１％），与工业的超高速增长（年均递增１７．８％）很不协调，粮食产量直到１９８９年才基本恢复到１９８４年水平；工业内部，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矛盾趋于“尖锐化”，能源、原材料供应全面趋紧，缺电、缺煤、缺油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工厂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城乡频繁拉闸限电。
重工业产值中，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上升过快：
由１９８４年的５３．３％上升到１９８８年的５６．７％；与此同时，能源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急剧下降，由１９８４年的１０．９％下降到１９８８年的８．９％；交通运输的“卡脖子”现象十分突出，铁路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下，缺口仍高达３０～４０％；对进口的压力也明显加大。
据测算，为缓解国内市场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状态，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每年用于进口钢材、化工原料、纺织原料、有色金属等的用汇就超过１００亿美元，４年进出口逆差近４００亿美元。
盲目贪大求快和结构性矛盾的不断趋于强化，使速度、结构、效益三者运行脱节，呈现“增长加快，结构失衡，效益减慢”的格局。
始于１９８８年第四季度的治理整顿，尽管收到了改善市场供求关系、平抑物价的功效，但由于时机、力度掌握不当，政策性效应和周期性效应发生叠加，所采取的措施又过分依靠于“一刀切”式行政办法，结果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严重滑坡的局面，效益伴随着速度的跌落而下滑。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０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４．１％，低于改革初期，综合经济效益指数年平均增长率由改革初期的２．６％降为１．７％，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２０％，比改革初期下降了１１．７个百分点，基本退至“五五”时期的水平。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经过两年多的治理整顿，经济运行环境出现了相对宽松的局面：
各项改革特别是价格改革进展顺利；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的紧张状态有所缓解，农业基本恢复正常增长；市场商品供应充足，群众购买心理稳定等等。
这些都为新一轮经济增长高潮的到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特别在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各地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呈现蓬勃向上的繁荣景象，此间，速度、结构、效益的增长也比较衔接、协调。
但进入１９９３年初，伴随经济的进一步升温，形势发生逆转。
一方面，各地盲目攀比速度、争投资、上项目之风愈演愈烈，经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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