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萨马尔斯卡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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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萨马尔斯卡娅
马克思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
萨马尔斯卡娅
如果要讲修正（近年来的历史变化迫使我们要对马克思遗产的常见解释进行修正），那么首先必须讲社会主义。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主题，因为社会主义的观念已深深地植根于马克思的形态理论，植根于他对历史活动的解释，植根于他的道德要求，等等。
但是为了弄清目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在经历的歪曲，就要重新回到引起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上，当时在巴贝夫身上鲜明地表现出了当代的社会主义，即现时代社会主义。
马克思表述过这种社会主义的哲学范式。
在这方面，马克思所表述的对启蒙运动哲学，对与之相关的那些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建制形式的态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启蒙运动哲学预示了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范围内彻底形成的理性化社会和理性人的发展。
而且，对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在20世纪继续展开，在20世纪末也在继续，这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了。
科学、工业生产、经济核算、各种民主建制、官僚的管理机构都可以算作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的机构。
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理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们通过有效途径达到拟定的目标，它们还让那些能够使各种不同情景普遍化和统一化的机制发挥作用，它们拥有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平均化、统一化的巨大力量。
机器代替了手工业的本质差别，有力地推动了抽象劳动的发展。
科学综合了人的各种能力，并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指向所有的人。
经济核算依靠的是交换价值。
机器、科学、经济核算、官僚制和民主制—这一切就是平均主义制度的实在，这些实在迫使人生活在一个同质的和统一化的世界里：
一个选民等于另一个选民，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工人可以相互替代，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平等世界里也有自己的不平等：
财产状况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职位等级的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现象引起了社会主义者的反抗。
因而，社会主义看起来是一种能够比资产阶级社会提供更多平等的立场。
伯恩施坦就持这种观点。
他认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传统的延续和发展，是为所有人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个自由是通过在社会领域的实现均等而达到的。
但是，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向，甚至与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意向都不完全相符。
社会主义不愿意成为由自由主义开始的各种改造的继承者。
在这里，对自由主义开始的改造的否定是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面对理性化世界以及作为其根源的启蒙运动哲学，马克思的理论立场和实践立场是怎样的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启蒙运动哲学的思想继承者和批判者。
他希望社会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理性化世界的立场也如此。
马克思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成就、生产成就和政治成就，并希望它们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
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成为对理性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否定。
所有人都记得，他认为这种否定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资本主义，即用更高类型的社会代替资本主义。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原则应该有能力导致一种可以运行和发展的独立的社会生活方式。
就是说，社会主义原则应该同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一样，或比它更强大和更有生命力。
但是直到今天社会主义也没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和有生命力的社会体系。
在19世纪，社会主义导致了各种合作社、公社，它们的寿命都不长。
在20世纪，社会主义似乎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规模庞大的社会体系。
但是这个社会体系竟然是没有完全独立特征的体系。
欧洲社会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这个特征认识得最清楚，但该派最终只限于进行改良活动，起初认为改良活动是迫于形势而采取的立场，而后赋予它以理论意义。
在这方面，主要的是放弃了马克思的社会进步观念，包括这样一个预言，即作为更高进步阶段的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
社会民主派就是这样做的，因此它承认，自己并不认为社会主义是独立的有生命力的原则。
针对社会民主派，这一点很清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也有可能这样被曲解。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可以争论这样一个主题，苏联社会主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设想，它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暂且不谈这些问题。
我们承认，苏联社会主义不管怎样，它毕竟力求体现上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公式的论条：
它想拿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成就、技术成就和科学成就，同时想否定资本主义。
但是它做了这些努力以后，仍然没有超过资本主义，甚至没有同资本主义站在一个水平线上，作为在俄国和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工业化生产的特殊方式，苏联社会主义可能处在某个更低的位置上。
俄国经济在工业成熟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表现出与西方经济体系接近的趋势。
因此，无论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还是欧洲的社会民主派同样都显示出，它们在否定资本主义时，仍然与其有联系。
如果说它们想摆脱资本主义（如在苏联），那么资本主义对它们的吸引力还是太强大了，因此，它们仍然处在这种吸引力的范围之内。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是否会有另一种结果。
这就迫使我们重新考察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的实质，社会主义的积极内容，事实上都集中于这个原则。
上面所说的平等原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性主义的反题，更是整个现代理性化体制的反题。
该原则的意义可以这样表述，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把理性化与合目的性从该体制中排除。
如果不为这个原则设定界限，那么它在社会民主派的方案中已经有了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危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成为另一个稳定的社会体系的基础，确切地说，它的命运仍然是资本主义和现时代的附属物。
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所要求的与其说是平等，不如说是以偏袒的态度对待劳动者。
其实主张这种原则的人希望为了劳动者而从体系中排除理性主义，希望在理性化的社会体系范围内为非理性的解决找到位置。
工业社会主义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特征，其整个行动纲领的目的就是实施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措施，哪怕是外在的也好。
黑格尔和马克思认为，可以在某种更高的综合中克服理性主义和生活（例如，劳动的质的确定性）的对立。
想在理性化的世界范围内保持有质的优势，只能通过扩大非理性行为的范围才有可能。
社会主义者为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人道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就有这种含义。
诸如卢森堡这样的工业社会主义最激进的代表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把有效性和合理性原则从社会生活中彻底除掉。
因此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政治经济学。
实际上，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就是消除有效性标准的实践。
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未必能够产生出独立而稳定的社会生活机构。
这对于工业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对于后工业社会主义看来也是正确的。
工业社会主义造就了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一个希望成为理性核算规则中的例外。
现代世界的技术工艺、经济、政治的演进以及在其中能够看到向后工业世界过渡的见证的全部现象都表明，无产阶级不再是特权的主要觊觎者，此外，承认其他居民团体的特权也是很迫切的。
这里没有必要充分地展开描述后工业世界与工业世界的差别，只要指出后工业社会与社会领域有关的三个特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第一，由于技术工艺的新发明，从事工业生产的无产者数量大大缩减，加之没有专业知识，所以他们在生产中的作用就是简单地操作机器。
正像戈尔茨证实的，这样的无产者已经想不到他可以成为生产的主人，是生产中的主要人物。
第二个特点与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急剧增长有关，即新的管理阶层（引导着经济发展和投资过程的技术统治主义者）的形成。
图兰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很有说服力地阐述过这种思想。
最后，必须要指出的第三个特点是技术统治主义者和基本大众之间的对抗，大众依赖于技术统治主义者们的决定，但也对他们的决定作出零星的抗议。
在社会主义和社会学文献中，这个持反对立场的大众被描绘为“社会边缘”。
有些人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概念混为一谈，断定针对这个新的世界已经不能再说社会主义了，只能谈后社会主义。
然而，某些社会主义的立场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的。
后工业社会主义者的特点是对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这个批判是如此激进，以致它已经迫使这些社会主义者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断绝联系，他们认为，马克思也赞同许多资产阶级的信念。
针对马克思的批判态度首先与他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成就的肯定评价相关。
马克思的批评者认为，马克思还赋予了生产进步、科学进步和技术进步过高的价值。
例如，科尔涅利乌斯·卡斯托利阿基斯就在这方面批判了马克思。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到来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有关的思想就引起了他的反对。
卡斯托利阿基斯对马克思的批判开始于这样一点，即指责马克思对技术的理解，即技术相对于其他社会建制而言是“中立的”，这样，同一种技术对资本主义是适用的，对社会主义也是适用的。
在一定程度上，卡斯托利阿基斯的指责是有根据的。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的前景与比现有的技术规模更大、更有力量的技术联系在一起，那种技术要求大量积聚资本，这是私有制关系无法保证的。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按照卡斯托利阿基斯的观点，马克思预见的只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生产力在量上的增加，而不是其性质的根本变化，所以就得出了技术“中立”的观点。
但是，马克思所预见的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对于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准确的，只有20世纪末的信息革命使上述发展路线出现了问题，结果很清楚，马克思仍然受旧技术及其绝对命令的束缚。
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即相信需要私人劳动，劳动职能的区分以及生产等级的区分的那种技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探寻的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伯恩施坦已经表述过社会主义与保留生产等级制度不能并存的思想。
当然，他还不知道可以选择技术，他提出了创立“合伙式的”劳动组织形式的任务。
至于说到后工业社会主义者，比如戈尔茨在20世纪70年代写道，为了在社会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开创事业，必须“转换生产工具”。
他幻想着能够与街区或公社规模相适应的，能够通过局部的和地区的集体来控制的生产工具和劳动组织。
苏联解体之后，他断然否定可以在类似资本主义技术的技术之上建立社会主义。
后工业主义者批判马克思，因为他为无产阶级和劳动辩护。
戈尔茨认为，工业无产阶级没有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使命。
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观点与确认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在工业时代，实际的无产阶级是服从严格的劳动分工，加人到生产等级制、经济等级制、行政等级制之中，好像他自身具有上述社会条件，而且只与这些条件共存。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经过这次革命后仍然是生产等级制和行政等级制的低层环节。
戈尔茨在思考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社会主义方案的产生和意义时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对立方案中获得表达的实质上不是无产阶级的实际利益，而是黑格尔关于作为人类历史本质的劳动的起源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从这种思想出发，发展了劳动异化和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除这种异化的观念。
结果是，劳动应该成为公认的历史主导因素。
戈尔茨以为，这种“富有诗意”的劳动观念在工业时代还是能够存在的，那时劳动、生产、科学进步的价值观是绝对信仰的对象。
但是20世纪末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清楚了：
第一，生产活动经常带来消极影响；第二，多数人的劳动不能，也不可能为实现其个性服务，现在，工人努力实现个性，但不是在劳动中实现的，而是在劳动之外，在闲暇、日常生活领域，在人们的关系之中。
一般而言，后工业主义者们有一种倾向，即在研究人及其社会冲突时，不是通过劳动，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把人看成是消费者、居民，看成是文化交往的代表等。
这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的偶像—劳动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就会彻底地发生转变。
这样就清楚了，后工业社会主义者比马克思更激进，他们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及全部现代的各种理性化制度。
这一点在技术和生产方面都得到了证明，针对其他类型的理性化也是如此，比如经济和政治等领域。
埃柳尔的立场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它们与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社会理性化的全面对抗。
他把整个西方社会生活领域都看作是技术：
这是本义上的技术以及广义上的技术。
他所理解的广义上的技术就是指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组织和合理化的出现。
埃柳尔在1954年出版的《技术或者世纪的赌注》一书中已经证明了，经济、政治领域构成一定的技术体系，就是说在这些体系中人的自由意志失去了意义，起主导作用的是合理的计算。
现代的国家像机器一样运行，政治行为的基础主要不是执政者、政治活动家的意志，而是专家们对国家目前状况和前景作出的决定。
埃柳尔认为，各种政治行为将来只能是一种表演和形式主义，没有实际意义，“技术游戏”将取代它们。
20世纪80年代末，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原则上没有变，他仍坚信，在现代社会执政的是技术统治主义者，他们宣称技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保证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民主和公正。
实际上技术越来越控制着人，它到处都起主导作用，在整体上，社会由科学与技术的协同的力量所控制。
然而，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
对资产阶级社会合理化结构的如此激进的否定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积极意义？
回答可能是这样的：
正如工业社会主义者否定资本主义是为了维护具体社会阶层（无产者）的权利一样，今天的后工业主义者维护的是在社会的合理化建制中占依附地位的人的生存权利。
更加概括地讲，他们力求使合理化服从于维护人的质的确定性。
因此，戈尔茨谈论居民的自治权利，这里指的是亲身体验过技术统治主义者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的居民。
列菲弗尔与合理性的统治对立，谈论“活的”权利。
卡斯托利阿基斯强调人类异质的本质以及人的不可通约性和完整性。
图兰声称各种类型的认同的权利（妇女、青年、老人、少数民族，受中央政府压迫的地方）。
和马克思一样，为了说明在理性化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状况，后工业社会主义者，甚至后社会主义者都使用异化概念来表达在理性化社会中大多数居民的状况。
但是在他们那里，这个概念的含义与马克思不同。
马克思认为，异化首先涉及的就是劳动过程，主体的一般活动，以及活动的成果，这里的异化是指劳动成果变成了外在于活动主体、与活动主体格格不人、与之敌对的东西。
在后工业社会主义者那里，对劳动的关注，甚至对更广泛意义上的活动的关注消失了，他们把异化与整个人的个性及其全部生活关联起来。
如果马克思把异化看成是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形式，那么后工业社会主义者认为异化是人全面服从于技术官僚主义机构。
其次，马克思认为摆脱异化就是工人掌握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后工业界人士认为摆脱社会的合理化的可能性只能在合理化制度范围之外。
对异化问题的这种解决证明，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在边缘化。
社会主义不想同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经常强调自己属于这个世界的边缘。
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戈尔茨在1980年表述的“二元社会”理论。
他创造这个理论时所受到的影响是对建立特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性的失望，因为他观察了苏联的生活。
他当时痛苦地指出，“历史没有意义”，历史不向任何地方发展，不存在任何总体的社会方案。
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就是与现存社会并列，为人的“自治”赢得某些空间，即从“追求生产摹效率的合理性和商业的合理性”中扣除的那些空间。
正如戈尔茨所馨理解的，这样的解决方案不能从任何物质的、历史的必然性中获得，鹭它只能以个人的自由决定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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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茨对人的“自治”和“他治”的领域作了明确区分（他所t4t理解的“他治”领域是指社会必要劳动和为之服务的国家的世界），黝就放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原则和个人原则之间存在可能的和谐的信念。
他认为，历史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发展的。
社会生产体系，生产职能的地域和社会方面的分工体系，以及全部国家制度都与个人格格不人，对个人而言，这是没有名分的职能和没有个性的关系所构成的体系。
因此，社会主义可以竭力追求的只有建立和扩大人们自主活动的范围。
而且他觉得自主活动是唯一真实的道德领域，在“他治”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社会规范。
不过，戈尔茨认为，应该努力达到使“他治”领域服从“自治”领域。
何况“他治”领域可以援助“自治”领域，因为在“他治”领域里能制造出自主劳动所必需的工具，能使个人摆脱家庭和“共同体”的巨大影响。
戈尔茨列举了诸如自治的合作社和公社这样的对今天而言是非常边缘的现象，此外他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展可能会产生的实质影响，途径就是通过文化和道德领域。
在这里，社会主义可以展开的是自由的主题，即摆脱人类活动的理性动机，可以确立人道主义的非理性的道德。
但是，对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否定只是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宣传的道德的一个方面。
这种道德的另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保卫“差别”、“独特性”和各种类型的“自我同一性”不被理性化的社会机构所吞没。
不过，在这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必须与保守派划清界限。
与保守主义接近经常威胁这些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新问题。
后工业主义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指出，他们保卫的不是传统的“分立性”，而是各种“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现代化社会中形成的，被迫保卫自己不遭受来自于理性化机构的毁灭性的威胁。
在这方面，甚至像埃柳尔这样的在人能否摆脱技术统治、摆脱社会理性化的问题上持悲观主义态度的人也把希望寄托在文化和道德上。
他认为，人应该放弃习惯性的价值观（追求生产效率，追求消费、成就、威信、统治），以便获得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和自由。
顺便指出，无论是埃柳尔，还是卡斯托利阿基斯以及戈尔茨都把自由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想，这就把他们与工业社会主义者区分开了。
后者更关注“平等”，并认为平等是通向自由之路。
如果说可以用“通过平等达到自由”的口号来表达工业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志向，那么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倾向于“通过自由达到平等”的口号。
正如埃柳尔认为的，这种文化和道德只有在巨大的“文化突变”之后才能获得传播，如同基督教当时所实现的那种突变。
埃柳尔写道，他所宣传的“自由的社会主义”有基督作为典范，基督用自己的生命显示了人的理想类型：
无私的爱，忘我精神，选择的不是统治而是自由。
除了求助于合作社和公社之外，除了寄希望于文化的突变之外，后工业社会“左”派还有社会解放这个更有效的杠杆作为自己的储备。
这就是地域的自治。
后工业主义者重新又回到这个主题上来，他们关注的是维护“差异”的权利，保卫“同一性”不受社会中心化过程的侵害。
关于地域自治的思想是列菲弗尔在其著作《论国家》中一贯阐发的思想。
在工业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有时也出现过工人自治的运动和理论。
列菲弗尔的观点与它们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思想，即必须要考虑地域利益在政治机构中的表达。
这种思想指向的是代表“社会边缘”的利益，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家内部。
在国家内部始终都有统治中心和从属的边缘。
列菲弗尔认为，甚至阶级对抗也可以用统治空间和被统治空间的概念来表达（作决定的中央空间和其中生活着社会上受压迫的阶层的空间）。
列菲弗尔竭力维护差别不受中央的统一化影响，他主张根据“空间民主”的精神改造现代国家。
从这种观点出发，空间政治机构应该取代代表民主制的“抽象概念”，这将为直接民主制和自治开辟道路。
最后应该指出，现代社会主义者把社会运动的目标确定为与理性化建制斗争，他们不愿意看到现代社会之前的状况出现。
最新的社会主义尽管与马克思彻底决裂，但还是遵循马克思所提出的原则，即否定资本主义（现代派）应与保留它的成就相结合。
但是与马克思不同，这种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代表认为，社会主义关系的地带的建立不是取缔资本主义，而是和它一起，就像是在理性化社会范围内的非理性化行为地带的积累一样。
也许，少数生态激进分子例外，他们被小村社的生活前景所鼓舞，这些小村社与生产的增长和科技新发明格格不人。
从整体上说，在那些业已形成了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传统的国家里，现在和以前一样，社会主义继续完成这样一个客观任务，即让理性化的社会机构适应来自社会边缘地区的要求。
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
社会主义有助于使无特权的各类居民适应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机构。
这样，针对在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报告中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的，即对社会主义是空想还是科学，可以作这样的回答，社会主义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科学，而是对资本主义的不断批判，目的是使它人道化。
所以，当今的历史歪曲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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