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之研究.docx
《玉琮之研究.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玉琮之研究.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玉琮之研究
考古与文物 1990年第2期
玉 琮 之 研 究
杨建芳
近几年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史前玉雕的认识。
在这些远古玉器中，以琮最受人注意。
这不仅由于其形状奇特，而且关于它的造型和用途，还有着各种虚玄的传说，蒙上了神秘色彩，自然耐人寻味而成为热门的研究对象。
截至目前为止，论述玉琮的文章已发表不少，也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不过，仍然存在较大的缺陷。
其一是缺乏全面（南方和北方）系统（史前至秦汉）的考察，故所得结论难免失之于片面；其二是在引用文献方面，没有采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态度，而是“尽信书”，以致虽然面对大量前所未有的出土资料，却仍然被旧说所蔽，未能提出新的而又正确的见解。
笔者有鉴于此，爰特收集迄今所发表的出土玉琮（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迄隋代），究明其在时间、空间方面的分布，探索其形制、纹饰等的演变，进而阐明其起源和功能，同时对文献记载予以辨正。
一、玉琮的出土与分布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玉琮最早出现于距今约五千年前，属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或末期）。
史前玉琮以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最多，甚至成为良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1）—（16）。
此外，江苏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存（17）（18）、安徽薛家岗文化（19）、山东、河北、山西等省的龙山文化（20）—（26）、以及广东石峡文化和其他史前遗址墓葬（27）—（29），也偶有玉琮发现，不过数量都远较良渚文化为少。
由此可知，玉琮的分布中心是在江南一带，这里也应是琮的起源地。
夏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期）玉琮的情形，目前不甚清楚。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出土一件残玉琮，由于过分残破而且图版不够清晰，形制纹饰都难于辨别（30）。
有的考古工作者将二里头文化的玉臂环（周壁中部内凹）称为琮，显然是不恰当的（31）。
这里要提出来讨论的，是陕北延安发现的玉琮（32）。
按延安发现的玉器不限于琮，尚有其他种类。
但全部属于收集品，年代不一，可能包括夏代（如七孔玉刀）、商代（如三璜合成之环）及周代（如头部刻“王”字的玉虎）。
延安玉琮的形制接近良渚文化ⅠC式玉琮（见下述），故有可能是夏代遗物（也不排除是更早的遗存）。
倘若这一判断符合事实的话，则延安玉琮的重要性实在不容忽视。
商代玉石琮见于报导者，出自河南（33）—（38）、山西（39）、山东（40）、四川（41）—（44）等地的商代墓葬或祭祀坑，其中以殷墟妇好墓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稍多。
如果考虑到经过发掘的商代墓葬和窖藏为数较多，则出土的商代玉琮之数量，相形之下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一事实说明：
在商代，玉琮已不流行。
换句话说，琮作为玉器的一个种类，在商代已经式微。
出土的西周玉琮较之商代更少（45）—（51）。
春秋战国玉琮也同样罕见，可以说成了凤毛麟角（52）—（64）。
汉代墓葬经清理的数以千计，但迄今只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及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鱣侯应（？
）墓，各出土一件玉琮。
前者近似圆筒状，外表面仍有不甚清晰的兽面纹，当属良渚文化遗存。
饶有兴趣的是，这件玉琮其一端以圆玉片封闭，居然被用作生殖器罩盒（65）。
后者内圆外方，为商周（尤其是战国）玉琮的形式（详见下述）。
较别致的是，上面扣有鎏金的银盖，盖面还嵌有一粒水晶泡；下面套有鎏金的银底座并连着圈足，由四个展翅的银鹰承托（66）（图三，10）。
这两个事例充分表明：
琮在西汉前期已成为“古董”，甚至经加工后派作其他用场。
显然，琮在西汉已成了绝响。
图三 商代及春秋战国玉琮
1、7．商代石琮 2、3、5、9．春秋玉石琮 4、6、8．战国玉石琮 10．汉代鹰座玉琮（8为ⅠC式，余为Ⅱ式）
汉以后的墓葬中，虽仍偶有玉琮出土，不过是利用传世古物随葬而已（67）（68）。
至于宋代出现的铜质或瓷质的琮形瓶，则是仿古的工艺品，用途与瓶同或供摆设用，其功能与史前及三代玉琮，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69）（70）。
由以上介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琮是约五千年前流行于江南一带的一种极富地方色彩的玉器，其它地区少见或不见。
至商代，琮已式微。
至汉代则成为绝响。
先秦文献极罕提到琮，应是这一情况的反映。
二、玉琮的形制及其演变
传世及出土的玉琮相当多，其形制可归纳为二式，每一式又包括长形（柱形）和短形（镯式）二种。
Ⅰ式──中央为一圆筒（或长或短），外侧边缘有四个（或更多）等距的长方凸起。
依据凸起的形状，可进一步区别为三个亚式。
ⅠA式 长方凸起呈向外微弯的弧形。
一般习惯称之为“内外皆圆”，不确切，因其外侧凸起并不连接，彼此之间有较宽的凹槽（图一，3—5）。
图一 良渚文化玉镯及玉琮
1、2、8．玉镯 3—5．ⅠA式玉琮 6、7、9．ⅠB式玉琮
ⅠB式 长方凸起呈外折的钝角。
折角的角度大小相差悬殊，有几乎达160°者，也有接近90°的（图一，6、7、9）。
ⅠC式 长方凸起呈外折的直角（或近似直角）。
一般习惯称之为“内圆外方”，不确切，因凸起外折之四直角并不连接一起，彼此之间有凹槽（图二，1、4—8）。
此式玉琮大多数外形呈上大下小，且有极长者。
值得注意的是，安徽薛家岗文化的一件小玉琮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件异形小琮，应是ⅠC式琮的简化，尤以后者为甚（图二，7、8）。
图二 史前及商代玉石琮
1、2、4—6、9．良渚文化玉琮 3．山西龙山文化玉琮 7．薛家岗文化玉琮
8．山东龙山文化玉琮 10．商代石琮（7、8为Ⅱ式，余为ⅠC式）
Ⅱ式──中央空虚如圆筒（长短不拘），外侧为四个平面相接而成之方柱形（图二，3；图三，1—5、7—9）。
这是名符其实的“内圆外方”。
迄今所有论述玉琮的文章，在涉及玉琮的型式时，都未将此式玉琮与ⅠC式玉琮严加区别。
其原因在于：
这些作者只着眼于良渚文化玉琮，没有将考察范围扩大至龙山文化和商周时期的玉琮。
Ⅱ式玉琮无疑是ⅠC式玉琮的简化。
应当指出，ⅠC式琮与Ⅱ式琮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每一侧平面其中部有一垂直的浅凹槽（实际是左右两个浅浮雕半兽面或半人面之间的空白部分），而后者则缺如，中部保持完整的平面。
上述玉琮的型式，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良渚文化玉琮几乎全属Ⅰ式，而以ⅠC式最多，ⅠB式次之。
个别良渚文化管形小琮，因形体过于细小，在一个平面上只好雕出一个半兽面，或虽雕出两个兽面，却因共有一个眼睛，实际上合二为一，故其中部无垂直的浅凹槽，形成“内圆外方”（如图二，2）。
此种小玉器与一般小管无异，故称为琮抑或管，似值得商榷。
安徽薛家岗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玉琮，亦皆为ⅠC式（图二，7、8）。
山西龙山文化玉琮兼有Ⅰ式与Ⅱ式，商玉琮也如此（图二，3、10；图三，1、7）。
但西周及春秋战国玉琮则几乎全属Ⅱ式（图三，2—5、8、9）。
以地域而论，南方流行Ⅰ式琮，北方则以Ⅱ式琮较盛行。
由上述玉琮型式的消长和空间分布，可以确定Ⅰ式琮之出现应早于Ⅱ式琮。
此外，张陵山墓M4出土之ⅠA式镯形兽面纹琮（图一，4），属良渚文化早期，在年代上较良渚文化晚期的ⅠB及ⅠC式玉琮（如吴县草鞋山出土者）为早。
而ⅠB式琮，其折角特大者（如图一，7），接近ⅠA式琮；其折角近90°者（如图一，9），则与ⅠC式琮近似。
显然，ⅠB式琮在琮的发展序列中，应介于ⅠA与ⅠC之间。
因此，玉琮形制的演进，大致可确定为ⅠA→ⅠB→ⅠC→Ⅱ。
至于琮之长短，视玉材大小而定，长型玉琮只是短型玉琮的加倍重复而已。
不过，长型玉琮不见于ⅠA式，而见于其余三式，则说明最早出现的琮应是短型（镯式）。
春秋战国时期的玉琮，有的只一端有射，而相对另一端却平整无射（图三，3、9）。
这与史前和商代西周玉琮有上下二射的情形不同，说明东周时期玉琮造型发生变化，也许当时人们对传统的玉琮特点已不十分明瞭。
三、玉琮的纹饰及其演变
良渚、石峡等史前文化玉琮，绝大多数有纹饰，主要为神人面（象征神人）或神兽面（象征神兽）或二者的结合（象征神人骑神兽），间或加刻鸟纹。
神人面或神兽面有繁有简。
ⅠB及ⅠC式琮之神人面或神兽面，以折角为中轴，由其左右两侧之半神人面或半神兽面结合而成。
此种具折角之神人面或神兽面，无疑由ⅠA式弧形神人面或神兽面演变而成。
笔者认为折角神人面或神兽面之出现，是出于将弧形神人面或神兽面立体化之需要，即由二度空间变为三度空间，以形成浮雕的效果（图一，5—7、9）。
试与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二件兽面石琮比较，不难发现其所以然（图二，10）。
商代玉石琮不少是光素无纹，显示出琮已趋于退化、没落。
其有纹饰者，除兽面或简化兽面外，尚流行以蝉纹代替兽面（（37）彩版一六，2；图版八二，1及八三，2、（38）图12）。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安阳侯家庄大墓出土的两件长筒形石琮，其四角的上下兽面，竟是反向（下颌相对），与良渚玉琮上下神兽面全为同向者有异（图二，1）。
另外，商代玉琮在外侧表面上，多加饰垂直平行短线，甚至有饰变形卷云纹者（（37）图版八三，3及八三，2）。
有些在射上也雕纹饰（弦纹）（（37）图版八一，1）。
这些也是与良渚玉琮明显不同之处。
还应当指出，商代玉石琮上的较为具象的兽面（如上述侯家庄大墓石琮），都有二个巨大的角，面目并不狰狞。
而良渚玉琮的较为具象的神兽面，则一律无角，但有巨大的椭圆形眼，上下獠牙露于口外，显得凶恶威猛（图一，4、5）。
二者的差异非常明显。
其所以如此，当由于表现对象的不同。
具体说来，商代玉石琮兽面表示牛羊一类有角动物，而良渚玉琮神兽面则以虎豹一类猛兽之头像为蓝本。
这从余杭反山墓M12玉琮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TheFreerGalleryofArt）所藏良渚D形玉牌饰上面的神兽，其二前肢都有粗壮的利爪，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15）12页，图二○；（71）（72））（图二，9）。
近时有不少文章认为商代铜器上的兽面纹渊源于良渚玉器上的神兽面。
这种说法似过于含糊，以为二者都是兽面，必有关联。
其实，如上所分析，二者并非属于同一种动物，不能等同。
不过，商代铜器兽面纹特别突出眼鼻，以及一些方鼎（73）、方彝（74）的腹部或足部，有以折角为中轴左右两侧半兽面结合成一完整兽面等手法，却与良渚ⅠC式玉琮神兽面的构成如出一辙。
这才是二者的真正关联。
商代玉琮纹饰出现以牛羊面或蝉纹代替良渚玉琮虎豹面的作法，并非偶然或无关宏旨，而是商人的神祗崇拜意识代替了良渚文化居民的神祗崇拜意识的结果。
良渚玉琮上的神人或神兽（虎豹类），是良渚文化居民所膜拜的神祗，这一点将在下面加以论述。
这里要说明的是，商代青铜器和玉石琮上的兽面纹（包括牛羊面在内），乃是“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75），而蝉纹则是当时流行的昆虫崇拜的反映（76）。
这种基于不同的时代、地区、族属和神祗崇拜意识而产生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商代玉琮的功能，可能与良渚玉琮有所不同。
到了周代，玉琮光素者更多，少数有纹饰者也与史前及商代玉琮的纹饰大异其趣。
例如，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的一件短型Ⅱ式玉琮（镯形），其四角竟分别饰浅浮雕的卷曲龙形，四侧平面则饰畮纹（63）。
该墓另一件Ⅱ式玉琮，四角不加雕刻，只在四侧平面分别饰一阴刻龙头，而以变形云纹、网纹、S形纹等为地纹（62）（图三，8）。
一件传世的战国时期的Ⅱ式玉琮，也只在四侧平面饰细密的蟠螭纹，上下短射饰畮纹（77）。
这种不在四角而只在四侧平面雕刻主要纹饰的作法，与以前玉琮纹饰构成方式截然不同，其原因当与Ⅱ式琮的出现有关。
此外，山西长治分水岭墓M126出土的一件战国玉琮，在隐起的射上刻云纹，也是别致的作法（59）。
更奇特的是，山西潞城县潞河村战国早期墓M7出土的小玉琮，其上下端及四侧面都各饰四个变形卷云纹，与史前及商代玉琮比较，简直是面目全非（60）（图三，6）。
这里还要提到河南辉县褚邱村战国墓M2出土的一件石琮，其四侧面平素，但四角各刻二凹槽（58）（图三，4）。
毫无疑问，这是模仿ⅠC式玉琮的结果，可与武进寺墩墓M3出土玉琮比较（图二，5）。
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二者显著不同。
良渚ⅠC式玉琮四角之凹槽，上槽颇狭窄（为二平行凸起之间距，此二凸起实为神人或神兽头上羽冠之象征），而下槽则宽得多（为羽冠与口之间的距离）；褚邱石琮则上下二槽宽度相等。
由此可知，战国时期人们对史前玉琮造型结构之特点已不甚清楚，以致在雕造玉石琮时，出现违反传统的作法。
四、玉琮之起源
由上所述，玉琮形制的演变为：
ⅠA式→ⅠB式→ⅠC式→Ⅱ式。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大英博物院（BritishMuseum）收藏的一件良渚文化玉镯，其外表面有几个阴刻长方框，框内有神人面或神兽面的形象（78）（图一，1）。
其次，广东石峡文化一件玉镯，也同样有阴刻长方框，框内有简化神兽面形象（（29）72页，图八，8）（图一，2）。
这些阴刻长方框的作用，实际等于ⅠA式玉琮外表面的长方凸起。
我们推测，这种长方凸起非常可能由阴刻长方框发展而成。
因此，可以推定琮应渊源于玉镯。
很可能ⅠA式玉琮（镯式）也是套在手上佩戴的，迨长方凸起演进为折角（尤其是90°角──ⅠC式琮），才不再用作手饰。
因为ⅠC式琮绝大多数其外形为上大下小，显然象征神人或神兽的头部，成为纯粹的宗教膜拜物（详见后述）。
更何况长型的ⅠC式玉琮，其中孔两端宽而中间窄，根本不适于套在手上（图二，1）。
五、射、内圆外方、上大下小
明确琮的渊源，很多疑难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古代学者早就注意到琮的奇特形制：
内圆外方，上下有射。
笔者还要补充指出，绝大多数ⅠC式琮，其外形为上大下小。
何以会有这些特殊之处？
倘若将ⅠC式琮与Ⅱ式琮比较，即可以清楚看出，Ⅱ式琮上下两端的短射，其实就是ⅠC式琮（以及ⅠA及ⅠB式琮）中间圆管上下两头的末端部分（图一，6；图二，1；图三，1、9）。
琮的“内圆外方”，并不难由其自身得到答案。
如前面所分析，琮渊源于镯，则其“内圆”乃是承袭镯的特点之结果。
这是不言而喻的。
“外方”乃是为了使ⅠA式琮外侧长方凸起上的阴刻神人面或神兽面（二度空间），取得浮雕立体效果（三度空间），而将弧面改变为折角的结果。
四个直角并连，便成为名符其实的“外方”（图一，4—5、9；图二，1、5、6；图三，1—5、7、9）。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ⅠA式琮外表面的长方凸起，何以绝大多数为四个的问题（图一，3—5）。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为了便于在圆周（镯身或琮身）上划等分及间隔适宜的缘故。
按在圆周上划等分，以二、四、八、十六……等等分最容易，也最准确。
但二等分其长方凸起大宽，八等分则长方凸起较窄，间距太狭，显得挤拥，而以四等分最适中。
只要看看余杭瑶山墓M1出土的玉镯，其上为四个龙（兽？
）头，便不难明白（图一，8）。
查美国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FoggArtMuseum，HarvardUniversity）收藏有一件ⅠA式琮（镯形），其外侧之长方凸起为八个。
但长方凸起表面的纹样，则是神人面和神兽面相间（79）。
实际等于四组“神人面十神兽面”，亦即四组人骑神兽的简化，只不过将人上兽下的位置改变为人兽并列而已。
ⅠA式琮外侧之长方凸起既以四个为最适宜也最普遍，则进一步发展为ⅠB式及ⅠC式琮时，自然以四角（或四面）为最多。
玉琮之“外方”实由此而形成。
当然，玉琮外侧也有不是四个而是三个折角的，例如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博物院（AsianArtMuseumofSanFrancisco）收藏的一件ⅠC式琮便是如此（80）。
不过，这是极罕见的个别例子。
汉代经师对琮的“内圆外方”曾提出过一些解释。
或认为“琮八方象地”（81），或以为“琮之为言宗也，象万物之宗聚也。
……内圆象阳，外直为阴，外牙而内凑，象聚会也，故谓之琮。
”（82）这些阐释都颇可商榷。
所谓“八方”，孙诒让指出是“钝角八觚”（83）。
其实是ⅠC式琮外表面的八个半神人面或半神兽面，合起来是四个完整的神人面或神兽面，是象征神人或神兽，根本不是“象地之形”。
所谓“外牙”，是指ⅠC式琮外侧上端的二道平行横凸起，其实是神人或神兽头上羽冠的简化。
这从近年余杭反山和瑶山出土的玉琮上的神人和神兽图象，得到充分的证实。
故“外牙而内凑，象聚会也”的解释，实在是可笑的附会。
因此，“琮之为言宗也，象万物之宗聚也”的说法，也便不攻自破。
至于“内圆象阳，外直为阴”也是一种主观臆想。
如上面所指出，琮渊源于镯，则琮之“内圆”乃是其来有自，与“阳”根本沾不上边。
“内圆象阳”之说既不能成立，则“外直为阴”的解释也便站不住脚。
要之，琮的形制与天地阴阳丝毫无关。
这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ⅠC式玉琮的外形绝大多数是上大下小，这个规律是近年才认识到的。
其所以如此，乃因ⅠC式玉琮实际上是神人头部（象征神人）或神兽头部（象征神兽）或二者相结合（象征神人骑神兽）的象形化。
众所周知，人头或兽头当正视时，其轮廓都是上大下小。
琮既为神人或神兽头部的造型，当不例外。
武进寺墩墓M1的ⅠC式玉琮，出土时正放（上大下小），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7）198页，图一，4）。
这种上大下小的造型，甚至在一些细小如管的小玉琮中也得到反映，应非偶然（（5）13页，图二，3）（图二，2）。
以往不少文物图录的玉琮图像都是倒置（上小下大），编辑者或许以为如此可使重心下移，令玉琮放置平稳，反之则头重脚轻，易于倾倒。
殊不知这种看来很合理的想法，却是大错特错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明瞭ⅠC式玉琮的造型象征何物。
六、玉琮的功能
探讨了玉琮的形制、纹饰和起源之后，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玉琮的功能。
这是当前海内外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近年浙江余杭反山和瑶山二地良渚文化墓地的发掘，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现象：
良渚文化很多玉器如钺、钺的木把端饰、冠饰、璜、三×形饰、D形牌饰、倒梯形冠饰、锥形饰、管、坠、带盖柱形饰、三角形饰等，都分别以神人面或神兽面为纹饰。
在传世玉器中，尚有良渚玉璧亦以神人头像为装饰（84）。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神人或神兽是良渚文化居民所崇拜的神祗的形象。
正如佛教在中国流行的结果，佛、菩萨等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物件上，作为膜拜的对象。
从这一观点出发，笔者认为玉琮只是神人（以头部象征）或神兽（以头部象征）或二者结合（神人骑神兽）的具象化和立体化，类似今日常见的浮雕或圆雕的神像。
良渚文化居民生前崇拜这种偶象（琮），其目的大概是为了驱魔避邪，祈福禳灾。
为此，甚至雕造细如小管的玉琮作为身上长串挂饰的组成部分，犹如过去有些人佩戴神佛造型饰物一样（（15）29页，图五七，15—17）。
至于死后以琮随葬，可能旨在保护死者，防御妖魔鬼怪的骚扰侵犯。
武进寺墩M3墓主尸体被大量玉琮连接围绕，也许正反映了这种意识（（8）113—114页）。
有的学者根据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蜀国祭祀坑出土的一座铜人的造型，认为琮是巫师手执的法器（85）。
笔者反复仔细观察有关这件铜人的各种照片，发觉所谓巫师手执的“琮”，不过是铜人的手被夸张变形（大且呈多角形）所致，与琮无关。
顺便指出，陕西曾出土一件青铜立人像，其两手之形状与三星堆铜立人双手的造型雷同，可作比较（86）。
迄今所发表的有关琮的论文，在涉及琮的用途时，毫无例外都引用“黄琮礼地”的说法。
其实，这是颇值得商榷的。
为免断章取义，现将全文抄录如下再加分析：
《周礼·大宗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
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畮璧，男执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
应当着重指出，《周礼·大宗伯》所谓的“六瑞”是与“六器”相提并论的。
因此，引用“黄琮礼地”，应联系“六瑞”和“六器”来考虑，不应孤立看待。
按良渚文化、石峡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无璋、琥和畮纹或蒲纹玉璧，故“六瑞”和“六器”决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制度（87）。
其次，根据大量出土的玉器，可知畮纹的出现最早为春秋晚期（严格而言，应为春秋战国之际），不过，此时期之畮纹常与卷云纹、S纹、长尾蝌蚪纹（尾粗大）等共生，且有较长的“芽”（88）。
战国早期玉器畮纹仍与春秋晚期玉器畮纹相似，只是共生的卷云纹、S纹减少，使畮纹较为突出（89）。
只有战国中晚期玉器才有清一色的畮纹，而且是典型的大圆粒带小“芽”的畮纹。
如湖北荆门包山二号墓出土的畮纹玉璧（90），及山东鲁国故城出土之龙凤畮纹玉璧（91）（鲁国故城出土龙凤畮纹璧之墓葬原定为战国早期，过于偏早，当属战国中期。
尚可参阅王恩田文章（92））。
至于玉器上蒲纹的出现，目前所知最早在战国晚期，如安徽长丰杨公墓M8出土的蒲纹璧（93）。
其流行时期则为汉代，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窦绾墓出土的玉璧，不少为此种纹饰（（65）134及294页）。
由上述考古发现，可以确定畮纹璧最早出现年代不超越春秋晚期（严格而言是春秋战国之际），蒲纹璧则不超过战国晚期（估计最早不致超过战国中期）。
据此，“六瑞”和“六器”说出现年代当为战国晚期（最早不过中期），《周礼》成书年代亦当如此（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周礼》约成书于战国）。
如果再注意到“六器”说，以苍、黄、赤、白、玄（黑）等颜色来配合天地四方，便不难明瞭此二说是战国时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的产物。
不仅如此，笔者甚至怀疑“六器”说是战国时期曾经实行过的礼制。
因为在传世或出土的大量玉器中，不仅没有玄黑色的玉璜（94），而且也没有赤红色的玉璋（玉器上偶有红色，是在地下埋藏时受硃砂所沁而形成）。
玄璜和赤璋既属乌有，则“六器”说不过是一种主观虚构的“理论”而已。
作为这一“理论”组成部分的“黄琮礼地”说，自然也无法令人置信。
先秦及汉代典籍并无“黄琮礼地”实例的记载，便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为甚么战国时人们会将璧琮和天地联系一起？
这大概是受天圆地方学说的影响。
璧圆象天，琮外方象地，可谓巧合。
这个附会流传了二千年多，今天该是加以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
李自智）
注 释
（1） 南京博物院：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10—12页，二三──二四，图版叁：
1。
（2） 南京博物院：
《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6集，28—30页，图六，图版壹：
13。
（3） 南京博物院、用角保圣寺文物保管所：
《江苏吴县张陵山东山遗址》，《文物》1986年10期27—32页，图九：
2—5。
（4） 南京博物院、昆山县文化馆：
《江苏昆山绰墩遗址的调查与发掘》，《文物》1984年2期7页，图四、五、七。
（5） 常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江苏常熟良渚文化遗址》，《文物》1984年2期13—14页，图二：
3、三：
3、七、八。
（6） 陈丽华：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新石器时代遗物》，《文物》1984年2期21—22页，图一○──一二、一九：
1，图版贰：
2、4、5、7。
（7） 南京博物院：
《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年3期198页，图一一：
4—5，图版贰：
4—5。
（8） 南京博物院：
《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2期2期117—120页，图八：
9—11、九：
1—9、一二：
1—4、8，图版叁──肆。
（9） 汪遵国：
《良渚文化“玉痮葬”述略》，《文物》1984年2期23—36页。
（10） 吴国良：
《江苏吴江县首次出土玉琮》，《考古》1987年2期180页，图一。
（1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2期3页，图七─九，彩色插页第2图，图版壹：
5。
（1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期16及18页，图五九：
1—4、六五─六七、八六，彩色插页贰（上图）。
（13） 苏州博物馆、昆山县文管会：
《江苏省昆山县少卿山遗址》，《文物》1988年1期53—54页，图九、一三、一四：
1—2。
（14） 浙江省博物馆：
《三十年来浙江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218页，图九。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10、12—14页，图一九──二四、五四、五七：
15—17，彩色插页壹：
1，图版贰：
1。
（16） 浙江省文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