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事业招聘最权威的冲刺班模拟题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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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事业招聘最权威的冲刺班模拟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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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这次西南旱灾，很多农户没有投保，人们说这是‘农民之不幸’；但换个角度看，保险公司也‘躲过一劫’。
这话似乎不近人情，可事实上无论当地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结果都会是‘赔不起’。
”
“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对发展农业保险倾注了极大热情。
全国31个省、区、市开展了农业保险试点，其中中央财政支持的省份有17个，很多农民都从农业保险补偿中切实受益。
”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庹国柱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然而，2008年南方冰冻灾害，保险补偿仅占灾害补偿总额的4%，较之国外50%左右的补偿水平相去甚远。
去年的东北大旱、今年的西南干旱，保险补偿同样杯水车薪。
中国的农业保险发展水平仍然在低水平上徘徊。
“农险快速发展的最大阻碍就是法律缺位。
”庹教授回忆，1997年国内就启动农险立法调研工作，13年来这项工作仍然进展缓慢。
风险大、成本高，农险发展必须立法
记者：
如何看待立法对于发展农业保险的重要性？
庹国柱：
农业保险与普通商业保险不同，由于风险大、成本高，价格比其他财产保险高很多，而投保主体——农民又收入较低。
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在没有政府大幅度补贴的条件下，纯商业性农业保险难以发展。
因为这一特殊性，农险发展必须通过立法来明确一系列重要问题：
比如政府补贴问题，到底是中央补还是地方补？
补多少？
补贴哪些作物和畜禽？
选择哪种补贴方式？
补贴效果谁来监督？
再比如巨灾风险分散问题，农业保险经营风险巨大，经常会遇到巨灾损失，如果没有一整套风险转移机制，例如安排再保险、巨灾风险基金、巨灾债券等，保险机构不敢也不愿意承保旱灾、台风、冰冻等发生范围很广的灾害。
还有经营模式问题、宏观协调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欧美等国家都是通过立法来解决的。
比如美国的《农作物保险法》规定了农业部风险管理局负责调查风险、厘定保险费率，明确补贴额度，并评估政府补贴的效果，对保险效果开展监督。
法律同时规定，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和其他私营再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农业保险再保险。
明确了在发生巨灾损失保险准备金和再保险摊赔都“赔不够”的情况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可发债券融资。
在农业保险法律框架下，政府、农户、保险机构各司其职，特别是政府，不越界也不缺位，才能发挥农险的作用。
记者：
在农业保险立法空白的情况下，我国的政策性农险工作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1/4耕地已经有了保单。
对此您怎么评价？
庹国柱：
成绩可嘉，但依然隐患重重。
这次西南旱灾，很多农户没有投保，人们说这是“农民之不幸”；但换个角度看，保险公司也“躲过一劫”——这话似乎不近人情，可事实上无论当地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结果都会是“赔不起”。
2007年某省大旱，由于没有再保险安排，保险公司收保费6.8亿元却要支付赔款15亿元，省财政支持1亿元“大灾基金”后就再也拿不出钱了，致使很多投保农户无法得到足额赔偿。
目前一些省也从农业保险保费中按比例提取大灾准备金，但基本上都难以支付大面积的巨灾风险。
近年来干旱、洪水、台风频发，经营农险业务的机构大都“提心吊胆”——摊子越大，风险越高。
农险组织模式没有通过法律明确的现实，导致很多保险机构在发展农险业务时“阻碍重重”。
比如，按规定巨灾基金可在税前提取，但有15年历史的中国渔业互保协会，虽然也为渔民提供养殖、人身保险，却因不是商业保险机构，而得不到政府的保费补贴。
互助性质的一家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不得不为自身积累的巨灾准备基金缴纳不是所得的所得税。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自己直接经营农业保险，此举是否合法，无从评判。
农业保险的经营离不开政府的配合与支持。
除了保费补贴，宣传、核保、灾害勘查、定损、理赔等都指望基层的政府工作人员协助。
按现行有关法律，给这些人发放劳务补贴，就属于“行贿”等违法行为。
可如果没有奖励机制，有些工作难以为继。
“多头管理”也令人心忧——目前，财政部门负责保费补贴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保监会监管商业保险公司的业务活动，农业部门协助保险机构展业、定损和理赔。
多头监管不仅浪费监管资源，也徒增不少协调成本，还会留下许多监管真空，比如目前有些合作组织做农业保险就不知道该由谁来管，因为这些组织是“社团”；再比如在分头监管体制下因为有漏洞可钻，就会出现有的地方政府套取上级财政的保费补贴资金等问题。
记者：
13年前就启动立法调研，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法律出台？
监管部门已就《农业保险条例》召开过多次立法研讨会，进展情况如何？
庹国柱：
1997年，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分别拿出过试验和发展农业保险的方案。
主管保险的人民银行曾拿出了一个由政府支持保险公司举办农业保险的方案，但财政部希望由中央财政出资自己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因两方案的意见相去甚远，不好协调，均被搁置。
2007年，国务院要求保监会组织立法调研。
2008年，经过多方考察、调研和征求专家意见，保监会与农业部、财政部相关司局一起，共同起草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草案》，18易其稿之后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办向人民银行、农业部、发改委等相关部委征求意见。
财政部认为立法条件不成熟，予以否定。
同时，财政部也在此前提出了一个由中央财政出资成立农业再保险公司的方案，希望由农业再保险公司把全国的农业保险政策和运作统起来。
因为仍存在分歧，相关立法工作就被搁置起来。
粮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加快农业保险立法进程，必须摒弃行业、部门之争，增加协调配合，以“超常规”力度推进。
对一些存有争议的具体问题的规定，可经过实践检验后，增补到法律草案中。
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农险的“大法”，不能因小“废”大，将立法进程拖延下去。
问题1：
西南特大旱情呼唤农业保险制度。
请概括农业保险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0分，400字。
去年秋季以来，西南地区遭遇持续特大干旱困扰，农作物大面积绝收，上千万人饮水困难。
这次旱灾充分暴露了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力度亟待加大。
小水利发挥大作用
“去年10月完工的哮天龙水库在大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否则县城去年底就会没水可供，可能要采取措施疏散群众了。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水利局副局长蒋先祥说。
2005年和2006年，盘县分别完成除险加固治理的许家屯水库、松官水库，也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松官水库大坝上，记者看到水面碧波荡漾，水位虽然下降明显，但仍高出死水位线。
蒋先祥说，两座水库联合调度，能保障老县城片区9万余人的供水安全，而在两座水库除险加固之前根本没办法实现。
2004年，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对蓄水规模160万立方米的东风水库进行了除险加固，目前还有蓄水60万立方米。
普安县水利局局长邓志书说：
“对大坝、溢洪道、取水设施等进行了改造，提高了蓄水能力，如果东风水库没有改造，大坝不安全不敢蓄水，城镇供水早就告急了。
”
这些小型水库（大中型水库的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在此次大旱中确保了城市供水的安全，而在水库覆盖不到的山区农村，小水塘、小水池、小水窖“三小”水利工程，也有效缓解了当地旱情。
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斗古乡松山村白沙组村民朱成海家中，半月谈记者看到，40立方米的小水窖还有十来立方米水，水质清亮。
朱成海对记者说：
“我修了3口小水窖，干了2口，这一口是去年蓄的水，今年大旱还没吃完。
小水窖在我们农村作用真是太大了。
”
蒋先祥说，盘县全县2.2万口小水窖，到目前为止有的还能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如果没有小水窖，全县7万多人出现缺水断水的时间至少要提前3个月。
去年要不是从7月开始没有下雨，使本该在10月蓄水的小水窖没有蓄上水，小水窖发挥的作用会更大。
然而在西南旱区，这种修缮完好的小水利并不多。
重庆市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坐落在长江边上，然而村民冉中云对记者说，村里没有任何提灌设施修上山。
一遇干旱，农民还要靠消防车送水上去。
山上虽有2座上世纪60年代修的小水库，但因为年久失修，就像“竹篮子”一样，完全蓄不住水，几乎没有抗旱效果。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木央镇木树村位于石漠化山区，记者看到，当地只有部分村民建有简易的小水窖，而且十分简陋，蓄不住水。
村民王世龙说：
“有小水窖的农户不到一半，其他村民现在饮水非常困难。
”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记者在文山州广南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开远市和弥勒县，曲靖市会泽县和宣威市等地的农村采访时均发现，大部分村子的小水窖数量很少，许多村只有不到一半的村民拥有小水窖。
在贵州省，大部分水库、山塘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再加上后期管理粗放、维修养护投入严重不足等，致使大批水库存在病险。
目前贵州还有小
（二）型以上病险水库829座，其中中型4座、小
（一）型68座、小
（二）型757座。
贵州省水利厅副厅长周登涛说，贵州的小
（二）型水库位置重要，许多是集灌溉、供水及防汛于一体，功能齐全，加快其治理步伐，能够起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
但在国家新一轮病险水库规划中，能进入国家规划的只限于小
（一）型以上水库。
而贵州由于受地质条件所限，小
（二）型水库量大，小山塘更是众多，因此不能纳入国家治理范围，只能靠贵州各级自身财力自筹治理资金，治理进度缓慢。
云南省水利水电勘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云说：
“过去对水利建设重视程度偏弱，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投向了交通、通讯等领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快速增加，水利设施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
”周云介绍，2000年以前，他的工作节奏缓慢，一年只接手一两个工程项目。
直到2000以后，云南省水利建设工程量才开始增加，但主要以大中型项目为主。
许多基层水利干部认为，国家对中小型水库建设的支持很少，项目审批周期太长，是小水利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
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县水务局副局长樊茂介绍，近年来，国家进一步加大对大型水源工程的建设投资力度，但是对中小型水源工程的投入有限。
在实践中，小型水源工程和山区“五小”工程往往是解决农业灌溉、人畜饮水效益最为直接的项目，但是问题不少。
如农村塘坝、小
（二）型工程除险加固投入偏少，对在县域中具有骨干性的小
（一）水源工程，中央财政投入不足，地方财政困难，导致工程前期工作和项目实施困难重重，项目迟迟不能上马，不能发挥效益。
贵州省毕节地区威宁县水利局副局长唐鉴说：
“小型水库没有纳入中央投资计划，地方财力就是保常规的水利工程，配套资金投入难，更不要说建水库。
”
与此同时，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自筹资金兴修必要的水利设施也面临极大困难。
所谓“一事一议”，是指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乡统筹，改革了村提留，原来由乡统筹和村提留开支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公益事业项目所需资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采取“一事一议”的筹集办法。
按照“一事一议”的议事规则，如果村委会准备办一项公益事业，筹资方案须经2/3以上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报上级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然而，由于农民忙于外出挣钱，感觉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修不修关系不大，缺乏必要的关心和参与热情，召开村民会议的难度很大。
重庆市云阳县南溪镇党委书记秦华平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南溪镇花山村一座小型水库长期渗漏，影响下游800多村民饮水和400多亩耕地的灌溉，村民为争水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
最后，政府决定由财政投入加农民“一事一议”个人平均出资100多元的方式支付维修费用。
但对此村民意见不统一，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众多的小水利，中央财力要大规模支持难度很大，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顾及，农民自己“一事一议”又搞不起来。
怎么办？
当务之急是要加大投入，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共同破解这道难题。
问题2：
以谁来为农村小水利“埋单”为题写一篇小评论，400字，10分。
并不是西南旱区的每一个村庄都陷入了绝望。
至少在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乡海东村并非如此。
4月13日，已经是水库开闸放水的第四天，只要灌溉情况符合预想，村民们很快就可以种苞谷了。
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中，能够进行正常的春耕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幸运。
“2010年将是一个旱年。
”早在去年9月，于晓刚看到拉市地区的水库时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预测。
他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组织）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主任。
当时，水库的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这名草根NGO负责人向自己参与组建的拉市乡东灌渠用水户协会建议，必须“舍小春，保大春”了。
2600多名当地村民是这个用水户协会的会员，用水规划需经过集体同意。
他们决定听从于晓刚的建议。
“去年下半年应该放4道水，最后只放了一道水”，并且放弃耗水的小麦种植，全力灌溉当时正在冬眠、需水量较少的果树。
半年前的预测如今已得到证实，海东村的村民们正在庆幸他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说不定，今年还能种上辣椒、苹果和冬桃”。
于晓刚曾因“开创性的流域管理计划”而获得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曼环境奖。
在美国的领奖台上，他被称为“最重要的无名英雄，为了保护自己祖国的环境而奋斗”。
但是当这个帮助村庄度过大旱劫难的民间环保领袖回到中国，却常常发现，自己难以申请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由于草根NGO的高度活跃，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的2008年，曾一度被视为“中国NGO元年”。
然而“元年”过后，尴尬仍不少。
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之一。
“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
追问指向特殊的“中国式慈善”。
在中国，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
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二是中华慈善总会，三是各个部委下设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政府背景。
”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这种背景决定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中国慈善界的大家伙”很少将捐款交给位处基层的“小草根”。
每年，巨额捐款在“大家伙”那里汇拢，之后，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这样的选择或许并非毫无道理，由政府公务员去进行本该民间公益组织从事的活动也非全无益处，至少“不需要支付人力成本，落实项目的能力也比较强”。
甚至在此前清华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这种对于公益和慈善的认知，似乎成为“由政府统筹捐款”的最佳注脚。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得到20多亿元的捐款，而这个地方基金会当时只有17名工作人员。
这笔巨大的捐款成了“悬在头上的堰塞湖”。
最终，钱要怎么花，“当然就只能政府来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
”徐永光感叹。
在不少公益慈善界的专业人士看来，这完全就是“一个荒诞的景象”。
与此同时，一些草根NGO因为没有募款权利，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
“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啊。
”这成为一种普遍的叹息。
但实际上，无论是两年前的地震，还是如今的西南大旱，至少在巨型灾难面前，草根NGO或者说民间组织，已经因“服务更加专业”而显现出了优势。
此前，有媒体指出，在3月19日温家宝总理亲赴旱区视察之后，“救援活动才多起来”。
而事实上，诸如大众流域、润土互助工作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舆论大力关注之前就开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动。
曾在体制内公募基金会任职的徐永光直言：
“草根组织长期在基层活动，对灾情敏感。
相比之下，大机构反应滞后太多。
”
帮助村民们规划用水甚至已不是大众流域唯一关注的重点。
因为云南特殊的自然条件，本来专长流域管理的于晓刚将目光投向“防灾减灾”。
听村民说起丽江曾经地震，他和自己的团队就帮助村里盖“抗震房”。
那算不上什么高端技术，“但相当实用，”于晓刚说，“用三角铁和抓钉加固，完全有可能大大减少地震发生时的伤亡。
”
这是他们一贯的防灾理念，“我们没钱，也不会忙于送水送粮，但只要花1份钱，就可以防范10份的灾害损失”。
显然，从海东村在大旱中的表现来看，这种低成本的“草根做法”已经在发挥效力了。
尽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资金支持。
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样，大众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会为主要的资金来源。
“中国还缺乏很好地培育公益组织的土壤。
”一名慈善界资深人士称。
一份1995年来自美国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创造了整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岗位。
一项来自中国民政部的报告则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
2008年新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从业人员只占服务行业的0．3％。
当然，汶川地震过后，草根NGO的生存状况还是发生了些许改变。
在“5·12”过后的一个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接受的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
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曾公开表示：
“这2000万的招标，社会影响超过了13个亿。
”
但2000万元仅仅占据了当年捐赠总数的万分之三。
那么，面向公众募集的抗震捐款中的绝大部分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徐永光一连使用了数个“看不见”来形容民间捐款的去向。
比如，民间公益组织看不见捐款。
尽管地震后来自民间的社工、志愿者、NGO不计其数，但据徐永光的推测，高达760亿元的捐款，“草根组织连1％都拿不到”。
比如，捐款人看不见捐款。
捐款人完全可以将那些如同带着“井喷”般热情的捐款想象成汇入大海，你知道它在海里，却无法知晓具体位置。
如果有“较真儿的人”想要追查，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放心，经过严格的审计，捐款绝对用于震区。
”
比如，震区政府看不见捐款。
中央要求对口援建的省份拿出当地财政收入的1％，但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专业调研报告中获知的信息，这笔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
比如，震区群众看不见捐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并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对捐赠财产进行管理”。
汶川地震后，政府直接受捐超过全部捐款的一半。
两大巨型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捐款。
而这三分之一中的绝大部分最后也流向政府，“大部分都由政府落实”，“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
如今面临另一场大灾——截至4月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为西南大旱设立的筹款项目“春雨行动”到账善款已达3730.5万元；截至4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因西南大旱收到的捐赠物资和资金总额已超过2200万元。
与汶川地震时相比，如今的捐赠似乎并没有两年前那样“井喷式的热情”。
在慈善界人士看来，这很正常，“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并且大旱的悲剧情绪与地震所造成的“完全不同”。
针对大批旱灾捐赠，关注一下其流向和使用情况，即“谁来执掌西南旱灾捐赠”，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徐永光直接指出：
“很大程度上，现在不少民间捐款其实是在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
”这位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回忆道，曾经有人怒气冲冲地质问他：
“农村教育投入明明该是政府做的事，怎么最后却由我们出钱？
”
政府项目、慈善埋单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屡见不鲜。
今年2月，“陕西省府谷县部分企业家捐助公益事业12亿元”的新闻，或许可以成为这个判断的佐证。
在那场被媒体形容为“感人肺腑的捐资仪式”上，57位府谷当地民营煤炭企业家及其所属的77家煤矿，现场捐资12亿余元支持政府兴办教育、卫生事业。
府谷县煤炭协会会长、兴茂煤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忠表示：
“所有这些捐赠全部是无偿捐赠，由县政府财政集中管理，全部用于兴办教育卫生事业。
”
尽管这一举动在新闻中被刻画为“书写新的传奇”，但徐永光不能理解，“现在就是把慈善资源变成政府的第二税源，这是越权的。
政府应该依法收税，企业应该依法纳税，没有再捐第二笔钱的义务。
如果想捐钱，应该捐给真正的慈善机构。
”
在不少专业人士看来，中国慈善的痼疾虽然深重，但许多良性的改变已在民间悄然萌发。
一位网友在天涯论坛发帖称：
“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西南人民抗旱，就不要再捐款捐水了。
”这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相信，“监督好政府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好舆论的作用，这就是对西南人民最好的帮助”。
“有了透明度才能开始谈公信力”，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坚信这一点。
甚至，社会上每一个对慈善机构公信力的怀疑声音，都令他和其他一些中国慈善界的领军人物感到欣慰，毕竟这意味着，“在大地震后，公众对捐赠者的权利有了反思”。
王行最强调，这绝不是慈善界该排斥或漠视的声音。
“没有捐款的公众，也有权利监督捐款的流向。
这种声音是社会的进步。
”他说。
目前，这位秘书长已经分批将在西南大旱中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捐助的民众名单公开在自己的网站上，“毕竟，对社会更有意义的并不是收了多少钱，而是做了多少事”。
令徐永光感到欣慰的是，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注重透明度，因为“公众意识已对慈善体制构成有效监督”。
以往，几乎“垄断”着慈善界的几家“龙头”基金，往往只公布“收”，不公布“支”。
而此次，针对西南大旱捐赠，中国红基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分批公布了已拨出的超过2000万元捐赠的使用方向，并特别注明“受助对象在领取时，要严格履行登记、签字手续”，以便“进行网上公示和向捐方反馈”。
“公众对于捐赠者权利的反思，是‘5·12’留给中国慈善最大的遗产。
”徐永光说。
就眼下而言，59岁的于晓刚还并未从公募基金会那里看到希望。
他甚至不能花太多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正忙着制订明年的防灾计划”。
这位正在帮助几千名农民与干旱作战的“无名英雄”说，拉市乡目前至少有3个用水户协会在开闸放水，严重的干旱并没有对正常生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忙于春耕的百姓“都很镇定”，因此这里不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思路就在这田地里，永远赶不上现实中的感动中国。
”他随即自嘲了一句。
问题3：
在西南大旱灾中，民间慈善力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怎样根治中国式慈善的深重痼疾？
20分，400字。
2009年秋季以来，我国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少雨，气温偏高，遭遇严重旱灾。
西南干旱的成因是什么？
对这种长时间、大范围的干旱，有可能提前较长时间作出预测吗？
记者最近采访了有关气象专家。
冷暖空气很难交汇、气温偏高——
降水持续偏少、水汽蒸发量大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郑江平介绍说，西南气象干旱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持续时间长。
2009年9月中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气象干旱露头，10月下旬出现了大范围中等以上程度的气象干旱，至今已持续5个月。
在这次干旱中，云南出现重旱以上程度气象干旱的平均日数为84天，贵州出现重旱以上程度气象干旱的平均日数为50天，均达到历史同期最多；广西出现重旱以上程度气象干旱的平均日数为32天，为历史第二多；四川出现重旱以上程度气象干旱的平均日数为25天，为历史第七多。
影响范围广、程度重。
长期温高雨少，致使云南大部、贵州大部、川西高原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出现重度以上气象干旱。
2010年1月，云南省达到重旱以上级别气象干旱的县数百分比一度达到85%，3月，贵州省重旱县数百分比也达到了81%。
灾害影响重。
西南部分地区严重气象干旱已对群众生活、农业生产、塘库蓄水、森林防火等造成极大影响。
干旱导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部分地区出现人畜饮水困难，甘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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