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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五境界汇总

文章五境界

周溯源

一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

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

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

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

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

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

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

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

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

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

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

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

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3000个常用汉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

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

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

高尔基说得对：

“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

”（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

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

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

孔子说：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

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

《荀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常鸣。

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

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

如汉乐府民歌《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

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

莎士比亚说：

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

恩格斯指出：

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

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

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

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

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

”梁启超认为：

“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

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黄宗羲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

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

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耐人回味，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

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

巨著并非皆长篇。

《论语》只有150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来字，而《老子》不过5000言。

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

传世名文多短篇。

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

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

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

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

应切记歌德的忠告：

“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

第四境界，质朴自然。

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佶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淳。

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但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练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经过“到”、“满”、“入”、“过”等数易而后得之，最终达到《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

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说：

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

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

”美国诗人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

“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

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

”王国维断言：

“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

”验诸事实，大抵如此。

第五境界，创新出彩。

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

无疑，这种创新出彩，是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扬弃超越。

决不是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

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的颗粒，被人乐道而传播。

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

祖莹提出：

“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

戴复古主张：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

”郑板桥尤喜简洁凝练与创新出彩，由衷地赞美：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

创新出彩，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等。

“动人春色不须多”。

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

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爱不释手。

如《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滕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

近年来主流媒体和学者的文论中，也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

如：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

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

正如谭友夏所说：

“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

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域——从头说，二是改旧论——重新说，三是有发展——接着说，四是分取舍——扬弃说。

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

杜牧指出：

“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

”李渔认为：

“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

二

准确明白是为文的基本境界，生动形象、简洁凝练、质朴自然是较高境界，创新出彩则是更高境界。

文章境界的提升，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文字功底、写作技巧、生活阅历、学养程度、情感状态、性格气质、志向追求，等等。

民谚曰：

“《文选》烂，秀才半”；杜甫说：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讲的是要博采厚积，夯实基本功。

程颐说：

“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袁枚说：

“一诗千改始心安”，讲的是要反复推敲、修改磨砺。

韩愈说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郑板桥说他“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讲的是要毕生钻研，锲而不舍。

普遍经验证明，“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

文章高境界的背后是特立独行，是实践的深入、认识的深化、造诣的深厚、追求的坚韧。

许多名句名作即是苦难的结晶、生命的羽化。

古往今来的好文章，无一不是博采众长而又独辟蹊径，实事求是而又巧于表达，厚积薄发而又千锤百炼，真情实理而又善美兼具。

遂有“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华章常自改中来”、“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等名家经验之谈。

陆游作诗近万首，创作经验只有十个字：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这“诗外”的“工夫”是什么？

笔者认为首要的是理想、信念、精神、责任。

没有高尚的人生追求，怎会有血性的文章？

心灵如沙漠，笔下不会有绿洲。

生活庸碌空虚，文论哪来气象万千？

不关心民众的痛痒、民族的进步，怎能撞响时代的大吕黄钟！

孟子倘若没有对大丈夫气节的崇尚，写不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动人格言；司马迁倘若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不会忍辱负重写出绝唱《史记》；范缜倘若没有对无神的坚定信念，没有追求真理重于求官的高尚人格，写不出力挫王侯与群儒的《神灭论》；曹操倘若没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写不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壮语；杜甫倘若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就不会佳句连珠，成为一代诗圣；岳飞倘若没有对山河破碎的悲愤、收复失地的热望，就不会奋笔疾书：

“还我河山！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倘若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拳拳赤心，写不出“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复忧民”；张载倘若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就不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立“关学”；王夫之倘若没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感，就不会埋首石船山，苦心孤诣，精品等身。

倘若没有对祖国积贫积弱的忧心如焚，对独立富强的魂牵梦绕，没有“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急迫使命，孙中山就不会率先喊出“振兴中华”，提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毛泽东倘若没有对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信念，写不出《论持久战》；“千年思想家”马克思，正是向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才破天荒地写出了《共产党宣言》，毕生著述《资本论》……

由此可见，要提高文章境界，必须提高思想境界。

心如日月，文方有日月之光。

只有做社会的良知，才能写出人民的心声、时代的正声、历史的强音，把文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三

自古以来，妨碍文章境界的提升，不外乎社会环境和文人素质两个方面。

从社会环境看，有六朝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熏染，隋唐以降八股科考的诱迫，“焚坑”之后文字狱的桎梏，创新氛围不浓，法制保障乏力，等等。

从文人素质看，则有学养、追求、文风等因素。

文章境界不高，主要表现在：

一是内容空疏，陈言老调多，空话套话多。

或是有内容却远离民生与学术的紧要课题，“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润色愈工，其实愈丧”。

隋朝李谔上书高祖，批评齐梁文风之弊：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行；积案盈筐，唯是风云之状”；“损本逐末”，“构无用以为用也”。

到了宋代，苏轼指责“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未深入体察民生之艰难、民心之渴求，自话自说。

嗷嗷待哺的民众，盼生存之利如大旱之望云霓；居象牙之塔的话语者，谈心性义理却在闲庭漫步。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是某些道学者、理学者的事功写照。

到晚清，“不务实学、专事浮文”之风尤炽，在洪仁玕眼中，“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

”此话虽有偏激、夸大，却切中积弊。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认为，那些“惟在仿古欺今”者，“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二是盲目求长，烦冗拖沓。

在古代，有“博士买驴，书卷三纸，不见驴字”的笑话。

明太祖时，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言事，奏章长达17000字，但在太祖看来，“其切要可行者”不过“五百余言”，恨其浮词之多。

为何烦冗拖沓呢？

或是“私于自是”，不忍割爱；或是“以长为贵”、“以长为能”，简单地认为篇幅越长越有学问、部头越厚越有分量；或是不善提炼概括、剪裁取舍；或是为世风习染，言必“戴帽”、“穿靴”；或是追求周全稳妥，面面俱到。

在当今，有的是受“以量取胜”时尚的影响，为统计成果的量化指标所迫，为达到一定字数而拉长“注水”。

当然，也有作者本想出精品“靓女”，但因急功近利，未足“十月怀胎”，就提前“剖腹分娩”；初稿成后，又未能沉淀涵育，用心呵护，在修改环节上下足工夫，而是草草打扮，就匆匆“出嫁”了。

三是创新不足，甘于平庸。

黄遵宪曾感叹：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

”有的无病呻吟，有的因循克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信笔戏说，有的只道“天凉好个秋”，有的追求包装华丽重于济世实用，追求感官刺激重于灵魂净化，未能对学术问题提出创见，就民生问题拿出实招。

文章如何作？

先贤有倡导：

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贵适用，文贵创新，文不苟作，“文须有益于天下”，“不作无益害有益”。

大凡传世名文，必有创新之处，必具高境界。

当然，对于一般作者的一般文章来讲，达到基础境界即可，倘能达到较高境界当然更好。

但对以写文章为职业、对从事社会科学和文学创作的人而言，理应追求高境界，多创精品力作——“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具有“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意新语工，文情并茂，含金量高，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独到的见解启迪人，用先进的观念引导人，用公正的舆论督促人，用真理的力量鼓舞人，用真善的情志感染人。

好文章是人类的精神之花、智慧之果，能使人眼睛一亮，豁然开朗；天地一宽，境界升华！

能引导人们走出误区、盲区，解放思想，破除牢笼。

能在滚滚红尘中净化心灵，唤醒良知，提高理性；能在漫漫征途上确立信念，增强意志，激发无穷创造力，成功到达目的地。

一篇好文章、一本好书，往往能拯救众多的灵魂，振奋千万人的精神。

特别重要的创新文章、论著或作品，甚至能影响一个时期的追求，形成一股思潮，引发一场变革，促成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

那些好文章、好论著、好作品，如火炬、似灯塔，引领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如春风化雨，似江河行地，滋润着人类的心田。

正如曹丕所赞叹：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好文章、好论著、好作品，是生产力、战斗力，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武器，驱动着科学与人文的双轮，使时代走向进步，社会走向和谐，人生走向美好。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有志于立言者，当努力攀登文章高境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编审，《求是》杂志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