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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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实践及理论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与发展后，当今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几乎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思考与研究在世界各国也随处可见，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先行地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是公认的事实（Carroll,1999）。

十七岁的哈佛学生艾伯斯泰德（NicholasN.Eberstadt）于1973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完成了一项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他把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概括为古典阶段，中世纪阶段，商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及企业化阶段（Eberstadt,1973）。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企业始于工业革命。

因而把工业化时期（1800-1930）作为始点来追溯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与发展比较合乎逻辑，也更有现实意义。

本文试图对企业社会责任在美国早期的实践及有关理论的发展作一综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能对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与理论发展有所启发与借鉴。

十九世纪的美国企业社会责任

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与理解是不一样的。

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开始，生产过程逐步专业化，传统的家庭企业向工业化企业转变。

纺织业与钢铁业首当其冲。

工业化的产物之一是公司城的形成与发展。

一个或几个企业在一个小镇蓬勃发展，逐渐成为这小镇的主宰。

企业希望有一个适合它员工居住的社区环境，希望能在这社区招募到它所需要的劳工与技师。

简言之，公司城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与经济状况成了所在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

从而使得企业自愿或不自愿地参与到社区的方方面面。

在把传统工业转变为现代制造业的过程中，在面对社区建设的新挑战中，企业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走到一起。

一批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们，可以说美国现代工业的先行者，组成了波士顿商会（BostonAssociates）。

这或许是最为著名的早期美国企业领袖的组织。

对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是他们对雇员及雇员生活环境的充分关注。

波士顿商会的宗旨是为员工提供好的工作与居住环境，吸引合格的工人。

他们在社区里建造学校、图书馆、医院、商店、住房等等，给那些从农村来的姑娘与小伙子提供受教育与社交的条件。

洛厄尔（FrancisLowell）是波士顿商会的早期领导人。

他的个人经历及人格对波士顿商会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1811年，洛厄尔曾经到过英国与苏格兰。

被马克思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的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已在那里进行了十多年的实验。

尽管没有资料表明洛厄尔与欧文见过面。

但记录表明洛厄尔的确到过离欧文的实验工厂不远的地方。

他至少应该听说过欧文的实验。

欧文希望通过他的实验来证明给员工好的报酬并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对雇主与工人同样有利。

洛厄尔在这一点上与欧文极为相似。

在洛厄尔任波士顿商会会长期间，他与其他一些工业城的雇主们致力于社区的建设，关心雇员的生活。

在当时的工业城，企业与社区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

至于对社区建设的资金来自公司还是私人也不是泾渭分明。

在当时，许多企业是个人或家族所有，因而这种“公私不分”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经过多年经营，这些坐落在麻省的工业城成了新工业秩序的样本，吸引了许多来自美国各地甚至欧洲的访客。

遗憾的是这些工业样板城好景不常。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经济萧条与生产过度使得竞争加剧，价格下降，利润也大幅度减少。

另一方面，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加入就业大军。

对这些新移民来说，工作机会远远胜于报酬多少，至于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更是次要的问题了。

这种市场竞争与工作机会的竞争终于使得工作与生活条件开始普遍恶化（Allen,1966,Shlakman,1934）。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个案。

比如在芝加哥南边的一个叫普尔曼（Pullman）的小镇。

这是普尔曼豪华车公司（PullmanPalaceCarCompany）的创始人乔治.普尔曼（GeorgePullman）一手打造起来的。

他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投资八百万美元建造了一个有公园、游乐场、教堂、剧院、赌场、旅馆等设施齐备的社区。

住房，照明，外观及环境保护在当时都堪称一流，被称为是世界最佳小镇。

普尔曼营造这样一个社区环境的初衷，也是为了吸引一流的技术工人为他工作（Lindsey,1942）。

而一群芝加哥的企业领导人在1893年成立了芝加哥市民同盟（CivicFederationofChicago）。

他们努力寻求劳资间的共同利益，促进社会进步，促进城市改良与市容美化，丰富城市中的文化生活等等。

尽管改善员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是当时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特征，但也不仅仅局限于此。

譬如纽约市的梅西（R.H.MacyCompanyofNewYorkCity）就支持了不少超越社区的项目。

1875年，梅西公司资助了一家孤儿院。

1885年，梅西公司赞助了一项自由女神像小模型的销售，用来支持自由女神像底座的建造。

这些做法反映了许多企业人士对社会环境的关注（Hower,1943）.

在十九世纪，有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全国性福利组织的建立。

这对以后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南北战争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协调机构来管理战时捐款活动，满足前方战士及后方家属的种种需求。

这与过去仅限于本地的捐赠已大不相同。

这种情况促成了两个全国性的福利组织。

一个是美国环境卫生委员会（UnitedStatesSanitaryCommission），另一个是基督教青年会（YoungMen’sChristianAssociation，YMCA）倡办的美国基督徒委员会（UnitedStatesChristianCommission,USCC）。

这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并主要依靠私人捐赠维持的援助福利组织。

当然也有来自企业的捐赠。

比如鲍德温机车公司（BaldwinLocomotiveCompany）就将其年收入的10%捐给基督徒委员会（Bremner,1988）。

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批量生产及城市化到处涌现，人们的工作模式与生活环境因之改变。

而1869年横穿大陆的铁路网的竣工，不仅仅密切了全国各地的联系，为全国范围内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了新的变化，也给企业与社区的新关系带来了难题。

在工业城，企业与社区的联系十分紧密，从某种程度上说难分彼此。

但对铁路公司而言，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如何处理与铁路沿线两边社区的关系以及如何做出捐赠变成了一个新的挑战。

挑战还来自传统法律中的越权原则（doctrineofultravires）。

当时法庭用来裁决企业捐赠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唯一依据，是企业经营执照中企业运营的规定条款。

像捐赠这样的企业行为如果不在条款中，不管其捐赠行为是否对公司有益都会被判越权。

影响比较大的一个案例是戴维斯与旧殖民地铁路公司案（Davisv.OldColonyRailroadCo.）。

在一次铁路沿线举行的音乐节活动中，旧殖民地铁路公司和一家乐器公司准备资助这音乐节活动。

这事被告到了法庭。

麻省高级法院在1881年判两家公司越权。

尽管法庭承认铁路公司有可能由于这项活动而使客运量增加而获益，但由于为音乐节支付费用这样的行为并不在公司初始规定的业务宗旨之内，因而还是被判越权（Blumberg,1972）。

到了十九世纪末，法律条款的解释不像以前那么严格了。

法庭更倾向于“利益原则”（doctrineofbenefit），只要公司的捐赠行为是出于增加公司收益的考虑，只要这捐赠对公司收益的关系比较直接，至少说得过去的话，那么这种捐赠行为会被看作是一种法定范围内的业务行为（Blumberg,1972）。

在十九世纪末，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1889年六月，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gie）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财富”的文章。

这文章后来被称为美国慈善史上最著名的文件，并以《财富的福音》为名多次以单行本形式印刷发行（Carnegie,1998）。

卡内基在他一生中尽其所能地传播这样一种理念：

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把自己看作社区利益的受托人（trustee）。

一个富人的责任是把他的财富用于公共利益之上，使社区乃至社会会因为自己的财富而受益（Bremner,1988）。

十一年后，卡内基创立了卡内基技术学校，即现在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MellonUniversity）。

卡内基幼时家贫，十三岁起打工，做过锅炉工，当过邮递员。

他受教育不多，自学成才，并靠个人奋斗通过投资铁路桥梁，买卖证券，建造钢铁厂，终于成为亿万富翁（Schweikart,2000）。

卡内基一生热心于图书馆事业，曾捐五百多万美元在乡村小镇建起了二千八百个公共图书馆。

他还创立了卡内基基金会从事慈善事业。

他那个人财富应为社会谋福利的理念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而他个人的慷慨大度对许多美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Bremner,1988）。

据说约翰.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比尔.盖茨（BillGates）都自称受到“财富”一文的启发与影响。

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企业社会责任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与大量新移民涌入劳工市场，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条件快速恶化，使得雇主与雇员的矛盾，企业与社区的冲突越来越多。

大量事故、高旷工率及离职率导致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

1900年全国市民同盟（NationalCivicFederation）在芝加哥市民同盟的基础上成立。

全国市民同盟的一项重要贡献是召集了一系列的大会，将企业代表、劳工代表、社区代表、经济学家、教育工作者及宗教领导人等等召集在一起讨论劳工关系及相互信任问题。

尽管这些会议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但全国市民同盟确实为各方人士交换看法，增进相互理解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场所。

当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Taylor）致力于运用他的科学管理方法，研究如何使工人更有效地工作的时候，全国市民同盟在1904年成立了由雇主组成的工业福利部。

雇主们已经意识到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员工福利，改善劳工关系的重要性。

所以全国市民同盟采取了一种调和的态度，而不是象全美制造业者联合会一样与工会对着干。

他们与工人代表或工会代表进行交流协商，争取双方和解。

企业雇主在执行一系列与工作时间、环境条件相关法令的同时，还自愿地在法律规定之外在工作安全、事故预防、工作保险、教育培训、利润分享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Green,1973）。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企业所做的这些，有许多是得到法庭支持的。

比如把职工抚恤金作为公司的一项开支，又如为患肺病的职工建医院，支付退休金等等，都得到法庭的认可。

甚至在公司附近建造住房、教堂、学校、公共图书馆与浴室都被认为有利于促进劳工关系而获得支持。

而为职工所作的福利支出，无论是退休金、抚恤金，还是奖金，都被认为与企业招聘与留用职工有直接关系而受到支持,即使这类支出并不在公司的初始宗旨之内。

即使某些与企业无直接关系的福利行为，也会得到法庭的同意。

比如在一个1924年的案例中，内布拉斯加高级法院批准铁路公司让传教士免费乘坐火车。

不过法庭还是指出股东们应该来承担这项负担，而不应把它转嫁到大众头上（Blumberg,1972）。

显然，这些二十世纪早期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做法，主要是以改善劳工关系为目的。

应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慈善捐赠，比如对教育机构或公共慈善事业机构的捐赠。

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对大企业通常还是抱有好感的。

不过经过多年报刊上的负面报道，情况有了变化。

企业快速发展而带来的市场压力迫使企业努力地赢得公众的好评。

许多企业家逐渐意识到了一个好名声对企业的重要性。

他们相信任何企业的持久成功，有赖于公众的支持与信心。

而公众态度越来越多地被该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所影响。

许多企业家有意识地加强广告与公共关系，将企业的许多建设性的成就，尤其是企业对社会承担责任的真实情况告知大众，改变大众对企业的不良印象。

当时比较有名的一个事例发生在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Oil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是1870年由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