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课 君主集权的强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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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课君主集权的强化
第17课君主集权的强化
李自成起义
李自成（1606.09.22—1645.05.17），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榆林米脂李继迁寨。
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
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6] ，失业回家，并欠了债。
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
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
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
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
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均田免粮”，这既是农民军的起义口号，又是一项政治纲领。
这项政策客观上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因此，起义军深得人民拥护。
在“割富济贫”，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呼声中，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起义军的壮大与陕西的社会环境也有着直接关系，天启、崇祯年间，陕西连年大旱，朝廷不但没有拨付分毫赈灾银两，反而加紧催收赋税，加派横征，罗掘微财，人民群众要求打破这种残酷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加入起义队伍就愈发踊跃。
李自成及时采纳了谋士李岩的建议，响亮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割富济贫”的口号，这与人民的愿望非常吻合，义军的声势更是空前地浩大起来。
李自成起义有他的正当性。
但是，李自成被满洲人摘了桃子，好不容易打下的天下，被别人抢去了。
怪只怪李自成和他的团队水平太low。
李自成不是帝王之才，没有得天下的本事。
他不是朱元璋，不是刘邦，更不是李世民。
他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建国方略方面根本就没有什么能拿的上台面的东西。
辅佐他的牛金星、宋献策之流更是不入流的政客。
在军队将领方面，也没有象李靖、李世绩、徐达、常遇春那样的帅才。
所以，李自成得不了天下，最多能象五代的朱温、李克用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
吴三桂降清
吴襄奉旨调进北京，娶了祖大寿的妹妹为妻。
祖大寿是世居辽西的望族，吴襄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吴三桂成了祖大寿的外甥。
祖、吴两家的联姻，使吴襄、吴三桂父子找到了坚强的靠山，也使祖氏家族的势力更加壮大。
吴三桂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等的教诲和影响下，既学文，又学武，不到二十岁就考中武举，从此跟随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已投降的祖大寿在盛京收到吴三桂的来信，祖大寿将来信转交皇太极，皇太极回信道：
“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
将军之心，犹豫未决。
朕恐将军失次机会，殊可惜耳。
”吴三桂在动摇中，虽然没有降清，但是已经给自己留出了降清的后路。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
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
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
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率军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
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
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大顺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再三犹豫，曾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
据传后来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掳去而作罢。
两面受敌的吴三桂，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
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
为保全家人性命，吴答应与李自成议和，为防李自成有诈，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
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
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即派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军。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
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
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
四月二十二，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将计就计，趁吴三桂与李自成谈判之机，突然向李自成发动攻击。
李自成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
农民军被击败，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
山海关之战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
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告急，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
冲冠一怒为红颜。
出自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的《圆圆曲》，写于1651年顺治八年辛卯初。
陈圆圆是明末名满天下的“秦淮八艳”之一，一出道便被名士争相攀求，一时名气盖过温婉可人的董小宛。
红颜薄命，先被田弘遇所掠，献给了崇祯皇帝，岂料没有得到崇祯的宠幸，后被吴三桂纳为妾。
[2]
四月初，吴三桂亲率所部进京谒见新皇帝李自成。
但途中又听闻大顺军在北京捉拿大批勋贵高官，拷掠追银，他父亲吴襄也在其中。
而更刺激他的是，他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抢走了。
相传吴三桂当时勃然大怒，厉声喊到：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
”当即挥师第二次返回山海关，降而复叛，上演了一幕绝世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为清廷定鼎中原立下了汗马之功。
满洲的兴起和清朝的建立
满洲是部族名称而非地名，指的是满族。
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满洲一词，来源未久，表示部族之号，若肃慎、勿吉、女真，非地名也。
”第三种说法是源自通古斯-满语和蒙古语中谐音是“满洲利亚”意为吉祥、幸福、平安的土地之意。
民族意义上的满洲族是在皇太极时期建立的八旗制度统辖的百姓，即“旗人”。
1616年女真族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对明朝展开进攻。
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从此“满洲”这个名称也被用来称呼满洲人的居住地。
满洲族（满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也是惟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过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
满族历史悠久，其渊源可上溯到距今约6000-7000年前肃慎族系新开流文化。
公元前22世纪肃慎文明的中心在喜都（今吉林省长春市），早期肃慎王国的第二代王室开始在此修建土坯城墙和宫殿，此时已有人口约千户。
我国考古学界认为今黑龙江省宁安市镜泊湖南端的莺歌岭原始社会遗址，距今30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时期，当是肃慎的文化遗存。
出土了许多石器和陶器，其中有陶猪、陶狗、陶熊。
猪的饲养，说明古时民族部落已经过着相对稳定的以原始农业为基础兼渔猎的原始生活。
陶猪、陶狗、陶熊是作为陪葬品埋入坟墓的，是对死者灵魂崇拜的一种有力的证明。
”满族的先民肃慎自公元前22世纪的舜禹时便见诸史籍。
《山海经》载：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
”《竹书纪年》载：
“帝舜有虞氏二十五年，息慎（即肃慎）来朝，贡弓矢。
”禹定九州时，周武王、成王时，肃慎均派使来贡，最著名的贡品为“楛矢石砮”。
周人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公元前夏商周时的肃慎王国、汉至两晋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北宋至明时的女真。
辽朝（相当于北宋）时期，女真人在现中国东北地区分别有南女真（熟女真），北女真，生女真，黄龙府女真，顺化女真，长白山女真等等，这些女真部族之间并不相互统属。
其中生女真的完颜部逐渐强大，建立金国，消灭辽国和北宋占据中原地区。
金朝继承了北宋和辽国的君主制政体，迁入中原的金国人在文化和血统上也逐渐和中原民族融合。
金朝（1115年－1234年），或称大金、金国，创建人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女真完颜部领袖），建于1115年，都城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
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
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再迁都至汴京（今河南开封）。
天兴三年（1234年）时灭于蒙古与南宋联合进攻，共经历9位帝王。
金国是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一个强大政权，其全盛时代的统治范围为：
东北到日本海、黑龙江流域一带；西北到河套地区；西边接壤西夏；南边以秦岭到淮河一线与南宋交界。
明代女真分为建州、海西（扈伦）、东海（野人）女真三部。
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落，建立后金。
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族号，改称“满洲”，将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汉、蒙古、朝鲜、呼尔哈、索伦等多个民族纳入同一族名之下，满族自此形成。
同时，也有一部分辽代女真的后人并未被编入八旗，变成现在的赫哲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但他们是今天满族的近亲。
奴儿干都司
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中国明代政府设置于黑龙江、阿速江（今乌苏里江）、松花江以及脑温江（今嫩江）流域的地方军政机构。
洪武年间，黑龙江下游奴儿干地区的元代故臣多归降明政府。
永乐九年（1411），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
都司的主要官员初为流官，后为世袭。
其境内的蒙古、女真、吉里迷、苦夷（苦兀）、达斡尔等族人民，多以渔猎为生。
辖区内分置卫所，明朝政府还任命各族首领掌各卫所，给予印信，仍其习俗，统其所属，以时朝贡。
贡物有海东青、貂皮、马匹等土特产品，相当于内地的赋税。
明政府在元代驿站的基础上，恢复了奴儿干通往内地的驿传，密切了奴儿干同明廷的政治联系、经济往来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奴儿干都司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的奴儿干（今特林），下距黑龙江口约200千米。
派到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和驻防军都在这里。
有卫、所四百余，屯驻军队，辖区东至海，东北包有库页岛，西至斡难河（鄂嫩河），南接图们江，北抵外兴安岭。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1559年2月21日—1626年9月30日），清朝的奠基者，后金开国皇帝，通满语和汉语，喜读《三国演义》。
二十五岁时起兵统一女真各部，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割据辽东，建元天命。
萨尔浒之役后，迁都沈阳。
之后席卷辽东，攻下明朝在辽七十余城。
野猪皮是对努尔哈赤的称呼。
在满语中，野猪皮这个词是nuheci，后人推测努尔哈赤（nurgaci或Burhaci）含义为野猪皮。
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11.28—1643.09.21），又译黄台吉 、洪太主，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清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后金第二位大汗、清朝开国皇帝。
自少年起常随父兄狩猎和征战，骑射娴熟。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后，皇太极受推举袭承汗位，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即位之后进行大刀阔斧的封建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在战略上定先征服朝鲜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
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
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孟古哲哲，是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仰加奴）之女。
杨吉努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把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
皇太极本人生来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
他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
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诸将中惟有他识字。
当父兄长年累月忙于出征作战时，七岁的皇太极就开始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钱财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条。
特别是有些事情不烦努尔哈赤操心指示，皇太极就能干得很出色，与自己想的一样，因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更是爱如“心肝”。
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向他父亲学习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从小就参加打猎，练得勇力过人，步射骑射，矢不虚发。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之战失败抑郁而逝。
大妃阿巴亥和两个庶妃殉葬。
代善与其子岳托及萨哈廉，拥皇太极嗣汗位。
代善的长子贝勒岳托和三子贝勒萨哈廉，对诸贝勒大臣说出了拥戴皇太极的原因：
“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
由于身为长兄的代善的鼎力支持，所以众贝勒乃合词请上嗣位”，皇太极“辞再三，久之乃许”，被拥举为大汗。
君主集权的强化
议政王大臣会议，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
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中国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
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之初即已形成。
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等人共议裁决。
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
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非常大。
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
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
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
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 。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
雍正帝为了处理西北军务在宫内设置军机处。
军机大臣品级不高，但都由钦定。
他们每日受皇帝召见，跪受笔录，军国大事都由皇帝一人裁决。
一、负责皇帝下达谕旨的撰拟和参预官员上报之奏折文书的处理。
二、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凡遇重要政事，皇帝不能裁决的，或交军机处议奏，或密议，或交军机处会同关系衙门议奏。
三、某些重大案件，皇帝特交军机大臣审理拟定，或由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审拟。
军机大臣可在军机处提讯，也可使用刑讯。
应刑讯时，选用内务府公所或于步军统领衙门进行。
凡秋审案件，军机大臣也参预。
四、重要文武官员之任免及各部尚书、侍郎、各省总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盐政以及驻防将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之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官员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负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交皇帝选择任用。
遇科考，也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裁名单，奏请皇帝选用。
复试或殿试，军机大臣负责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命阅卷官。
五、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
凡有行军，军机处根据有关图书，考查山川险要，道里远近，如系边远地区，图书中没有记载的，要考查新旧档案并加谘访。
应用的兵马、钱粮，则由户部、兵部、理藩院等衙门取简明确数备查。
遇有皇帝查讯的问题，即时呈递。
六、军机大臣可奉皇帝旨意，以“钦差”身分，往各地检查或处理一些政事。
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钦差大臣、直隶总督那彦成镇压河南天理教起义有功，嘉庆帝大加称赞，加太子少保衔，赏三等子爵。
军机处的设置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而且全国的军政大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君主专制加强，达到顶峰，中央集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可见，都是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而设立，且都没有威胁到或者分散皇权。
确保了皇权至上。
朱元璋即位后，废除丞相。
丞相被废除以后，全国的重大政务都由皇帝亲自处理，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他另设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后来，殿阁大学士参与决策，逐渐形成内阁制度。
内阁主要是帮皇帝处理政务，后来内阁地位日益提高，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
明朝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只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构。
阁臣的升降由皇帝决定，职权的大小依黄帝旨意而定，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
不能对皇权起到制约作用。
课本上有一句话：
“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与明代的内阁制度相比，军机处制度使皇帝拥有更大的权力。
第一，明朝的内阁有“票拟”的权力，而清朝的军机处则没有。
下面解释一下什么是“票拟”：
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
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
军机大臣“无权”。
“综观军机处的全部活动，它的职掌基本上可归纳为办文牍、备顾问二项。
实质上是“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部门”而已，内阁的“票拟”大权自然是想也不用想了。
2、明朝的内阁大臣都是专职官员，没有固定的数额，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一半由翰林出身的文官担任，易于形成朋党，这就为其专权提供了可能。
清朝军机处的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不是固定官职而是兼职，如：
乾隆年间的和珅，他的本职是户部尚书，其兼职是军机大臣，皇帝喜欢你发现你听话，你就入职军机处；不喜欢了发现你不是很听话，你就出去干你的尚书。
这就进一步避免了军机处削弱皇权。
3、军机大臣的地位比内阁大学士地位低。
军机大臣品级较低，殿阁大学士品级高（不同点）。
军机大臣只能跪着接文件。
临时机构，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
无编制预算：
成员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兼任，相互之间无明确固定的上下级关系，人事关系和工资奖金，都不在军机处，各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单位。
使得避免权利膨胀和随之而来的机构臃肿、效率降低、结党营私；无定员：
任免由皇帝一人而决，使得不易结党；“军机大臣及御前大臣彼此不令相兼”使得御前大臣、内阁与其相互制衡。
洪武帝设立殿阁大学士和永乐帝设立内阁的初衷本来是想建立帮助自己强化皇权的秘书班子，结果事与愿违，后来却严重削弱了皇权，所以雍正绝不会照搬明朝的内阁制；至于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本身就是专制皇权的障碍，以雍正的性格绝对弃之不用；至于朱元璋废掉的宰相制度，也不可能昔日重来。
但雍正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又想总揽全国大权，为此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而且是永不变质的秘书班子和咨询机构，以达到其心中的理想“永远帮我干活，但不会分享我的权力”。
于是军机处诞生了。
军机处的设立取得了令清朝统治者满意的效果。
“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
文字狱与思想控制
文字狱是指封建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历朝历代都有文字狱的记录。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
我国古代的文字狱以清代最为残酷暴虐，清代皇帝大施文字狱，目的在于压制汉族人的民族独立反抗意识，树立清朝统治的权威，加强中央专制集权，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社会恐怖，文化凋敝，从而禁锢了思想，摧残了人才，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明太祖制造文字狱案例
翰林编修高启作诗：
“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被腰斩。
御史张尚礼作诗：
“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
”下狱死。
佥事陈养浩作诗：
“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
兖州知府卢熊把“兖”错写成“衮”，被明太祖视为不敬，斩。
中书詹希原给太学写匾额，“门”字少最后一勾，被视为阻碍纳贤，斩。
僧人来复作诗：
“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殊”字被视为“歹朱”并骂太祖“无德”，斩。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则”与“贼”同，被视为骂太祖起兵当过贼，斩。
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作《长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斩。
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作《贺冬表》中有“仪则天下”，斩。
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斩。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生”与“僧”同，被视为骂太祖当过和尚，斩。
澧州学正孟清作《贺冬表》中有“圣德作则”，斩。
朱元璋十分忌讳“光”、“秃”等字眼，就连“僧”也不喜欢，甚至连和“僧”读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样厌恶；他曾参加过红巾军，因此不喜欢别人说“贼”、“寇”，连和贼读音相近的“则”也厌恶。
朱棣全面继承了他父亲文字狱的暴政，杀了方孝孺后，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门人不得已，将方的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
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
（《明通鉴》卷十四）
清皇帝大施文字狱维护自己的统治，打击异己分子，镇压对自己统治不利的的思想言论而制造的一些因言论而获罪的案件。
清朝的文字狱案件多样，纵观有清一代，尤以清初顺治，乾隆时期最甚。
吕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
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
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
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
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
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
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雍正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死，并列《大义觉迷录》为禁书。
（准确的来说,曾静、吕留良案涉及到谋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的定义,并非典型的文字狱案件.）
“清风不识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
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
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
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维民所止”案
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试官，他出了一道作文题“维民所止”，源出《诗经·商颂·玄鸟》。
原文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大意是说，国家广阔土地，都是百姓所栖息、居住的，有爱民之意。
这个题目完全合乎儒家的规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时盛行文字狱，雍正听说后，觉得“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这岂不是要杀自己的头吗？
这一下不得了，雍正下令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
关于査嗣庭科考案，《清稗类抄·狱讼类》云：
“或曰：
查所出题为“维民所止”。
忌者谓“维止”二字，意在去雍正之首也。
上闻，世宗以其怨望毁谤，谓为大不敬。
”此说常为史家所征引。
据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当年江西乡试三题为“君子不以言举人”一节、“日省月试一句”、“山径之溪间”一节，并无“维民所止”题。
査嗣庭曾著“维止录”，其中记事有于雍正不利者，如首页云：
“康熙六十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维止录》是査嗣庭获罪的原因，疑后人因此附会为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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