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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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

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

倪稼民

　　[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自身文化建设，列宁的党建思想特别是其后期提出的文化革命理论是专门就俄共（布）党“文化力量”的缺失而提出的。

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在苏共历史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无不与其长期忽视自身文化建设和文化能力提升有关。

　　[关键词]　苏共　文化建设　经验教训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8）02-0155-04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自身文化建设，列宁的党建思想特别是其后期提出的文化革命理论是专门就俄共（布）党“文化力量”的缺失而提出的。

但是，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在苏共历史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失败无不与其长期忽视自身文化建设和文化能力提升有关。

一、列宁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已经觉察到文化落后造成了无产阶级政权扭曲的现象。

在俄共（布）八大政治报告中，列宁就指出：

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

由于这种落后性一时被取得伟大成功的革命气势、革命激情所掩盖，当时许多问题还没有显露出来，其严重性也未充分爆发出来。

随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全面展开，特别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基本解决了制度、体制上的问题以后，列宁越来越意识到阻碍俄国社会发展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落后，而且还有文化上的不发达，甚至后者的制约作用更为突出和具有根本性质。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落后性不仅普遍体现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身上，在执政党内也普遍存在。

　　1922年下半年发生的两件事足以说明这点。

一是在筹建苏维埃联盟过程中，围绕民族“自治化”问题，俄共中央上层领导中居然发生动手打人的野蛮行为，表现出浓厚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二是工农检察院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官僚气十足，粗暴专断，缺乏民主。

列宁对此深恶痛疾，愤然严斥所有这些由“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旧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带来的拖沓、慵懒、粗暴、蛮横独断等消极落后和不文明的行为。

对此，列宁用生命中全部的也是最后的力量来疾呼并掀起“文化革命”浪潮，特别强调在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初步确立之后，要在落后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1]。

接着，列宁向全党发出号召：

“目前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学习。

”[2]在他去世前夕所写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更急切地指出：

“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第一学习，第二学习，第三还是学习。

”[3]他还强调要创建社会主义，首先需要把自己的生存同西方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学习他们的先进文化和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

[4]但是，列宁的过早去世使其极为重要的文化革命思想和具体建议没能在全党引起共识、重视和继续深入的探索，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还是坚持认为“我们自己能搞好”，甚至还继续发出“我们大家吐点口水也能把他们（指西方资本家——引者注）淹死”这类曾经被列宁痛斥过的“披着‘纯粹共产主义的’外衣”的“极端有害的胡说八道”。

[5]

二、苏共自身文化建设的日趋单一化

　　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放在突出的地位，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出版和发行，特别强调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

为此，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党员干部理论学习班、培训班，甚至直接把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直接送往大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应该说，这些对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对社会主义思想阵地的巩固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抵制是有重要作用的。

但是，由于思维方式和理论水平所限，更由于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偏激化，斯大林等苏共主要领导人对列宁的思想特别是晚年思想的认识缺乏深度，而且重视不够，甚至有些方面完全背离了列宁的原意。

可以说，斯大林等继承和发展的更多的是布尔什维克早先的、适宜于非常时期确立的高度集中的、缺乏民主的政党体制，对列宁思想的继承和理解也就更多的是列宁那些应时的话语和外在形式，而不是其灵活的、辩证的内核和精神。

斯大林更相信强力和习惯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所以他对文化这种需要进行耐心的、长期的、艰苦的工作才能潜移默化地显现成效的“细活”同样也采取大刀阔斧、命令的方式，并且要求一切围绕其实行计划经济、排斥市场与自由竞争、超高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战略。

在斯大林看来，在落后的俄国要实现工业化，只有靠国家强力，这就必须建构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至高的全能的权威。

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苏共党的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大转变”[6]，党内实事求是的作风、不同意见的民主争论风气和对任何思想理论持有的审视和批判精神开始遭到打压和批判。

党内生活、党自身的文化建设也日趋走向单一、教条和僵化，出现了和“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思想的国有化”、“文化的单一化”和“文化能力的单一化”的奇特现象。

“结果，文化建设的有机过程，对世界文化的消化吸收及在此基础上对自己的高级模式的塑造都被以最粗暴的方式中断了。

在俄国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自我孤立时期、精神空虚时期。

”[7]

　　“大转变”后，苏共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斯大林理论运动，尤其是学习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在当时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这本书在思想上是独断的，在理论方式上是形而上学的。

它在把现成的理论信条灌输给人们的同时，堵塞了接受融会新的知识、新的思想的途径。

结果仅仅是培养了一大批意识形态的宣传干部，却窒息了全党干部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8]尽管这个时候苏共党员整体的文化知识和技术水平已经比内战前后的俄共（布）党员高出很多（实际上提高的也仅仅是文化的显型层面，而文化的隐型层面并没有多少改观——这只有通过漫长的、深刻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构才能突破），但他们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受的教育，都懂得，如果要维护他们的权力，就必须绝对服从，任何质疑、探索和创新都是多余的，都是对党和领袖的不忠和背叛。

托洛茨基曾抨击说：

这种“雅各宾式的统治”，使“党员群众一片寒噤。

恐怖统治当道，强迫的沉默；表决则要求百分之百赞成，并且要求放弃一切批评；依照上面的命令而思考是义务”。

[9]斯大林一个人的头脑，代替了亿万人民的思考。

党实际上进入了一个“造神”的时代，围绕斯大林及其理论思想这根中心轴进行连篇累牍、不厌其烦的论证、阐释、歌颂和无限的拔高、神化。

广大的党员群众在这样一种文化建设体系中几乎都变成了“会动的木偶”[10]。

而党自身文化能力建设也更趋单一，它只要围绕领袖的意志和思想转即可，这种文化能力的提升说到底实际上就只能是一种单一能力的提升，即对领袖的无限拔高、赞美的能力的提升。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有过一段“解冻”时期，苏共党内一系列问题和弊端尤其是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受到抨击和批判，党内生活制度有所恢复，党内情况有所变化。

但由于没有彻底认清这些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所在（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所以除了把所有责任推到斯大林个人身上、在全党造成不少思想上的混乱外，并没有真正激起全党认真思考关于党与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关系、关于党的作用和通过党实现自己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的方式、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方法的观念和关于党的自身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1]实际上，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他们自己同样也接受和纵容搞个人崇拜，他们的执政风格也是专断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又开始得到重新颂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获得再版，并得到了高度评价：

“这本简明教程曾经不仅是每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我国每一个劳动者案头的必备之书。

”“整整一代人通过这本教科书受到了教育。

”[12]在70年代定期再版的由当时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主编的《苏共党史教程》中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肯定体现得也很充分。

　　勃列日涅夫时期为了保持政治的超稳定，更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员思想意识的监督。

其加强手段不是靠苏共自身文化的先进性和强大的影响力——实际上苏共已经越来越缺乏这方面的资源依赖，而只能是靠国家强制机器，甚至靠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不少党员干部无辜受到监禁和迫害。

[13]一方面苏共人数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其作为执政党所应该具备的文化力量却在萎缩甚至日渐丧失。

三、文化建设缺失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

　　长期思想文化建设上的程式化和单一化使原本“文化力量”“先天不足”的苏共更是雪上加霜，使其创造力、批判力、与时俱进能力、道德力量以及对新事物、新问题、新现象的敏感性等文化能力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状态，整个党内和社会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泛滥。

这对于苏共和苏联国家、社会来说是致命的，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教条、僵化的思想倾向扼杀了一次次改革机会或使改革未果而终。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不少党员官兵因转战欧洲，亲身了解到自己国家与西方国家巨大的文化差距，萌发了“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想法。

二战后，这股被历史学家称为“新十二月党人”的思潮得到加强，并表达了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

但是，由于党内思想理论上的普遍的教条和僵化，仍然恪守30年代“大转变”确立的意识形态，加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使苏共更加确信其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因此，苏共不但没有意识到需要吸收更优秀、更先进的文化进行自我批判和自我建设、进行理论创新和能力提升以适应新时代，却一味把这种改革呼声视为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盲目崇拜”的产物，一再将所有与资本主义有关的东西甚至其先进的现代科技文化都加以全盘否定。

所以，战后苏共没能抓住改革的好时机。

二十大以后，苏共自身的文化建设可以说有了一个比较新的开端：

个人崇拜受到抨击；《简明教程》的思维框架开始有所突破；大批判、大镇压和行政制裁不再是苏共思想理论工作的主要手段，而开始代之以积极的说服教育为主；思想理论建设开始提倡“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公式出发”，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和政治空谈。

[14]但是，这场初衷良好的改革由于种种因素未果而终，最终斯大林模式得以恢复并被强化，刚刚有希望突破单一化模式的苏共自身文化建设体系陷入更为单一僵化的死胡同。

1985年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一个不得已的行动，苏共自己和苏联整个国家已经病魔缠身，需要高明的医师动大手术，但很不幸，苏共没有出现这样一个高明的医师，更没有出现一个伟大的“总设计师”和一个达成共识、团结一致的领导层。

在没有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突如其来地宣布公开性、多元化，不但不能走出教条主义带来的理论误区，反而导致苏共及全民的思想大混乱乃至大崩溃，导致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受到质疑而最后倒台。

　　其次，由于把一切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都看作“腐朽”、“颓废”的文化而加以坚决排斥，由于对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情缺乏清醒的认识，处处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并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动进攻”[15]，所有这一切导致苏共对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完全缺乏最为起码的敏锐感和快速的回应能力。

这一挑战是同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当代资本主义则从社会主义那里接受了很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其中包括解决“人的因素”问题的方法。

[16]苏共这种能力的缺乏直接导致苏联在与美国的抗衡中完全败北。

　　其三，苏共党内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长期泛滥，不仅致使苏共的批判能力、创新精神等日趋下降，更使其实事求是的作风和道德力量日渐缺失。

党内到处弥漫着浮夸、虚假和阿谀奉承的氛围，党性、党的文化建设甚至最起码的人的尊严和道德感都被撇在一边。

这种风气的加剧，导致很多党员干部心态畸形和道德堕落。

　　最后，除了教条地诠释列宁的党建思想，苏共的党建理论长期得不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对共产党执政问题缺乏研究和认识。

苏共曾经是一个坚决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组织纪律严明的革命政党，夺取政权以后一段时期，由于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苏共一直处于为巩固新政权而不断战斗的状态。

列宁去世后，党内斗争日趋剧烈，最后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开始了苏联工业化的道路，但采取的方式仍然是强烈的、疾风暴雨式的。

直至60年代赫鲁晓夫推广“种玉米”，还是采用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的方式。

这里可以说明一点，长期以来，苏共对自身执政问题是完全缺乏思考的，它的意识和行为实际上还没有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

这是其一。

其二，苏共从十月革命胜利执政一直到1990年二十八大上取消了苏共法定的领导地位之前，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苏共拥有执政地位被看作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

苏共认为，自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南、以工人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政党，是永远正确的党。

所以，苏共完全缺乏执政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致使它在危机完全爆发之时根本无以招架，迅速全线崩溃。

四、结语

　　苏共作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在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史无可鉴的。

如果要求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俄国共产党对这些问题没有一点认识上的偏差、不走一步弯路，那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

问题是走了弯路、付了学费就必须认真总结教训。

历史也给过苏共几次机会，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其自身文化建设上的缺失造成创新能力、洞察能力、判断能力、批判能力、反思能力、应急能力、文化影响力和控制力等各方面能力的下降，他们不是找不到正确的改革切入点，就是根本没有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则放弃了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致使苏共完全迷失方向，亲手把自己筑起的社会主义大厦及其理论基础和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地位给拆卸了。

　　当然，这里并不是在渲染“文化决定论”，只是想强调文化建设和文化能力的提升对社会主义执政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在于人能够超越历史文化的局限性。

以代表人类文化最高成就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行动指南的社会主义执政党，首先应对自己民族落后的文化及其给自身带来的缺陷和危害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建构意识。

其次，要加紧学习一切先进的现代文明，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17]。

　　党自身的文化建设及文化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要求通过对自己民族文化进行认真清理、反思，认清自身文化缺陷所在，同时要对旧文化保持一个合理的扬弃态度，以此作为社会主义执政党自身文化建设的丰富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其更新和转化，赋予其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不断借鉴和博采其他民族文化众长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的文化成果。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的延续有赖于该社会的交往（学习）能力。

[18]同样可以说，社会主义执政党的经久不败不仅要批判和继承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要批判和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成果，如果没有这种批判、继承和吸取的意识及能力，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文化资源也就会枯竭，建构新文化的能力就会衰弱。

实际上，在完全没有多样性、竞争性的“纯社会主义”环境中开展党的自身建设和培养社会主义意识的做法，不但没能培养出纯社会主义思想，反而使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专制主义掺杂在一起而遭到扭曲；不但没有杜绝资产阶级思想，反而导致了人们对国外资本主义文化的盲目崇拜；党自身的文化能力不但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日趋下降。

　　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最大文化“优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属于人类最先进文化的范畴。

因此，社会主义执政党在文化建设中要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动摇。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身文化建设和文化能力不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才能在全社会的文化建设中，真正充分反映社会主义执政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J50406）的研究成果之一。

]

　　注释：

　　[1][2][3][17]《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63页，第358页，第380页，第763页。

　　[4]《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第167页。

　　[5]《列宁论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6]详见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

　　[7][俄]安·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什么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8]张光明《社会主义由西方到东方的演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9]转引自[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65页。

　　[10][印]泰戈尔《俄罗斯书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11][俄]尼·尼·马斯洛夫《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

形成的历史及其实质》，载于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8页。

　　[12]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页。

　　[13]Подробноо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мдвижениивСССРвэтотпериод.см.：

Властъиоппозиция.М.，1995·с.235-272·

　　[14]Л.伊利切夫《对社会发展进行领导的科学基础》，载于《共产党人》1962年第16期。

　　[15]《苏共中央1968年四月全会决议》，载于1968年4月11日《真理报》。

　　[16][俄]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18]参见欧力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7章。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责任编辑：

文义]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