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叶利钦时代改革失败的原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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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叶利钦时代改革失败的原因
试论叶利钦时代改革失败的原因
王廷玉，黄磺
2011-02-2421:
47:
39 来源：
《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3期
1999年岁末，执掌俄罗斯最高权力8年之久的叶利钦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从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政治动荡、社会不宁、经济衰退、外交受制于人是叶利钦时代的重要特征，也是其改革基本以失败告终的主要原因。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一
叶利钦当政期间，曾六易政府总理，频繁地调整总统和政府班子。
特别从1998年起，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四次解散政府，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致使俄政治局势长期剧烈动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
（一）缺乏统一全国全民的思想。
俄罗斯独立建国立邦后，当局在社会非共产主义化的口号下，大肆宣扬和极力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以求填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在俄社会出现的思想真空，但以失败而告终。
1996年夏天，叶利钦总统提出要制定统一的国家思想，俄报刊也就此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但是，由于俄全盘西化的改革彻底失败，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幻想破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抑俄、弱俄的战略目标日益明显，俄民族主义情绪日增；俄主要政治力量对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有着不同的评价，在走什么道路和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俄各种政治派别对俄罗斯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难以融合，未能形成有权威的、能够为全社会所接受的、有凝聚力的统一的国家思想。
目前，俄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混杂，无一占主导地位。
因此，俄朝野上下围绕权力分配、发展道路和改革方针明争暗斗，社会严重分裂，各社会集团和群体为其政治和经济权益而斗争，人们的理想、信念淡漠，目标和方向茫然。
（二）超级总统集权制导致总统、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严在失衡。
1993年底，俄行政和立法两大权力机构斗争激化，导致叶利钦“炮打白宫”。
此后，俄经全民公决，通过了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新宪法。
新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发布全国都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任命除总理以外的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联邦安全会议和总统办公厅，任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在国家杜马第三次否决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或是在三个月内再次提出对政府不信任案后解散国家杜马等。
这使俄政权体制形成了以“超级总统集权制”为特征的大总统、小议会、弱政府的局面。
在此情况下，总统常常以解散国家杜马相威胁，逼其就范；为巩固权力、避免大权旁落或是逃避对经济政策失败的责任而撤换总理、改组政府和总统办公厅班子；朝令夕改，发布许多自相矛盾、甚至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命令和指示。
与此同时，作为立法机构的国家杜马却无制约总统的手段，政府也是执行总统意志的工具。
这种集权力于总统一身的政权体制，使政局长期陷入动荡、混乱之中。
（三）多党政治和议会民主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创造了条件。
苏联解体后，在多党政治、议会民主的条件下，俄的政党和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
到1998年11月，仅在司法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政党和社会政治运动就达249个。
其中许多政党和运动活跃于政坛和民众之中。
他们或为取得政权，或为争得政治和经济利益，或为扩大影响和显示其存在，积极参加总统、国家杜马以及地方行政长官和立法机构的选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揭露和抨击政府，向以叶利钦为首的行政当局施压；组织、领导或支持、参与各种抗议、示威游行和罢工活动。
例如，1995年有43个党派参加了国家杜马的选举。
经过激烈角逐，俄共、自民党、“家园”和“亚博卢”集团获得超过法律规定的训的选票，进人杜马，组成议员团；农业党、“人民政权”等则组成议员小组。
进入国家杜马的反对派，尤其是以俄共为主体的强大的左翼反对派，以它控制的议会下院为阵地，结合议会外的斗争，利用俄内外政策重大失误造成的严重恶果，与以叶利钦为首的行政当局的激烈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1998年两次政府危机期间，立法与行政两大权力机构之间的斗争几乎达到了剑拔夸张的地步。
（四）依靠和支持不同政治力量的财团干预朝政。
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斯摩棱斯基、波塔宁、维诺格拉多夫、霍多尔科夫斯基、弗里德曼和阿勃拉莫维奇等大财团是在私有化过程中通过与政权勾结、窃取国有资产而形成的。
他们分别拥有以销售汽车为主的洛戈瓦兹公司、桥银行、СБС一农业银行、联合进出口银行、国际商业银行、梅纳捷普银行和阿尔法银行等主要资产。
此外，其中一些财团还拥有大量舆论工具。
例如，别列佐夫斯基持有俄罗期公共电视台16％的股份，控制着《独立报》、《新报》、《星火》杂志等宣传媒体；古辛斯基控制着俄罗斯独立电视台、《今日报》和莫斯科回声电台，被称为“新闻大王”。
这些财团尤其是别列佐夫斯基利用其拥有的财力和舆论工具兴风作浪。
第一，他们试图凌驾于国家之上，左右国家的政策。
别列佐夫斯基曾提出，国家权力应受到制约，国家应听取企业家的意见，企业家应加强其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他称，普里马科夫政府的人员组成令他“大吃一惊”，攻击普的政府生活在旧的世界中，不懂得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价值，主要任务是争权，没有把经济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不会为俄找到摆脱危机的出路。
第二，他们为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相互厮杀。
例如，在1997年政府拍卖俄通讯投资公司和诺里尔斯克镍厂国有股份中，别列佐夫斯基攻击当时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的丘拜斯偏袒竞争对手波塔宁，并抛出“书案”丑闻。
结果导致丘的权力被削弱，丘班子的许多重要成员被解职。
在丘的反击下，别也丢掉了安全会议副秘书的乌沙帽。
第三，他们为寻求靠山支持不同的政治力量。
俄报称，俄工农建设银行等几十家银行直接向俄共提供赞助，俄天然气工业公司是“家园”的有力后盾，以“系统”公司为首的强大的莫斯科实业界是“祖国”的倚仗，“桥”银行为“亚博卢”提供赞助，别列佐夫斯基为列别德的人民共和党加油鼓劲。
别列佐夫斯基承认，“势力强大的商业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存在着斗争”，他“参与了这场斗争”。
别列佐夫斯基、丘拜斯、阿勃拉莫维奇等寡头与叶的近臣尤马舍夫、沃洛申、叶的女儿塔季扬娜屡屡向叶施加影响，左右政局，在1998～1999年几次总理更迭中均起了关键作用，被称为“家族政治局”。
这亦是叶晚年俄政局中极不正常的现象和动乱的根源。
此外，经济改革造成的危机与政治危机互相促动，形成恶性循环。
经济状况恶化给叶利钦提供借口，使他频繁改组政府，结果出现政局动荡；而政局动荡又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改革的进行，二者互为因果，使俄陷入政治、经济、社会和信任的全面危机之中。
二
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步入误区。
当局的基本指导思想是：
第一，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并依靠西方的大宗援助来彻底改变原有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
第二，必须全面急速推进改革，力争一步到位，以期在经济上取得“长痛不如短痛”、“一步越过深渊”的效果；政治上不给反对派以喘息和反扑的机会，造成改革进程不可逆转之势。
为此，当局选择了“休克疗法”，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改革大业。
结果不仅未促使经济的恢复和振兴，相反，却使其临近全面崩溃的边缘。
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55％，工农业总产值累计分别减少70％和50％，基本建设投资累计下降约90％，内外债务猛增至2250亿美元，金融、信贷体系几近崩溃。
改革的措施及其造成的恶果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急剧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造成宏观失控，经济秩序混乱。
当局以西方新古典主义和货币主义为信条，认定经济自由化才是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源泉，国家应“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和干预，甚至公开提出“对经济干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改革伊始，俄便取消了一切国家计划和计划机关；废除集中管理体制和物资统一调拨制度；放弃部门管理原则，大量裁减管理机构并缩小其权限；政府不对各部门和地区施加直接影响；对企业则实行物资上财政上“断奶”，将企业一下子推向市场，让其自谋生路、自沉自浮。
但政府在迅速“远离”甚至“退出”经济的同时，却未能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健全市场基础设施，形成市场正常运作的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结果，在改革进程中俄始终处于“既无计划也无市场”、“看得见的手（国家）”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两手都软的混乱无序状况。
时至今日，连西方都拒绝承认俄是市场经济国家。
（二）实行“富斌式”的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使用效率下降。
私有化是改革的核心内容，又是政治化程度最高的举措。
为了迅速建立以私有制为主的所有制结构和形成广泛的私有者阶层以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俄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私有化。
根据有关总统令和政府决定，私有化企业须在一周内成立专门委员会，三月内制订并提交私有化计划，限期四年内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实现70％国有企业的改制。
俄私有化速度创下世界纪录，至1996年底，非国有经济成分已占GDP的72％，但恶果极为严重。
首先，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据俄国家杜马材料，私有化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一万亿美元。
已私有化的12．5万家企业的平均售价仅1300美元，其中价值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企业竟以72亿美元的“跳楼价”售出。
其次，近80％企业的私有化实力“招牌换记”，领导班子、管理体制、经营方式依旧，既无追加投资，也无技术革新，生产效益还不如改制前，甚至也不如现有的国有企业。
再次，私有化中犯罪现象严重。
仅内务部侦破的大案就近5万起。
55％的资本和80％有表决权的股份落入少数“俄罗斯人”和犯罪团伙手中。
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六大金融工业集团现已控制全国50％的经济。
非法转移国外的资金超过3000亿美元，使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三）一次性全面放开物价，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改革开始短短的数月内，俄便放开了95％的消费品和80％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原想藉此来平衡供求、刺激生产，但在商品短缺、垄断严重的条件下，企业不是通过增产提效、而是通过哄抬物价谋取暴利，结果招致恶性通货膨胀。
1992年和1993年的年通胀率分别高达2500％和840％；而生产则急剧滑坡，工业生产两年累计下降31．3％，农业生产下降11．7％，基建投资减少49％。
自此，俄经济陷入了通货膨胀与生产衰退并存的“滞涨”状态，顾此而失彼，难有两全之策。
（四）长期实行过宽严厉的财政货币紧缩政策，大大恶化了企业再生产条件。
鉴于放开价格导致物价飞涨，当局便以反通胀作为“首要任务”，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政策，并将之长期化、固定化，乃至成了一项基本国策。
抽紧银根的主要手段是严格控制和大量减少货币发行量，并辅之以高贴现率、高利率、高税率。
俄货币发行量与GDP的比例平均仅为20％，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正常水平（70％～100％）；银行贷款利率多年高居于100％～240％之间；各种税收则占到企业利润的70％～90％。
货币不足和“金融缺血”引发严重的支付危机，多角债务已达天文数字，仅工业企业积欠国库的款项就超过全国货币总量；经济不断实物化，企业间的交易近一半是通过易货方式实现的；基建投资则急剧萎缩，最终导致生产持续下滑。
需特别指出的是，在紧缩政策无法平衡预算收支的情况下，政府又大举国债，仅外债总额现已超过1500亿美元，使国家陷入“债务经济”的深渊而无力自拔。
（五）结构改革政策失当，后果严重。
主要表现在：
首先，军转民步骤过快过猛。
原苏联经济高度军事化，80％的工业企业与军火生产有关。
据俄专家测算，实现军转民至少需要15年时间和1500亿美元资金。
但俄当局在该领域同样选择了激进的“休克疗法”，规定在两年内使70％的军工企业实现转产。
国家军事订货逐年大减，减幅已近80％；军品外售额则减至不足美国的1／4，造成生产力大量闲置。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工艺和经验，加之进口商品的有力竞争，转产过程步履维艰，民品生产无增反城，近年来主要家电产量下降了75～80％，结果军工综合体军品和民品生产双双下降，成了整个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主因之一。
其次，对产业结构调整采取“消极适应”政策。
能源和原材料是俄出口创汇主导产品，为充盈国库和偿还外债，政府对这些部门实行扶持和倾斜政策，致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加重”，采掘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劳动密集型生产与科技密集型生产之间、农轻重三部类之间的比例更不合理、更加失调。
据俄有关资料，1990～1997年初，能源和原材料在出口总额中比例升至80％，其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提高两倍多；而机制业比重则从30％降至17％，轻工业比重从27％降至13％；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从16．5％减至规左右。
（六）不顾客观条件，过早、过度地实行外贸自由化和开放金四市场，流直打击了民族经济，并引发多次金融危机。
早在1991年底，俄便通过了外经活动自由化的法律，废除了外贸国家垄断制，规定境内所有注册企业均有权从事外经活动，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进口的许可证制和配额制，大幅度减免关税。
与此同时，政府却没有制定并实施必要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支持本国商品生产者。
结果导致外国商品大量涌入，目前，进口消费品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过50％，在一些大城市则高达70—80％，给俄工农业生产造成致命打击。
为了筹措资金，在国家外汇存底有限、干预能力不强、法制法规不健全、缺乏防范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和经验的条件下，俄又贸然对外开放金融市场。
俄股票和国债面值低、兑现快、回报率高，立即吸引了大量外资。
到1997年10月，外资已掌握了俄60～70％的股市交易额和40％的国债交易额。
这些短期外资一遇风吹草动便兴风作浪，来去匆匆，大肆进行投机活动。
1997年秋以来，俄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其中尤以1998年8月的危机来势最猛、影响最烈。
外资大量撤逃，国内投机者迅速跟进，造成俄汇市大跌，股市崩盘，国债停市，银行系统瘫痪，通胀再度走高，使俄经济跌落独立以来“最复杂、最困难”的境地。
三
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使俄罗斯社会情绪和思潮发生急剧变化，对叶利钦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他的支持率日益下降，社会基础不断削弱。
生活日益恶化引起越来越多民众的不满，出现了庞大的抗议群体。
俄改革近十年来，广大居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
其表现是：
（1）居民平均收入下降2／3，月收入约为40美元，据统计，认为其家庭物质生活状况不好和很不好的居民从1993年的43％增至1997年的58％，1995年人均肉、奶、蛋的消费量比1991年明显下降。
（2）贫富差距拉大。
10％高工资获得者和10％低工资获得者平均工资之比从1991年的7．8：
1增加到1997年的27：
1，大大超过社会福利发达国家瑞典和丹麦的3：
1。
（3）有的25％的居民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
（4）造成数以百万计、占就业人口约10％的失业大军。
（5）物质生活条件差，城市污染严重，医疗系统瘫痪，使人均寿命从1990年的64岁降低到1998年的59岁。
据全俄社会舆论中心的调查，认为其家庭物质生活状况好和很好的居民从1993年的7%降至3%，而认为其家庭物质生活状况不好和很不好的居民则从43％增至58％。
因此，对当局不满的抗议群体不断扩大。
据俄《社会学研究》杂志发表的1994年5月至1997年8月进行的5次民意调查，对总统不信任的居民均超过50％，最高时达到73％。
1998年赞成叶利钦自动辞职的人高达80％，68％的人准备用罢工的方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还有人表示要封锁铁路和拿起武器。
社会思潮变化大大削弱了叶利钦政权赖以生存的思想和社会基础。
在俄政治转轨、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里，社会思潮泛滥，且各种思潮均有生存的土壤和市场，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
随着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恶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民众思想、情绪的变化，上述四种思潮也发生位移。
总的看，自由主义思潮由盛转衰，社会主义思潮得到恢复，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凸显，呈现出压倒前两者之势，民族爱国主义思潮已渗入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之中并为它们所接受。
据俄《社会学研究》杂志公布的民意调查，在16～30岁的青年人中，12％的人选择资本主义社会，31．6％的人选择“从前的社会主义”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47.6％的人选择“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点融合在一起的社会”。
社会思潮这种变化态势在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对比变化上也得到反映。
在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突破法律规定的训、进入国家杜马的有8个党派，其中俄“民主选择”、“亚博卢”集团和统一和谐党三个右翼党派的得票率最高，达29．97％；以民族爱国主义起家的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次之，为22．79％；俄共和农业党两个左翼政党的得票率低于前两者，为20．5％；“俄罗斯妇女”和俄民主党两个中派组织的得票率最低，只有13．6％。
在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各派政治力量发生了变化。
在超过法律规定的湖、进入国家杜马的四个党派中，俄共的得票率跃居第一，达22．3％”，“家园”和“亚博卢”集团两个右翼组织的得票率屈居第二，为17．02％；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退居第三，为11．18％；中派因缺乏政治精英领导、力量分散、相互拆台，最终均未能进入国家杜马。
上述事实给人的印象是，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对立斗争总是在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和主张资本主义的右翼之间进行的，中派显得软弱无力、无所作为，只能起政治天平上的砝码作用。
但是，当实践表明在俄罗斯全盘照搬西方模式行不通、完全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已不可能的条件下，一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思相应运而起，有的将其称为新社会主义，有的叫它新劳工至上主义或社会民主方针。
卢日科夫顺应社会思潮的这一变化，提出了“以资本主义方式工作，而以社会主义方式分配”的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迅猛发展的“祖国”运动。
中派的崛起和右翼激进派与当局距离的拉开，使叶利钦的政治基础进一步缩小。
在叶利钦执政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反对派主要是与叶利钦政权势不两立的左翼和持中右立场的“亚博卢”集团。
当时中派和右翼激进派出于不同的考虑，也打出了反对派的旗号。
这就使反对派队伍包括了左、中、右三支政治力量。
一是以俄共为主体的左翼反对派。
俄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恢复和发展了组织，成为拥有50多万名党员的国内第一大党，其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国家杜马选举中得票率从12．35％增至22．3％，组成了国家杜马中最大的议会党团。
左翼激进派虽在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中未能获得成功，但是仍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
例如，以1995年国家杜马选举中，“共产党人一劳动俄罗斯一争取恢复苏联”联盟曾获得4．53％的选票。
现在他们又组建了“斯大林联盟一劳动俄罗斯一军官一重建苏联”竞选联盟。
二是中派“祖国一全俄罗斯”联盟。
它以资深政治家、被解职后在政界和民众中当时仍享有崇高威望的前政府总理普里马科夫为领袖，拥有一批总统和政府前班子的要员和现任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它迅速壮大令叶利钦恐慌不安；三是右翼反对派。
这个反对派目前包括原有的“民主反对派”“亚博卢”集团和新建的‘客设性的右翼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
后者由盖达尔的“民主选择”党、基里延科的“新兴力量”、涅姆佐夫的“青年俄罗斯”和季托夫的“俄罗斯之声”等联合而成。
其力量和影响虽然不会很大，但无疑进一步缩小了叶利钦所依托的政治力量。
总之，当时叶利钦的反对派不仅包括左翼、还包括中派和部分右翼。
叶利钦本人将其许多战友和部下赶入反对派营垒。
为显示个人至高元上的权威，惩治政治上的“冒尖”、影响和威望上升、有可能“功高盖主”的人和显示独立性，不想或不能贯彻执行总统意图和意志的人，从而保住个人的权力，叶利钦多次废黜其身边近臣，这使许多战友和部下站到了反对派一边。
普里马科夫成了表示要与目前的克里姆林宫划清界线的“祖国一全俄罗斯”联盟的领袖，斯捷帕申被列人民主反对派“亚博卢”集团竞选名单的前三名，基里延科与涅姆佐夫等结成“建设性的右翼反对派”“右翼力量联盟”。
听信“家族政治局”少数人馋言，频繁改组政府和总统班子，使政府前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库利科夫、国家安全会议前秘书科科申、总统前新闻秘书亚斯特任布斯基、政府前税务部长博斯等投入“祖国一全俄罗斯”联盟的怀抱。
此外，一批现任地方行政长官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全俄罗斯”运动，并与“祖国”运动结盟，站在反叶利钦一边。
所有这些使叶利钦更加孤立。
据称，当时有99．9％的政治和社会精英不是反对克里姆林宫，就是不愿同它结盟。
四
伴随着社会民主化步履蹒跚和经济改革的失败，俄外交波折重重，先向西方“一边倒”，受尽屈辱，不得不进行调整，摇摆不定，致使俄大国地位受到挑战，周边安全环境恶化。
（一）将意识形态同国家与民族利益等同起来，向西方“一边倒”，后果严重，遗祸无穷。
独立之初，俄继承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西方的全面妥协和退让政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向西方“一边倒”，对西方弱俄遏俄的险恶用心认识不足，一厢情愿地以为放弃对抗、单方面进行妥协退让和充分合作，西方就可帮助俄巩固“民主”政权，实现复兴，防止共产主义卷土重来。
基于上述认识，俄在政治上大肆宣扬俄与西方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俄可成为“世界上第一流先进民主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引进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
经济上惟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命是从，俄政府领导人盖达尔和丘拜斯秉承其西方“老板”的旨意，生吞活剥地照搬西方的改革脚本，推行“雪崩式”私有化，结果使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国有资产流失殆尽。
在安全和外交上，认为冷战已经结束，臆断俄与西方“完全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可以结成“联盟关系”或“战略伙伴”关系；在外交上对西方亦步亦趋，妥协让步，与美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框架协议，从东欧国家撤出军队。
俄总统也频频到西方大国朝拜，言必谈与西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云云。
俄希望西方惺惺相惜，投桃报李，向俄投入大笔资金，帮助其步入富裕和繁荣的民主国家行列。
然而西方另有如意算盘，它绝不想让俄重新崛起，对俄始终保持戒心，既惧且疑，因为俄拥有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和具有扩张性的民族文化，欧洲最大的常规武装力量，掌握着世界第二的核打击力量，恢复帝国的要素依然故我。
因此，西方宁愿将俄看作是竞争对手和可怕敌人，而不是“战略伙伴”，不仅不给俄提供“免费午餐”，反而对俄竭尽打压之能事。
如西方虽在政治上扶持俄，使它与西方“富国俱乐部”建立了“7十1”特殊关系，叶利钦被吸收参加西方七国首脑的政治磋商，俄被西方纳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等，但在经济上却口惠而实不至，对俄的大量援助或流于允诺，或附加各种苛刻的政治条件，使俄无法接受。
在国际舞台上西方竭力抑制俄生存空间，加强势力范围东扩，矮化俄的影响，使其沦为西方的“小伙伴”和“二流国家”。
俄的亲西方外交使大俄罗斯民族尊严严重被辱，致使国内民族主义潮流涌动，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崛起更给叶利钦亲西方外交以当头棒喝，不得已改弦更张，实行东西方并重的“双头鹰”外交，以此牵制西方；普里马科夫上台后，实行全方位和“大国”外交，与一切国家进行交往和合作，期冀恢复俄的大国地位。
然而，俄外交政策虽不断调整，但总体上并未改变亲西方色彩，而且由于不注重独立自主，除核威慑外，将手中可资利用的牌拱手让给了西方，所以俄要扭转外交颓势，从根本上消除“一边倒”外交的后遗症十分困难。
（二）有时俄在国家关系中追求短期利益，造成国际威望走低，外交回旋余地缩小。
维护和追求国家和民族利益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然而俄有时为了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其结果是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俄独立伊始，为了得到西方的青睐，尽快加入西方“文明”俱乐部，盲目追随西方，如制裁传统盟友南期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向朝鲜施加压力，重要盟友古巴几乎成被“遗忘的角落”，俄代表甚至在国际大会上对古巴的人权状况说三道四。
俄还在独联体“近邻”国家利用苏联时期历史上遗留下来各种问题，从中获取经济和安全利益，延缓或基本冻结与东欧国家交往和合作。
然而，俄这种作法并未完全赢得西方的信任和好感。
在辽西方冷落后，临时抱佛脚，迫不得已向起初被其置之脑后那些国家修好。
叶利钦相继出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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