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小波小说 人在权力存在与话语管制中的存在与救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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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小波小说人在权力存在与话语管制中的存在与救赎
LUOYANGNORMALUNIVERSITY
2010（届）本科毕业论文
试论王小波小说“人”在权力存在与话语管制中的“存在”与救赎
院（系）名称
文学与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
对外汉语
学生姓名
胡玉彬
学号
060124048
指导教师
朱彦芳讲师
完成时间
2010年5月
试论王小波小说“人”在权力存在与话语管制中的“存在”与救赎
胡玉彬
（文学与传媒学院对外汉语专业学号060124048指导教师朱彦芳讲师）
摘要：
“黑色幽默”是王小波小说最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他的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作品中，权力存在的形式、目的以及话语管制的生成、方式、流程等都以一种近似荒诞的“黑色幽默”表现出来。
在文本阅读时“王二”们在权力与管制下的生存状态，在“自我”与“他人”间的挣扎和追求，都能使我们真切的感受到所谓“荒诞”与“真实”之间异名同质的关系。
不难看出对权力的反抗和自由话语权的追求以及对“自我意识”的强烈认同正是作者实现主体救赎的途径和标志。
关键词：
王小波；权力；话语管制；存在主义
被称为“文坛外的文学高手”,王小波从来都是被定性到“特殊”的一群，他的小说正是展示其“特立独行”的一面不朽的旗帜。
近些年来对王小波的研究也出现了将其不断经典化和过分“象征化”的现象。
[1]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丰富奇诡的想象力，幽默洒脱的笔触以及惊世骇俗的性书写等等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从小波去世至今十几年来，理论界对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呈现出一种逐渐深入的趋势。
本文将在前人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借助福柯的现代权力谱系学观点和存在主义——人的荒诞存在与虚无等思想再深入对王小波小说中的相关意向进行剖析，以形成对王小波小说的主体认知。
一
从研究视角来讲，十年来对于王小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以自由主义为视角的王小波思想研究
9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之争中，朱学勤、许纪霖、秦晖等人都曾论及王小波。
这些相关的评论可谓已经触及了王小波“自由主义”的创作姿态，然而这些评论多是针对小波其人或者其杂文，对其小说的剖析和挖掘尚显不足。
（二）考察其后现代性特征的王小波作品研究
自由主义显然不是王小波研究的全部。
就当前王小波研究现状来说，对王小波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分析研究显然是值得重视的。
张伯存在分析王小波的小说《万寿寺》时指出王小波的文体结构具有间断、复制、增殖特征,而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选择性、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则是后现代主义文本的标志。
[4][5]张伯存的观点后来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印证,这些研究者有从不同角度深掘了张伯存的观点。
这些学者对王小波的解构已经非常的完整和深入，也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模本。
（三）置于传媒言说语境中的王小波现象研究
“王小波现象”研究涉及的面很广，就“王小波热”产生的原因,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此做出解释。
王小波在九十年代正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象征化的过程。
象征化既意味着判断的不确定性，又暗示了意指范围的无限广阔,而后者走到极端就会变成意指的随意流溢和无限泛滥。
王小波和他的写作在此意义上被不断误解、扭曲，各种言说主体都在那一具抽空的躯体上涂抹着意义。
王小波已经是一具假象了，有时候他是启蒙斗士,有时候他是自由主义“学理”的实践者，有时候他是另类青年的精神导师，有时候他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苦苦期待的中产阶级的先行者……他什么都是,就是不是他自己。
”[7]此外李音的“中产阶级乌托邦”解释、吴志峰的“价值立场”解释、李卓芮的“网络特质”解释也都注重“王小波热”的外部原因。
事实上,除了价值论之外,或许网络也对“王小波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总体而言，关于王小波的这些研究基本上涉及了王小波本人和其作品的所有方面，但是又都明显有其不足之处——或以偏概全，或泛而不精。
本文在讨论时将筛取部分研究成果，去粗存精，以期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对王小波小说有更深刻和准确的认识。
二
活跃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法国学者福柯，他的思想深深的影响了王小波。
福柯是一个多产的学者，一般公认为他是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但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Power）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
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
福柯继尼采之后将他对于现代权力的特性和发展进程的反思形式命名为“谱系学”，福柯的现代权力的谱系学理论使我们能从相当广阔的视角出发理解权力；当研究定位于他所谓的“微型实践”（现代社会中由日常生活构成的社会实践）的多样性时，他又使我们能够相当细致地理解权力。
（一）王小波对对权力“苦涩”的反抗与反思。
福柯认为权力是一种关系。
说确切一些权力和反抗构成一对关系，“我所谓的反抗不是一种实体。
它并不先于他所反对的权利。
他与权力是共生的、同时存在的”[8]，“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反抗的可能性”[9]。
我们在会心的品味王小波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时，很容易就能发现这种对权力“苦涩”的反抗和斗争，充满了小说的每一个角落。
在《黄金时代》里，陈清扬被以道德名义打为“破鞋”，但“我”还是和她一起逃到小山上，成了一个“不追求进步”的知青，后来站在权力一端的军代表“找我谈话，要我写交代材料”,完全失去话语权的“我”，在这种近似荒诞的知青生活中也以“沉默”来反抗这种权力控制和话语管制——“傍晚时分我在河边打鹭鹭，碰上了军代表。
像往常一样，我一声不吭，他喋喋不休。
”王小波的另一部小说《红拂夜奔》，里面有一个情节，李卫公死后，红拂殉夫而死，她准备上吊，“领导上”给她安排好了一切的程序，可是在所有的步骤上，她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想法——权力也许可以控制“人”的物理行为，但是却不能完全抹杀“人”的思想，这种权力和反抗的共存的关系，也正好构成了存在的两端。
（二）福柯的描述表明，现代权力是“毛细血管状的”，他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作用于社会集体的每一个末端。
[10]福柯认为权力是无处不在的，是一个无处不在的大网，个人在权力线之间循环，处于既承受权力又行使权力的位置上。
而且，正是权力关系制造了主体。
我们阅读王小波的小说可以发现大多都毫不例外的存在着一个权力关系网。
所有人物都被置于这个权力网的一点上行动。
福柯曾经说过：
“我要说我关心的问题从来是一贯的：
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产生’。
”[11]王小波向我们展示的正是权力实施所取得的效应，却并不显示权力从何而来。
王小波选择了权力实施阶段的最后两三层承受者，他们实际上是权力的终极目标。
在这张权力网里，既有权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也有跳来跳去的特立独行的人物。
服从者往往由大众构成，是一类人。
而特立独行的人物往往由叙事主人公“我”充当。
当然，“我”的特立独行是有限度的，因为他始终在这个网内。
他在行使自己的反抗权的同时也受到统治权利的约束。
这样，“我”与统治权力就形成了一对权力关系。
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这个猪本来被人安排的角色是肉猪，但是它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神，它可以像山羊一样敏捷的跳过猪栏，也可以像猫一样的跳上猪圈的房顶，所以它到处游走。
它从来不找队里的母猪，每次都是到附近的寨里去约会，因为队里的母猪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寨里的母猪要好看一些。
它还会再吃饱饭后到房顶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
“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他活得潇洒。
”“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
”后来这头猪跑了，变成了野猪。
王小波在文章末尾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我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手生活的设置。
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支特立独行的猪。
”在另一篇杂文《科学的美好》中，王小波甚至直接宣称，对个人而言，如果没有自由和平等，会活得像一只猪。
当然后一个猪是一只普通的被安排好生活的猪。
王小波用两种猪的不同生活暗示读者，是否接受被设置的生活，是一个人有没有平等和自由的标准，甚至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是真正的人的标准。
这样，王小波把福柯对权力效应的关注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
是否接受被安排好的生活。
在《黄金时代》里，“我”———王二———构成了权力关系的一极，以军代表和队长为代表的人物构成了权力的另一极。
这两极中，后一极无疑是社会权力的实施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而以王二为代表的知青则是绝对的被统治者。
但是，作为权力一方的“我”因为不满军代表的作为，常常与之作对，比如把牛赶入他的房间搞破坏等。
不仅如此，“我”的行为还对军代表的心理和行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比如对军代表采取沉默战术，当着他的面用刀恶狠狠的劈开南瓜，用公猫看母猫的方式盯着他等等，甚至曾经想用枪打死军代表。
从而使权力双方关系发生了转化，我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承受方，成为了反抗权的行使者，而军代表是反抗权的承受者。
小说中，我有反抗的自由，可以随时随地跑进山里躲起来，我不跑是自愿的，因为陈清扬不愿意跑。
接受批斗和审查也是一种自愿的行为，领导要他们出斗争差并不采取强迫的手段，而是采用商量和请求的口吻说，本来不想批斗他们，但是因为有人不服气，所人保组很难办，决定做工作动员他们参加。
陈清扬甚至还从批斗中体会到了乐趣，她自认是所有被批斗的破鞋中最漂亮的一个，而且每次批斗会结束后她都性欲亢奋。
在写交待材料的问题上，交代什么问题是由“我”和陈清扬商量后决定的，“反正要交待问题，具体交代什么，你们自己去商量”。
（三）社会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与政体是福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方面。
社会权力及其运行方式与政体，但却都包含着如下现象作为特征：
褒扬某一陈述形式而相应的贬低其他；授予某些人提供知识断言特权的制度许可，而相应地剥夺他人；提炼来自个人和关于个人的信息的程序，其中包含着各种形式的压迫；定位于调查对象，同时也将目标指向运用社会政策的话语阶层。
[12]在《黑铁时代》集子中共有三部小说，并且这几部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包含的思想，写作的风格几乎相同，而其中的《大学四年级》更具有代表性。
这部小说的背景是作家想象出来的一个黑铁公寓，公寓中住的全是知识分子。
叙事主人公“我”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表哥的公寓里打工。
表哥的公寓中住了七位房客，小说讲述了其中的四位房客的故事：
银行职员、音乐家、高级管理者、大学教师（数学博士）。
表哥拥有这个公寓完全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同时也对房客拥有所有权和管理权，房客只拥有完全服从的权力，不拥有任何自由，甚至还被当作物品一样被买卖、偷盗，他们已经不具有人的权力和地位。
管理者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管理，比如安装监视器、给房客带手铐脚镣或披枷带锁、进行鞭打等等。
这个公寓就是一个社会组织，而这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
在这个公寓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在通道两边，雕花的黑漆铁栏杆后面，就使黑铁公寓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你怎么也不肯同意，像这样的小房间可以要那么多的房钱。
但是人家也不需要你同意，他们径直把你推向其中的一间，然后你就的为这间房子付钱……这里有第一流的房间服务———一日三餐都有人从铁门上的送饭口送进来。
从这个口子送进来的还有内衣和卫生纸、袋装茶和袋装咖啡———在动物园里，人们也是这样给笼养的猛兽送东西，只是不送袋装咖啡———住在这个笼子里，你大概也用不着别的东西”。
不仅是房客的行动被完全安排好，就是房客的思想也必须被安排，小说中写道住在401的女孩因为发癔症到处乱发邮件，遭到了房主的鞭打，而房主就是管理员也是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才这样做的，“首先是有关部门给我表哥打电话，说到：
你还管得住管不住自己的房客？
要是管不住就早点关门———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最可悲的事情是，作为叙事者的“我”，明明知道住在黑铁公寓是如何的悲惨，但是却无法避免，只能听天由命，接受权力的安排。
从王小波的角度说，住在黑铁公寓的房客只能是动物。
从王小波的写作顺序看，从《黄金时代》到《黑铁时代》，接受权力安排的人物在逐步扩大，由知识分子发展到所有的人，而知识分子则一以贯之是权力关注的重点对象；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个人对权力的反抗将逐渐减弱，最终只能完全接受权力的安排。
在《黑铁时代》中越是知识水平高的人，接受地安排越多，没有丝毫反抗的可能。
按照福柯的理论，权力双方应该都有行使权力的自由并且行使了自己的权力，这样才能构成一对权力关系。
但王小波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黄金时代人所享有的自由，尤其是反抗和发泄不满的自由将逐步消失，到了黑铁时代，权力就完全成为单向的，社会中只有当政者的统治权，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将失去主体地位，沦落为客体工具。
三
存在主义在二战后约1945年到1955年成为西方思想界的主流学说，,这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
其中无神论存在主义的集大成者当推活跃于上个世纪30至70年代的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
他最著名和最明确的格言是“存在先于本质”，意思就是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
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
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
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因为一个人是由他的行为来定义的。
萨特反对任何人生中“阻逆”的因素，因为他们缩小人的自由选择的余地。
（一）被一直坚持和固守的“自由选择”。
萨特认为“意识”的本质是“超越”，纯粹的“意识”可以说是对外界纯粹的感知，是不带反思和总结的；纯粹的“意识”其实就是我与外界事物遭遇时的存在方式，是人与世界发生互存关系的纽带。
“自我意识”的产生是因为“他人意识”的存在，我感觉到了“他人”，然后才反思我自己，在这里“他人”完全可以代换成“世界”，“世界”与“自我意识”也正好构成了个人存在的两极性——在“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之间徘徊的选择变得困难，人的自由也因此受到束缚。
所以“他人即地狱”，个人的主观意识在社会意识（道德标准、宗教信仰、社会教条等）面前，很容易被削弱，从而使“个人意识”无所适从，个体行为也变得违心和虚无。
存在主义的精义和核心是自由，萨特主张人在选择自己的行为时是绝对自由的。
他认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自由，面对各种环境，采取何种行动，如何采取行动，都可以做出“自由选择”，他相信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做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掉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自我意识”时常出现在各种各样近似荒诞的环境里面，面对“世界”，他们背负痛苦、孤独又令人感动的“特立独行”着。
王小波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篇《绿毛水怪》，在该小说中“老陈”（陈辉）对“我”讲述了一段十二年前他与一个叫杨素瑶的女孩之间的故事。
小说里陈辉和杨素瑶是五年级的同学，两个人因为太过“复杂”不被教导主任喜欢，在一次被批之后成了很好的同学，在这开篇短短的几千字里，已经让我们巨细无遗的看见了“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的碰撞——两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但是这种“自我意识”却不能为教导主任所接受，在“社会意识”面前，他们的“自我意识”被压制，失去了完全的“自由选择”的空间。
但是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因此而完全消失，陈辉和杨素瑶依然可以在放学之后溜进旧书店淘书；依然可以在回家的路上讨论《雾海孤帆》、《草原上的田庄》，但社会意识是无处不在的，没过多长时间他们最后的“个人意识”也被打入“地狱”——在学校里不许看小说。
“自由选择”变得异常困难，但杨素瑶没有妥协，依然艰辛的追求着自由，小说里她不惜变成了一个只能在海里漂泊的水怪。
小波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拥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古代、在当今、在未来的“世界”中他们处处碰壁，时时受限，他们这样被压抑的进行着生活，但他们从未放弃，在追寻“自由选择”的路上，他们坚持着。
（二）在荒谬和痛苦中追求有趣的生活。
在这个“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是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
而人只不过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
穷人如此，富人也如此。
而王小波的小说更是这样——从《三十而立》到《我的阴阳两界》；从《白银时代》到《未来世界》；从《红拂夜奔》到《寻找无双》；至于他早期的作品和一些未竟稿更是如此。
我们喜欢王小波的小说，最直观的感觉就是那些故事“很好玩”，我们从阅读中能获取快乐——这也就是他的“黑色幽默”，而我们仔细探寻都能发现这些幽默多源自小说中人物生活的“荒诞”和“虚无”。
《黄金时代》里，陈清扬被大家成为“破鞋”，“我是这么想的：
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
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要证明的东西。
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字跳芭蕾舞。
从此后他总给我小鞋穿。
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
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的，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
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汽枪，用一碗绿豆做子弹，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
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罗小四。
汽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
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
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了是我。
所以我保持沉默。
沉默就是默认。
所以春天我去插秧，撅在地里像一根半截电线杆，秋收后我又去放牛，吃不上热饭。
当然，我也不肯无所作为。
有一天在山上，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汽枪，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我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
该狗既无左眼，又无右眼，也就不能跑回去让队长看见——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
”在这一段里，我们看见了荒诞的逻辑，荒诞的人际关系，荒诞的生活。
与存在主义的观点不同，“王二们”的生活真实而荒诞，但在这样的世界中他们没有“苦闷、失望、悲观消极”，小波用“黑色幽默”滋润着他们，没有“权力”；保持“沉默”；生活被“军代表”和“领导上”设置，他们在这样的存在中寻找有趣，追寻智慧，享受性爱。
这样的“荒诞”也许才是“真实”的生活。
（三）小波小说中的自由与责任是双向的。
人的“存在”，是一个从过去推向未来的，自由选择以突破既定自我，实现新的可能的过程。
“人除了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
”萨特以此作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在个人的生活中，一切过去的情况，都是可以在未来改变的，所以，永远别以固定的“本质”来限定自己，自己在这一刻是自由的，选择改变，选择否定，或者选择维持现状，这都是选择，是自己的存在。
所以，对于人来说，“存在先于本质”，人有绝对自由。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彻底无神论的，他坚决反对外在的上帝对人的决定性。
由于萨特相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有选择权。
所以，萨特否认一个人行事时的任何客观理由，客观条件固然是有，但是否接受条件的影响，则是由人自己说了算。
很多人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是受了外在条件或过去状况的影响，但归根到底，至少他们任由这些客观因素发挥作用，而不想办法主动改变或制止，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失去了外在真理或外在上帝的限定，人便有了做任何事情的自由，所以，人理应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负责，而不能推卸，这就是“绝对自由”的代价——“绝对责任”。
若从心底里接受外物的限定，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绝对自由，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绝对责任的人，其实是在欺骗自我。
为什么人们普遍要欺骗自我，放弃自由呢？
因为“绝对自由”并不会给人带来安乐，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无依靠感、惶恐感和责任感，这就是人生的“苦恼”。
为了逃避这让人劳累的自由，人们学会了推卸责任，学会了自我欺骗。
存在主义的著名公式是：
存在先于本质。
萨特把这运用到人生观中。
他这样看待人的社会参与：
人的出生是由于他的先人撒了几滴精液造成的结果，他的出生或不出生本来是完全偶然的；人的存在因此并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好的路线而规划的，人应当“自由地”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应当完全介入到自己生存的社会中去，以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王小波所塑造的人，都是热爱“自由”的，他们也一直为此不惜付出沉重代价，他们是如此执着，对于“自由”之后所产生的“责任”也愿意义无反顾的承担，无论是“我”和陈清扬相爱，还是王仙客到宣阳坊“寻找无双”，甚而“我”和棕色的纠缠，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2015》中我的“小舅”，他是一个艺术家，“特别的招人恨。
这是因为他的画谁也看不懂，五彩缤纷，谁也不知道画了些什么”，所以他也因此经常被叫进派出所里蹲着，而我就负起了去把小舅领出来的责任。
尽管如此，我却很崇拜小舅，也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我妈说，假如我像小舅一样不三不四，她就要杀了我。
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她托人从河北农村买来了六把杀猪刀，磨得雪亮，插在厨房里，每天早上都叫我到厨房里去看那些倒。
假如刀上长了黄锈，她再把它磨得雪亮，还时常买只活鸡来杀，试试刀子。
杀过之后，再把那只鸡的尸体煮熟，让我吃下去。
如此常备不懈，直到高考完毕。
我妈是女中豪杰，从来是说到做到。
我被她吓得魂不守舍，浑浑噩噩地考完了试，最后上了北大物理系。
这件事的教训是：
假如你怕杀，就当不了艺术家，只能当物理学家。
”“小舅”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里，都始终是一个特例，他有自己的想法，尽管家人反对，尽管要经常蹲派出所，他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做一名艺术家，并且他对由此而生的连锁反应都无怨无悔。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他的画除了小舅妈没人能看懂，但他还是要画，仅仅因为他喜欢这样。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无权讨论小舅这样到底值不值，但有一点起码是可以肯定的——“小舅是真实的”，在他的生活中，他没有按照别人的意志去活着，他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他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他控制着自己的存在。
小说最后一句——“今年是2015年，我是一个作家。
我还在思考艺术的真谛。
它到底是什么呢。
”也许一切已经不言自明——“人除了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
”你所追求的也正是你要承担的。
小波故去距今已十三年，但他对自由的追寻；对话语管制的反抗；对“个人意识”的的强烈认同；还有他追求“有智”“有趣”“有性”的生活态度却长久的触动和激励了许多人。
无论如何，小波先生用他恣肆的笔触为我们描绘的在痛苦与荒诞的存在中，那“真实”的生活态度，都将引导着我们不屈的走下去。
参考文献：
格式还有些问题，你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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