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民主发展评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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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主发展评述
中国近代政治史与中国古代政治史有很大的不同，已经加入了新的元素，这就是民主，这是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上升的动力之一。
所以，中国近代政治史就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史，中国近代政治史就是民主的发展史。
v本课主要阐述中国近代民主的发生、发展的过程。
本课将中国近代民主的过程大致分为转型期与发展期。
转型期阐述的是中国政治是怎样从封建专制政治逐步转型为近代民主政治，这里包含几个转变：
1、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2、从专制向民主转变；3、从人治向法治转变；4、从政治野蛮向政治文明转变。
发展期阐述的是近代民主政治实现转型以后是怎样不断发展的。
v本课选取了近代五个与民主发展有关的重大政治派别，这五个政治派别为：
1、地主阶级改革派；2、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派；3、资产阶级改良派；4、资产阶级革命派；5、激进民主主义革命派。
以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中国近代民主发展的进程：
v1、以1840-1870年为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接受、议论、宣传、比较阶段，在这个阶段，思想家对民主的认识还比较笼统、肤浅，并且还没有与实践联系起来思考在中国民主应该怎样进行。
v2、以1870-1890年为中国思想界将民主发展与中国政治改革联系起来阶段，在这个阶段，思想家集中于议院论，开始结合实际来思考中国应该怎样实行民主并首先在什么方面实行民主。
v3、以1890-1900年为中国思想家将民主运用于实践阶段，在这个阶段，思想家集中于君主立宪论并发动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现实政治运动。
v4、以1900-1910年为民主在中国得到初步实现阶段，在这个阶段，思想家集中于民主共和论并发动了辛亥革命，民主在中国得到了初步实现。
v5、以1910-1920年为民主广泛深入启蒙阶段，在这个阶段，思想家们意识到光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全体国民中进行民主的启蒙，以真正实现民主。
学习本课应该有助于对民主的理解：
v民主严格地说只指一种制度。
当年西方资产阶级发明了民主，原本就是一种制度设计，至于人权、人的自主意识的觉醒、民主观念，它们与民主制度有联系，但不完全等同于民主制度，更不能与民主制度相混用。
v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被当作一个形容词、一个标签，随意附会，随意粘贴。
1、比如“作风民主”。
2、比如“民主集中制”。
3、比如将民主理解为人权，以为给人民以某些人权就等于给人民以民主。
4、比如把民主理解为为民之主、替民作主。
以上这些都是对民主的误读。
应该说，上述做法是很不严谨的，容易搞混人民的思想，影响人民对民主的准确理解，到最后，人民可能会将民主的制度本义忘得一干二净，将会以一种很不严肃、玩弄的态度来对待民主，而这肯定是民主的悲剧，最终是玷污了民主的名声。
第二讲、中国近代思想家所接受的民主来自何方？
v一、从明中叶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内部，主要是在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从此逐步松动，与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思想逐步生长。
到明清之际，在江南终于出现了第一位新阶级的代言人，这就是黄宗羲。
黄宗羲是我国民主启蒙的第一人，他在著作中充分表达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民主思想，首开了我国民主思想的先河，显示着我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一统江山开始被打破
v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反封建、民主思想集中体现在《明夷待访录》。
v黄宗羲指出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而后世的君主将自己变为统治者，这违背了人民立君的初衷。
黄宗羲同时分析了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与民的严重对立,他得出的结论是: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
v在以上的思想中，表达了两点：
一是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之权”在民不在君,即“主权在民”的思想，这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高度一致，但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一个世纪左右。
二是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这实际上就是对君主制实行革命的思想，这种强烈的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思想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v黄宗羲对封建社会的君臣不平等也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设臣是为了与君共治天下，君与臣的权力有大小，职责有分工，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他们不应是附属关系。
他认为君臣都应以天下为事，臣“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但后世之臣往往不以天下为事，而以君之仆妾自居，这是不正常的。
黄宗羲反对臣绝对服从于君，更反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封建伦理纲常。
这些论述表达了人权平等的思想，同时也是史无前例的。
黄宗羲对封建帝王的“一家之法”也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三代之法，其根本特征就是“未为一己而立”，因而是“天下之法”，而三代以下却不然，“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为之法。
”这样的法只为“一姓之私”服务，是为保持私家的政权而设立的，这就只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私法而非公法
v黄宗羲还讨论了对君权的监督与制衡问题。
黄宗羲很不赞成明朝废除丞相制，他说：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黄宗羲认为，宰相的设置至关重要,设宰相，“以宰相而摄天子”，这样就可以达到君臣分治，就可以防止君主一人专断独行。
否则，天子的权力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衡。
v黄宗羲在提出君臣共同分权治理天下的基础上，还提出要在政权之外建立一个政事公议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学校”。
他认为，学校应有三方面的作用：
一是司教；二是养士；三是议政。
公其是非于学校。
就是要使对“是非”的判断不在于天子一人，而在于学校的公论。
黄宗羲提出要把学校改革为既是培养官员、移风易俗的地方，也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
学校要具有公议的职能和督察的职能，从中央到地方皆如此，这就是旨在政权之外设置一个合法的议政、监督政权的机构。
这种政治设想虽不如西方的议会制度，但其精神指向却是相同的，两者都要在王权之外建立一个监督、制约王权的机构，来“限制君权”。
v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吕留良也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思想。
v吕留良（1629—1683），浙江石门（今桐乡）人。
吕留良的主要著作为《四书讲义》，该书主要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
吕留良认为，三代以前，圣人所立各种设施都是为天下人着想的，“不曾有一事一法从自己富贵及子孙事业上起一点永远占定、怕人夺取之心”，可是自秦汉以后的许多制度，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
这种“私天下“的封建君主是必须反对的。
v吕留良也对君臣关系进行了论述，他说：
“天为生民而作君，君为生民而求臣，君臣之分虽严，其情实亲近”。
所以“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
“不合，亦不必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使可去。
”“后世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
赢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绝，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
”“君臣师友之谊不可复见，渐且出宦妾之下矣。
”“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罚为君所制，不得不然。
”这样，真正的“君臣之伦”完全失去。
臣失去了原先与君平等的地位，成为君的工具。
在这里，吕留良对君臣不平等、官民对立进行了揭露，应该是含有平等、自由和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
v清代统治者严厉实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政策，江南的资本主义增长变得越来越难，这使得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其中反封建专制、民主平等自由思想最为强烈者，应数袁枚。
袁枚（1716—1797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袁枚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色彩，对传统思想文化具有强烈的批判性。
这种思想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前代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一方面是在清代以来，民主与专制的矛盾更加尖锐，袁枚生活的乾嘉时期，社会上的民主意识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顽强增长而有所发展，这无疑也影响到了袁枚。
v袁枚在他的诗歌理论和创作中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可贵的民主意识，这主要体现在：
对儒学的叛逆，反对等级特权，提倡平等，尊重女性，批判封建礼教，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
在清代中期，袁枚可说是思想最解放、民主意识最强烈者，其思想高度几乎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所能达到的极限。
v可惜，明清以来的民主思想最终被清朝统治者所扼杀。
二、西方民主源于中世纪时英国的议会制度。
v英国议会制度以1215年英王被迫与反叛贵族签订的《大宪章》为基础。
v《大宪章》规定：
无全国公意许可，（国王）将不能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
如欲征收贡金与免役税，应用加盖印信之诏书致送各大主教，主教、住持、伯爵与男爵，指明时间与地点召集会议，以期获得全国同意。
另外规定：
男爵们可推选25位代表与国王共同维护、监督宪章条款的执行，可以指出国王及重要臣属的错误，甚至有权联合全国人民向国王施加压力，直至夺取土地、财产。
即具有反抗国王的权利。
但《大宪章》没有根本解决国王与贵族之间的矛盾。
1258年贵族再次发动兵变，迫使国王签订了《牛津条例》。
v《牛津条例》规定：
成立永久性的议事会议；税收权完全独立，不归国王控制；确立贵族对司法的监督权；国家的重大经济政治事务由大议事会议协商决定。
v到1265年，在伦敦召开了英国历史上首次会议，这成为英国议会制度的开端。
v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以及为实现人民主权的选举制度。
这实际上就是多数决定的原则，它与前面所提到的分权制衡原则一起，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和政权运行所要遵循的基本法则。
此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保障人权的原则。
提出人权保障原则，当时主要是服从于资产阶级的需要。
资产阶级将私有财产与自由、平等一样列为不可转让的权力，认为财产权是首要的人权。
对此，政治学者洛克认为：
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v后来，普选、分权制衡、保障人权构成了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
v可见，近代中国所接受的民主制度来自西方，而民主思想则也有明清以来的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因素存在。
第三讲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民主启蒙思想
v地主阶级改革派，由一批从统治阶级当中分化出来的开明人士所组成。
他们比较早地意识到了封建社会的潜在危机，他们在探索中国社会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政治主张。
这一派别的思想家有：
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魏源、黄爵滋。
而其中具有民主倾向的是龚自珍、魏源。
一、启蒙的历史
v启蒙，是17世纪西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口号。
启蒙，English，“进入光明”，即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走入资本主义（近代）光明时代。
在西方，启蒙思想以理性与科学、民主和法制为特征，反对中世纪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蒙昧和以国王为代表的封建君主专制。
v几乎与西欧启蒙思想产生的同时，在中国，17世纪初期的明末清初，也产生了启蒙思想。
代表为黄宗羲等。
但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起来以后，宋明理学重新加强，中西文化交流也因闭关而中断，启蒙思想夭折。
这种状况持续到19世纪上半叶。
西方殖民者冲破了中国国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大变局。
近代思想家一方面继承了17世纪中国启蒙思想的一些元素。
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用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
二、龚自珍、魏源关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思想。
v龚自珍认为，每个人都有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见解来评论政治的权利和自由。
他承认，“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考察分析所作出的是非判断对政策的制定和实行的影响是不同的。
但他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利的平等。
“居下位者”虽然无力按自己的是非判断来制定和实行政策，但应该将自己的是非判断公之于众。
v魏源认为，无论是天子还是庶民，都是自然界“五行之秀气”凝聚而成，因此他们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天子是“众人所积而成”，因此天子应自视为众人中普通之一人。
他说，天子是社会的头脑，百姓是维系社会存亡的呼吸器，因此，他提出天子要让庶民参与朝政，要允许百姓上书言事，而天子要采取各种方式倾听、接受百姓的意见。
魏源把言论自由的程度作为判断社会政治是否清明稳定的标准。
如果人民都“言在腹臆”不敢言说，社会就会发生危险。
三、龚自珍、魏源关于人权平等的思想。
v龚自珍认为“众人”不是圣人创造的，而是自造的，因此众人不必受什么“天道”的主宰，而应自己主宰自己。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个人自主、自由的问题。
v龚自珍还认为人都有情有欲，这是天生的，要想有意锄之都不可能去掉的。
要对人的情欲予以宽容和尊重，让人的真实感情和欲望自由地表达。
同时，也只有尊重人的情欲，才能培养出各具个性的各方面人才。
以上实际上提出了个性解放的问题。
v魏源也认为人是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的。
他说，任何人都天生有一种“本觉灵明”，这种灵明天然生成，所以，每个人都是相同的。
“人人可以为日，人人可以为月”。
关键在于后天自己如何掌握自己。
如果充分发挥人的自我创造力，就可以造化自我。
他还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
人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
人有各种自然欲望，如食、色各种性，这些是不能强行压制的，只能顺其自然。
以上思想具有反封建专制意义。
第四讲、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思想
v一批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站在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改良主义思想，从而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一、严复的自由、平等思想
v严复对中西方的政治思想作了比较。
他认为中西方政治思想的不同在于封建专制、纲常名教与平等、民主的不同。
而这些不同归结为总的一点，就是中西方对待“自由”的不同。
中国惧怕“自由”，西方崇尚“自由”。
严复认为，“自由”是根本，“民主”是“自由”的表现形式。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一种外在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严复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上是指“民权”，比如：
言论自由；人人平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
v严复还认为，西方国家达到富强是由于两点：
一点是崇尚科学，一点是崇尚民主。
v严复认为西方政治制度的实质是“以公治天下”，是用民主制度来治国，这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完全不同。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家天下”、“举天下为私”，所以国家越来越落后。
v严复非常赞同西方的社会契约论，他也用这种理论来说明国家的起源。
他认为，由于人性不善，在财产上发生了相夺相欺的现象，这时，就要推出公正贤惠的人来仲裁，做调解的工作，使社会得以维持。
这样，就“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
这是要“立君”的一个原因。
另一个“立君”的原因是各行各业的人，要化力气和时间来保障自己的性命财产，这会导致人们荒废自己的本业。
这就需要“立君”，建立国家机器来专门保障人们的性命财产，使人能专心本业。
v严复的以上思想，对君权神授说是一个有力的否定，同时也对君权至高无上提出了质疑。
对君权神授、封建社会的君民关系，严复从两方面作出批判：
一是根据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认为这是“古今之道义”。
二是根据天赋人权论，提出民众是国家的主人而非奴仆的思想。
封建统治者，向来实行愚民政策，“坏民之产，散民之力”、“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
”愚民政策就是要使民众养成一种奴性意识。
而奴性是什么？
奴性就是指那些自甘处于奴仆，自甘受人驱使，泯灭自我意识，情愿居于非人地位的这么一种劣根性。
奴性是社会变革的强大阻碍力量。
近代中国变革艰难，一方面是由于顽固派，当权派的阻碍。
另一方面是由于民众这些无权势者的奴性。
v严复对中西方的国民性做了比较，“设有械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
中国“奴为主斗”一旦灌输成为一种国民性，这时的民众就不会憎恶君主专制。
在中国，奴性是君主专制的牢固基石。
严复希望中国国民能摆脱奴性，但对如何由奴仆转为主人，严复未提出可行的办法，但这种思想对后来者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在严复之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邹容说过：
“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也。
”
二、谭嗣同的反封建思想
v谭嗣同反对复古主义。
他说“欧美二洲，以好新而兴；日本效之，至变其衣食嗜好。
亚、非、澳三洲，以好古而亡。
”新的动力，即通。
“仁以通为第一义。
”通有四含义：
中外通、上下通、男女通、人我通，达到完全平等。
“通之象为平等。
”从通即平等出发，他提出“破中外之见”。
一要破除政治文化中的夷夏政治观。
他说：
“既知地圆，便以此可破中外之见矣”。
因地球是圆，任何国家都可说自己处在地球的中心，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认为欧美日俄“亦必以其国为中，非其国即为外”。
谭用这一观点批判天朝上国的自大心理。
二要破除西方人没有伦理道德的看法。
这种看法，顽固派、洋务派、早期改良派均有。
他们认为西方富强靠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但伦理道德为中国所固有、特有，西方人没有。
谭嗣同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伦常。
“夫无伦常，安得有国”。
他认为其实西方的伦常比中国更精更实“是以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主，君民共主，岂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
”“西人自命为一妻一夫世界，绝无置妾之事，岂非夫妇一伦之至正者乎。
”他认为，中国的三纲伦常不值得自傲。
v在否定君主制、封建伦常的基础上。
谭嗣同呼吁冲破那些束缚人的网罗：
“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
”也就是要冲决君主专制、伦理名教、君权神授、天命论。
所以，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是把三纲与君主专制联系起来进行批判。
他认为君主专制是三纲的总根源。
“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谭嗣同猛烈批判君主专制。
认为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是秦政也，皆大盗也。
认为这种独裁统治，有清一代的君主专制统治更是后来居上。
三、康有为的“大同之世”
v康有为的《大同书》，含有古代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空想社会主义等几种思想要素。
总体上是对封建的国家制度，宗法制，等级制的一种否定，具有极强的反封建性。
v《大同书》最着重“公”字，在大同世界里，财产公有，没有私有制。
“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于公”。
与财产公有相适应，大同社会实行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原则，人人有工作，靠工资收入生活，“自农夫、渔、牧、矿工，各视其材之高下，阅历之深浅，以为工价之厚薄，略分十级。
”懒惰，是大同社会的禁忌。
懒惰成性不想工作，或请假太多的人应开除工作。
v大同社会还是具有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大同社会具有极高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的程度，而且新技术不断出现，为人们带来幸福。
并由于机器生产，劳动强度不大，劳动者的劳动处于一种很悠闲的状态。
v在大同社会，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开民智是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
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
”教育不仅培养智育，德育、体育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也就是在大同之世，具有高度发达的教育，培养无数全面发展的人才。
v《大同书》还贯穿了免苦求乐的人道主义，“免苦求乐”是人的本性，而大同之世正好合乎人的本性。
现实世界却是一个大苦海，其中有人祸天灾等38种苦难。
康有为提出“去九界”，九界指国界、级界、种界、形界、象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
去九界即救苦之道。
比如去国界，是要去掉国名和疆界，全球无君主，无军队，无监狱，合为一个民选的公政府。
去级界，去贵贱、主奴之间的等级隶属关系，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全球大同。
所以，康有为把现存的封建专制社会看成是人类苦难的根源，要实现全球大同，须“诸君主专制必尽扫除”。
v《大同书》另一主旨，是要求个性解放。
康有为认为三纲五常违背天赋人权。
三纲五常将人区分为智愚、贤不肖、贵贱、上下，否认了社会是整齐平一的。
康有为强调人与人都是平等的，人所具有的基本权利，是不能随意被剥夺的。
他认为，人们让出权利就是“失天职”，“人者，天之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
v康有为极其重视人权，“人人有天授之权，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
故凡为人者，学问可以自学，言语可以自发，游观可以自如，宴飨（享）可以自乐，交往可以自主，此人之公有之权利也。
禁人者，谓之夺人权，背天理矣。
”
v康有为批判夫为妻纲，把妇女解放提高到人类社会进步的首要地位。
康有为着重批判“三从”，即“在家从父，嫁人从夫，夫死从子”，认为其要害就是一从，即女性永远从属、依附于男性。
康有为认为“三从”违背人权。
他认为婚姻是一种契约，“别约”或“续约”是双方意志共同作用的结果。
婚姻之结合或分离，是女性应有且不可剥夺的权利，要由其离合，婚姻没有依附、从属。
此外，康有为对限制妇女解放的种种习俗作了批判，如妇女不能抛头露面、出入交游、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限制妇女从政、不能入学堂、无法从事学术研究而或为学者、缠足。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妇女的解放视为人类社会进步走向大同之世的前提。
“但使大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平等皆独之”。
傅立叶提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尺度。
马克思：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进步来衡量。
v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妇女解放，但他认为在未进入太平世之前，是万万不能实行的，否则，将造成社会大乱。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对未来社会而设计的，所以未到未来之时，所有的设计都不能实行。
第五讲、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思潮
一、“自我权威”的确立与“偶像破坏论”
v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思想，虽不完全相同，各人有各人的角度，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但在有关人的权利、人的觉醒方面，各思想家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在政治上，要求确立人的“自我权威”，无所畏惧地冲决包括孔子在内的旧权威、偶像的束缚。
v李大钊最先提出“振其自我之权威”，他认为个体须从他所依附的权威、偶像中解放出来，求得一个政治上自由的“我”。
v李大钊从三方面作了论证：
从进化角度看，国家、阶级、民族都是介乎于我与世界间的进化之障碍，应逐渐废除，实现一个自由解放的我。
从历史看，孔圣人等都要求人们牺牲自我之权威，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和奴隶。
从中西文化比较看，李大钊将破坏偶像看成是“振自我权威”的前提。
他认为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使代表未来希望的青年人“自沉于荒冢之内，自缚于偶像之前；破坏其思想，黯淡其光芒。
”西方则反对偶像说，李大钊认为尼采的超人哲学就是讲求解放思想，冲破一切传统偶像的束缚
v中西方比较的结果，是李大钊得出这样的结论：
“孔子生而吾华衰”。
李大钊彻底否定传统的权威偶像，并对孔子作了两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先秦时的孔子，他并没有叫人做自己的傀儡。
他说：
“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并未可知。
”另一方面，李大钊认为，到了后世，孔子才被统治者树为偶像。
李大钊说：
“孔子生而吾华衰。
”是指第二方面。
李大钊批孔的目的，是要人树“自我之权威”，否定君主专制和为其服务的权威偶像，以达到政治上的独立与平等。
v陈独秀与李大钊持同样的观点。
陈独秀也从尼采学说中，得出自我本位的论断。
v尼采将道德分为奴隶、贵族道德。
奴隶道德习惯于顺从，意志上软弱；贵族道德即主人道德，主人代表着超人，它重视独立地位与奋发精神，要求实现个人自由意志，强调超越现实以追求权力意志来实现生命的价值。
v陈独秀从尼采学说中，得出打倒偶像。
实现自我本位的结论，这种“人以自身为本位”的思想，代表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自我觉醒，要求人的精神解放的潮流。
v陈独秀尤其认为人们要从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民主共和，“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而要成为主人，就要具有冲决一切偶像的大无畏精神，陈独秀为此写了《偶像破坏论》，指出：
“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却不废除，”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中国女子的贞节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
”所以，陈独秀要冲决的偶像，就是君主专制与封建道德。
“偶像破坏论”极其大胆地否定了国家、君主、家庭、婚姻以及孔子与圣人崇拜。
陈独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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