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涵义变迁与本土化评《公民身份核心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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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涵义变迁与本土化评《公民身份核心问题》

公民身份的涵义、变迁与本土化——评《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行政管理

公民身份的涵义、变迁与本土化——评《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王苍龙郭忠华（2016）.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共352页.作为现代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之一，“公民身份”（Citizenship）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并在近代随启蒙思潮和资本主义而发展，绵亘至今已两千五百余载。

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全球化的发展，公民身份的涵义日趋复杂，层级日趋多元，成为一个“不仅充满争论，而且还变得高度扩散”的概念（Fahrmeir，2007：

1）。

在这种情况下：

（1）如何理解公民身份？

（2）如何理论化当代公民身份复杂和多元的局面？

另外，虽然公民身份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只是近百年的事情，但随着中国学界对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翻译和介绍①以及中西方学者对公民身份在中国本土实践的挖掘和探讨②，中国本土化的公民身份研究已经呈现发展态势。

那么：

（3）如何理解中国的公民身份？

对上述三个研究问题，郭忠华的《公民身份的核心问题》（引用只注页码）进行了有益的回应、总结和探索。

除导论对全书内容进行综述以外，全书分为四部分共十二章。

第一部分阐述了公民身份的理论基础，包括四个章节：

第一章介绍了公民身份概念的基本轮廓、核心要素、历史流变和获得方式；第二章阐明了公民身份概念的核心内涵、扩展内涵及其隐含的变迁机制；第三章探讨了公民身份的两个理论传统，即公民自由主义（CivicLiberalism）和公民共和主义（CivicRepublicanism）；第四章重点关注公民身份研究的理论框架、五种研究进路以及中国公民身份研究范式的建构问题。

第二部分探讨了公民身份的思想资源，包括三个章节：

第五章阐发了梁启超和韦伯有关中西方现代公民身份的起源问题；第六章分析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关于劳动分工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第七章专门论述了马克思有关人权和公民权的思想。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包括四个章节：

第八章批判分析了公民国家认同的动态变化、建立基础和形成方式；第九章反思了民族主义启蒙性的条件和范围，讨论了公民身份导向的民族主义的侵略性；第十章论述了作为公民权利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权利的发展脉络、当代困境和发展趋势；第十一章则把视角转向中国，从“翻译现代性”角度探讨了“国民”概念在清末民初时的涵义变化及其潜含的民族国家想象。

第四部分（只有第十二章一个章节）的重点是公民身份的发展展望，它阐明了过去几十年公民身份所发生的涵义和层次的变化，并说明了当代多元公民身份的发展走向。

下面，我将按照上述三个研究问题的次序对该著进行评述。

一、如何理解公民身份？

作者对公民身份的定义是“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的正式成员身份以及由此形成之权利、义务、情感、行为等”（第3页）。

该定义揭示了公民身份的五个核心内涵，即国籍、权利、义务、德性和行动（第52－59页）。

作者进一步指出，有三组对立统一关系对于理解公民身份至关重要，即公民身份：

（1）到底是一国之内的还是超越国界范围的；

（2）到底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3）到底是赋权性的还是支配性的（第32页）。

它们构成我在这一节的论述框架。

（一）民族国家还是超（亚）民族国家？

作者明确将公民身份与民族国家关联起来。

他指出，“公民身份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第18页），是“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契约关系”（第10、28页），是个体在“某个民族国家的成员资格”（第201页）。

他不仅将“国籍”视为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第22页）和核心内涵（第54页），而且把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公民身份起源的动力之一（第38－45页）。

但是，公民身份只能以民族国家为存在单位吗？

作者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方面，由于公民的个体行动与国家的结构制约彼此交错，所以国家认同的划分是模糊的、多元的；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全球化和多元文化群体的出现导致公民的国家认同表现出动态性（第202－206页）。

作为结果，公民的国家认同已经在范围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第203页），呈现出以“民族国家公民身份”为核心，“亚国家公民身份”（包括“城市公民身份”和“联邦单位公民身份”）和“超国家公民身份”（包括“地区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同步发展的格局（第214－215、307－314页）。

论及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不能忽视民族主义的作用。

作者在第九章中指出（第236－237页）：

第一，由于公民身份兼具包容性与排斥性，所以民族主义的启蒙性只能局限在本民族内部，一旦超越这一边界，民族主义就可能变得很有排斥性；第二，由于公民身份与国家主权并非对立关系，所以不能认为公民身份只能催生民族主义的启蒙性，或者国家主权只能催生侵略性。

虽然作者在这里细化了分析的对象，但他在论述时有意无意地将公民身份的“包容性”等同于民族主义的“启蒙性”。

虽然二者有概念上的重叠处，但并不能等同。

换言之，除了有“包容的启蒙”以外，是否存在“排斥的启蒙”或“启蒙的排斥”呢？

毕竟，公民身份理念完全有可能通过话语和实践的操作成为排斥他者族群的意识形态。

（二）静态还是动态？

上述对公民身份的定义采用的是静态视角，但作者指出，只有从动态的角度我们才能看到公民身份的变化过程（第33页）。

这种动态性主要体现在公民身份的行动和实践上（第29页）。

本书尤其重视恩靳·艾辛（EnginIsin）在这方面的贡献（第29－31、53、57－58、65页）。

艾辛论证了“公民身份行动”（ActsofCitizenship）的概念，并将它与“公民身份行为”（ActionsofCitizenship）区分开来：

后者指的是已经取得公民身份的个体按照公民身份的制度规定而从事的“例行化”（Routinized）的行为，这些行为是公民身份制度再生产的基本途径，但不会创设新的公民身份制度；前者是一种能够催生新的公民主体的行动，能够通过表达诉求而创设新的公民身份场所，为公民身份增加新的内容（第65－66页）。

从这个角度出发，公民身份行动的主体未必是那些已经获得公民身份的个体，他（她）也可以是其他在制度上没有取得公民身份的个体（第30页）。

尽管作者把“行动”列为公民身份的核心内涵之一（第二章），并在论述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第八章）和民族主义（第九章）的关系时强调动态视角的重要性，但他在阐述公民身份研究的理论框架（第84页）时却忽略了“行动”的维度。

在这个框架里，作者把公民身份研究的基本问题循序归纳为背景、主体、内容、场所和深厚五个方面，借此对某一特定的公民身份类型进行宏观的、综合的描述和分析。

不过，这套框架的建构虽然也借鉴了艾辛（Isin，2009）提出的公民身份研究的五个维度，却剔除了“行动者”和“行动”两个维度。

作者并未给出这样做的具体理由。

这导致作者提出的理论框架动态性不足，无法展示和分析公民身份的行动性和创设性。

（三）支配还是赋权？

支配与赋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身份研究进路上（第86－96页）。

首先，自上而下的分析路径认为，公民身份本质上不是一种赋权性的制度，而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控制的手段，是一种统治阶级策略（第31页）。

第二，自下而上的分析进路强调外来者对居住国公民身份制度所造成的紧张关系，关注公民制度在外来者的抗争（体现在公共论证、协商、交流、争取等方面）中逐步变化的过程（第90－91页）。

第三，上下结合的进路认为公民身份并不单纯是统治阶级授予或者底层阶级抗争的结果，而是两者互动的产物（第92－94页）。

作者指出，这三种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当今多元公民身份出现的缘由”，因为新型公民权利类型的出现和公民身份概念的复杂化趋势与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大量新社会运动存在着内在的关联（第92页）。

支配与赋权的关系在作者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三位经典思想家的探讨中也有所暗示（第六章），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构成三者所分析的人类自由状态变迁的动力，展示出公民身份的（被）塑造过程。

我以马克思的观点为例予以说明。

马克思（下面的论述见于第147－153页）的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的“自然分工”体系对个人形成的支配机制。

所谓“自然分工”是指仅存在于阶级社会的分工，它以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是个人被迫的强制劳动。

“自然分工”总是服务于特殊利益而非共同利益，特殊利益支配和压迫着个人，导致分工越发达，个体与其劳动的异化程度越高。

为了摆脱自然分工带来的资本主义异化，马克思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抗争：

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国家等造成异化的社会基础，实现真正的人类自由。

二、如何理论化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

（一）多元公民身份及其解释在第二章，作者指出公民身份内涵正在发生扩展，包括性别、亲密、环境、性、种族、区域、代际、企业、网络等被纳入（第62页）。

面对公民身份涵义的复杂化趋势，作者一方面肯定了“每一种新型公民身份都在某一个领域拓展了公民身份的外延”，另一方面则坚持认为，该趋势并没有使公民身份的基本内涵发生根本性变化，后者依然主导着公民身份的话语（第62页）。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论化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呢？

在第十二章，通过把公民身份的涵义划分为地位、情感和行动三个基本方面，作者提出了一个“多元公民身份的涵义框架”（第317页，简称“框架”），以期把复杂化的公民身份内涵纳入其中。

但是，如果我们把“框架”与作者提出的“公民身份内涵的基本层次”（第59页，简称“层次”）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对待公民身份核心要素时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

在“层次”中，作者实际上把公民身份划分成两个种类：

一是动态的、过程的、实践的公民身份（即“公民身份实践”），一是静态的、地位的、法律－政治的公民身份（即“正式成员资格（国籍）”）。

在这里，作者突出了“行动”和“国籍”两个要素。

但是在“框架”中，作者虽然突出了“行动”要素并把它作为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把“国籍”要素放在次一级里，即作为“情感”方面里的“认同”的一部分。

作者并未解释这一处理方式的差异性。

在笔者看来，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者在提出公民身份的五种“核心要素”时忽略了“行动”要素是与其他四种要素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被公民身份研究所重视的事实。

具言之，“行动”视角带来的转型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这个时期正是作者所分析的公民身份的内涵得以“扩展”的时期。

也就是说，作为“核心要素”的行动可能同时也是公民身份内涵“扩展”时期的核心之所在。

（二）主体性：

多元公民身份的内在连贯性复杂化的公民身份有何内在连贯性？

尽管作者没有明确讨论这个问题，但他在书中多处暗示我们：

“主体性”可能是这一内在连贯性的核心。

作者指出，公民身份必须具有相应的主体，尤其当从“行动”视角来探讨公民身份时，主体问题将变得愈加复杂（第4页）。

在传统的法律－政治公民身份概念中，“主体性”以及人类关系一直被忽略（易林，2015：

91）。

但是，伴随着公民身份研究的文化转向，“主体性”议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国际移民潮和全球化催生了多元文化少数族群，这直接挑战了原有的法律－政治维度的公民身份，而应对这一挑战意味着必须对多元文化政治主体重新进行思考。

有两种立场值得注意：

以金里卡（WillKymlicka）为代表的自由社群主义立场认为，应该把民族政治多元性带来的文化身份看作基本固定的身份，这些身份需由国家接纳，以此提高文化少数族群的公民地位（KymlickaNorman，2000）；以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为代表的文化社会学立场认为，应该把（文化）公民身份看作日常经历中由协商和话语（沟通或交流）建构出来的地位，是有关日常经验、学习过程和赋权话语的实践（Stevenson，2001）。

后一种立场把“文化”的范围从“少数族群”扩展到所有的文化群体，并把每个人都看做“文化”的公民（VegaHensbroek，2010：

245－246）。

总之，文化的公民身份有助于发现被法律－政治的公民身份长期掩盖的公民“主体性”，通过将自我塑造为一个富有美德和伦理的文化公民主体（Stevenson，2010；易林，2015），使追求更多主体、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平等变得可能。

三、如何对待中国公民身份及其研究？

公民身份的本土化研究是本书论述的第三个重要问题，对此我以三个子问题进行评述：

（1）中国的公民身份是如何被建构的？

（2）如何理解中国公民身份？

（3）中国公民身份研究如何开展？

首先评述第一个问题。

在第五章中，作者以东方主义为视角分析了韦伯和梁启超有关公民身份或国民思想的相关论述。

韦伯认为，现代公民身份只能从西方的“共同体”（Commune）城市中产生，因为它具有别的城市类型所不具备的结构性条件，如自由而平等的关系、市民权的出现和“兄弟盟约”的形成、军事自主性（第120页），缺乏这些条件的东方社会无法产生现代公民身份（第122－127页）。

类似地，梁启超在西方与中国之间建构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概念，包括独立与奴隶、权利与义务、自治与依赖、公德与私德、冒险与畏缩、进取与满足等，并指出中国现代国家建立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造国民的“奴隶性”，引入西方的“公民性”（第131－137页）。

对于第二个问题，作者借由“翻译现代性”视角考察了清末和民初的知识分子把“Citizen”“Citizenship”翻译为“国民”的语义差异性。

“国民”在清末时期（1899—1914）意味着一种“国家主义”国民，目标旨在建立具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在民初时期（1914—1919）则转变为一种“个人主义”国民，目标旨在建立以功利主义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第273页）。

总之，这种经由翻译而呈现的“国民”语义的差异表征了两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第298页）。

关于第三个问题，作者强调不能照搬套用西方公民身份研究路径，对中国公民身份的研究需要立足于本土经验，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分析范式（第100页）。

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中国公民身份研究的特殊性（第101－104页）：

从发展动力来看，中国公民身份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公民抗争与政府赋权相互融合的结果；从发展轨迹来看，中国公民身份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轨迹；从层级结构来看，中国公民身份是一个以国家公民身份作为主导、地方公民身份渐次得到发展的格局；从内在取向来看，中国公民身份研究必须结合制度架构与思想情感两个方面。

四、结语在这篇书评中，我以“如何理解公民身份”、“如何理论化公民身份的当代变化”和“如何对待中国公民身份及其研究”三个问题作为论述框架，评述了郭著的主要观点和研究发现，并做了一些延伸性的讨论。

在本书中，作者从“民族国家还是超（亚）民族国家”、“静态还是动态”和“支配还是赋权”三组对立统一的关系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公民身份的理解。

面对公民身份涵义复杂化和层次多元化的趋势，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化解释，并暗示了贯穿多元公民身份的内在连贯性———公民“主体性”。

此外，本书还对中国公民身份的起源、解释以及研究的开展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论述。

总之，面对上述三个宏观问题，本书给出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回应，做出了自己有价值的贡献。

当然，郭著不乏需要批评和改进的地方，例如：

对公民身份的理解比较偏重于“民族国家与超（亚）民族国家”这一组关系，对另外两组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够；对公民身份核心要素地位的处理存在前后矛盾的嫌疑；对多元公民身份的“主体性”的阐述不够详细；部分章节内容存在重复之处。

但总的来看，作为一本系统论述公民身份且部分论及中国公民身份的专门著作，本书仍然具有不能被替代的前沿意识和学术价值。

它所论及的“核心问题”既是对现有公民身份研究的创造性总结，也是未来（中国）公民身份研究的前瞻性铺垫。

因此，对于关心公民身份乃至政治－社会科学的学者们来说，郭著都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德里克·希特（2007）.何谓公民身份.郭忠华译.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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