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解思想最新.docx
《历史地理解思想最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历史地理解思想最新.docx（21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历史地理解思想最新
历史地理解思想
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
彭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一）
怀特海有过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是说两千年来的西方衿学史都可以看作是对柏拉图的一连串注脚。
其中的蕴涵，与另一句歌德的名言并无二致一一歌德说的是：
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
长久以来，rf学史和思想史研究领域所盛行的一个基本假设一一虽然经常是未经反思就被认Z为当然的一一乃是：
由于人类的根本处境并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哲学、政治、道德、宗教等领域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也就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过往杰出的思想家们以其经典著作表达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果，第一流的头脑对于这些根本而具有永恒性的问题的探索，构成为人类思想的宝库，内中包含了永恒的智慧，那是我们任何严肃认真的重新思考都必须引以为自己的出发点的。
思想史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可以期望从研究这些永恒要素Z中直接学习和受益。
思想史家所要做的,就是去研究和阐释一套经典文本，其作者已被学术传统确立为思想史伟大的光荣榜或点鬼簿（canon）屮的一员。
由于水恒问题对于人类处境的持久相关性，人们研读这些经典文本，就应像对待自己的同代人的作品一样，将考察的焦点放在它们的论证上，看看关于那些水恒问题它们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
倘若我们误入歧途，将重点放在考察它们所从其屮出现的生活条件或思想语境，我们就会看不到它们那永恒的智慧，从而错过了研究它们的价值和目的。
这样的假设与19世纪以来历史主义传统的立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在历史主义看来，所有文化都孕育、发展于特定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社会利历史条件Z下，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其不可与其它文化通约的独特性。
一切人类思想都受到它们所处的其体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没有任何思想能够超越其历史局限性，因而，人类思想屮就没有什么真正永恒和持久的因素。
政治思想史领域中的巨擘列奥•施特劳斯（Le。
Strauss）就是在与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持续不断的论战屮，鲜明地展示出自己立场的。
在他看来,历史主义本身乃是自相反驳的，因为“历史主义既已断定所有的人类思想、或考至少是所有合理的人类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它就承认了人类思想有能力获得某种普遍有效、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将来的惊人M件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洞见。
……历史主义Z兴旺发达是基于这样的申实：
它没有保持连贯一致，而使自己摆脱了它自己给所有人类思想所下的诫命。
”[1]既然历史主义站不住脚，人类思想所由其屮产生的具体处境和条件的历史性,就并不见得就给所有思想的成果一劳永逸地套上了历史性的枷锁。
人类处境的根本相似性和根本问题的持久性，为思想超越历史视域而达到某种自然视域（naturalhorizon）,从而获得苏格拉底意义上不同于“意见”的“知识”敞开了可能性。
施特劳斯说道：
历史远没有证明历史主义的推论的合法性，毋宁说它倒是证明了，一切的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整体或者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那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屮，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
这一论点显然与以下的申实并不冲突，那就是，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清晰程度、处理它们的方式、提岀来的解决它们的办法都或多或少地因不同的思想家而异，因不同的时代而异。
倘若在一切的历史变迁Z屮，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历史的东西。
即使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的一切努力都注定要失败，而且它们之注定失败是由于“一切”人类思想都具有的“历史性”，情况仍然会是这样的。
［2］
由这样的立场岀发，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就是专注于经典文本，通过字里行间的仔细研读（readingbetweenlines）来把握各种清晰显明的论证、观点或考各种晦暗不消的微言大义。
与此相类的是观念史［3］学科的奠基者拉夫乔伊（Arthur0.Lovejoy）的立场。
在其名著《伟大的存在Z链》中，拉夫乔伊开宗明义地指出：
我所谓的观念史指的是比Z衿学史既更加具体又更少受到限制的某种东西。
它首先是由它自身所关注的那些单元的特性所辨明的。
尽管它很大程度上处理的是同思想史的其它分支相同的素材，并且极大地依赖于那些分支先前的工作，它却是以某种待殊的方式来划分那一素材，将部分引入新的群集和关系Z中，从某种特定目的的视角来考察它。
它最初的程序可以说是一一尽管这样的类比有其危险性一一多少有类于分析化学。
比如说，在处理哲学学说的历史时，它为着自身的目的切入到铁板一块的各个别系统Z屮，将它们分解为它们的各个单元观念。
［4］
拉夫乔伊所说的这些单元观念（unit-ideas）乃是构成为各种学说的基本单位，这些单元观念包括各种概念、范畴、假设等，如拉夫乔伊本人所考察过的存在之链（chainofbeing）.自然（nature）.高贵（nob订ity）等。
政治思想史领域内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也属于此类。
这些单元观念在思想史上的某个时刻开始出现，不断孕育成熟，成为人们在某个思想领域进行思考时所仰赖的基本成分。
在拉夫乔伊看来，基本的单元观念的数量可能相当有限，各种学说的原创性和新颖性，往往并非来自于构成它们的基本单元，而是更多地来自于这些基本相同的单元观念构建成为复杂的思想系统的组合模式上。
观念史考察的就是各个单元观念出现、孕育、发展和组合进入各种思想系统的过程。
此种思路下的观念史研究，注重的就并非思想家在具体社会、历史处境下所面临的问题及其进行思考的全部努力，而是某种思想成分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他的思考z中，此种成分是否达到了该单元观念所理应达到的那种“理想类型”，抑或是虽然有了初步的萌芽，却距离那种理想而标准的状态尚有距离。
观念本身似乎就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生命力，它不过暂时寄居于各个思想家的思想母体，却通过迁移于不同时代、民族和文化的思想家之间，而完成自身发育成熟的过程。
拉夫乔伊眼屮的那些“单元观念”之于具体思想家，就仿佛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世界精神，虽然在不同时代体现于各个具体的民族精神，但其实现纯粹自由的历程在逻辑上并不与实际历史进程中各个具体的民族精神有着必然的关联。
非历史性的考察方式遂成为施特劳斯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和拉夫乔伊式的观念史研究的相通Z处。
［5］
在昆廷•斯金纳（QuentinSkinner）及其同道波柯克（J.G.A.Pocock）、约翰•达恩（JohnDunn）等剑桥学人于1970年代以其新颖的研究方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形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引人瞩目的剑桥学派之前，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所反映出来的，就是类似的工作假设的大行其道。
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往往以进入了学术传统所确立的“英雄榜”或“点鬼簿”的思想家为讨论对象，然而，具体人物是依据何种标准而获得了“准入”资格，却似乎并没有一定Z规。
有人虽则未必在当时或随后思想发展的脉络中有过多大作用，而是晚近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出来，却因为本身的思想深度和系统程度而入选，如维柯［6］；有人则是因为被认定成为某个观念发展屮的关键环节而随着此观念由边缘进入屮心而获得了自身的重要性，如梅尼克Z突破陈说，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视作历史主义发展屮的一个阶段［7］。
如同里希特所说，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讨论的是进入了思想史花名册屮的主要思想人物，他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暗淡不涓。
而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主要是以这样三种面目出现的：
一种是建构被指定为花名册屮成员的思想家Z间就水恒问题而进行的玄秘对话：
第二种则是选取若干文本，构成一条发展线索一一通常是自由主义或“西方政治传统”的发展；第三种则以长期充当标准教科书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8］最为典型，乃是文本、语境和哲学评论的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物。
［9］政治思想史屮所谓斯金纳式的革命（SkinnerianRevolution）［lO］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岀现的。
（二）
斯金纳在剑桥求学期间，他的老师拉斯莱特（PeterLaslett）对他作为思想史家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50年代，拉斯莱特重新整理利编辑了洛克的《政府论两篇》，并对其进行了历史性的研究，确启了该著作的写作时间，梳理了当时政治思想的具体语境。
传统的观念认为，洛克《政府论》屮真正的论战对象是霍布斯，第二篇的写作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完成Z后，并以为光荣革命进行理论辩护为宗旨。
在他为自己所编辑的洛克此书所写作的长篇导论［11］中，拉斯莱特对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挑战。
他成功地表明，该书的写作是在其付印10年之前，其时正是查理二世治下专制王权甚嚣尘上之时：
《政府论两篇》的种种论题都有其针对当时现实政治和现实论争的内涵，洛克并不具有建立一套超越当时当地经验的持久性理论的企图。
此书后来被认为是古肌自由主义的经肌、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英国宪政主义的开山Z作，但这一切都绝非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身份（historicalidentity）。
对于还在本科时代的斯金纳来说，拉斯莱待的洛克研究不仅是为该主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标准，而且也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路数。
［12］它表明，将政治思想史视作是后世所确立的思想史花名册中既定成员Z间的对话乃是误入歧途，政治文本只有通过对其进行历史语境的分析利梳理才能够真正得到理解。
有意思的是，拉斯莱待本人很快就转移学术兴趣，离开了这一领域。
而在他本人看来，对于洛克这样主要是针对当时当地政治局势发言的思想家而言，他的研究路数才是适合的。
他的成就表明，应该将洛克的《政府论两篇》从政治思想史不朽的经典论著Z列中剔除；对拉斯莱特而言，思想史的人物和著作的经典名册还是存在着的，像是霍布斯那样思辨能力卓尔不群，似乎是针对超越具体时空的人类政治根本处境立论的思想家，像是《利维坦》这样的著作，不应该与洛克和《政府论两篇》等量齐观。
年轻的斯金纳所要做的，却是要将拉斯莱特的洛克研究屮所展现出来的对政治文本的历史语境分析的方法贯彻到所有的研究对象Z上。
1969年，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不过数年、年方28岁的斯金纳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了“思想史中的意义和理解”［13］—文。
在这篇产生了巨大反响而被他引以为自身思想史研究的“宣言书”（Manifesto）［14］的论文屮，斯金纳对当时思想史研究领域所盛行的多种明确的或暗含的理论预设进行了激烈的攻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身的理论纲领。
这里首先要引述和分析的，是他对在他眼里思想史研究屮几种主要的谬误形式学说的神话（themythologyofdoctrines）、融贯性的神话（themythologyofcoherence）预见的神话（themythologyofprolepsis）的批评。
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史家在从事对于过往思想的历史性理解时，最持久、最容易岀现的危险就是自身在进行研究时所预先具有的种种期待。
而我们关于某人必定是（或者本应该是）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的期待，本身就会决定我们在研究对象屮看到他的所言所行是什么，而那往往是当申人不会接受为是对于他们的言行的描述的。
［15］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谬误大都源自于此。
（1）所谓“学说的神话”，指的就是史家在从那研究时往往期望着，每一位经典作考在彼认为构成为某一主题的所有话题上都必定发表了某种主张。
此种期望体现于思想史实践屮的一种形式，就是史家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经典作者某些零散而偶然的言论转化成为关于某一主题的学说，思想史由此就成为将重心置于单个思想家的思想传记的合集。
［16］此种思想传记的特殊危险在于容易犯时代错置（anachronism）的毛病，研究者往往在经典文本屮过于轻易地发现所期待的学说。
例如，胡克尔（RichardHooker）关于人的天然的社会性（naturalsociability）的讨论，就被人视作是从胡克尔到洛克、再从洛克到启蒙哲学家们（phiksQphes）的“社会契约”学说发展史的一个环节。
拉夫乔伊的“观念史”，在斯金纳看来乃是此种“学说的神话”的另一种体现形式，其危险就在于将观念实体化，结果就是，“故申很轻易地就采用了适合于描述某种生长发育的有机体的那种语言。
观念预设了当事人这一田实轻而易举地就消失了，似乎观念自身就在生长奋斗一样。
”［17］这样一种实体化所导致的荒谬Z处，就在于每一种“观念”都有其理想类型，“观念史”研究因而也就是要找寻朝着这一理想类型不断逼近的过程。
对思想家们的评判依据的是他们对于该理想类型的趙近和偏离程度，“有时甚而乔装为历史的伪饰都被抛在一边，过去的论者仅仅根据他们看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我们的处境而受到褒贬。
”[18]于是，会有论者赞扬孟德斯鸠预见了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的观念,而莎士比亚则因为对于跨种族、跨信仰的社会的可能性提岀了疑问而受到表彰。
很多思想史家在从申研究时，暗屮依据的是这样的假设：
过往的思想家们必定有着这样的意图，要使得他们关于某些论题的讨论成为对该领域的最具系统性的贡献。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学说的神话”一方面体现在以各种方式将经典理论家零星片断的言论整理加工成为他们关于史家所期待的某个主题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当理论家们未能在此种主题上形成W应的学说时会因此而受到指责，而无论他们本来是否有此意图。
如果某位理论家事先被认定旨在作出系统性的理论创造，对他们的指责就变成了论列他们未能加以讨论的议题：
如果胡克尔必定试图在其《教会政体法》屮阐述"政治义务的基础”，从而他未能花力气来反驳绝对主权理论就成了他政治观的一个缺陷。
又如，倘若一开始就认定《君主论》旨在解释“政治屮人的特性”，当代的政治科学家很容易就会表明马基雅维里的努力是“极其片面而不系统的。
”又如，倘若洛克的《政府论》包含了他关于自然法和政治社会所要讲的一切，那么当然就可以追问他为什么没有能够提倡一个世界国家。
[19]
斯金纳在对“学说的神话”的种种形式提出批评时，实际上强调的是不要对作者意图妄作揣测。
这种种谬误形式屮，对过往理论家的评判，无论是强行将他们的片言只语转化为条理化的学说，还认为他们未能就某个话题系统所可能涉及到的问题发表见解，都是或隐或显地预先就认定了，作者具有对研究者期望中的所有主题都发展出来（或者应该发展出来）自己的学说的意图，再据此作出褒贬议论，而那种意图往往实际上却是作者本身并没有而为研究者所强加于其上的。
施特劳斯及其学派被斯金纳视为此种谬误的一种极端的形式。
在施特劳斯看来，道德、政治学说的历史乃是思想史上伟大人物们对某些根本问题的不断追寻，于是，人类根本处境的相似性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破人类历史性的局限，而达到对于根本问题的真正的洞见。
否认了这样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以寻求绝对知识为己任的哲学的可能性，否定了“自然权利（正义）”（naturalright）的存在。
施特劳斯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后期，日益转向古典衿学的研究，其原因在于：
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过去的思想，或者说，人们必须准备好认为这乃是可能的：
过去的思想在关键性的方面比之当今的思想更为优越。
人们必须认为这是可能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关键性方面比之过去更加低劣的时代，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衰颓或败落的时代。
人们必须衷心地向往着过去。
[20]
由这样的立场岀发，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对现代思想的考察，就将现代思想视作在对生活及其目标的反思方面，比2古|!
^^时代而言乃是一场堕落。
而现代政治思想与占代相比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地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意志并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力的秩序。
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是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启始于人类意志。
”[21]在他对马基雅维里和崔布斯的研究中，就据此将这二人视作是使古典传统被颠覆的始作俑者，偏离和破坏了永恒智慧已经透露给人们的启示。
于是,马基雅维里在他笔下乃是“非道德、非宗教的”“邪恶的教师”，[22]®布斯也因为同样的缘由而受到责备。
既然，政治思想乃是对永恒的政治问题的思考，而思考的结果有可能（或者在过往的思想史上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永恒的智慧，此种思考就应该有一种纯正的标准，乃是从申思考者都应该达到的。
这大概就是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屮潜藏的理论逻辑。
而斯金纳强调的是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强调思想史并非对于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而是对于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解答。
因而，施特劳斯式的思想史研究屮那种评判思想家理论贡献的逻辑，就无论如何都是他所无法接受的，而被他视为“学说的神话"的"魔鬼学的版本”（demonologicalversion）o[23]
（2）所谓“融贯性的神话”，就是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著作视作一个融贯的整体。
极端的做法，就是从经典文本中找到片言只语的信息（message）英或某个概念，以Z作为贯通全部文本的基础。
各种宗教或准宗教的历史上，此种以某个单独命题或概念来贯穿全部教义或学说的努力屡见不鲜。
[刘]经典文本和进入了思想史“不朽者■”名册的理论家的思想历程，似乎注定了必然有着内在的融贯性（inherentcoherence）,而研究者的任务正是要力图去揭示和说明此种融贯性。
文本表面上的矛盾会使得研究者在试图展示其融贯性时碰到障碍，但那不是真正的障碍，因为经典文本不可能容纳任何实质性的内在矛盾。
换言之，按照这一融贯性的预设，在研究文本碰到有疑义的情况时，研究者向自身提出的正确的问题，不是所研究的作者的思想是否不融贯，而是该如何解释他（表面上的）矛盾Z处。
在很多人看来，对文本整体的全盘把握才是不二法门，那会使得才盾Z处变成不过是尚未在不成功的解释中获得升华的部分。
在斯金纳看来，一方面，思想家本身在不同阶段的思想历程中岀现前后矛盾和互不相容的情形，乃是思想史上常有的情形。
比如，洛克在其早期的政治理论著述屮，试图维护的显然是某种保守的、甚而是权威主义的立场，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家的洛克，是在其50多岁以后的事，而彼时他的诸多观点是30多岁时的洛克所必定要反对的。
另一方面，这种融贯性的预设实质上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握思想活动的特质：
（思想活动）不是模式化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目的性的活动。
我们所从事的勿宁是难以忍受的与语词和意义的搏斗，努力溢岀我们智力的边界并且变得零乱，对我们的观点进行综合的努力最终所呈现出来的概念上的混乱至少和融贯的学说一样的多。
此种考虑一U被忽视，散乱的话语就会被整理成系统，表现得融贯，而标示着思想活动本
身特质的努力和混乱却消逝无踪了。
［25］
在这个问题上，施待劳斯又再次成为斯金纳主要的批评对象。
在施特劳斯看来，经典文本屮每个表面上的相互矛盾和混乱Z处，往往都有深意存焉，那些矛盾是称职的研究者通过自己字里行间的认真研读后可以最终消解掉的，而深层蕴藏的真义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显现。
在《迫害与写作艺术》［26］—书屮，施特劳斯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一般性方法论原则：
过往的伟大思想家们由于常常在写作时受到迫害和检控的威胁，或者由于他们卓越的思想不能（也不应）为庸众所领会，他们的著作不是要为众生说法，而只能是针对少数值得信任的而又足够睿智的读者（trustworthyandintelligentreader）,他们注定了常常要以隐晦的而非直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真实观点，而表面上的矛盾冲突之处恰恰构成为某种提示性的线索，指引我们去索求思想家的真实的（因而也必定就是融贯的）观点。
斯金纳指岀，此种对于融贯性的辩护碰到的困难在于它依赖于两个先验的假设，这些假设虽然不合情理，也没有经过论证，却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申实。
这两条假设Z—，是将思想上的原创性等同于颠覆性，指引着读者在字里行间去找寻真义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考虑。
假设Z二，则是任何此种施特劳斯所力倡的字里行间的细读法所提出来的解释，预先就免于他人的批评，因为未能认同这种方法所达到的解释的研究考，都可以被扌旨责为粗心大意而无法领略微言大义的读者。
实际上，思想和文本屮真实冲突的存在，大概是任何研究考都不能完全否认的事实。
而此种冲突和矛盾，既可能是思想对于充满混沌和对抗的实在的某一面相的反映，也可能是思想家本身不同思想倾向的交相颉顽。
它们本身就足以成为研究考高度关注的现彖。
施特劳斯本人对卢梭的研究就认为，“在返于城邦与返于自然状态Z间有着明显的紧张关系。
此种紧张乃是卢梭思想的实质之所在。
”［27］斯金纳对“融贯性的神话”的批评，提醒我们需要对思想史研究屮对于融贯性的未经反思的预设和过度强调保持足够的警惕。
然而，他的批评却难免让人产生未免矫枉过正的印彖。
一方面，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强调的是对作者意图的还原，我们大概可以有把握地断定，过往的思想家们往往具有这样的意图，那就是在他们某一阶段茯而毕生的思想探险的历程屮保持足够的概念和理路上的融贯性。
明确了存在着此种意图的可能性，甚而是确定了在相当一部分经*文本写作时此种意图的真实性，对于融贯性的追求就的确理当成为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之一。
就斯金纳本人思想史实践中成果颇丰的马基雅维里研究而论，不少论者所热衷于谈论的《君主论》与《论李维》Z间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矛盾Z处，就有不少在斯金纳的笔下涣然冰释。
［28］例如，在《论李维》屮，马基雅维里曾断言只有在共和制下自由才有可能存在，但他又肯定说在罗马早期诸王的治下确实存在着自由，于是就岀现了这样的问题：
在马基雅维里的眼里，自由与君主制究竟是否相容？
许多研究者认定马基雅维里在这里出现了自相矛盾和混乱的情形，而斯金纳则通过对马基雅维里文本的全面审查，表明共和制一词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指的可以是任何一种政府形式，只要在其治下，法律所培植利效劳的乃是公共利益。
［29］于是，字面上显然的矛盾就由此得以消解。
另一方面，许多思想家在其文本中固然可能有着种种我们不应强作解人的沖盾冲突z处，然而，对其思想历程和文本整体中所可能具有的某种连续性的“底色”的揭示，并不见得就是误入歧途。
柏克（EdmundBurke）早年曾反对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掠夺和破坏，支持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的斗争，却在法国革命爆发Z初就竭力声讨。
他的政治姿态在很多人看来是前后判若两人，迥不相侔。
同时代人利后世的研究者屮颇有些人以为，他是因为儿子病故、家庭财政出现危机，加Z政治生涯陷入低谷而有些神经不正常T.以此来解释他晚年与此前政治立场的才盾和冲突。
然而，对柏克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申件而写作的政治论著屮，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某种清晰的理论立场的连续性：
对传统的尊崇从而反对任何根本性的变革、强调抽象的政治原则和理论应服从于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这样一些思想底色确实贯穿于他的政治态度之中。
[30]
也许，对于“融贯性的神话”，我们未必可以轻易地丢弃。
只是在确认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揭示和追求某种融贯性时，首先要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前提有更严肃和深入的反思和考察。
（3）所谓“预见的神话”，“在我们对于某个片段在回溯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比之它对于当时的当事人所具有的意义更感兴趣时，就很容易发生了。
”[31]斯金纳所列举的此种谬误形式的例证，是这样的说法：
“当彼得拉克登上文都峰时，文艺复兴时代就迎来了它的黎明。
”[32]斯金纳指岀，那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彼得拉克的本意。
观察者可以合理地在思想史的某个片段屮所看到的意义与那一片段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之间，往往是不对称的，而“预见的神话”的特点就在于夸大了此种不对称性。
他所列举的例证，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屮将柏拉图视为极权主义思想家，塔尔蒙视卢梭思想为“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类似情形。
在这些论点屮，“对于一部著作的历史意义可能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