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遗留下的台湾问题与美日合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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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冷战遗留下的台湾问题与美日合流
论冷战遗留下的台湾问题与美日合流
钮维敢
【摘要】摘要：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内战的后遗症，也是冷战的遗留问题；冷战在亚洲的结束具有相对的非彻底性，即冷战结束的渐变性。
这种特征反映在美国和日本调整对台湾的战略中；同时，日本染指台湾问题、美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加强，两者殊途同归，也塑造和反映了冷战在亚洲结束的渐变性特色。
【期刊名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38）004
【总页数】9
【关键词】冷战结束；东亚；美中关系；台湾问题；日台关系
一、冷战是台湾问题的重要源头
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内战的结果。
就本质而言，它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在中国发动内战最终失败的结果，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
但是，美国始终是台湾问题产生、发展和变化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冷战的需要是美国开始干涉台湾问题的重要因素（参看下图）。
美国在1948年开始重点考虑把台湾问题纳入到冷战的范畴之内。
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冷战格局下的美国利益受到威胁〔1〕。
这一时期中国局势的变化，使得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要“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以领导一个独立且统一的、对美国友好并能作为有效防止苏联在远东侵略的中国。
”〔2〕为此，美国要介入台湾，把台湾作为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战略基地。
这样，美国开始要防止台湾“失陷”，“美国的根本目的，是拒绝共产党对台湾和澎湖的占领。
要实现此目的，在目前最现实的途径是使该岛屿从中国大陆脱离”〔3〕。
新中国实施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力壮大，加剧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敌视。
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美国派遣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杜鲁门公开宣称，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4〕。
尽管中苏同盟关系在斯大林逝世后发生动摇直至决裂，但美国仍然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冷战对象〔5〕。
二、从“台湾地位未定论”到“台湾前途未定论”——美国与日本逐渐合流
就本质而论，“台湾地位未定论”从来就不是个法律问题，而是冷战的产物，是美国在冷战初期的战略设计。
（一）美国的台湾政策从是否“丢弃台湾”到形成“台湾未定论”
从1948年年底到1950年1月上旬，美国政府内部就是否军事介入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产生了分歧。
军方的态度——直接军事干预。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国军方强调台湾的战略地位重要性，要求尽力对台湾进行军事介入，防止台湾沦陷落入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之手。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态度——采取外交和经济措施。
1948年11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国防部长的备忘录：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如果台湾及其毗邻岛屿落入怀疑受苏联影响的共产党操纵的政权之手，台湾及其毗邻岛屿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将会十分不利。
如果美国不阻止中国自身大部分为共产党所控制，这个基本的假设极有可能变为现实。
从战略的角度出发，台湾对美国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军事价值，它能够用来集结部队，便于空军进行战略作战以及控制附近的海上运输线。
一旦台湾为共产党政权控制，共产主义势力将在战时控制日本和马来西亚地区的海上通道；同时，随着敌方的逐步强大，它们将会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琉球群岛和菲律宾。
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在战略上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严重的恶果。
为此，“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前所提议的，对琉球群岛在战略上的控制保留在美国的手中是十分必要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鉴于目前中国的形势及其显而易见的趋势，如果能采用外交和经济措施阻止共产党占领福摩萨，以便恰当地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福摩萨政权，将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十分重要。
”1948年12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西德尼·索尔斯在强调台湾重要性时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以上看法是适用的，并把以上内容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传阅〔6〕。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态度——主要采取经济援助。
1949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提交了报告稿，反对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共产党的控制企图和行动；认为美国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动武，使得中国共产党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为自己赢得支持，从而妨碍美国为对付苏联在满洲、蒙古、新疆的活动而利用中国人的民族统一感情的做法。
根据大量利弊分析，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大量扩大经济援助计划以及不动用美国军队的援助计划，尽力保证台湾免于为共产党所控制〔7〕。
但是，1949年12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约翰逊的备忘录则极力要求对台湾进行大力的军事援助，并且强调说，“建议对福摩萨采取的行动只是抵制共产党统治在亚洲扩散的总体问题的一部分。
”〔8〕
军方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台湾的介入存在的矛盾主要是：
以经济援助、外交为主还是以军事援助为主，以及采取什么方式的军事援助。
但分歧产生和发展的目标却是惊人地相似：
为了美国的利益，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扩展。
国务卿和总统的态度——暂时丢弃、静候中苏分裂，以便“渔翁”得利。
1949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谈话，强调到：
台湾的战略意义并不足以动用美国军队；美国不打算向台湾派遣战斗部队，由国务院采取用什么机制提供援助。
而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还解释了他看待台湾问题的背景以及确定在亚洲制止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和台湾对美国防御的重要性。
他指出，共产党现在已经控制了中国，这种控制不是依靠武力，而是由于国民党的崩溃以及共产党利用了长期存在的农民革命。
美国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在中国没有抵抗共产党的基础。
在东南亚，共产党必然要寻求扩大他们的统治，可能采取颠覆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入侵的方式，这是美国必须面对的，必须加强支持东南亚年轻的国家。
美国必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苏联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伟大朋友。
因此，美国必须采取长远的观点，不是6个月或12个月，而是6年或12年。
国务卿还认为，苏联想使中国北部省份脱离中国的做法，为中国和苏联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埋下了种子。
毛泽东不是苏联的真正卫星，因为他是通过自己的奋斗上台的，而不是由苏联军队扶持上台的。
艾奇逊进一步指出，这个情况是美国在中国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为了极其重要的战略目的，美国有必要采取行动，让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的帝国主义威胁。
因此，美国不能对中国进行经济战，当然也不能让中国拥有战略物资。
对待中国要从长远的角度看。
艾奇逊继续说，国务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看待台湾问题的。
美国应该反问自己，台湾的沦陷会是由于受到攻击造成的吗？
真正的危险是内部依然存在的腐败。
难民人口超过了岛上人口，人们怨声载道，而且政府腐败，因此，美国很可能看到失去大陆的过程会继续。
假如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美国可以使得台湾沦陷推迟一年，但要付出巨大代价，还要再次使美国的声誉卷入一场人所共知的失败，而且，这样会激起中国人对美国的同仇敌忾。
那样，美国等于冒险给苏联一次在安理会谴责美国的机会，并且在整个亚洲，美国会被看成是声名狼藉、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者。
如果以这样的代价美国得到了一个对美国防御来说十分重要的岛屿，这种代价也许是值得的。
但是，显然美国并不能明确地说明，失去台湾确实会打破美国的防御〔9〕。
从以上美国国务卿对台湾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看出，出于冷战的考虑以及当时的实际情况，美国显然想放弃台湾。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将按照1943年《开罗宣言》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和精神，确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称“在过去4年中，美国和其他国家接受了中国对该岛的管辖。
”并呼吁所有国家：
“不要
（1）寻求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受外国控制的政权；
（2）寻求在中国领土内获得特权。
”杜鲁门还宣布：
“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
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
美国无意使用武力干预现在局势。
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
同样，美国政府将不向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
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
美国政府建议依据现有的法律授权继续实施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
”〔10〕在当天下午美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卿艾奇逊即兴讲话，详细阐述了杜鲁门总统的观点。
但是，杜鲁门的发言中强调了一词语“目前”。
即“美国对福摩萨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
美国目前无意在福摩萨获取特别权利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
”针对“目前（atthistime）”这个措辞，艾奇逊国务卿的解释是：
“问题主要在于‘目前’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词根本没有限制、更改或削弱总统在这个声明中所说的基本政策。
它只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万一不幸我们的军队在远东遭到攻击，为了自己的安全，美国必须拥有自己的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必要的行动。
”〔11〕“目前”一词实际上对美国的对台政策作了一个巧妙的模糊限定，它为美国将来在必要时重新直接介入台湾事务留下了余地。
最终，美国总统决定暂时任由台湾局势发展，即便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但是将来一旦时机成熟、力所能及，美国就会腾出手来进行干预。
虽然军方主张军事介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经济援助和合作为主而暂不要强调军事介入，这些表面也似乎与美国总统采取的决策都不吻合。
但是，实质上，这几种观点都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个主旨：
遏制共产主义在亚太的扩张。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军事介入，是直接用武力干涉台湾，阻挡住共产党解放台湾，用军事手段遏制苏联势力向东南亚延伸。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张经济援助和合作而放弃军事介入，是为了支撑住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大陆的对峙，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美国总统主张“丢弃台湾”，是从长远眼光看待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必然存在深刻矛盾，将来一定分化，同时，美国“不干涉”台湾，一方面也是为了赢得国际舆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东南亚，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
所以，三种主张都是把台湾作为冷战大牌局中的一张牌来打，关键是采取什么方式打出这张牌的问题。
后来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变化，证明了1950年1月5日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总统使用“目前（atthistime）”这个措辞在台湾问题上的相机而动性。
这一时期中国局势的变化，使得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要“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以领导一个独立且统一的、对美国友好并能作为有效防止苏联在远东侵略的中国。
”〔12〕“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控制之外。
否则，亚洲的所有地盘都完全有可能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之中。
”〔13〕而事实是，美国所认为的苏联支持下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三大战役”逐渐将国民党政府击溃，国民党行将在中国大陆结束统治〔14〕。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友邦”国民政府在大陆即将失败退居台湾，台湾被美国认为是具有利益攸关的战略要地，能够防止共产党对台湾的控制，对美国的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5〕。
为此，美国要介入台湾，把台湾作为亚太地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一个战略基地。
这样，美国开始要防止台湾“失陷”，“美国的根本目的，是拒绝共产党对台湾和澎湖的占领。
要实现此目的，在目前最现实的途径是使该岛屿从中国大陆脱离”〔16〕。
新中国成立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感到十分恐惧，认为这是“美国划时代的历史性失败。
”〔17〕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中国正式开始实施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从而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力壮大，这加剧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敌视。
美国决定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
1950年6月27日，借朝鲜战争爆发之机，美国派遣其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杜鲁门公开宣称，“共产主义已经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而且立即会使用武装的进攻与战争。
它违抗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
因此我已经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
”〔18〕美国改变了丢台弃蒋政策，决心保卫台湾。
为了出兵台海，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炮制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同时，杜鲁门政府又发表声明，称：
朝鲜对韩国的攻击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共产主义已经不限于采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将用武装入侵与战争的手段。
这种做法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发出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占领福摩萨，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以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
为此，美国下令第七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进攻。
关于福摩萨未来地位问题，要等到西太平洋地区安全局势的恢复，并且与日本的和平条约签订以后，并考虑到联合国的意见，才能确定〔19〕。
这样，美国对台政策由“放弃”转入到“台湾地位未定论”。
（二）日本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1951年，美英等国单独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力”，却未明确其归属问题。
1956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公开宣称，“台湾并非中国的领土”，“台湾地位未定”〔20〕。
在1972年中日建交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日本的表态是：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尊重和理解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但随着台湾问题的凸显，日本亲台势力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日本国内不少人认为这种“理解和尊重”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他们鼓吹《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过时，认为声明过分拘泥于旧的主权观念，不能适应新形势等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鼓噪“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声浪明显升温。
日本前驻华大使中川要介甚至公开声称:
“中国45年来总说台湾是自己的，但从未实际统治，而且中台双方又都不努力通过和平对话解决问题，结果却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状态归咎于日本政府的责任，这种倾向实难接受。
”〔21〕2009年5月1日上午，也就是当时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刚刚结束中国访问的时候，日本交流协会驻台湾代表斋藤正树应邀前往台湾嘉义中正大学举办的“国际关系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发表演讲，题目是“台湾的国际法地位与日台关系”。
斋藤正树在演讲中依据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和1952年日本与台湾签订的所谓《中日和约》，强调日本是“放弃”台湾“主权”，因此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定，并声称这个观点“代表日本政府”。
而且，“李登辉之友会”会长城仲模于5月4日上午率领近300名台独分子赴日本交流协会声援斋藤正树并献花致意，表达“台湾地位未定，日本政府讲真话，不必道歉”等立场〔22〕。
“台湾地位未定论”暴露了日本重新觊觎台湾的野心，为日本更深层地介入台湾问题，预伏了较大的活动空间。
（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理终结和“台湾前途未定论”形成
从意识形态和军事遏制上，美日干涉台湾问题进行了有意抑或无意的合流。
由于台湾当局并未参加《旧金山和约》，但在美国的幕后操控下，1952年4月28日台湾当局与日本单独签定《中日和约》。
该条约重述了《旧金山和约》的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与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
日本在该和约中承认与中华民国“在1941年12月9日以前所缔结之一切条约、专约及协定，均因战争结果而归无效”。
日本拒绝同意中华民国要求日本承认中华民国对全中国领土拥有主权的主张，也没有在这个和约中明白地表明将台湾归还给中华民国。
日本之所以未说明台湾应归还给中国，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日本已经放弃，没有权利说交给谁；另一方面认为，由于在当时中国分裂的情形下，两岸各有自己的国际支持者，双方也均未出席和会，这也使得台湾当时难以确定给谁。
不过，因当时国际背景、中国内战和国际势力的蓄意营造而产生的“台湾地位未定”，从此一方面成为台湾独立支持者的理论依据，一方面也成为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主张介入两岸的法理根据。
中美《上海公报》结束了美国主张的“台湾地位未定”。
国际关系牵动美国对北京与台北的立场。
1969年中国与苏联爆发珍宝岛事件，同年12月美国与中国在华沙恢复了会谈。
美中关系很明显将有转向。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美国对华外交中心从台北转向北京。
同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案，台湾当局被迫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唯一合法代表。
1972年2月21日美国与中国联合发表《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表示“认识到（acknowledge）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于两岸的这个立场“不提出异议”。
清楚地说，对美国而言，这个冷战初期因为战略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在《上海公报》中已经结束，即美国接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从此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论”。
但美国有了新的战略布局。
“台湾地位未定论”稍稍隐退，但是由于台湾当局坚持中华民国长期存在的事实，使另外一个问题产生：
台湾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是独立还是统一？
随着台湾民主化的步伐，“台湾前途未定论”借着“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幽魂重新泛起。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变形：
“台湾前途未定论”〔23〕关于台湾的未来前途，即台湾是统还是独的未来选择，台独势力利用民主作为阻挡统一的工具分裂中国，而西方正好利用民主作为干涉台湾问题的手段。
两岸政治、经济制度的不同给了台独势力建构与大陆“差异”的绝佳机会，“差异”的核心是民主差异。
他们主要是建构了台湾与大陆间的“异己关系”，所差的只有如何建构“国家”这一部分。
在政治上，李登辉从1993年起推动加入联合国。
他明白，只要台湾当局寻求加入联合国，大陆一定会打压，而中国大陆的打压一定程度上从反面激起了台湾本土主义者的团结。
1993年起，李登辉不断挑动北京的神经，90年代李登辉成功地塑造出台湾被打压的悲情意识，而这个悲情意识正是台湾“本土主义”最丰沃的温床，致使这一阶段台湾当局政权被台独势力操控。
1994年，李登辉将“一个中国”去掉政治化与法律化，一个中国不再是中华民国，而是个历史、文化、地理、血缘上的概念。
李登辉1999年推动“两国论”，很巧妙地以“台湾主体性”名称作为台独建构的诉求。
他的“台湾主体性”路线图是先凝聚台湾内部的“本土主义”，再逐步从“本土主义”过渡到“台独主义”，即建立属于台湾人的国家。
李登辉的另一个阴招是以“民主”作为培养“本土主义”成长的养分，这似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价值倾向合拍，因此，台湾当局几乎没有人会或敢于对其提出挑战。
按照台独的思路，只要台湾不断的民主，台湾本土主义自然会愈来愈强烈，最后会自然演变到台湾“台独主义”的形成，让两岸的永久分裂成为事实。
台独势力的台湾独立基本路径为：
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到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叫中华民国→台湾叫台湾→台湾是台湾共和国。
整个路径就是去中国化（中华化），而实行台湾（本土）化，以最终达到台湾独立。
台独势力利用民主做文章谋求独立，与美日干涉台湾问题相互应和。
前述的日本台湾帮，就是在民主上大作台湾问题的文章。
日本台湾帮在组织规模上仍呈现扩大趋势，不断有年轻的国会议员加入其中，而且在人事上已完成“世代交替”，他们不像老的亲台议员那样一味地仇共反共，他们中的部分人接受现代教育，秉持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进入新世纪以来，部分日本政治家和右翼势力难舍“台湾情绪”，继续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大唱赞歌，甚至还将台湾定位为“民主国家”，称日台关系为“国家关系”，代表是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
2006年2月4月，麻生太郎在福冈演讲时不仅露骨地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且公然称台湾为“民主国家”；3月9日麻生太郎在参院预算委员会针对台日关系接受自民党议员冈田直树咨询时高度评价台湾，且再次称台湾为“国家”。
麻生称:
“台湾的民主发展已相当成熟，自由民主经济也已深植于经济层面，同时也是个法治国家”；“就各层面而言，台湾可说是与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因此，“台日应该在上述前提下，维持两国关系。
在这边说两国，可能又有问题了。
总之，日本应该认真处理台日关系。
”或许是由于心知肚明自身的立场与日本政府的立场相左，因此麻生欲盖弥彰地补充:
“当然，日本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我的谈话是建立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
只是自然而然地就会冒出‘国家’这种辞汇来。
”〔24〕毫无疑问，这种隐然间以台湾为“国家”发展日台之间的“国家关系”的思维，是日台双边关系获得迅速发展的意识基础和思想前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的政治实体西方化，也与美国推行西方民主的外交战略吻合。
冷战结束，美国并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民主输出。
输出美国民主是美国实现其控制世界的重要手段之一。
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明确地说，克林顿与他本人采取了一种“新威尔逊主义”观点，即美国可以使用军事和经济力量来进行干涉，促进民主〔25〕。
1999年李登辉在美国发表文章“理解台湾：
在了解的鸿沟上架起桥梁”，宣称“实际上，共产主义政权的独裁主义性质是使台湾人民同中国大陆疏远的关键因素。
”〔26〕这使得美国认为，台湾民主西化的成功是中华文明圈的民主榜样。
布热津斯基认为：
“台湾的成功，为以下主张提供了极其出色的、令人鼓舞的证据，即民主与中华文化是相融的；也为中国大陆未来的演进提供了有着重要而长远意义的榜样。
”〔27〕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文章认为：
对很多台湾人来说，“直到中国拥抱民主之前，他们的疑虑是不会消失的，即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统一是反常行为。
”〔28〕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曾经强调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目标：
“我们不仅要在亚洲存在，而且要和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在这一地区继续推动联盟向前发展，促进贸易开放和投资增长。
同时，支持民主力量的变革和宽容”〔29〕。
在2008年台湾大选结束不久，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发出贺电，说：
“台湾与北京应透过所有途径进行对话以及不片面改变台海局势的自我节制，为两岸缔造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并“相信这场选举已为两岸彼此好好坐下来和平解决歧见提供一个全新的机会”，称赞台湾是亚洲与世界民主的指示灯〔30〕。
台独势力的所谓民主论为美国干预台湾问题提供了借口；支持、捍卫台湾的民主已经成为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
两极格局瓦解后，随着美国对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加大投入，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导下的台海安全结构。
美国由大陆与台湾对峙的基本中立的平衡手逐渐向台湾方面倾斜，并加进了明显的美日同盟因素，直接牵制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
“冷战以后，美日军事同盟的矛头已由前苏联转向了中国。
”〔31〕1996年4月，美日两国首脑发表《共同宣言》认为：
“该地区内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仍在继续；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存在；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都是导致这一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32〕1997年9月美日两国公布了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调“本指针的目的是，建立在平时及日本受到武力进攻和发生周边事态时，能够有效地实施可靠的日美合作的坚实基础。
”〔33〕“周边事态是指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
周边事态不是指地理性概念，而是着眼于事态的性质。
”〔34〕日本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尾山静六就“周边事态”的实质说“日本周边地区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
”〔35〕时任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代理会长安倍晋三1997年11月说：
“在谈到周边地区范围时，必须以《美日安保条约》为基础。
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
”“把台湾海峡从实用范围中排除出去，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36〕说明两极格局瓦解后，中国成为美日同盟明显的遏制对象，而台湾问题则是遏制中国的一张“王牌”。
干涉台湾，曾经是美国对华冷战的历史楔子。
然而，台湾问题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得到解决。
相反，美国利用其一超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问题的军事干涉力度，其冷战色彩更加浓重。
实际上，美国一如既往地奉行着使台海长期陷入军事对峙的台湾问题政策〔37〕。
美国武装台湾对峙大陆，发展与台湾的准军事同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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