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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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内容摘要行会作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与作用的传统工商组织，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影响，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会以往限制同业开店设广、招收学徒，划一产品规格和价格等行规，在实施过程中屡遭同业反对，难以为继。

一部分固守成规陋俗的行会因此而衰落，另一部分行会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时代进行变革，在组织制度、结构功能等许多方面都加以调整，从而得以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逐漸向新型同业组织一一近代同业公会演变。

关键词行会近代发展演变

中国传统的行会，是进入近代以前就已存在的同业组织。

这种传统的同业组织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曾在社会整合与经济运作进程中产生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但到晚清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日益入侵，中国传统经济逐步瓦解，新的经济成分不断增长，面临着这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行会组织在许多方面明显表现出难以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缺陷，于是也不得不出现若干新的嬗变，到民国以后更被新型同业组织一一同业公会所替代。

考察传统行会在近代所遭遇的困境及其演变，对于了解同业公会的产生与作用将不无裨益。

一、传统行会在近代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

关于中国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外国学者较早即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进行过探讨。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行会在政治方面的势力与影响较弱，但也有学者认为行会这方面的功能较强。

前者以魏复古、韦伯、梅邦等为代表，后者以哥尔、朱尼干等人为代表。

日本学者清水盛光曾详细分析上述各家之说，其结论是中国行会在政治方面的影响是软弱无力的。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割据主义而受到外延的限定，另一方面因为国家官僚势力的存在而受到内涵的限定”，归根结底则是由于“都市之空气并不自由”。

清水盛光还认为，“中国行会的特征是政治势力的脆弱性和其活动范围只限于经济生活”，换言之，行会在经济上对成员的统制力非常强大”[1]。

这一结论大体上是能够成立的，因为中国的行会确实在政治上不仅没有多少权力，实际上也较少开展这方面的活动。

同时，中国行会在经济上对同业的限制与约束较为严格，由此可以说行会在经济上具有较强的势力。

事实表明，在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行会确有其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特别是到明清时期，行会已较为普及，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多重作用与影响更是令人注目。

就一般情况而言，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限制招收和使用帮工的数目，限制作坊开设地点和数目，划一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和原料的分配，规定统一的工资水平等[2]。

其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维护同业利益，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和商业的运作具有某种规范作用。

对中国传统行会的这些功能与作用，绝大多数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也有学者强调，行会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竞争，并不意味着行会内部就因此而不存在竞争。

不过，除了经济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之外，中国的传统行会还具有西欧行会所不具备的某些功能。

例如许多行会都十分重视联络乡谊，救济同业，办理善举，尤其是外地工商业者和商人建立的会馆、公所，更是将其作为重要职责。

因为外乡人在他乡异地无论是经商还是经营手工业，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困难，需要相顾相恤。

传统的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视乡土人情的国度，外出经商者常常按地域籍贯形成商帮，遇事即互帮互助，行会作为工商业者的组织也自然而然地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

如同苏州蜡笺纸业绚章公所建立碑文所说：

“身等朱蜡硅笺纸业帮伙，类多异乡人士。

或年老患病，无资医药，无所栖止；或身后棺殓无备，寄厝无地。

身等同舟之谊，或关桑梓之情，不忍坐视。

……现经公议，筹资……建立绚章公所，并设义塚一处，……身等同年，轮流共襄善举。

”[3]这表明中国传统行会在慈善公益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功能与作用。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作为传统经济组织的行会也面临过去所没有的新处境，在许多方面或被动或主动地相应发生了某些变化。

但关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行会的演变，学术界的论断并不一致。

．一部分学者认为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在近代已逐渐消减，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对行会制度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导致其衰落。

新式商入团体商会的诞生，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商各业传统行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受到削弱，行会已呈现出解体的趋向。

但是，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城市经济结构和功能的外向化和资本主义化，上海、汉口、广州、天津等外贸中心城市的传统行会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不仅没有走向衰落。

相反还在数量上呈现出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并且在性质上开始逐渐资本主义化。

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从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但实际上却揭示了行会在近代同时存在的两种历史命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经济逐渐被动地卷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部分传统的手工业和商业，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冲击，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走向衰落，这些行业的行会也难以为继。

不过，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出口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商业和手工出口加工行业，并在这些行业中相应产生了新的行会。

同时，中国原有的一部分与进出口贸易相联系的工商行业，在鸦片战争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刺激，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行业的行会组织也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未明显出现衰落的现象，有些行业甚至还成立了新的行会。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通商口岸城市是比较突出的。

例如上海的洋布公所、洋油杂货公所、震巽木商公所（洋木业）、集义公所（进口海产业）、蛋业公所、报关业公所，汉口的西皮杂货公会、洋广杂货公所、猪鬃公所、混元公所（蛋业）等，都是随着这些新兴的外贸行业的产生发展而成立的。

旧有行业在对外贸易中获得迅速发展而建立行会组织的行业，在上海有丝业会馆、茶业会馆、煤炭公所、丝绸业公所，在汉口有茶业公所、皮业公所、油业公所（桐油业）、钱业公所、商船公所等。

应该注意的是，进入近代以后，无论是原有的传统行会还是新成立的行会，都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形势，在各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需要进行自我调适，不断采取新的举措，否则就很难发挥其作用。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行会的传统功能与作用在新的条件下已难以像过去那样得到切实的贯彻。

我们知道，传统行会对同业的种种限制措施，包括限制招收和使用帮工的数目，限制作坊开设地点和数目，划一手工业产品的规格、价格和原料的分配，规定统一的工资水平等，都是为了防止业内和业外的竞争，垄断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

行会对同业的这些限制，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很发达的历史条件下，一般能够借助官府告示的形式得以顺利执行，很少有违规者表示不服或是采取反抗行动。

但是到了近代，封建经济已逐渐解体，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而且民族资本主义随后也产生并不断发展，商品经济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不仅如此，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之一就是自由竞争。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行会如果一成不变地保持传统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开店设厂、招收学徒、以及产品规格和价格、原料分配等方面继续用行规加以严格限制，力图防止和阻挠竞争，不仅成为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而且在实践中常常受到抵制。

例如苏州煤炭业坤震公所1910年重订行规，要求“凡各店出货，秆皆由公所较准，一律十五两作一斤为公秆，发给各店”使用；售价“由公所集议”，各店“照单出售，不准高抬，并不得贱卖”；进货也“由公所发给盖戳起货票，方准起驳”。

如有违例者，“公所即发知单。

邀集同人开会，酌量议罚，以戒不谨之风”[4]。

但是，这种沿袭传统限制同业的旧式行规，并未得到该地170余户同业的一致接受，迁延达4个月之久也未获通过。

最后，坤震公所不得不对其作了重大修改，有关统一使用公秆和管理进货的规定被删除，统一售价的规定也改得较前松动”[5]。

与此相似，苏州靴鞋业履源公所草章中有关“公所会议定价，不得自行高低”的行规，在重订章程中也被删去[6]。

在近代，工商户突破行规的限制与约束，向行规挑战的事例也屡有发生。

1909年苏州肉业敬业公所为限制新店开设，垄断店行交易，在旧方式难以控制的情况下，又与猪业公所订立了一个“联盟信约”，试图切断新设店铺的货源。

尽管如此，公所也仍然不能切实控制新店铺的开设。

就在敬业公所与猪业公所的盟约订立不久，即有张氏、任氏两家新店“违规”开业。

猜业公所恼羞成怒，多方阻止，张氏和任氏对公所的压力坚持不从，直至双方对簿公堂，最终公所也未能制止张氏、任氏开店。

尤其令公所业董十分恼火的是，在双方激烈争讼之际，同业中的杜某等十余人不仅不站在公所一边，相反还联禀控告业董勒捐肥己的劣迹，公开支持张、任二人向公所挑战”[7]。

行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处境，在过去是很少见到的。

到民国时期，行会的传统权威更进一步受到侵蚀而遭遇挑战。

当时，一部分外国人在华考察时也明显感觉到这一情况。

例如1919年美国商务官员阿诺尔德出版的《中国商业便览》一书写到：

“在中国，竞争尚处于极其旧式的状态，行会成员以低于规定的价格出卖产品的情况一再发生，对此，行会实际上已不可能防止”；驻广东的美国领事也说：

“由于行会要求其成员采用相同的工资和价格，大多数行会成员甘冒被行会除名的危险，秘密地违反行会的这些规定”；日本学者在北京进行实地调查后，同样指明“由低价出卖所引起的同业之间的纠纷是很多的。

绸缎洋货行、药行、烟草行、制鞋行，如果问到纠纷之事，首先都会举出这种竞争所引发的问题”[8]。

类似的现象，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是屡见不鲜，实际上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因此，晚清时期即有行会不得不在限制约束同业开店等方面有所放松。

就一般情况而言，鸦片战争以后，通商口岸的行会虽然对同业行号的业务活动仍有种种约束，但已不如以前那么严格。

比较明显的是外贸行业的行会对其成员的经营规模和经营方式没有什么限制，只是对新设行号征收入会费，对各成员行号的营业额进行稽核，以便按一定比例提取经费。

因此，新老从业者都可以根据外贸行情的起落和自身资力的厚薄，随时新增或停歇自己的行号，不像以往那样受行规的限制。

如上海茶业中的徐润，自1859年设立绍祥字号兼营茶叶后，随后几年又在温州、上海等地另设茶栈多家。

五金业中的叶澄衷，先后在上海开设老顺记、新顺记、南顺记、可炽钱栈、可炽顺记等行号，老顺记还在汉口、九江、芜湖、镇江、烟台、天津、营口、温州等地设立分号，经营范围包括五金、煤油、机器、钢铁、洋烛、食品等多种进口货物。

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例如与叶澄衷相似，周舜卿起初在上海设立升吕铁行和震昌五金煤铁号，随业务的发展后又在上海、汉口、无锡、苏州、温州、常熟、常州等地设立10余家分号，经营范围也扩大到油麻、杂粮的出口[9]。

上述这些事实都说明，行会在近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传统的经济功能与作用在实践中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得到落实。

面临这种境遇。

即使行会想固守过去的行规也无济于事。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从总的方面看，手工业行会的规章从形式到内容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变化。

行会最基本的防止竞争的职能已经难以执行，行会成员使用工徒的人数已经突破了以往的限额，对生产的限制亦已放松。

一些地区的行会对会员的生产额已经无法加以任何限制，每一手工业者只要不低于同业公会的定价，可以尽量生产。

尽量出售，……即使以低于行会的定价进行竞争，行会纵想干涉，也多半心有余而力不足。

”[10]于是，一部分行会不得不逐渐顺应时势，或被动或主动地对行规进行了修改。

在近代中国，尽管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波三折，但其总体趋势是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市场竞争也曰趋激烈。

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加深，从而迫使工商业者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冲破传统行规的束缚，想方设法推陈出新。

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激烈的竞争不仅来自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内部，而且还必须随时应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力排斥和挤压。

相比较而言，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一般都是资本更为雄厚。

技术与管理更为先进，加上通过不平等条约而享有种种特权，在与中国民族资本的竞争中往往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民族资本的发展由此而处处受阻，困难重重。

行会如果一如既往地用陈规陋俗对同业加以限制和约束，只会使同业处于更为不利的艰难处境，在与资金与技术都非常先进的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

这也是行会在近代遭遇的两难困境，并促使行会自身不得不进行变革。

对此。

许多行会实际上已有切身感受。

一些行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破除传统的壁垒森严，联合同业，才能利用团体的力量与外人竞争，抵御外国资本的扩张渗透。

例如清末的上海水木业公所已意识到自身的这一新职能，认为“自立者，自强之原素；而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

今之公所，非团体之机关部乎”?

过去公所从事的慈善事宜，只是“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

精神何在?

在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

在联合心志，而切劇其智识材能”，其目的是“共求吾业之精进而发达，以之对外则优胜，以之竞争于世界则生存，而自立之效果始成”[1l]。

这显然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行会重在限制同业的功能。

到清末，还有些行会深感势孤力薄，迫切希望打破行帮和地域的壁垒鸿沟，联合各业力量以与外商竞争。

1908年，湖南旅鄂商人将汉口湖南会馆改为商学会，明确表示：

“外人商务之竞争，转瞬万变，迫不容待，又何能以一陂一障之低力，当此汪洋巨海之潮流乎?

故欲言竞争，当从商务下手，更当从汲汲以普及于一般商人之教育学会下手，不容缓也，毋庸疑也。

”由此可见，此时已有行会不仅不惧怕竞争，而且主张联合起来与外商竞争，“老少贫富之商人，一律结一大团体”，“考究中外商业竞争之所以然，以便预为改良进步”[12]。

关于行会制度在近代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兴起之后的分解与衰落，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

早期西方学者如玛高温、马士、甘博尔等人的研究成果一般都认为，晚清和民初的行会仍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强制同业者遵守行规，包括产品价格、工资和劳动条件、招收徒工的数量等方面的规定”[13]。

但后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刘永成认为，清代乾隆以后行会即已开始分解，“标志着行会开始分解的重要特点，是大量的会馆向公所的转变”。

进入近代甚至到民国，之所以还存在着行会制度，是因为这种分解有一个较长的过程”[14]。

不过，彭泽益认为此说所举的例子，如苏州武林会馆改为杭线公所等等，都是清末的事情，不能作为乾隆年间行会“分解”标志的论据”[15]。

从有关史实看，说清代乾隆时期行会制度已出现分解似乎太早，但到晚清时期行会传统的主要功能与作用受到挑战和削弱，却确实有不少具体表现。

另有不少学者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论述。

全汉升认为行会在近代的衰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究其根由则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16]。

柯昌基强调行会在近代的功能与影响已明显消减。

特别是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行会的势力日减，只在少数古老的行业里留下了一席容身之地。

有些地方的行会即使勉强保持。

“也是有名无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17]。

但这一结论似乎过于夸大了行会势力的消解，实际上行会的作用与影响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彭南生认为，清末民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速以及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旧式行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新式工商同业公会”[18]。

王翔认为工场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是对行会制度的致命威胁，而手工业行会很少能够组织起坚强的抵抗，无法阻止自身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

但是，也不能说处在衰落过程中的行会已全然不起任何作用。

许多手工业行会仍然试图对其成员之间的竞争加以种种限制，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和影响[19]。

唐文权认为苏州商会诞生之后，其“作用大大加强，使工商各业公所名存实亡，呈现出解体的种种迹象”[20]。

总而言之，绝大多数学者都肯定行会在近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遭遇到十分严峻的挑战，其作用与影响也开始逐渐削弱。

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有些行会在近代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曾一度获得新的发展，只是其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与以前相比有所不同。

因此，要考察近代行会的历史命运，除了分析其衰落的一面，还应论述其革变趋新的一面，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行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了解同业公会这一新型同业组织诞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