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精神内容摘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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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精神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孙中山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和社会发展中，如何定位，决定了孙中山学术研究的系统是否科学，决定了对孙中山的深入研究的方向和价值。
当然如何定位不是主观任意设定的，不是凭空想像的。
本文阐述了孙中山思想研究中涉及“定位”的几个重大问题，并陈述了主要观点和依据。
代引言
接到民革中央寄来“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和“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以下简称“两会”）关于“孙中山研究与中山学”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后，思考未停。
一是就个人角度而言，对孙中山思想的主要观点，已在“两会”于广州2001年7月举办的“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华民族振兴”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的《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问题解——为缅怀辛亥革命的精神领袖而作》拙文中，已有了表达。
所谓近代以来中国的问题就是挨打和挨饿这两大问题，是孙中山第一个从理论上找到了中国问题解决之道。
这便是先生的中国革命的理论或救国的理论和先生的中国建设的理论或建国的理论。
20世纪100年里我国面临的两个主题——革命和建设——及其实践活动，既检验了孙中山的中国问题解的正确性和价值，又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不断对先生伟大思想和精神遗产的反思中，受到巨大教育、启示和激励，同时对指导和预见21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定有诸多帮助和益处。
故此次“孙中山研究与中山学”学术研讨会征文就作罢了？
二是若作罢，又觉对“两会”不起。
“两会”均聘我为常任理事，理事不理事，难免有追名之嫌，也有负民革中央吧!
三是此次“两会”通知，一开头便讲“为了深入学习研究孙中山，推进孙中山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化”，两会拟举办学术研讨会。
最后决定就以通知的此意作为副标题，主标题为“孙中山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和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初探”，2001年那篇拙文结束部分我就指出，“文革”前学术理论界，可能是“左”的教条主义的缘故，对孙中山采取非此即彼、贴标签式的研究，结果严重玷污了孙中山的本来面目，把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份珍贵的遗产败坏了。
新时期以来有了好转，但以前的许多观点仍在束缚我们。
否则我们将愧对一位把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我们母亲及儿女的孙中山先生！
食洋不化和数典忘祖给我们的教训还少吗？
这些话，说的就是国内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定位方面存在的问题。
孙中山在现、当代中国思想的社会发展中定什么位（以下简称“定位”），就决定了孙中山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化。
当然“定位”不是主观任意设定和凭空想像的。
一、我认为孙中山思想研究中涉及“定位”的几个重大问题
1、20世纪五十年代到2008年，国内几本名家的书中关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观点摘要。
这些观点就涉及到对孙中山应定什么位的问题。
一本是石峻、任继愈、朱伯崑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以下简称石任本）1955年3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该书106页上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可分为三个阶段：
（1）中日甲午战争前，他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
（2）甲午战争后，尤其是1905年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他始终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
（3）五四运动以后，他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在113页又说，孙中山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三种思想有机结合，制定了一套革命的思想体系，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有力武器。
在116页还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批判孙中山革命思想中落后的、反动的和不彻底的东西，吸取其革命的合理内核。
孙中山在绝望里，找到了中共，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孙中山才从旧民主主义走向了新三民主义。
一本是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以下简称“冯本”），1999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第一版。
该书24页上说，孙中山早年是维新派的追随者，其思想是半封建的，主要指——从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中引一段话——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于朝廷，倡行新政。
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冯本，27页）。
中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其思想是全资产阶级思想，主要指国共合作以前写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冯本，26页）。
晚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同路人，其思想是半无产阶级的，主要指国共合作以后写的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冯本，26页）。
冯本接着就按以上主旨，写了三节。
一本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以下简称“李本”），2008年6月三联书店北京第一版。
冯本322页，对孙中山的总体评价性的概述是目前为止我见到较接近孙中山实际的，只是缺了孙对建设国家理论这一条（尽管正文中有此部分），可能此概述是以孙的革命理论为主的缘故吧！
在正文展开叙述部分，也有许多新意，但仍在不少地方我们熟悉的文字又出现了。
如，326页说“新三民主义”是指二十年代以来，孙关于三民主义的一系列的演讲中所重新规定和解释的三民主义。
在363页，李本把这种“重新规定和解释”，谓之新发展，而新发展又指在三大主义中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又如，368至369页，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界定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又要求避开“预防”它的祸害的空想社会主义，且还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同太平天国的千年王国、自由主义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同空想，统称为旧民主主义时期依次出现的三种乌托邦社会主义。
再如，李本讲孙的哲学思想部分，370至386页说有唯物主义、二元论、夸张心知的主观唯心论、民生史观双重性等。
在李本中，还有不少不实之词，如366页，说随着20世纪……，孙前期那种“预防资本主义”的想法逐渐消失了，而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政纲，又如386页说，孙中山在理论上把人、国家和政治抽去了社会阶级内容，……。
这一切就未免太空洞、太贫乏、太苍白了。
2、上述关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观点，在国内是有代表性和支配性的。
从这些主宰左右研究孙中山的主要观点中，归纳出涉及“定位”的几个重大问题。
1）研究孙中山只讲他的三民主义，不讲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行不行？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孙中山仅只是革旧中国命的革命家，而不是建设中国的思想家或工程设计师？
2）研究孙中山，只讲他是革命家，不讲他是思想家、理论家行不行？
3）研究孙中山，他创立的三民主义是否有新旧三民主义之分？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对三民主义是否有重新解释、规定一说，此说中又以三大政策为主旨？
4）研究孙中山的三段说。
石任本为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新民主主义的积极参加者三段。
冯本为早年是半封建思想、中年是全资产阶级思想、晚年是无产阶级思想三段。
此三段说科学吗？
5）研究孙中山，他的民生主义是主观、空想、反动的？
还是“预防”资本主义祸害、发展经济以解决我国民生的可行的！
6）研究孙中山，他在政治思想方面，是太空洞、太贫乏、太苍白了（李本）？
还是“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毛泽东，1956年）。
7）研究孙中山，“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批判孙中山革命思想中的落后的、反动的和不彻底的东西”（石任本）还是“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
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的。
”（毛泽东，1956年）
8）以上七大问题中，有些观点源于列宁1912年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有些观点源于毛泽东的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客观地说，这些观点只是列宁、毛泽东二文中的一类，而在列宁特别是毛泽东文中的另一类观点，石任本、冯本、李本却基本不提或提及很少；从篇幅份量上看，对前一类观点论述多，对后一类观点论述很少；读后，孙中山思想的伟大而科学的主要面就看不出来了。
最后，要由衷表明的是，我很敬佩这些名家，其中一位是我大学时的老师，另两位曾给我们作过学术报告；这些名家追求真理更是我的榜样。
二、我对“定位”几个重大问题的
基本观点和理由
就第一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研究孙中山，既要讲三民主义，又要讲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
理由一，孙中山总理遗嘱中曰，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我们为何不依照此遗嘱去研究先生的思想！
理由二，还在1924年3月30日先生为民族主义先印单行本所作“自序”中就说，建国方略之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书出版后，予乃从事草作《国家建设》书，此书较前三本书为独大，内涵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国防计划八册。
这表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思想关注的重心或首要问题是新中国的建设问题。
孙中山的这段话还表明，把三民主义仅仅解读为革命思想是不够的，三民主义也是先生的国家如何建设的思想。
就第二个问题，我的观点认为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还是起而行的实践家。
我们永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毛泽东，1956年）。
所谓理论就是自成体系和系统的。
孙中山自创了一套革命的理论（如何救国的理论）和建设新中国的理论（如何建国的理论）。
这两大理论是孙为“中国问题”之解决所作出的科学回答，至今仍对振兴中华有着巨大的价值。
就第三个问题，我的观点是三民主义成系统和完善，当然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但无所谓新旧之分，无所谓重新解释或规定之说。
此说主要依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合作前三民主义是旧的，合作后三民主义是新的，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又是国共合作的基本标志；也有以是否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为是否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标准。
理由如下。
一是三民主义，1919年孙用文言文写了一本册子，称文言本或手撰本的三民主义，此时中共未成立。
二是孙自己说，在1924年1至8月讲三民主义之前，孙的民族主义已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二册亦草就大部，只因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击观音山毁于叛火。
由此推算三民主义约在一年前，但又在1921年后或1922年上半年前已完成。
另，此时中共刚成立不久，直到1923年6月于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上才对国共合作的方式和办法作出正式决定。
顺便说一下，中共在1922年7月召开的二大才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
1923年1月23日“孙文越飞宣言”共四点。
我认为主要内容有二，其一，共产党组织、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二者可以成功之情况，双方同感。
其二，中国当得俄国援助；俄政府准备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中俄另行交涉；孙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外蒙从中国分立出去。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国共合作形成。
有鉴于以上，加之现无史料证明，孙中山于1924年1至8月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是因国共合作而作出了重新解释或规定。
与其如是说，还不如说是孙一贯之思想深化和具体化之结果更符合实际。
三是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第十节“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就是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来区别的，指出的文献根据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下简称“宣言”）。
我从“宣言”讲民生主义部分确读到解农夫、劳工之苦之政策，讲到国民革命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参加，可以决胜；要全力助农夫、工人之运动；国民党从事反帝，反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
这可说有扶助农工之意！
但联俄、联共确从“宣言”中看不出来！
四是反帝反封只有在1924年重新解释的新三民主义里才有不符合孙三民主义固有之意的。
孙早在1894年兴中会章程中就指出，“於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
”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孙又指出“异种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不可弃之”，“要实行三民主义”。
1906年孙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演说中对三民主义和革命政纲的解释；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对三民主义，特别在民族主义作的解释中，针对“清室推翻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了”的论调，孙特别指出，租界外国人把治外法权压制中国人，各国迟早要压制我们，民族主义还非要不可！
1921年3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也如是说，所有这些解释同国共合作后1924年演讲三民主义的主要思想并无二致，何来重新解释呢？
至于反封建，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不是在经济上反封建吗！
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不是在政治上反满清皇权专制吗！
毛泽东都说要纪念孙先生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毛泽东还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就把内反封外反帝，主要是反封的道理说明了。
我不清楚，讲孙中山在1924年前不反帝（要孙中山怎样讲和怎样做才算反帝？
）是何意？
顺便提一下，1893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等，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基调反封——笔者），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基调反帝——笔者），我相信一生爱读书的孙中山是必定看过并保存的。
五是，还在极左的文革中，新华社北京（1966年11月）12日电，宋庆龄在北京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大会的长篇讲话里指出，就在1896年到1899年这一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制定了他的三民主义。
这与孙中山自己讲在“1896至1897年（笔者，正好是先生三十岁）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是完全一致的。
宋在讲话中还说，1900年以来，孙同亚洲各国的民族志士保持密切联系——为反英国统治而斗争的印度人和缅甸人、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反对法国统治的越南人、反对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在菲律宾反抗美帝国主义的阿吉纳耳多和其他爱国者。
就第四个问题，我对孙思想如前所述的三段说，认为是不符合孙思想实际的、不科学的、不能成立的。
理由如下：
一是石任本的三段说，只有53岁至59岁，这六年才可肯定，但也只是新民主主义的积极参加者；而此前29岁至52岁，这23年是旧民主主义的，27岁前是改良主义者。
若孙一生的革命思想分此三段，会给后人留下何种印象？
难怪石任本还说孙把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主观社会主义（实际指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笔者）有机结合，制定了一套革命的思想体系，给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武器。
这不符合如前第三个问题中我所述之理由和事实，连毛泽东大概也不赞成。
毛泽东讲了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这样三个时期。
而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毛认为孙以鲜明的中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做了尖锐的斗争。
他在这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同理，冯本的三段说，早年是半封建思想、中年是全资产阶级的、晚年是半无产阶级的，更是站不住的。
二是退一步讲，石任本和冯本从理论上是不是混淆了对一个思想家思想的发生学研究和已创立或已完成的思想研究，并且用发生学的研究结果去取代对已完成或已创立的思想研究，这是不可以的。
发生学的研究是对一个思想家盖棺定论的思想，从它如何产生、为何形成的角度去研究。
这是过程研究，过程研究是可分阶段的，但阶段之分要服从于思想家是如何创立某种新理论或主义的，要揭示阶段之间思想内在上升的逻辑。
而不是像三段说那样，把各阶段的思想固定化，孤立化，从而得出孙的思想是三段加起来的思想之和，于是孙的思想变成了由半封建的+全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如此三部分了。
顺便说一下，冯本中，把孙的建国大纲放在全资产阶级思想里，就依他自己所定标准，国共合作以前是全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对。
因为建国大纲是1924年1月23日发布的，是国共合作之后的事。
就第五、第七个问题，我认为孙的民生主义不是主观、空想、反动的，而是预防资本主义祸害，振兴我民族经济，改善我民生福祉的，是可行的。
理由如下。
其一，台湾就是在孙民生主义指导下，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人均GDP至今仍名列世界前茅。
其二，对民生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列宁在1921年7月一文（见前已指出）中所提出的。
（因考虑篇幅和内容，不在此对列宁的观点作分析）。
但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肯定了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贸易自由的作用；列宁还说，我们直到现在还这样议论：
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
但这种议论是不正确的；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
毛泽东也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是很大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
就中国来讲，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所谓民粹主义（此处可作“空想的社会主义”来解读——笔者），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他们“左”得要命。
《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是确定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我们要发展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是不同于反动的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资本主义的。
其三，至今我还未找到中国共产党批判孙中山革命思想中落后的、反动的和不彻底的东西的文字材料，而找得到的是中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充分、多次肯定的文字材料。
第六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赞成毛泽东的观点，即孙中山先生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而我的2001年的拙文《孙中山的中国问题》中，实已指出，具体就不在此展开。
三、我对孙中山“定位”的学术研究的反思
学术研究属精神生产领域，研究目的在于生产出新的精神产品。
改革开放卅年来，它们同物质生产领域和生产新的物质产品一样，取得很大进展和成果。
这是不应否定的。
但在“文、史、哲，政、经、法”所谓文科六大基础学科方面的学术研究，我认为有些问题还值得正视和改进，以利在我们的精神生产领域，在这些学科方面生产出得到国人争相消费和国际公认的“中国制造”的新的精神产品，加强和提升我国和中华民族的软实力，使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全方位的发扬光大，造福人类。
1.学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学术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并不错。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有以下几种较通行的做法，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糟蹋。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于简单的阶级分析。
这种所谓阶级分析，即分为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或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或被压迫阶级；接着凡剥削、统治阶级就坏就反动就反革命，凡劳动阶级、被统治阶级就好就进步就革命。
此分析，我谓之“抽象的两分法”。
若照此法，我国自秦汉至满清的皇帝均要污名化，那这几年放的清朝皇帝的电视连续剧就是在为康、乾、雍正等帝王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了。
恩格斯说过，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古代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
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也讲过，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
这些思想与“抽象的两分法”是根本不同的。
大概由于“抽象的两分法”作怪，在一些人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中，就见不到列、毛关于孙中山这一类的观点。
如列宁在1912年7月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位亚洲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
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列宁还说，在亚洲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去衡量一切，去否定一切，去大批判一切。
在“文革”十年中，于是出现把古、今、中、外的一切全部扣上封、资、修的政治大帽，图书馆关门、停止借阅。
这比十月革命后，在俄出现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做法还要过分。
三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于对马、恩、列、斯、毛、邓所言所行搞“两个凡是”。
于是学术研究就变成“注经学”，变成照抄+解释+经过剪裁的现实和历史的事实、甚至不惜捏造事实，结论无非是照抄的观点是正确的。
如对第二国际的看法，不少文论甚至教材，还在按列宁的观点讲。
胡乔木就提出了异议，他讲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
共产国际犯了两方面的错误：
一、对第二国际没有留一点余地，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这个判断也是不正确的，把社会民主党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结果弄到现在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很难合作。
这么大的问题这么简单地处理，留下后遗症是不小的。
二、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可以说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建党思想的扩大。
共产主义是最高纲领，民主难道就不是？
四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变成学术研究要为政治服务。
这里的政治多指党的方针政策，当然也还有其它。
我把此种指导下的学术研究叫做“政策学”。
为正确方针政策服务的学术研究还有点苦劳，若是为错误方针政策服务的学术研究不仅是白劳还要留下骂名。
实际上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应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
此谓之科学决策！
发达国家的为政者都知道要靠各种智库就是这个道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在注意这个问题。
但为政者的长官意志作用仍不小，而学者的学术作用只是走走过场而已，于是决策并未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极而言之权术还是大于学术，学术只好为其服务了，为为政者的所谓政绩效劳了。
这是令人堪忧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研究，我认为至少有三条。
一条是社会发展标准。
即以是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去评判现实中和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思想（理论、主义、观点）与活动。
如关于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还有剩余价值的发现，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马说我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
恩格斯也讲，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中，对特定时代一定制度、占有方式、社会阶级产生的历史正当性的探讨占着首要地位。
马克思了解古代奴隶主，中世纪封建主等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了解他们的历史正当性，承认他们在一定限度的历史时期内是人类发展的杠杆；因而马克思也承认剥削，即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暂时的历史正当性，但他同时证明，这种历史的正当性现在不仅消失了，而且剥削不论以什么形式继续下去，已经日益愈来愈妨碍而不是促进社会的发展。
难怪孙中山说，实业革命以后，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不下千百家。
其中研究最透彻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
一条是历史标准。
即要把研究的问题，如人物、事件、思想家的观点、理论、主义、学说等摆回到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环境下，作出客观的评价；或者要从一定时间、空间（地点）、条件下去具体分析所研究的如上所列之问题，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否则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本身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
我常讲，历史是一位法官，尽管它以无情而著称，但由于它的判决是最公正和最有权威的，却又受到大家的尊重。
因此，说或相信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是要冒历史风险的。
从事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一种敬畏历史的历史感，因为没有昨天，哪来的今天、明天？
今天、明天也会变成昨天。
黑格尔正是以前人从未有过的巨大历史感，使他在每一个研究的领域中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还有一条是思想自由、探讨无禁区。
如此，就允许有不同观点，允许挑毛病甚至唱对台戏，允许出错。
因为学术研究的问题本身就有复杂性，研究的角度自然是多维的，尽管也要分主次，才抓得住要领。
但搞唯我正确，对不同的观点不听不看，以我划线不是科学的态度。
2.学术研究与解放思想
还在国庆三十周年，在自己一篇拙文《我们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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