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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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
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
以四川为例
吴佩林
2012-07-3020:
39:
11 来源：
《历史研究》2011年5期
内容提要：
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省出于改变婚姻陋习、增加新政经费诸考虑，下令废止民间自拟庚帖，改为购买官方统一印制的婚书。
推行过程中，制定了具体措施，广为宣传，逐级落实。
然而，由于民间婚俗根深蒂固、推行方法失之简单、法律新规形同虚设等原因，致旧弊未杜，新弊日生，最终以失败收场。
清末四川推行官制婚书，既反映了时局变动下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的实际状况，也表现了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对审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关键词：
清末新政庚帖官制婚书四川
作者简介：
吴佩林，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传统社会，婚姻以事宗庙、继后世为目的。
①其仪式，通行六礼。
宋以后虽有简化，基本上仍遵循凭媒定娶、尊长主婚、写立婚书或收受聘财之习俗。
民间婚姻习俗乃百姓私事，只要不因纠纷告上衙门，多与官府无涉。
清末，国势衰微，积弱疲弊，始兴新政。
遂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
婚姻领域，光绪、宣统之际，一些省份开始废除民间通用的庚帖，改由政府统一推行官制婚书。
②此一事件，不仅是婚姻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还折射出清末时局变动下政治、财政、法律、教育诸方面的实态，可管窥社会转型时期官方规定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但学界对此的探讨仅有只言片语。
③本文以四川为例，借助清代四川《南部档案》、《巴县档案》，结合清末官报、财政说明书、《调查川省诉讼习惯报告书》、《四川咨议局第二届常年会决议案报告》、《川滇边务大臣档案》等资料，就此问题作一梳理。
④
一、“维持风俗，预防流弊”：
官制婚书之推行
婚姻为人伦之始，家族、家庭均视之为人生要事。
在地方社会，婚姻常出现诸多问题，以致悔婚、赖婚现象时有发生，官方不时劝导，并颁布札文、告示予以治理。
光绪十年（1884），四川南充县知县谢廷钧向省按察司具禀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内称南充县悔婚、赖婚之弊，缘于“当订婚之初，两家贫富、男女年岁并不明白通知，亦不查访确实，仅凭媒妁之言，或掷交一物为记，即谓聘定。
后彼富此贫，动多翻多悔，甚至女家并未许婚，而男家下聘者；有男家已经说定，而女家串媒称未允定者；并甫经媒说，女家不愿，男家强付者；亦有亲上图亲，假书年庚朦争具控者”。
此类事件涉讼后，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为解决此事，他采取“拟定婚书式样，发交刊字铺照样镌出，无论是何纸铺，先行照办”的办法，规定：
凡有婚姻，听凭两家买用，不准多索分文，并示令嗣后遇有婚姻，务由其父母尊属主持。
如果查明退娶不干例禁者，先将两家家世、男女年岁、有无残疾明白通知。
愿为婚者，两家主婚人眼同媒证将主婚人多（名）及为何人择配、聘定某姓某人第几女逐一书明，再将男女年庚写立后，即注明年月日期及媒证主婚执笔之人，两家互换执据。
如有悔婚另字另娶，许抄婚书呈控。
谢廷钧称，婚书推行数月，初见成效。
⑤
四川省按察司认为南充县的经验可取，于是颁发示谕至川北道，川北道又转发保宁府，示谕谓：
“该令拟定婚书，饬令两家凭媒书写分执，以杜争端。
办理极为妥协，应如禀通饬各属照办。
”⑥
不过，省按察司并没有强调要按照南充县谢廷钧的做法，将拟定婚书式样“发交刊字铺照样镌出”，而是拟定婚书格式，令两家凭媒妁书写后各执一份。
其“填注庚帖式样”如下：
主婚今为择婿承媒
公说合许字
府公第为妻，两定欢允，谨
备庚书，各执为证
乾造年月日时生
坤造年月日时生
光绪年月日媒证⑦
南部县于九月十日出示晓谕，要求县属军民人等，嗣后男女婚姻“务须查明年岁，遵照新定庚帖式样填写明白，各执存照，以杜骗赖”。
⑧
虽有官方规制，但民间悔婚行为并没有消失。
如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南部县西路宣化乡三甲常玉堂就上告，称其子常阳生自幼与保正张育才之女张桂香订婚，由张常氏为媒，开有庚帖，现其子成丁，卜期接娶，但张育才欺嫌常家贫穷而悔婚。
⑨
尽管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婚书的推行并未因之取消。
宣统元年（1909），四川总督赵尔巽颁布《督宪通饬各属购用婚书札文》，称近年来川省悔婚之案屡见迭出，“良由贫富之见未除，而爱憎之心遂异。
若不设法防范，必致浸成陋俗”。
札文提及，如今西方各国男女婚姻都须登记，登记之后，若无法律认可的理由，不得随意悔婚。
“江南已将民间婚书统归官印局专造、发售，凡此皆为维持风俗、预防流弊起见。
川省自宜仿照江南办法，由官刷印婚书，定价专售。
只取从俗从宜，并不过求新异。
”⑩
由此，由官方统一印制的婚书开始推行到四川省属各地。
具体要求如下：
（1）婚书的格式分上、中、下三等，每套令官报书局专印，并核定价格。
上、中、下三等每套均为两份，分别售龙银二元、一元四角、一元。
（2）为确保官制婚书顺利售卖，要求各属“即行演成白话，剀切晓谕，务令民间乐用”。
发行办法是发行之时，各属有驻省者，交驻省人员；无驻省者，派人专送各属。
此后由各属备价，自行派人赴官印局购买。
同时要求各地在收到之日三个月内照粘单将所有经费分别扣解该局，不得拖欠。
（3）为提高基层官员推行此政策的积极性，规定婚书由各地方官按定价的九折趸买，百姓仍按全价购买。
所余一成的一半为地方官印红，另一半为经手代售的团保、代书等人的酬劳。
同时规定售卖时不得另外加价。
（4）此规定从宣统元年十一月一日开始执行。
（11）
札文于宣统元年九月十一日发出，南部县在八天之后即十九日收到。
十月初八，南部县即按要求，拟定白话文，广为宣传。
其他地方也大致如此。
从各地所拟定的白话文看，均根据本地特点进行了改编。
如南部县，即结合了本地的插香不慎重、长女配幼男、转房婚、抱子作婿等问题。
节录如下：
你们四川的人都把结婚一事看得狠[很]轻易，只听媒人一面之词，到男家说女家的声名好，到女家说男家的财产大。
两家一时欢喜，便备点礼物，办点盒酒，叫做插香。
将男、女生庚写在庚帖上面，就叫做亲家了，并无官上印信，以作永远证据。
到得后来男女将成配的时候，或因家道衰败，或因旁人闲话，不是男家翻悔，便是妇家嫌怨。
尤有一种恶习，别县所无的，就是男小女大，男女完婚太早……又有一种灭伦纪的人，兄亡收嫂，弟亡收婶，名曰“转房”，最是灭伦纪的事，都应办死罪的。
又有一种将女抱儿的事，男子贪图家产，贪图女色，甘心改名换姓，把自己的祖宗父母也抛弃了，祭祀也断绝了，都是县中恶俗，均经本县严办在案。
今幸得制台大人见得此等案件层见叠出，所以仿照江南省的办法，民间婚书统归官印刷发售，杜绝种种恶习。
（12）
华阳县的宣传则强调民间婚书不易保存，未盖官印易被人捏造：
照得民间婚姻，向来均用庚帖，俗即谓之婚书。
无论贫富，均要备有庚帖，方算成礼。
只是从前庚帖，都无定式，大小参差，既不一律，且纸料单薄，不便收藏。
一遇婚姻涉讼，无从查考。
又原来未盖官府印信，更难免捏造之弊……况且近来川省风气浇薄，每每有悔婚之事，争讼不休。
一经讯问，或因贫富悬殊，遂生嫌隙；或因性情爱憎，遂欲离异。
风气至此，本应及早挽回……现在，制台大人特令官报书局印就婚书，凡民间婚姻之时，均当用官印婚书。
无论官绅士庶，一律照办。
有了婚书，将来若因婚姻涉讼，官府便以婚书为凭。
若无婚书，官府即不准理。
（13）
巴县的告示主要说明婚书由官方发售，有利于风俗的整顿：
川省近来到处都有悔婚的案[件]，推其原故，大半是爱富嫌贫，这些都是鄙陋积习。
若不设法挽回，实为大坏风俗。
现在江南省，已把民间用的婚书，统归官设的印刷局，专造发卖，也是为整顿风俗的意思。
川省自然也该照办。
式样仍是从俗，并不另改新异。
纸张颜色，是要比民间格外做得精致。
（14）
在各地进行宣传的同时，官报书局赶印了5万份婚书，并将部分婚书陆续发至省内各州县。
官报书局要求各地“应解之款，限于收到三个月之内解清，不得有丝毫蒂欠。
以后需用若干，均随时开单，预先呈明，备价来省购用，以归简便。
除通饬外，合行札饬到该县即便遵照，并将收到婚书数目、日期具文申报，以便查考，毋违此札”。
不同等级的婚书发至各县的数量有所不同。
如南部县“计拨上等婚书一百分（份），中等婚书一百分（份），下等婚书二百分（份）”。
（15）巴县“计拨上等婚书二百分（份），中等婚书二百分（份），下等婚书二百分（份）”。
（16）
各州县领到婚书后，仿照官报书局做法，结合县属各地情况，按一定比例对婚书进行第二次分派，如巴县分给二里场里正刘南陵上、中、下三等婚书各五、三、二套。
（17）分派时，也以札文通饬领者须将婚书价款“限两月缴署，以凭申解，不准欠延”。
（18）各场负责人所领婚书及札文须登记在册，以便各尽其责。
（19）为避免官制婚书与各纸铺旧制庚帖混淆，四川官印刷局还发文要求各厅州县“停售”旧制庚帖。
（20）为按期完成婚书销售任务，遇到困难时，一些州县会颁布示谕。
如巴县，“谕尔各场监保，善为开导勿懈；须知此项婚书，预防婚姻破坏；嗣后各场购用，切勿狃于腐败；此乃人伦正始，小费何得意介；绅民其各遵从，违即罚办不贷”。
（21）为让百姓周知，“每逢集期，鸣锣告劝”。
（22）甚至对劝销婚书得力者予以记功奖励。
（23）
在川滇边区，因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官制婚书的内容、格式也作了调整。
宣统二年五月十八日，稻城委员认为川滇地区实情与川省不同，需另订章程推行官制婚书。
他指出：
“关外蛮民，未经开化，知识锢蔽，言语不通，虽污俗，广兴维新，而政令不宜过骤。
”“俟将来设治定后，另订章程办理可也。
”（24）宣统三年三月，代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计发章程至巴塘、打箭炉、三坝、盐井、稻城等21处委员，规定“地方官奉到之后，即行明白晓谕。
后此结婚，均须慎用。
否则，一经涉讼，加倍罚填。
并须严禁朋婚及同族为婚，以正风俗”，“示谕以后之结婚，固须填用婚书。
而在事前结婚，设遇因婚事构讼，判结之时，即行当堂饬讼补填。
如虽在事前，自愿购买请填者，听”，“婚书两面均有汉、藏文字，填写务照后款挨次填注。
如敢有意误填，照舞弊论”，“婚书原版存巴塘刷印官局，若奉到婚书将届用竣，即备价直接向该刷印局购取备用，不准翻印”，“婚书每份取钱一钱六分，除应加倍罚填不论外，不得丝毫增减。
其银以一半交刷印官局作为纸张工本，其余一半留各地方官作经手填注人辛资及造册纸张笔墨费用。
各处请领未经用完之婚书，若遇交替，即移后任收用，补出原价，接任员不得勒措不收。
”
川滇边区的婚书格式分前后两页，每页左边用汉文，右边用藏文。
汉文格式如下：
前页：
立婚书人住属
村今有生于年
月日时凭媒聘娶
属村之
为甘愿立婚书为据
大清宣统年月日
后页：
立婚书人住属
村今有生于年
月日时凭媒许字
属村之
为甘愿立婚书为据
大清宣统年月日
章程还详细写明了婚书的填写方法与要求：
（1）婚书前页，“立婚书人”之下，填注男家主婚人名字；“住”字之下，填所管地方；“属”字之下，填所居村名；“今有”之下，填结婚男子姓名及为主婚人之子、孙、弟、侄；“生于”之下，接填结婚男子之生年、月、日、时；“凭媒”之下，注明媒证姓名；“聘娶”之下，填注某某属、某某村、某人之女，或孙女、侄女，或侄孙女、妹或姨表妹为妻，或为妾字样。
（2）婚书后页，“立婚书人”之下，填女家主婚名字；“住”、“属”二字空内填法均与前同。
“今有”之下，为主婚人之女，即填女名某某，以此类推。
“生于”之下，接填结婚女子之生年、月、日、时；“凭媒”某人，即填媒人姓名。
但两面媒证，若系两人，或三人，均须两面一概填注。
“许字”之下，即填属某某村、某某人之子、孙或弟、侄，连名字填注。
“为”字之下，或妻或妾，填注清楚，再填两面结婚之年、月、日。
（3）对于唐古特字，空内也须一一写明，不得有误。
填完之后，两面年月及中间骑缝均由地方官盖印发领。
婚书虽两面均经填注，但无地方官印信者，毫不作据。
（25）
二、“购者寥寥，存积难卖”：
官制婚书推行之实际效果
四川推行官制婚书的活动在各属全面展开，但举步维艰。
宣统二年二月初十，四川官印刷局为催缴清官婚书款事饬南部县，札文称“督宪札饬制造官婚书，业经分别札发各属销售在案，所有应解省局净价银两，原限于收到之日三个月内解清，不得丝毫蒂欠。
兹查限期已届，该县计发上等婚书一百份，中等一百份，下等二百份，共合银二百八十六元。
自应迅速措解，以清款目，而重工本，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如数解清，毋延切切，特札”。
（26）札文专为催收限期已届之婚书欠款银286元，可见收取所售婚书费用之艰难。
但南部县知县侯昌镇亦一筹莫展，因为基层并没有缴来费用。
无奈之下，只好发文敦促县属各调查长竭力劝导销售：
查此项官办婚书，前经本县演成白话剀切晓谕民间购用。
迄今数月并无一人承买，实属不成事体。
现在催解经费甚迫，合行札发。
为此札仰该调查长即便遵照，将业下官制婚书遵照三等价值劝导销售，毋得格外增加，致干咎戾。
并随时调查区内每月共有几家男女合婚，一律劝令购用婚书，按月将售卖价值、份数呈缴申报，以凭转解，勿稍宕延，是为至要，切切勿违。
特札。
（27）
札文透露了民间无人购买官制婚书的事实。
因此，县衙命令调查长劝令百姓购用婚书，并按月将婚书购买情况及时上报。
札文发出三个月后，仍无人将婚书售卖价值、份数报到县衙。
知县为此发出差票，命令差役催促各调查长务必在五天之内将婚书销售情况禀报到县。
对尚未售出的婚书，要努力劝导销售，并将经费按月上缴。
如再拖延，将予以追究责任。
（28）即便如此，婚书仍难以售出。
六月二十八日，北七区调查长职员郧文臣、北六区调查长文生蒲天昌等联名具禀，陈述推售婚书甚难，并提出解决办法：
庚帖行销，碍难办理。
生等屡集保甲议筹，俱云婚姻成否，难遽逐一查知，兼人心多伪，有谓姻眷已成，无容用帖；有谓姻眷未成，尚不宜帖。
左支右吾，庚帖甚难出售。
图维之下，欲举将来嫁娶时辰，凡有无是庚帖者，即以三等之法售之。
斯公事易成，公款易归，不知可否若何？
（29）
调查长建议，已嫁娶者，无须再要求其购买婚书，而对此后之嫁娶者，可按三等之法销售婚书，以此办法筹措婚书之款。
对此，知县批道：
据禀已悉，婚姻已议成而未完娶者，一律改换官婚书。
婚姻未成，此一经议定，即饬领官婚书填写。
其从无考查者，俟嫁娶时查验，如非官婚书，即一律更换。
如此办理，有何碍难之处？
！
仰即速将价银缴案，以凭申解。
该区内尚需用若干，速即报案请领。
（30）
可见，知县认为，只要要求未完娶者一律改换官婚书，嫁娶时查验婚书，婚书销售问题即可解决。
但时过两月，承领婚书者仍寥寥无几。
因官印刷局催解甚急，新任知县伏衍羲不得已再行签催之事，要求差役前去，“速催各调查长，赶紧将前领婚书销售价银照数呈缴来县，以凭申解”，“倘再玩延，该役即行随签带县，以凭讯究”。
（31）
但时至十月，仍无调查长呈报官制婚书应缴价银。
知县只得再次札文严催，要求“调查长于札到半月内，即将已售价银赶紧如数呈缴来县，以凭申解。
其未售者，亦即调查结婚之户，劝令遵章购买，毋惜小费”，“调查长务于婚嫁之户，实力清查，善为劝道。
凡于早经结婚未买官婚书，均应一律补买。
以后尤须随时留心稽查，凡有现结婚者，务令购买”。
此次札文扩大了须购买婚书的对象，要求已婚未买官制婚书者一律补买。
此外，鉴于之前多次发文效果不彰，还要求各区调查长必须在本月十五日齐集县城，听候传见。
（32）但仍有不少调查长没按时到达县署，这意味着上面的催款任务将无法完成。
不得已，又只得“另出催签”，（33）严令未到县衙的调查长限期赴县署，面谕催缴婚书费用之事：
照得本县前于催缴婚书价银札内，曾经批限各调查长于十月十五日内来县听候传见。
乃迄今日久，尚未到齐，罔知政令……限三日内随签赴县，听候传见，面谕要公，毋得托故不到，致干重咎。
去役亦不得藉签需索，滋延干咎，火速须签。
（34）由于县衙不断催缴，而乡民又“屡问未耳”，（35）无奈之下，不少调查长只得自己垫付婚书款。
（36）
官制婚书在巴县的推行情况又如何呢？
宣统二年二月初，据职员陈文治、文生唐嘉勋等禀称，“于去岁即在各坊街鸣锣张贴广告，今春尚无人取用。
正等复邀总散监正在各坊公地演说官制婚书之善，取仍寥寥”，“正等民不治民，碍难销售，只得以新政相勉，各坊或售一套、二套者，或一套未售者不一，均系售第三等，余皆各存未售”。
（37）三月末，巴县知县也言，“照得官制婚书，前已按场分派。
近闻购者寥寥，致多存积难卖”。
（38）从档案记载看，巴县至少也有宣统二年四月十九日、八月三十日、十二月初七等数次催签婚书款之事。
不过，较之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南部县，于光绪十六年即已开埠的巴县，婚书尚能售出一些。
请见如下统计：
从统计表看，随着时间推移，婚书的售出情况似乎有所好转。
如头等婚书至宣统二年五月在下七厢仍乏人问津，到九、十月时，下七厢已能售出承领的5份头等婚书中的2份，二等婚书能售出承领的5份中的3份。
而四团两厢在九、十月共能售出承领的34份头等婚书中的9份，售出数约占承领数的26%；售出承领的34份二等婚书中的19份，售出数约占承领数的56%。
不过，巴县婚书售卖的情况仍甚为艰难。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七团里正文生唐嘉勋、职员邵永珍禀称：
“迭次演说，勉以新章，无如民智未开，仍向纸铺购买。
今已半载，除东、中两团得售上等四套外，余团只售二等少、三等多，劳而无益。
”（39）九月二十五日，西里石桥场里正孙鱼门具禀：
“婚书一事，终难畅行。
正再三劝导，只售去三等婚书一套。
”（40）十二月，县礼房禀呈县属缴费情况：
“遵查此项婚书札发本城及三里里正等销售，仅据呈缴银七十四元六角，石桥场呈缴银一元，均存。
其三里各地场迭沐签催，分毫未缴。
”（41）
各地采用在各坊街鸣锣张贴、公开演说等措施来推销官制婚书，但仍购者寥寥，这让地方里正苦不堪言。
西城里新发场里正、监生冯良臣叹道：
“正办分件，已逾四十余年，每公力办稍行。
惟此婚书一件，实难售出，口繁累重。
”（42）一些负责售卖婚书之人干脆不取酬劳费用，将所收费用一并上缴。
如东西中南四团、上七厢里正邵永珍、李云汉等禀称，虽然他们竭力宣传，以情义劝销，但劝买艰难。
“正等洁己奉公，罔敢遵示九五扣留，各照实售银数凑缴。
”（43）更有甚者，迫于迭次催缴的压力，一些地方采取挪用局所公款、藉案苛罚、按牌摊征的办法予以应付。
（44）
南部县和巴县所遇到的婚书销售困境，并非个案，体现的是婚书在各地推行时面临的现实境遇。
这促使一些人开始反对推行官制婚书。
宣统二年九月，四川省咨议局召开的第二届常年会期间，有议员提出“废止官制婚书案”。
（45）后经赵尔巽交由会议厅审查科审查，认为官印局所收费用除提还工本外，其他均作补助学务公所及各属新政之用，“实无必废止之理由”，因此坚持推行。
之后，咨议局一再议请，认为各属风气未开，与其滞销，不如停止。
鉴于销售困难，四川官印刷局也不得不于宣统三年闰六月致文各属，要求已发婚书听由各属减价营销，酌缴工本费用。
“通饬其已售者，将价款仍照前奉如数解局。
自文到之日起，其未售者，上等每套照缴工本银三角，中等照缴工本银二角六分，下等照缴工本银一角五分，统限一个月内如数解楚，以清款目。
”（46）此举意味着官制婚书的推行以失败告终。
三、“外在于民”：
官制婚书推行之不切实际
官制婚书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推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首先，民间至少在唐代即已形成一套婚书秩序，（47）短时间内要想改变这种已延续上千年的秩序绝非易事。
就婚姻而言，民间通行的做法是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之礼。
尽管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传统的婚俗礼仪在各地繁简各异，但其要旨也相差无几。
就南部县的婚姻习俗而言，档案载：
“县属民俗，当媒合之时，先将男女年庚合算”、“合算无克，书有‘合婚’字样。
两造允悦，始换庚帖，由媒转交，备办礼物，会诸亲友，先行下拜，然后卜期接人”，“未成，即将合婚庚帖各退。
”（48）在百姓心目中，换庚帖、操办酒席等民间仪式即已证明了婚姻关系的成立，甚至一些乡间村落在议定婚姻时连庚帖都不用。
（49）这些婚姻礼俗约定俗成，在大多数百姓眼里，约束力甚至高于国家法律。
（50）在此情形下，官制婚书的推行无遗会遭遇民间传统习俗的强大抵制。
不但如此，官方推行官制婚书时也没有充分考虑民间习惯与大众的接受度。
“四川风俗向以‘劵卖’妇女为大辱，订婚止受茶礼而不取聘钱，只开‘庚帖’而不别立证据。
惟重婚再醮索取财物且有发生诉讼胶葛之虞者，乃始凭证签押，称曰‘婚书’。
今以至辱之称施于普通正当之嫁娶事，非礼俗所安。
固宜其深闭固拒，若必强迫行之，殊乖维持善良风俗之意。
”（51）可见，以四川民间观点观之，婚书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至辱之称”，百姓自然不乐于接受。
此外，官方对官制婚书的推行还与“捐税”、“税收”相关，无疑会被质疑。
“记者曰：
‘娶老婆亦要抽捐，尚成何世界哉？
！
穷人家娶新妇，不知几多计较，拗烂心肠，四处赊借而事。
今欲抽捐，此事必至人怕娶新，斩绝人香灯者不少，何物校长陈某提倡此丧心病狂之举哉。
至殷实身家，只定税额，身家之多少难定，即官员之作弊无穷。
此第苛捐若行，吾为中国前途恸哭也。
’”（52）有议员也认为“上年部驳江省奏办关雎印结礼谓与订税无异。
四川官制婚书事同一律”。
（53）
民不乐用，自然会抵触，而官制婚书的费用又比庚帖费用高，更遭到民众抵制。
有议员指出，“四川俗习俭朴，除城市少数之人外，乡间嫁娶中产家庭大约要花费数十、百金，而贫困家族仅费数缗。
以数缗可了之嫁娶而令其以一圆购婚书，税率苛重，小民何堪？
”（54）这不无道理。
在巴县，乡民所购庚帖每封价格不超过二百文，而现在婚书价涨至五倍乃至更多。
（55）巴县西城里新发场里正冯良臣就言，之所以一套未售，实因“地界山多田少，地瘠民贫，又兼岁歉，日食维艰。
虽有男婚女嫁，从减甚难，何有余力买？
”即使竭力再三劝导，奈出无力，坚不领买，（56）甚至“以婚姻书庚已久”为借口予以拒绝。
（57）可见，婚书价格过高，也是民众拒绝购买的理由之一。
其次，悔婚、赖婚的根本原因在于民间经济水平普遍低下，想通过“一纸”官制婚书达到禁绝婚姻陋习的目的，方法失之简单。
芬兰社会学家E.A.韦斯特马克在其《人类婚姻史》中提出“实利婚姻”概念，认为人类婚姻都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
（58）从四川的情况来看，悔婚、赖婚盛行背后起实质作用的是经济因素。
大量案例表明“嫌贫”是悔婚的动因，然而贫困却是百姓生活的常态。
已有研究指出，清代人均耕地4亩，平均得粮4石，方可维持基本生活。
（59）而四川至晚清时期，人均耕地1.8亩，平均亩产只有120斤。
（60）随着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人口压力增大，嘉庆中期，便已超出适度人口700多万，到清末超出额达2700多万，人均生活水平自然降低。
（61）人口增长和耕地增长比例的失调，严重影响了广大民众的生活。
一般农民，包括自耕农、佃农、雇农，生活水平都十分低下，挣扎在饥饿线上。
（62）据时人调查，川北地区的“农民生活费每岁不过六元”，按当时最起码的生活条件至少需10元。
川北各县的“农民未有不夭折者，享年鲜有逾四十岁，或二十余即死，其故半由饿，半由苦……甚至十余龄之童子，颜枯背屈有若老人。
又疾疫流行，每在二三月间，死者最众，实则此时为乏食之期，半由饿毙，非尽疾疫也”。
（63）正是低下的经济水平，才从根本导致了各类社会问题的发生。
因此，就本文所讨论的悔婚、赖婚与婚书两者的关系而言，没有婚书可能会成为悔婚、赖婚的理由之一，但悔婚、赖婚并非都因婚书而起，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笔者新近的研究也说明，诉讼到衙门的案件，包括悔婚、赖婚案件，有不少并非针对所告事实本身，而是另有诸如拖累对方、给对方施加压力、敲诈钱财之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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