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篇《周礼》《礼记》存有周王朝珍贵史料文篇却出于战国秦汉王权礼法丧失君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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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六篇《周礼》《礼记》存有周王朝珍贵史料文篇却出于战国秦汉王权礼法丧失君主

第一百三十六篇  《周礼》《礼记》存有周王朝珍贵史料  文篇却出于战国秦汉  “王权”“礼法”丧失君主

第一百三十六篇《周礼》《礼记》存有周王朝珍贵史料

文篇却出于战国秦汉

“王权”“礼法”丧失君主们霸妻杀夫儒家归罪于美女祸水

通过前面的辨析解说，我们终于得以认知春秋及战国时期的东周王们，之所以没有至高无上“王权”的来龙去脉。

正是因为没有了“王权”的约束，各诸侯和大国的君主们，皆可以自行其是，为所欲为，不再受到以前周公姬旦制定的周王朝“礼法”的制约，才会出现第130、第131、第132、第133篇里例举的8件因为女人绝顶美艳，导致国君被杀，或国家被灭亡，亦或贵族被杀等的事件。

就是说，如果是在有着至高无上“王权”约束的西周王朝时期，这类的事件，一般是不会产生出来。

《礼记·王制》里记载：

“诸侯，之于天子也：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天子：

五年一巡守。

岁二月，东巡守。

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

觐诸侯。

问百年者，就见之。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以观民风，及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是为后世的夹注，误讹成正文）命典礼；考时月（时为四时，即季）；定日；同：

律、礼、乐、制（制应为衡之误讹，还残缺量）、度、衣服（衣服应为服、饰）。

正之。

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

不敬者君，削以地。

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

不孝者君，绌以爵。

变礼，易乐者，为不从。

不从者君，流（即褫夺爵位而流放）。

革（即革除改变）制、度、衣、服（应为衡、量、度、服、饰）者，为畔（即叛逆）。

畔者君，讨（即声讨，昭告他的罪责而惩罚）。

有功德，于（于应是兴）民者，加地，进律（律应是爵，即级，增大领地，升格国君等级）。

五月，南巡守。

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

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

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

”

《周礼·司寇》里记载：

“乡士：

掌国中。

各掌其乡之民数。

而纠（残缺其）戒之（之应为令残误）。

听其狱讼，察其辞。

辨其狱讼。

……遂士：

掌四郊。

各掌其遂之民数。

而纠其戒令。

听其狱讼，察其辞。

辨其狱讼。

……县士：

掌野。

各掌其县之民数。

而纠其戒令。

听其狱讼，察其辞。

辨其狱讼。

……方士：

掌都家。

听其狱讼，之辞。

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此句当是残缺被补误讹，原应是：

察其辞。

辨其狱讼）……讶士：

掌四方之狱讼。

谕罪，刑于邦国。

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

邦有宾客，则与行人送逆之。

入于国，则为之前驱，而辟。

……”

毫无疑问地说，《礼记》和《周礼》里记述的情况，就是我国西周王朝初始，周公姬旦制定出的是为周王朝与隶属下的所有国家，必须奉行恪守的“礼法”和行政管理体系。

但是二书却皆不是西周王朝时期遗留下来的原始文献著作，而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熟悉西周时期“礼法”和行政管理体系的学士，向弟子口头传授，被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就的文篇。

所以文句风格和文字涵义的使用，与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文献，如《尚书》、《诗经》、《左传》、《逸周书》等，存在有着明显差异和不同。

但是这一情况，并不影响二书的基本内容，是记说西周王朝所制定的有关礼仪法规与行政管理体系。

只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文篇中存在有着大量的残缺或遗漏，以及传抄中的误错，补讹，后世人们的夹注，甚或是错讹的解说，被误作成为正文，等等。

因此，如果将二书视为是至尊至是的儒家“经典”，顶礼膜拜，生吞活剥，明知存在是错误与荒谬，却奉为至死不能加以改正的“师说”、“师传”，不能实事求是考释他们的历史真相；甚至说成是为孔子创立的中华文化之根源；就是大错特错，是对于我国上古历史面貌的无知。

必需通过对当时社会情况和历史背景的了解，将《礼记》和《周礼》里“存在有着大量的残缺或遗漏，以及传抄中的误错，补讹，后世人们的夹注，甚或是错讹的解说，被误作成为正文，等等”，仔细辨析，精心考究，去伪存真，这样才能够进而达到对中华上古历史面貌的认识了解。

如：

《礼记·王制》里说的“天子五年一巡守”，相对于“诸侯，之于天子也：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而言，应该是为西周王朝时期的确实史事，无容置疑。

但是其中的“岁二月，东巡守。

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

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岳，……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于北岳，……”则是后世人们附会掺和进入的误谬。

理由是：

这种的“四岳巡守”，实际只是我国上古舜酋邦时期的史事。

已如笔者随附《从越国追索夏代、有夏氏、禹、酋邦社会、专制王朝、中华文明等的起源及历史真相》C十二小节里，所辨析说过，我国传说史话里的舜，实质就是考古发现到的“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后岗二期文化”人群，其早期是为部落联盟组织，约5600年之前前后，发展进步入到酋邦社会。

考古学证明，约5000年——4500年前，正是他们人群由原先生活在今河北省和山东省地区，扩展到了辽东半岛、晋北、豫北、豫西、豫东、苏北、皖北、皖中，等等地区。

由于分布地域广阔，舜酋邦在今山东省泰安市泰山、今河北省阳曲县恒山、今河南省登封市嵩山、今安徽省霍山县霍山，设置有四个分管理机构，各自管理属下的部族们，称为东岳、北岳、西岳、南岳。

《尚书·舜典》记载的舜五年一巡守之事情，就是这一时期真实历史事件的史话史料。

可是西周王朝时期，不再存在有这种“四岳”的管理机构，当时的王和国君们，主要都是在各自都城的“祖庙”，供奉祭祀先祖的灵位，或者先祖发祥地有着墓葬与“神庙”，祭祀他们的神灵。

至于祭祀山川的“神灵”，一般只是发生有诸如狂风、暴雨、冰雹、山崩、地陷、干旱、洪涝、火灾、虫害、瘟疫、王或国君患有疠病，等等的情况时，才会认为是附近山川的神鬼作祟，于是就近向大山大川祭祀祷告，祈求消灾弭祸。

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左传》里有多件实例。

再说，镐京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即使后世称说的“西岳华山”，也是在镐京的东方，西周王何以能够“八月，西巡守。

至于西岳”？

所以笔者确认：

《礼记·王制》里所谓王“巡守四岳”之内容，只能是后世学业不精的学士，将《尚书·舜典》里的史话，谬讹附会所致。

但是西周王的“巡守”事情，则应该是真实不假。

按照“礼法”规定，“西周王”巡守主要是到方伯，即诸侯国的都城，住宿在诸侯君主的“祖庙”里。

王接见诸侯及其节制下的国君们，了解情况，如果有百岁以上老者，王想要见他，王则登门造访。

各个国家的“大师”，要向王呈献“诗作”，《诗经·国风》里的诗篇，就是这样被流传下来。

王还要查问商贾交易；典礼仪式的运作；考核历法节气日期是否准确；编钟、磬、埙、琴、瑟、筝等等的乐器，音律是否标准；礼仪、音乐、舞蹈、歌咏，等等的规范，是否符合礼法规定；衡、量、度是否与王朝的规定相符；穿戴的衣服饰品，是否合于“礼法”的等级。

发现有不合于“礼法”的规定，即刻予以纠正。

出现灾难后，国君没有对相应的山川神祇进行祭奠，称为“不敬”，削减其国君的领地；宗庙祖先灵位，国君没有依照规定供奉祭祀，称为“不孝”，降低其国君的爵（级）位；改变礼仪规定与音乐旋律，国君就是不遵守礼法，称为“不从”，流放其国君。

将行政管理体制及衡、量、度、服、饰，等等，完全变化成为异类，称为“背叛”，声讨其国君，而惩罚。

有功绩和德行的国君，其百姓也兴旺增多，则升“封”爵（级）位，由男爵（级）升为子爵（级）；或子爵（级）升为伯爵（级）；或伯爵（级）升为侯爵（级）；或侯爵（级）升为公爵（级）。

就是说西周王朝时期，在至高无上“王权”的制约下，包括方伯，即诸侯在内的所有国君们，都必须是严谨遵守“礼法”规定。

如果违背，轻者是削减领地，降低国君的爵（级）位，严重者会被流放，甚至作为叛逆而被诛灭。

最典型例子，就是西周王朝初始时，管叔鲜是为方伯，被迫自杀。

蔡叔度是为侯爵国君，俘虏后被流放，以至于死。

另外，《周礼·司寇》里还记载有西周王朝存在着严密的“诉讼”体制。

即：

“王畿”都城内的贵族（即百姓的家族家族长，后同）之间发生纠纷，向所属于的“乡士”，提起诉讼；都城外郊区的贵族之间发生纠纷，向所属于的“遂士”，提起诉讼；郊区以外的贵族之间发生纠纷，向所属于的“县士”，提起诉讼；边远的国家国君之间发生纠纷，向所属于的“方士”，提起诉讼。

受诉的“士”通过原、被告双方诉讼，搜集他们的证据，进行调查勘验，上呈“司寇”。

司寇主持在朝廷上公议，所有“诉讼”职司的士，出席而各抒己见，最终作出裁定。

王畿以外的国家国君之间发生纠纷，向“讶士”提起诉讼。

就是“王畿”以外国家国君遭遇臣子叛逆，或邻国损害、侵略，无能为力解决，首先向所属于方伯之“讶士”，提起诉讼。

如果未能获得合乎“礼法”处理解决，国君或者派遣的使者，可以向王都镐京的“讶士”，提起诉讼。

（春秋时期则是向诸侯之“伯”讶士提起诉讼，《左传》里记载有实例）“讶士”接到诉讼后，必须前往案件发生地点，将事实情况调查清楚明白，搜集整理证据材料。

（当时不仅国君及其嫡妻、妻子，包括卿、大夫及他们的嫡妻，都有随身史官，将他们与她们的言行，如实记录下来，并且收藏保存，是方便获取的重要有效证据）另外发生动乱的国家，即使国君及其家族都亡故，没有人为国君提起诉讼，“讶士”获悉发生有国家动乱事件后，必须作为王朝主管职能部门，前往动乱发生地调查了解事件真相，然后向“司寇”汇报，为亡故国君讨回公道。

“讶士”对于申诉者，还负有保护他们的职责，带着他们一道到案件发生地点，调查取证。

无论是在国都、野外、馆驿，都是以“王朝”职能职司，确保申诉人的安全，如果有人企图杀害申诉人，则诛戮谋杀者。

这一情况证明，现今存在的检察机关“公诉”职能，我国早在西周王朝建立的3千年之前，就已经被制定产生出。

如果是在西周王朝时期，蔡哀侯强奸息妫，息侯无能力讨伐蔡哀侯，向镐京“讶士”申诉，蔡哀侯必然会要受到惩罚，不是削减“领地”，就会降低爵（级）位，蔡哀侯还敢强奸息妫吗？

同样道理，宋国华父督杀死大司马孔父嘉，夺取其妻子，又弑宋殇公；还有齐国执政正卿崔杼弑齐庄公；他们之所以敢这样做，正是因为华父督“立”了宋庄公，崔杼“立”了齐景公，宋庄公或齐景公因为是被他们“立”为国君，不追究他们“弑君”罪责。

要是在西周王朝时期，这种“弑君”之罪，即使本国国君不追究，“王朝”必须诛灭华父督与崔杼的整个家族，甚至连宋庄公与齐景公的国君身份，也必须被废除，另外“策立”他人继承国君。

那么华父督与崔杼，还敢“弑君”吗？

了解了上述这些情况后，我们也就得以弄明白，春秋时期正是因为没有了至高无上“王权”的约束，大国君主们尽可以自行其是，为所欲为，不遵守服从于“礼法”规定，就是所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根源与缘由。

如楚文王，原先闻悉蔡哀侯强奸息妫，为“维护”礼法，派遣军队帮助息侯，俘掳蔡哀侯，训教他不应该违背“礼法”。

可是楚文王听蔡哀侯讲述息妫是如何地艳丽标致，当他亲眼看见息妫果然是楚国后宫里无人能够与她媲美，随即就杀死息侯，灭亡息国，将息妫霸占成为自己嫡妻王后，其行为比蔡哀侯的强奸息妫，要恶劣千百倍。

楚文王为什么会从原先是维护“礼法”的道貌岸然之王，一下子变成为践踏“礼法”，杀戮友好邻国国君，灭亡其国家，掠夺其美艳妻子，之暴虐君王呢？

除了霸占息妫的贪婪欲念，更重要因素，就是在于楚文王自恃拥有的军事实力强盛，做出这种悖逆“礼法”暴虐行为，不会受到被制裁惩罚，或者遭到敌人报复。

如果是在“王权至上”的西周时期，楚文王先祖熊渠，将3个儿子称为句亶王、鄂王、越章王，遭到西周夷王的责问，熊渠于是连忙向周厉王使者解说：

“我，蛮夷也。

不与中国之号，相同。

”随即就将3个儿子“王”的称谓，取消。

那么楚文王还敢于杀戮息侯，霸占息妫吗？

春秋时期被大国灭亡的小国，有1、2千个，其中类似这样“女人绝顶美艳，导致国君被杀，或国家被灭亡，亦或贵族被杀等的事件”，可想会有多少个，前面从古文籍里搜集列举8个实例，不过是沧海一粟。

那么产生出这种事件的根源，究竟何在呢？

现今云南省宁蒗县纳西族摩梭人的婚姻形态证明，人类早在酋邦社会“母系制”家庭时期诞生出的“阿注婚”，是人类最幸福美满的婚姻形态。

其最根本最重要的情况是，男人可以向所喜爱的女人“求爱”，但是必须是获得到女方的接受和应允之后，才能够进行“性爱”。

只要女方不接受不应允，男方不论自己“激情”多么狂烈，“热爱”得多么倾情痴迷，都会是自觉遵从女方的选择权利，放弃“求爱”。

所以那时期的人类，从来绝不会有“强奸”事件的发生，人人都会是与其它所有动物们一样，“性爱”表现是为动物的原始本能。

其二，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拥有多个“阿注”，互不干涉对方拥有“阿注”，以及各自与另外“阿注”之间的性爱关系。

由此，男女人人都会是在达到最大满足满意快乐的基础上，各自维系着与“阿注”之间的性爱关系。

严格地讲，这种“性爱”关系的约定俗成，不具有现在婚姻的“法定”属性，不能称为“婚姻”，仅是“情人”关系而已。

（需要说明，上古先民们只是生活在“村落”的范围里，人口稀少。

在现代都市生活条件下，人口众多，不适宜这种性爱的“自由化”。

半个世纪前，美国等西方世界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性自由”运动，就是因为没有解决克服“性病”问题，才导致“艾滋病”全球蔓延，使数百万、千万的人遭受病痛折磨。

所以笔者提出的，必需是在杜绝性病基础上的“性自主”）

然而进步入酋邦社会的“父系制”家庭之后，女人必须嫁到丈夫家，成为外来的夫家的成员。

特别是进步入“君主制”社会以后，婚姻成为是一种法定的“契约”，不论是“聘娶婚”，还是“掠夺婚”，或者“献赠婚”，以及“买卖婚”，甚至“继承婚”，婚姻关系一旦确立，婚姻当事人的“性爱”权利，都不再是属于自己所有，而是属于对方“专有”。

可是男人与女人之间这种“性爱”的权益，不是互相平等的关系，由于男人得以“娶”多个妻子，女人则只能“嫁”一个丈夫，当女人把自己“性爱”的全部权利赋予其唯一丈夫后，却然不能够同样也获得拥有丈夫的全部“性爱”权利，即丈夫可以从几个妻子选择一个，与她“性爱”，妻子被丈夫选中，是无权拒绝与丈夫“性爱”，如果没有被丈夫选中，不论自己“情爱欲望”多么激情荡漾，都不能够与其他男人“性爱”。

原因就在于“婚姻契约”决定，女人的“性爱”权利不再是属于自己，而是完全属于丈夫所有。

尤其是奴隶制社会时期形成产生出来的的“占有”欲念，美丽女人成为“权贵”们的至爱，从而引发产生出“为了占有绝顶美艳女人，导致国君被杀，或国家被灭亡，亦或贵族被杀等事件”层出不穷，触目惊心，以至“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天下国君人人自危，“大飨，废其夫人之礼”。

由此我们得以知晓，“女人绝顶美艳，导致国君被杀，或国家被灭亡，亦或贵族被杀等的事件”，累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源自酋邦社会奴隶制社会时期，开始产生出来的“占有”他人财物的欲念，以及将美艳女人“霸占成为自己所有”的思想观念。

“掠夺婚”就是使这种“霸占”，成为是合法化的婚姻。

正是在此基础上，一些“君主”或“贵族”，为了霸占别人美艳妻子，杀戮她的丈夫，或灭亡她丈夫国家，亦或家族，从而成为自己妻子。

遗憾的是，从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的我国儒家学派，不能够正确理解认识到这种社会现象的缘由，将这种社会现象归咎于，“美艳女人是为祸水”，是导致亡君亡国亡贵族的罪魁祸首。

从妹喜、妲己、褒姒，到骊姬、夏姬、息妫、棠公遗孀、蓼侯夫人，不知有多少美艳女人就是在儒家这种思想理念下，被正史或野语称说成为是亡君、亡国、亡贵族的“祸水”。

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出压迫女人的“夫权”理论，制定出束缚伤害女人的种种规范戒律。

后面笔者将通过古文籍里搜集到的大量零星史话史料，解说我国夏王朝、商王朝、西周王朝灭亡的历史真相，从中我们就会明白，现今史话史料中所谓妹喜、妲己、褒姒等“亡国”之说，都是儒家学术强加在她们头上的不实之辞，是延续2千多年的被“冤枉”。

同样道理，《国语·晋语》里也是将骊姬说成是祸乱晋国的根源。

然而笔者发现其中有几篇文章，实际不是晋国直接流传下来的史话史料，而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一些学士们，在儒家“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下，对晋国骊姬、申生有关事情的“议论评说”，后来被纂辑于《国语·晋语》里，被误讹当成是晋国的史料。

其中确实是保存有一些很是珍贵的史话史料，然而同时也是掺杂有严重谬讹的成分，混淆了历史的真相。

为了解开这一历史谜团，首先必须弄清楚我国儒家学派“美艳女人是为祸水”理念形成产生的由来，进而也就可以发现到骊姬在大子申生“自杀”事件里的历史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