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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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
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
【关键词】宋代、户均人口、家庭、人口数量
【正文】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人口问题应当属于基础性的研究，于经济史、社会史尤为重要。
但是，人口问题特别是人口数量问题，自古至今都是非常艰难的课题。
其中，宋代人口研究的难度最为突出，如同一个巨大的谜团，始终困扰、吸引着有关学者，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又像是一个瓶颈，阻碍着宋史研究的进展。
笔者初涉这一领域时即发现宋代有关户口的数字混乱、矛盾之状况，令人惊诧，深感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一步步地拾级而行，才有望接近谜底。
在此所要做的初步探讨是：
宋代每个家庭单元也即每户人家，实际上有多少口人。
一
一个经济独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做为社会细胞，其人口的数量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是以一对夫妻为基数的。
其人口数量的变化主要在于子女的多少。
我们所要做的基本工作，就是首先考证一下宋代每户的子女数量概况，也即繁殖率。
有关子女数量比较系统的资料，主要在文集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墓表中。
为此，笔者采取抽样的办法，从以下10部两宋文集中提取数据：
（1）尹洙《河南先生文集》；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3）曾巩《曾巩集》；（4）蔡襄《蔡襄集》；（5）王圭《华阳集》；（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7）汪应辰《文定集》；（8）陆游《渭南文集》；（9）陈亮《陈亮集（增订本）》；（10）朱熹《朱熹集》。
这10部文集提供出443位已婚者的子女数量，可使我们观其大概。
需要说明的是：
（1）子女未成年而夭者不计，即所统计为净繁殖率；
（2）夫妇重复者只计其一；（3）除非明确说明无子女绝后者，其他因各人文体等原因没有记载子女情况者不录（数量很少）。
以上443人的子女共2457人。
平均每人也即每户子女5.54人。
子女20人以上者3人，10人以上者39人。
子女最多者为宗室赵从信，凡35人。
无子女者5人。
2457个子女中，男子1388人，占总数的56.5％；女子1069人，占总数的43.5％。
每户平均有男子3.13人，女子2.41人。
男女比例理应大致持平，以赵宋宗室为例：
”治平中，宗室四千余人，男女相半。
”（注：
《宋朝事实类苑》卷33《置宗正及教授等官》。
）这里之所以男多女少，一是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所致。
如两浙处州居民”生男稍多，便不肯举，女则不问可知”。
致使当地男青年无妻可娶，只好到外地买婚（注：
《范成大佚著辑存·奏札·论不举子疏》。
）。
二是同样原因，个别人的记载中可能忽略了女子而未计，也即实际生活中女子的数量可能会比统计数多一些。
以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比较而论，我们发现两者之间有差异。
除不详地16人共有子女68人外，北方116人，子女共720人，平均每户子女6.20人；南方310人，子女共1669人，平均每户子女5.38人。
北方比南方每户平均多出子女0.82人。
南方户均子女较少，主要是由于环境容量有限而盛行杀婴习俗。
如江东路：
”安于遗风，狃于故习……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
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
”（注：
《宋会要·刑法》2之58。
）又如江西路：
”江西之俗，生子不能赡，即委弃不顾。
”（注：
《漫塘集》卷33《故吏部梁侍郎行状》。
）湖北岳州、鄂州等地，每户习惯上只养育2个男孩、1个女孩，此外所生者一律弃杀（注：
《苏东坡全集·前集》卷30《与朱鄂州书》）。
子女共3人，大大低于平均子女薅数。
典型的是福建路，不举子之风最盛：
”福建地狭人稠，无以赡养，生子多不举”（注：
《宋史》卷173《食货》上3。
）。
尤其是其中的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等地，通常只要一个独生子，”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之”（注：
《郧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
一些地方的富人之家也”不过二子一女”而已（注：
《龟山集》卷3《寄俞仲宽别纸其一》）。
事实证明，南方——主要是东南地区广大家庭的子女数量普遍少于北方，和我们得到的数据所显示的差别正相一致。
本统计中南宋198人，子女10人以上者仅8人，最多者为12人，进一步证明了南宋时也即南方地区家庭子女普遍不多。
据《文献通考·舆地考》载，按传统的天下九州划分，各地户均子女数如下：
冀州人五男三女，兖州人二男三女，扬州民二男五女，荆州民一男二女，豫州人二男三女，雍州人三男二女，梁州不载此数。
其数相均，每户子女5.5人。
与笔者统计的户均子女5.54人基本一致。
为论述简便，不妨暂且认定宋代每户平均子女数为5人。
据此试作推论。
一般而言，一户家庭以三代同堂为标准。
设夫妻二人为基本，加上3男2女共5人，组成基本人口7人。
儿媳1人，第3代孙子孙女2人，应为10人，减去出嫁女儿1人，则为9人。
以后的变化为次女出嫁，次子娶妻，保持均衡，再往后便是只增不减。
且看下文的家庭寿命分析。
据收集到的502位男女的卒年统计，平均寿命为57.26岁，其中男子58.55岁，女子55.97岁。
婚龄数据不多见，而且多是女子的婚龄。
据收集到的41位女子婚龄统计，平均为19.5岁。
以女子为准，设22岁生育，35岁以前结束生育5人的标准（此段大部分时间内是在其长辈的大家庭中），45岁前有第三代人。
至56岁去世前，其长子约35岁左右，最小的孩子约21岁左右，其长孙约14岁，至少有4位子女已婚嫁，长子房子女仍是5人，次子房3人，即使最小的儿子尚未生育，那么，此时的家庭人口为：
第一代2人，第二代3子3媳或2媳至少5人，第三代8人，共15人。
这是就一户家庭的形成而言，就全社会而言，不能不考虑三代同堂家庭寿命。
二代家庭的完成（21～35岁）约14年，三代家庭的形成（21～44岁）约23年，以后的22年则是三代同堂的家庭寿命。
考虑到父母去世、守孝三年并已安葬才能分家，所以兄弟同居的大家庭实际寿命至少会延长三年。
这20多年中人口增加速度很快，使二代家庭人口由7人翻番为15人。
从社会角度考虑，二代家庭人口与完成的三代家庭人口相均，以三代家庭初步形成为准，如前文所说，户均人口约9人。
以上统计的数据来自士大夫的文集，而能让这些士大夫撰写墓志行状者，多属官员、文人、富室或其亲友。
上述户均子女数及推论的血缘家庭人口，主要是指中上层人户而言。
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判断，因为以下两个问题也必须引起重视。
其一，上层人家的成员实际上更多。
如一妻之外，往往另有妾一人或多人，相应地还有若干奴婢和依附的亲属，家庭人口常数倍于普通百姓。
仅据《宋史·忠义传》所载，两宋之际和南宋末全家赴难的官员、大户人家有具体人口数字者如下：
温州通判曾怘，在越州被金兵杀其全家四十口；
袭庆府知府吕由诚，全家四十口被杀；
世居潍州的朝议大夫周中，阖门百口皆死；
徐州知州王复，阖门百口被杀；
西和州知州陈寅，与其二子并阖门二十八口留城坚守；
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举家数百口皆死；
蕲州司理参军赵与裕夺关求援，留城的全家十六人遇难；
淮宁大豪陈亨祖，举家五十余人皆死。
以上8例，家庭人口最少者也有十余人，平均每户大约为70余人或更多。
是为这部分人家的综合家庭人口，自当包括亲属、奴仆在内。
其二，社会下层的家庭人口受物质条件的制约，自然不会很多，但距标准家庭人口并不远。
这是因为，生活条件虽有限，但生活标准各不同。
我国家庭因贫穷而少生孩子的情况固然不少，但并不因为贫穷而少生孩子的情况也很多。
所谓”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注：
《净德集》卷2《奉乞宽保甲等第并灾伤免冬教事状》。
）即是事实。
吴泳在《汉中行》中提供的就是典型例子：
”三人共一碗灯，通夜纺绩衣鬅鬈，八口同半间屋，煮糒椎米常不足。
”（注：
《鹤林集》卷2）这户人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居住又很拥挤，可谓至陋极贫，但仍有8口之众。
再看东京开封的一个例子：
”（苏颂）在馆中时，雇得一婢。
问其家何为？
云住曹门外，惟ｃｈｕí＠⑦石莲。
问一家几人各何为？
云十口皆然，无他业。
”（注：
《丞相魏公谭训》卷10《杂事》。
）全家靠加工果实为生，属于城市的下层，也多达10人。
这两例户均人口在9人左右，与前文推论数相吻合。
一个社会当然并不都是标准家庭，还有一定数量的小家庭和鳏寡孤独存在，社会户均人口一般而言，约7人。
二
户均子女数和标准户均人口的上限虽然浮动余地很大，但在总户数中只占少数，而下限浮动余地小，并在总户数中占绝大多数。
因而普通百姓的家庭人口数量在宋代人口中最为关键。
下文具体考证中下层人户。
从前文已知，北方与南方的子女数量不同，北方平均每3户比南方多出近2人。
因此，必须区别对待。
先考察北方的情况（指开封府、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余为南方地区）。
关于中等人户的家庭人口资料，数据一致。
如司马光言：
”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
”（注：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申明役法札子》。
）司马光是陕西人，长期在北方做官，所言资料背景是役法，而役法主要是在北方实行的。
这里所说的是”十口之家”，主要是指北方或至少包括北方。
”岁收百石”者，自属中户。
曾巩则提供了更确切的材料：
”（河北）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幼者四人。
”（注：
《曾巩集》卷9《救灾论》。
）户均也是10人。
下等人户的家庭人口资料，数据也相对一致。
石介言：
京东宣化军（后改为淄州高宛县）清河渡舟从业人员，”舟有十五人，十五人为十五家，家率七口，为百五口。
百五口之衣与食皆取于舟”（注：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宣化军新桥记》）。
靠摆渡为生者，当属下等人户，平均每户7人。
富弼言：
河北流民在往京西逃荒的路上，”都约及八九百户，七八千口”。
并指出这些流民都是”镇、赵、邢、洺、磁、相等州等下等人户……即绝无第三等已上之家”（注：
《历代名臣奏议》卷244）。
河北下户每户平均约8人强。
直接、具体的资料主要就以上有限的几条。
下面再看三组综合性的资料。
其一，社会综合户均人口。
石刻史料丛书甲编之12《陶斋藏石记》卷39，提供了京东潍州的情况，所载宋神宗熙宁元年《潍州昌乐辛展重修平王庙记》，具列了各布施者的名单，皆昌乐县辛展等村庄人氏，或是个人，或是全家，凡151人、家。
由于碑文年代久远，剥泐残缺，有明确家庭人口或家庭成员名单者共53家。
现将口数相同或相近的家庭数统计如下：
口数234567*********3141516—2021以上
户数122772*********43
碑中所列家庭人口最少者2人，最多者70人。
2～4人者5户，5～10人者33户，11～15人者8户，16人以上者7户。
其中5～10人者约33户，约占总数的62％，最为普遍，尤以10人者最多（注：
碑中”计家□十口”者2处，按”一十口”计；”计家十□口”者2处，按”十五口”计。
）。
总人口约573人，户均约10.8人。
这些有能力捐施财物者，当以中户为多，其中不乏上户，但以一个或几个村庄而言，上户肯定不会多。
其中也会有个别下户。
《常山贞石志》卷12提供了河北真定府的情况，所载《段蠲等造石香炉题记》也列具了6户人家的口数：
”真定府行唐县合村使南庄造香炉维郍等：
段蠲、妻郭氏、男段受、段立、孙段希合家眷属二十二口；张审、妻封氏、男张澄、张济合家眷属一十一口；张思、妻董氏、男张立、张文合家眷属一十六口；张开、妻封氏、男张昷、张良合家眷属一十口；张从、妻刘氏、男张珍、张思合家眷属一十二口，张旻、妻侠氏、男张秀、张太合家眷属一十一口。
”这个小村庄中的6户人家，户均13.6人。
其二，北方境外迁入北方内地的移民户均人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至六年，先后有5批少数民族内附，具体情况及户口数如下：
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乙丑：
”岢岚军言近界戎人二百六十余户、老幼二千三百余口归附。
”户均8.8人。
2、太平兴国五年二月壬申：
”岢岚军又言戎人八十九户、老幼六百三十二口归附。
”户均7.1人。
3、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辛未：
”三交口言戎人二百三十四户、老幼五千三十七口归附。
”户均21.5人。
4、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己丑：
”代州言戎人二百三十五户、二千四百二十四口归附。
”户均10.3人。
5、太平兴国六年七月己卯：
”岚州言戎人五十三户、三百六十三口内附。
”（注：
《长编》卷21、卷22。
）户均6.8人。
以上户均人口最多为21.5人，最少为6.8人，总数约871户，约8761人，户均约10人。
宋太宗时另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留有户口资料。
雍熙北伐后，将伐辽所得云、应、寰、朔4州降民迁往京西河南府、许州、汝州等地，”徒者凡八千二百三十六户，七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口，及牛羊驼马四十余万头”（注：
《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壬午。
）。
户均9.5人。
境外的户均人口，对北方户均人口有重要参考价值；而内迁之后，便成为宋朝的户口了。
其三，赈济时的户均人口。
《宋朝事实类苑》卷8引《魏王别录》载：
庆历八年，河北发生大水灾，韩琦竭力营救赈济。
次年朝廷下诏嘉奖说：
”河北都转运司奏，去年河北艰食，人户流亡，卿多方擘画，全活人命及七百万，并归本业。
”《韩魏公集》卷13《家传》所载略同，只是数字比较含糊：
”全活人命及五七百万。
”当时河北户数，据欧阳修庆历五年言为705700户（注：
《欧阳修全集·河北奏草》卷下《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
若以700万人计，户均约9.9人；若取”五七百万”之中数600万人计，户均约8.5人。
实际上，受灾人口不可能是河北总人口，也即河北人口及户均人口很可能比上述数字多些。
宋真宗天禧四年，京西襄州发生饥荒。
知州夏竦”全活四十六万余口”（注：
《华阳集》卷35《夏文庄公竦神道碑》）。
当时襄州户数史缺记载，需借用志书数字推算。
据《太平寰宇记》记载，襄州有26892户；据《元丰九域志》，襄州户数为93027。
《太平寰宇记》所载为太平兴国五年至端拱二年（980～989年）情况，取其中断为984年；《元丰九域志》成书于元丰三年，所用资料应是元丰二年（1079年）的数据。
按两书相距约95年计，95年间增长约66135户，平均增长696户，以《太平寰宇记》户数为准，加上至天禧四年（1020年）约36年的增长数25056户，约为51948户。
户均约8.8人。
陕西有两个数字，但户均人口差距很大，现提出来仅供参考。
宋仁宗庆历三年冬陕西大旱，韩琦”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赈之，奏差提点刑狱许宗寿专切往来提举蒲、华、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数称是”（注：
《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末；《太平治迹统类》卷9《仁宗诸臣谋国远略》；《韩魏公集》卷13《家传》。
）。
也即蒲州（后改为河中府）、华州、同州有人口至少2542537人。
其户数仍需推算。
据《太平寰宇记》，三州共70091户；据《元丰九域志》，三州共214647户。
约59年间增加144556户，年均增加1521户。
以《太平寰宇记》载数为基数，加上至庆历三年（1043年）凡59年间增加的约89739户，三州户数约159830户。
如此看来，庆历三年三州户均约15.9人。
此数似嫌过多，疑”二百五十四万”为一百五十四万之误，若然，其户均为9.6人。
另有资料表明，陕西居民家庭不少人口众多者。
宋神宗元丰五年，秦凤路提举保甲司曾披露说：
”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
”（注：
《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丁酉。
）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3位妇女，其户口则多有10人左右者。
另一数据与前大不相称。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知邓州张知白报告：
”陕西流民相续入境，有欲还本贯而无路粮者，臣诱劝豪民出粟数千斛，计口给之，以半月为准。
凡就路总二千三百家，万二百余口。
”（注：
《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壬子；《宋会要·食货》57之5。
）户均4.4口。
同样是灾民，与上述陕西数字差距太远；同样是流民，与前文河北流民的数字也有距离。
在整个北方地区户均人口及推论的户均人口背景对比下，户均4.4人似嫌偏低。
如果这条史料本身无误，那么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这批流民并非都是全家出逃或返乡。
以上除陕西数字不明确外，大致可以说，北方户均约9人。
三
南方地区的情况，由于时间、地域跨度大等原因，比较复杂。
众多的资料数据不一致，令人一时难以适从，更需认真对待。
先看中上户的情况。
北宋时，吕陶言：
”上中等户因买坊场及充壮（丁）、保（丁）而失业者，十常四五……以四海总计，凡几千家罹此疾苦矣。
每家以十口为率，凡几万人失所矣。
”（注：
《净德集》卷2《奏乞相度逐界坊场放免欠钱状》。
）四川人吕陶所指的是全国情况，自然包括南方地区，也即南北方的中上人户，户均人口约为10人。
具体如他说四川彭州九陇县”有园户三百家以来，约及三千人”曾闹事（注：
《净德集》卷11《申帅府并二司状》。
），即是户均10人。
南宋初张守言：
”（淮南）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
”（注：
《毗陵集》卷5《论淮西科率札子》。
）拥有百亩之田的淮南中户，户均10人，与前一致。
南宋袁说友在《峡路即事》诗中透露：
”双牛只叟一横犁，白水插秧透面肥。
是处喜经连夜雨，田家十口可无饥。
”（注：
《东塘集》卷7。
）所言峡路，即四川东部的夔州路和梓州路。
有两头牛的人家应属中户，仍是10人。
南宋时的南方地区，”诸州县铜匠无虑千百家，家有十数口”（注：
《系年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庚戌。
）。
此类手工业者也应属中户，户均10余人。
以上所言南方地区中上等人户的户均人口，与北方地区一样，普遍认定为10人。
但东南一些地区情况有异。
如福建泉州清溪县，因山地硗瘠，当地居民”两儿只肯育一儿”，所以”大家有田仅百亩，三二十亩十八九。
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注：
《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
有奴婢2人的家庭，自属中上等人户。
9口之家中，血缘家庭人口三代同堂仅有7人。
下等人户的有关数据多是赈灾时的资料。
南宋人董煟言，救荒时官府若向饥民发放一斛粮食的价钱，”可供一家五七口数日之费”（注：
《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
）。
户均约6人。
宋孝宗时朱熹言：
江东南康军星子、都昌、建昌三县”阙食饥民二万九千五百七十八户，数内大人一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口，小儿九万二百七十六口”（注：
《朱熹集》卷16《缴纳南康任满合奏禀事件状》。
）。
饥民总数为217883人，户均7.3人。
宋孝宗淳熙二年，刘珙知建康府、江东路安抚使，适逢灾害，”籍农民当赈贷者若干户，十口以上一斛，六口以上八斗，五口以下六斗；客户当赈济者若干户，五口以上五斗，四口以下三斗”（注：
《朱熹集》卷97《刘珙行状》）。
可知主户家庭中6人以上为多，客户家庭多为5人左右。
淳熙十一年，湖北大旱，鼎州、澧州尤为严重。
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赵善誉”躬走村落，妩慰饥赢，得户四万余，口二十万”（注：
《攻媿集》卷102《赵善誉墓志铭》。
）。
户均近5人。
宋光宗时，临安府水灾，需赈济者”计五万余家，约三十万人，大人小儿各居其半”（注：
《历代名臣奏议》卷247，蔡勘奏。
）。
户均约近6人。
宋宁宗时，知抚州陈蕃寿言：
”本州土瘠民贫，秋苗之数不多。
去岁旱歉，抄札到三万九千户，计一十八万五千六百九十口。
”（注：
《宋会要·食货》68之102。
）户均4.7人。
佃农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且处于社会底层，最为贫困，家庭人口更少些。
据宋末方回言，两浙秀州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年食十八石”（注：
《古今考》卷18《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
户均5人。
另有一个案例提供的数字也可参考。
宋太宗时，江西虔州有3人犯法，”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注：
《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
）。
3家共15人，户均5人。
南宋时有一些比较可信的城镇人口数据，从中可得到坊廓户的综合户均人口。
江东徽州：
居民”其在郡城中者，乾道户千二百八十一，口六千八百五十八”（注：
《新安志》卷1《户口》。
）。
户均5.3人。
宝庆年间，坊廓主户”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户均4.5人；坊廓客户”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注：
《弘治徽州府志》卷2。
）。
户均4.4人。
两浙镇江：
嘉定年间，”府城厢户一万四千三百，口五万六千八百；江口镇户一千六百，口六千九百”。
府城户均3.9人，江口镇户均4.3人。
咸淳年间，”在城五隅户八千六百九十八，口三万八千三百八十五”（注：
《至顺镇江志》卷3《户口》。
）。
户均4.4人。
两浙临安：
宋宁宗嘉泰元年临安城中大火，无家可归者、”共一千三百二十一家，计五千三百四十五口，大人四千七十七口，小儿一千二百六十八口”（注：
《宋会要·食货》58之23。
）。
户均4人。
以上东南地区三城的坊廓户家庭人口，大约户均近5人。
洪迈《夷坚志》一书，记录的是宋代社会生活风俗，其中无意间透露的家庭人口数字，应当是真实的。
从中找到南方地区（全是东南诸路）城乡平民百姓（仅限平民百姓）确切或比较确切的家庭人口数字23例，可作为简单随机抽样调查。
现列表如下（见右边）。
地区口数代数出处
淮南通州8支庚卷4《海门虎》
淮南黄州32支癸卷2《黄州渠油》
淮南舒州6三志己卷第4《燕仆曹一》
两浙临安43志补卷16《卖鱼吴翁》
两浙临安52乙志卷11《涌金门白鼠》
两浙临安21三志己卷第9《乾红猫》
两浙平江53支戊卷4《张氏煮蟹》
两浙平江42丙志卷10《茶肆民子》
两浙秀州4～5两家乙志卷8《秀州司录厅》
江东饶州32三志辛卷10《萧大师》
江东饶州43支丁卷5《黟县道上妇人》
江东饶州42支戊卷10《程氏买冠》
江东饶州5～6乙志卷14《鱼陂疠鬼》
江东宣州42志补卷16《蔡五十三姐》
江东信州42丁志卷6《张翁杀蚕》
江西抚州5支丁卷4《丘岑食蕈》
江西隆兴府10余丁志卷20《乌山媪》
江西隆兴府53丁志卷11《丰城孝妇》
湖北荆南32志补卷9《饥民食子》
湖南潭州42丙志卷8《衡山民》
福建福州21支癸卷4《郑四妻子》
福建福州63支戊卷1《筹洋村鬼》
以上22条23家数据，最多为10余人（按15人计），最少为2人，总计约111人，户均约4.8人。
此数可以视作东南地区下层人户的户均人口。
南方地区综合性的户均人口，有以下两条重要史料。
北宋时，知洋州文同言：
”（洋州）主客户凡四万八千余户……大率户为五口，亡虑二十四万余口。
”（注：
《宋会要·食货》24之10。
）户均5人。
另据《嘉靖丰乘》卷4《食货志》，载有宋代江西丰城县两组人口数字：
”宋祥符旧经：
主客户二万二千五十二，口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三。
淳祐七年：
主客户七万七千一百三十九，口四十万四千二百六十（是年知县刘卿月新编，不委官吏，分请隅总土人，家至户谕，始得其实）”。
这条史料的珍贵价值在于，明确指出以往的人口数字是虚假的，而淳祐七年知县动员民间力量实行普查，得到的人口数字比较真实可靠。
是为户均5.2人，与洋州户均数大致相同。
以下资料，可以供参考。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言：
”（绍兴府）统计六县之贫民约须一百三十万口，并上户当不下百四十万。
”（注：
《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
）其时的户数需推算。
元丰二年（1079年）为152922户（注：
《元丰九域志》卷5。
），嘉泰元年（1201年）为273343（注：
《嘉泰会稽志》卷5《户口》。
）。
122年间增加120421户，每年平均增加987户。
淳熙八年距嘉泰元年前20年，则淳熙八年时大约有253603户。
当时”绍兴八邑，余姚、上虞号为稍熟”（注：
《朱熹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
）。
朱熹所说的是受灾的其余6县之人口。
平均计算，这6县大约有190202户，户均约7.3人。
宋光宗时，湖北鄂州”七县主客户六万六千六百三十二，口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四”（注：
《朝野杂记》甲集卷18《荆鄂义勇民兵》。
）。
户均4.7人。
宋理宗时，两浙庆元府慈溪县”主客二万余户，计一十五万六千三百余口”；”定海县户主一万七千四百七十一户，计四万九千九百五十一口，客一千六百四十八户，计六千五百四十一口”（注：
《宝庆四明志》卷16《官僚》；卷19《户口》。
）。
慈溪县户均7人强，定海县户均2.9人。
一府两个县的户均人口相差一倍多，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是两县户口统计方式不同，定海县的人口数不是全部人口数。
宋理宗时，两浙镇江有”户一十万八千四百，口六十四万四千一百”，户均5.9人；宋度宗时，”户七万二千三百五十五，口三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注：
《至顺镇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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