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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身工》课文点评
《包身工》课文点评
导读：
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点拨：
起笔就言“生物”“蠕动”，可见这些与我们同龄的花季少女已经失去作为人的起码称呼了。
一阵悲凉扑面而来。
］
“拆铺啦！
起来！
”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拷绸：
用薯莨（liáng）液染的一种丝织品，往往用来制作夏天穿的衣服。
薯莨，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地下有块茎，茎内胶质可作染料］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
妈的，还躺着，猪猡［猪猡：
就是猪，上海一带的方言。
这里是对人污辱性的说法］！
”［点拨：
这里的“芦柴棒”和“猪猡”都是借代修辞手法。
是对包身工的侮辱。
这些早已丧失人性的企业管理者根本不把包身工当人看待。
］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
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
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马桶：
大小便用的有盖的桶，多用木头或搪瓷制成。
有的地区也叫马子］上很响地小便。
［点拨：
“面”上描写。
作者并没有具体刻画哪一个人物，而是速写式地描出人物的群像。
包身工是一个群体，描写她们的生活，必须通过整体速写，才能得到全面的表现。
］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
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点拨：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空气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还夹杂着“打呵欠，叹气”的声音。
这就是下面文章中提到的当初带工们诱骗乡下女孩子所说的“洋式的公司房子”，它被“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像“鸽子笼一般”。
就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她们不可能享什么福，也不可能见到外面的什么花花世界，甚至连充足的睡眠都得不到，就在晓星刚刚消失的时候，在带工的打骂中手忙脚乱地起床了。
十五六岁的姑娘，正值豆蔻年华，天真活泼，但这群包身工们却没有一点生气，没有一点活力，甚至连“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都迟钝了。
这里作者用了一个细节描写，极俭省地描绘出她们日常境遇的悲惨。
］
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
“揍你的！
再不起来？
懒虫！
等太阳上山吗？
”［点拨：
“猪猡”“懒虫”来借喻包身工，这些词本来是老板和老板娘对包身工的称呼，说明他们根本不把包身工当做人看，作者借用过来，具有辛辣的讽刺意味。
］
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点拨：
这里的“懒虫”是加了引号的。
前一句没有引号，那是因为在那些所谓老板眼里，包身工不是人。
包身工十二小时的劳动，老板也不会满足。
后一句则是作者眼中的包身工，“懒虫”加了引号表示对原意的否定。
］从楼上冲下来了。
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
“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
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
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上午四点过一刻”，“鸽子笼一般”的住房里，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
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水门汀：
英语“cement”的音泽，即水泥。
在方言中，有时也指混凝土。
］
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
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带工”老板：
管理包身工的工头。
］、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请愿警”：
这是一个日本式的名称，在中国，一般叫做“保镖”，就是旧社会里有钱的人为了保卫自己向反动政府雇用的警察。
］
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写包身工清晨起身的情况，恶劣的住宿条件。
以清晨破题，以黑夜收尾。
明写一天，暗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寓意。
工房的气味，骚动的声音与动作，这一场面描写，从居住条件的恶劣表现包身工的非人生活。
但是，她们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
她们的身体，已经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包给了叫做“带工”的老板。
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东洋厂里有“脚路”［“脚路”：
个人的门路。
］
的带工，就亲自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游说：
这里指四出活动，用谎言欺骗可怜的家乡人］那些无力“饲养”［点拨：
“饲养”本来是指喂养动物，旧社会灾区的灾民连用喂养动物的办法来养活他们的子女的力量都没有了。
所以这儿用了“饲养”一词，又加上了引号。
］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儿女饿死的同乡。
用“但是”这个转折联词，笔锋一转，承上启下，说明她们并非“猪猡”，“正式的名称却是‘包身工’”。
然后十分巧妙、自然地插叙了关于包身工的来历，指出包身工是被“带工”凭着“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从农村骗来的，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
两相对照，以铁一般的事实戳穿了带工们的无耻谎言。
“还用说？
住的是洋式的公司房子。
吃的是鱼肉荤腥。
一个月休息两天，咱们带着到马路上去玩耍。
嘿，几十层楼的高房子，两层楼的汽车，各种各样好看好用的外国东西。
老乡！
人生一世，你也得去见识一下啊！
──做满三年，以后赚的钱就归你啦。
块把钱一天的工钱，嘿，别人给我叩了头也不替她写进去！
咱们是同乡，有交情。
──交给我带去，有什么三差二错［三差二错：
指出现意外的情况变化。
是遇到灾祸的含蓄说法。
］，我还能回家乡吗？
”这样说着，咬着草根树皮的女孩子可不必说，就是她们的父母，也会怨恨自己没有跟去享福的福份［福份：
即俗说的福气。
］了。
于是，在预备好了的“包身契”上画一个十字，［点拨：
旧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学习文化的权利，不会写字，只好画个“十”字代替签名。
］包身费大洋二十元，期限三年，三年之内，由带工的供给住食，介绍工作，赚钱归带工者收用，生死疾病一听天命，先付包洋十元，人银两交，“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据是实！
”
福临路工房的二千左右的包身工人，隶属在五十个以上的“带工”头手下，她们是顺从地替带工赚钱的“机器”。
所以，每个“带工”所带包身工的人数也就表示了他们的手面和财产。
少一点的，三十五十，多一点的带着一百五十个以上。
手面宽一点的“带工”，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
［点拨：
注意这里作者将包身工与带工老板在住、吃、穿着打扮、收入等方面的对比。
前者，住的是“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像鸽子笼一般”的工房，吃的是“浆糊一般”的薄粥，穿的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得到的工钱每天仅三角八分。
而后者，穿的是“拷绸”之类；“不仅可以放债、买田、起屋”，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之类的买卖。
通过这些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压榨包身工血汗的滔天罪行。
］
这段文字采用了“说明”的表达方式。
第一句说明福临路包身工的分布情况；第二句说明包身工是“带工”赚钱的“机器”；第三句说明“带工”拥有包身工的多少与其财产的关系；第四句说明一般“带工”拥有包身工的情况；第五句说明大的“带工”所拥有的财富和经营的项目。
四点半之后，没有线条和影子的晨光胆怯地显出来的时候，水门汀路上和弄堂里面，已被这些赤脚的乡下姑娘挤满了。
凉爽而带有一点湿气的晨风，大约就是这些生活在死水一般的空气里面的人们仅有的天惠。
她们嘈杂起来，有的在公共自来水龙头边舀水，有的用断了齿的木梳梳掉执拗地粘在头发里的棉絮，陆续地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用扁担抬着平满的马桶，吆喝着从人们身边擦过。
带工的老板或者打杂的拿着一叠叠的“打印子簿子”，懒散地站在正门出口──好像火车站轧票处一般的木栅子的前面。
楼下的那些席子、破被之类收拾掉之后，晚上倒挂在墙壁上的两张饭桌放下来了。
几十只碗，一把竹筷，胡乱地放在桌上，轮值烧稀饭的就将一洋铅桶浆糊一般的薄粥放在板桌中央。
她们的定食是两粥一饭，早晚吃粥，中午的干饭由老板差人给她们送进工厂里去。
粥！
它的成分并不和一般通用的意义一样，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
粥菜？
是不可能有的。
［点拨：
这是设问修辞，它可以先激起读者思考，引起读者的重视，然后再做出肯定的回答，更加突出了包身工饮食条件的恶劣，增强了表达效果。
］有几个“慈祥”的老板到小菜场去收集一些莴苣的菜叶，用盐一浸，这就是她们难得的佳肴。
［点拨：
“慈祥”这个褒义词在这句中转为贬义了，这说明有的老板提供“粥菜”，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改善包身工生活，实质上却是心怀鬼胎，为了从包身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
“佳肴”本是褒义词，指美味可口的鱼肉等荤菜。
从菜场上收集来的菜叶当然算不上什么佳肴，作者故意称为“佳肴”，变褒为贬，反衬出包身工粥菜之难得及质量之粗，暗含讽刺的意味。
“慈祥”和“佳肴”在这里都是反语，是对带工老板在饮食上虐待包身工的辛辣讽刺和深刻揭露。
］
只有两条板凳，──其实，即使有更多的板凳，这屋子里面也没有同时容纳三十个人吃粥的地方。
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点拨：
何等的形象，如在眼前。
这个细节写出了这些女孩子的可怜，自然地，也就衬出了那些黑心老板的可恨。
］就四散地蹲伏或者站立在路上和门口。
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
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日子，也有连一碗也轮不到的时候。
洋铅桶空了，轮不到盛第一碗的人们还捧着一只空碗，于是老板娘拿起铅桶到锅子里去刮一下锅焦、残粥，再到自来水龙头边去冲一些清水，用她那双才在梳头的油手搅拌一下，气哄哄地放在这些廉价的、不需要更多维持费的“机器”们面前。
［点拨：
“机器”借喻包身工，揭露了带工和纱厂老板把包身工看成赚钱工具的罪恶本质。
］
“死懒！
躺着死不起来，活该！
”
居住的不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当然也不是“鱼肉荤腥”。
带工老板们都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寄生虫，渴望的是最大的利润，所以他们规定的定食是“两粥一饭”。
粥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
吃早饭的时候，“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
根本没有添粥的机会，那些因为“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甚至连一碗粥也吃不上！
通过这一个场景，就把包身工猪狗般的非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十一年前内外棉的顾正红事件［顾正红事件：
１９２５年５月间，上海的日本内外棉纱厂的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枪杀罢工运动的工人领袖顾正红，造成“五卅”惨案。
］，尤其是五年前的“一二八”战争之后，东洋厂对于这种特殊的廉价“机器”的需要突然地增加起来。
据说，这是一种极合经济原理和经营原则的方法。
［点拨：
“据说”后边是引用日本厂家的说法。
这是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强盗逻辑，作者是在痛斥这种观点。
“据说”一词，表示了否定，轻蔑和批判意味，更加表达了作者对剥削者们的愤慨感情。
］有引号的机器，终究还是血肉之躯。
所以当超过了“外头工人”［普通的自由劳动者。
］忍耐的最大限度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很自然地想起一种久已遗忘了的人类所该有的力量。
有时候愚蠢的奴隶会体会到一束箭折不断的道理。
再消极一点，他们也还可以拼着饿死不干。
一个有殖民地经验的“温情主义者”，在一本著作的序文上说：
“在这次斗争［“五卅”。
］中，警察没有任何的威权，在民众的结合力前面，什么权力都不中用了！
”可是，结论呢？
用温情主义吗？
不，不！
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只是用廉价而没有“结合力”的“包身工”来替代“外头工人”而已。
第一，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
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她们去做工作。
就拿上面讲到过的芦柴棒来做个例吧，──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个包身工都会遭遇到：
有一次，在一个很冷的清晨，芦柴棒害了急性的重伤风而躺在“床”上了。
她们躺的地方，到了一定的时间是非让出来做吃粥的地方不可的，［点拨：
这是运用双重否定句来表达十分肯定的意思，有力地表现了包身工住宿条件的恶劣。
］可是在那一天，芦柴棒可真的挣扎不起来了，她很见机［见机：
看情况（办事），这里有“知趣”的意思。
］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
可是在这种工房里面，生病躺着休养的例子是不能任你开的，一个打杂的很快地走过来了。
干这种职务的人，大半是带工头的亲戚，或者在“地方上”有一点势力的流氓，所以在这种法律的触手达不到的地方，他们差不多有自由生杀［自由生杀：
生，让人活；杀，叫人死。
指反动统治者掌握生死、赏罚的大权。
］的权利。
芦柴棒的喉咙早已哑了，用手做着手势，表示身体没力，请求他的怜悯。
“假病，老子给你医！
”
一手抓住了头发，狠命地往上一摔，芦柴棒手脚着地，很像一只在肢体上附有吸盘的乌贼。
一脚踢在她的腿上，照例第二、第三脚是不会少的，可是打杂的很快就停止了。
后来，据说，因为芦柴棒“露骨”地突出的腿骨，碰痛了他的足趾！
［点拨：
这里的“据说”也是表示否定的意思。
］打杂的恼了，顺手夺过一盆另一个包身工正在揩桌子的冷水，迎头泼在芦柴棒的头上。
［点拨：
这个举动注释了什么叫灭绝人性、丧心病狂。
］这是冬天，外面在刮寒风，芦柴棒遭了这意外的一泼，反射似的跳起身来，于是在门口刷牙的老板娘笑了：
“瞧！
还不是假病！
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
”［点拨：
场面描写用词准确，文字紧凑，主次配合很好。
“摔”、“踢”、“泼”三个动作，一个凶似一个。
“芦柴棒”突然的跳起，衬托了“打杂的”凶恶，突出了“芦柴棒”受虐待的悲惨，最后老板娘的笑和她的话既与上文“假病！
老子给你医！
”照应，又表现了她的残酷，无人性，更显出“芦柴棒”的遭遇。
短短的一段文字，读来催人泪下，令人发指。
］
这只是常有的例子的一个。
［点拨：
这一段“点”的描写与“面”的描写相配合，大大丰富文章的内容，深刻地表现了主题。
通过“芦柴棒”生病被打一事，有力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凶残、狠毒，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的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无耻勾结，是造成包身工悲惨遭遇的根源。
］
第二，包身工都是新从乡下出来，而且她们大半都是老板娘的乡邻，这一点，在“管理”上是极有利的条件。
厂家除了在工房周围造一条围墙，门房里置一个请愿警和门外钉一块“工房重地，闲人莫入”的木牌，使这些“乡下小姑娘”和别的世界隔绝之外，完全将管理权交给了带工的老板。
这样，早晨五点钟由打杂的或者老板自己送进工厂，晚上六点钟接领回来，她们就永没有和外头人接触的机会。
所以包身工是一种“罐装了的劳动力”，可以“安全地”保藏，自由地使用，绝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点拨：
“罐装了的劳动力”是一种比喻说法，意思是说，包身工早晨五点钟就被关进工厂，晚上要六点钟才接领回来，永远没有和外人接触的机会，就象罐装了的食品和空气隔绝一样，“安全地保藏”。
“和空气接触”也是比喻说法。
由于包身工与社会完全隔绝，从无接受其他任何人的思想的机会，可以供资本家“安全”地保藏，任意地使用，不会起来反抗，所以说：
“没有因为和空气接触而起变化的危险。
］
第三，那当然是工价的低廉。
包身工由“带工”带进厂里，于是她们的集合名词又变了，在厂方，她们叫做“试验工”和“养成工”两种。
试验工就表示准备将一个“生手”养成为一个“熟手”。
最初的钱是每天十二小时大洋一角至一角五分，最初的工作范围是不需要任何技术的扫地、开花衣、扛原棉、松花衣之类。
一两个礼拜之后就调到钢丝车间［钢丝车间：
也叫“梳棉车间”，专门梳理棉条。
］、条子间［条子间：
并条车间，任务是把梳棉机加工出来的棉条（生条）再加工，使它成为熟条。
］、粗纱间［粗纱间：
把棉条纺成粗纱的车间。
］去工作。
在这种工厂所有者的本国，拆包间、弹花间、钢丝车间的工作，通例是男工做的，可是在半殖民地，不必顾虑到社会的纠缠和官厅的监督，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
五点钟，上工的汽笛声响了。
红砖罐头［罐头：
借喻日本纱厂，说明包身工无处可逃的悲惨境地。
］的盖子──那一扇铁门一推开，就好像鸡鸭一般地无秩序地冲出一大群没有锁链的奴隶。
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打印子的簿子，不很讲话，即使讲话也没有什么生气。
一出门，这人的河流就分开了，第一厂的朝东，二三五六厂的朝西，走不到一百步，她们就和另一种河流──同在东洋厂工作的“外头工人”们汇在一起。
但是，住在这地域附近的人，这河流里面的不同的成分，是很容易看得出的。
外头工人的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很多穿着旗袍，黄色或者淡蓝的橡皮鞋子，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们有时爱搽些粉，甚至也有人烫过头发。
包身工就没有这种福气了。
她们没有例外地穿着短衣，上面是褪色和油脏了的湖绿乃至莲青的短衫，下面是玄色或者条纹的裤子，长头发，很多还梳着辫子，破脏的粗布鞋，缠过未放大的脚，走路也就有点蹒跚的样子。
在路上走，这两种人很少有谈话的机会。
脏，乡下气，土头土脑，言语不通，这都是她们不亲近的原因，过分地看高自己和不必要地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是在“外头工人”的心里下意识地存在着的。
［点拨：
这种可悲可笑的心理在现在还不是同样存在于许多浅薄的人的心里吗？
］她们想：
我们比你们多一种自由，多一种权利，──这就是宁愿饿肚子的自由，随时可以调厂和不做的权利。
［点拨：
包身工与“外头工人”的对比。
包身工“脏，乡下气，土头土脑”，没有做工与不做工的自由，出了差错要挨打；外头的工人则“衣服多少地整洁一点”，可以选择工作，不会挨打，可以通过贿赂工头换取好的工种。
通过这种对比，真实刻画出包身工奴隶一般的境地。
］
红砖头的怪物，已经张着嘴巴在等待着它的滋养物了。
经过红头鬼［她们对印度门警的通称。
］把守着的铁门，在门房间交出准许她们贡献劳动力的凭证。
包身工只交一本打印子的簿子，外头工人在这簿子之外还有一张贴着照片的入厂凭证。
这凭证，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了。
顾正红事件以后，内外棉摇班［罢工。
］了，可其他的东洋厂还有一部分在工作，于是，在沪西的丰田厂，有许多内外棉的工人冒险混进去，做了一次里应外合的英勇的工作，从这时候起，由丰田提议，工人入厂之前就需要这种有照片的凭证。
这种制度，是东洋厂所特有的。
织成衣服的一缕缕纱，编成袜子的一根根线，穿在身上都是光滑舒适而愉快的。
可是在从原棉制成这种纱线的过程，就不像穿衣服那样的愉快了。
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
“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音响、尘埃、湿气。
］和“三大危险”［殴打、罚工钱、停生意。
］威胁下的一天的工作。
这大概是自然现象吧，一种生物在这三种威胁下面工作，更加地容易疲劳。
但是在做夜班的时候，打瞌睡是不会有的。
因为野兽一般的铁的暴君监视着你，只要断了线不接，锭壳轧坏，皮辊摆错方向，乃至车板上有什么堆积，就会有遭到“拿莫温”［工头。
“拿摩温”：
英语“numberone”的音译，意即头头、头儿。
解放前常用它称呼工厂里的工头。
］和“小荡管”［巡回管理的上级女工。
］毒骂和殴打的危险。
这几年来，一般地讲，殴打的事情已经渐渐地少了，可是这种“幸福”只局限在外头工人身上。
拿莫温和小荡管打人，很容易引起同车间工人的反对，即使当场不致发作，散工之后往往会有“喊朋友评理”和“打相打”的危险。
但是，包身工是没有“朋友”和帮手的！
什么人都可以欺侮，什么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是最下层的一类人，她们是拿莫温和小荡管们发脾气和使威风的对象。
在纱厂，活儿做得不好的罚规，大约是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
那么，在包身工所有者──带工老板的立场来看，后面的两种当然是很不利了，罚工钱就是减少他们的利润，停生意不仅不能赚钱，还要贴她二粥一饭，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点拨：
“爱”褒词贬用，揭露了带工老板们为了榨取包身工的血汗而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的豺狼本性。
］上了殴打这办法。
每逢端午重阳年头年尾，带工头总要对拿莫温们送礼，那时候他们总得谄媚地讲：
“总得你帮忙，照应照应。
咱的小姑娘有什么事情，尽管打，打死不干事，只要不是罚工钱停生意！
”［点拨：
如果说在工房里，她们还能勉强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的话，在工厂里，她们则面临着致命的威胁。
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长达十二小时的工作，她们要忍受机器噪音、尘埃和飞絮以及湿气这三大威胁。
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地容易疲劳，但是她们不敢打瞌睡，因为一出现失误，就会遭到殴打、罚工钱或者停生意的惩罚。
带工老板更倾向于殴打、饿饭、吊起和关黑房间等方式，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的利润不受损失，至于包身工的身体损害，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
因此，被打对包身工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打死不干事”。
］
打死不干事，在这种情形之下，包身工当然是“人人得而欺之”了。
有一次，一个叫做小福子的包身工整好了的烂纱没有装起，就遭了拿莫温的殴打，恰恰运气坏，一个“东洋婆”走过来了，拿莫温为着要在主子面前显出他的威风，和对东洋婆表示他管督的严厉，打得比平常格外着力。
东洋婆望了一会儿，也许是她不喜欢这种不文明的殴打，也许是她要介绍一种更合理的惩戒方法，［点拨：
“文明”“合理”褒词贬用。
对包身工惩罚的残酷程度是一样的，而所谓的“文明”和“合理”，只不过是说让包身工顶皮带盘心子比直接殴打包身工更省力，看上去也不那么血腥而已。
］走近身来，揪住小福子的耳朵，将她扯到太平龙头前面，叫她向着墙壁立着；拿莫温跟着过来，很懂得东洋婆的意思似的，拿起一个丢在地上的皮带盘心子，不怀好意地叫她顶在头上。
东洋婆会心地笑了：
“这个小姑娘坏得很，懒惰！
”
拿莫温学着同样生硬的调子说：
“这样她就打不成瞌睡了！
”
这种文明的惩罚，有时候会叫你继续到两小时以上。
两小时不做工作，赶不出一天该做的“生活”，那么工资减少又会招致带工老板的殴打，也就是分内的事了。
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起、关黑房间等等方法。
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殴打、罚工钱和“停生意”三种罚规及“拿摩温”、“荡管”残酷迫害包身工的场面描写，从劳动环境的危险，和悲惨的遭遇表现包身工非人的生活。
实际上，拿莫温对待外头工人，也并不怎样客气，因为除了打骂之外，还有更巧妙的方法，譬如派给你难做的“生活”，或者调你去做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所以，外头工人里面的狡猾分子，就常常用送节礼巴结拿莫温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拿出血汗换的钱来孝敬工头，在她们当然是一种难堪的负担，但是在包身工，那是连这种送礼的权利也没有的！
外头工人在抱怨这种额外的负担，而包身工却在羡慕这种可以自主地拿出钱来贿赂工头的权利！
在一种特殊优惠［特殊优惠：
这里指的是１８９５年日本通过迫签《马关条约》，在中国取得了开办工厂、直接剥削中国工人的特权。
这种特权受到旧中国历届反动政府的保护。
］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
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
美国一位作家索洛［索洛（１８１７～１９６３）：
美国１９世纪的进步作家，写过不少论文，支持奴隶解放运动。
］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
［点拨：
美国在１９世纪中期开发西部时，曾从别的国家大量雇用劳动力。
当时爱尔兰人民在英国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和自然灾害的威胁下没法生活，成千上万地流亡到美洲，很多人被美国低价雇用，在沉重的劳动中折磨致死。
］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点拨：
这一段议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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